加大对行贿行为惩处力度的对策研究
近年来，一些领域行贿行为呈愈演愈烈之势，社会各界对行贿行为危害性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深刻，对行贿行为的查处越来越关注，对如何加大对行贿行为的处罚力度则存在不同意见。加强对处罚行贿行为的法律制度建设，对于进一步明确社会行为规范和执纪执法界限、严肃打击行贿行为、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行处罚行贿行为的主要法律制度依据
当前执纪执法实践中，根据行贿行为的性质、情节，分别适用不同方式予以处罚，其法律制度依据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通报曝光类。党内一系列法规制度分别对干部选拔任用中的行贿行为等作出了通报曝光规定。如《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坚决防止和查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行为的通知》(中组发[2001]9号)中规定：“要加强警示教育，对查处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及拉票、搞贿选等典型案件，要在适当范围内通报，有的可在新闻媒体曝光”。
2.停职免职类。《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见》(中组发〔2008〕12号)、《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严肃换届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的通知》(中组发[2010]21号)等文件中都规定，对行贿买官的，一律先予停职或者免职，再依党纪政纪和有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3.纪律处分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对行贿行为作出了明确的党纪处分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三条对有行贿等违反廉政纪律行为的，明确规定了政纪处分种类。
4.记录与公布、查询及资格限制类。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要求，建立和完善商业贿赂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把是否存在行贿行为作为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重要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发了《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规定》;《公司法》规定对公司特定身份人员因贿赂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药品管理法》规定对行贿情节严重的，吊销有关企业的营业执照和药品生产许可证;一些地方规定对进入地方“行贿人档案库”的，在被查处后一定时间内不允许参加土地出让、政府采购、建设项目的招投标活动等。
5.经济处罚类。《反不正当竞争法》、《执业医师法》、《招标投标法》、《药品管理法》等多部法律分别对市场主体行贿行为作出了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经济处罚规定。
6.刑事处罚类。《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都对惩处行贿犯罪作出了规定，相关刑事立法还在不断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
二、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各方面政策法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权力寻租的空间仍然较大，滋生腐败的土壤仍然存在，行贿行为在一些地方呈现出数量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形式越来越隐蔽、涉及领域越来越广、行贿主体和行贿动机日益多元的趋势。适应经济发展和惩治腐败的需要，我国打击行贿行为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但与反腐倡廉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制度文化缺失，党内相关法规制度建设理论研究不足，司法理论与实践存在脱节，有的条文已经滞后于实践需要，有的配套制度不够完善，有的处罚偏轻、范围过窄、追责手段单一等。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一些国家、地区较为成熟的反腐败刑事立法相比，我国打击行贿犯罪刑事立法仍然存在立法技术较为粗糙、贿赂形态缺位等问题。具体包括：
1.法治意识与人治惯性交锋激烈，“行贿助推发展”的错误认识有一定市场;
2.对公款行贿行为缺乏针对性和威慑力强的处罚规定;
3.对以非物质性利益为贿赂内容的行贿行为的打击缺乏法律依据;
4.对实际给予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列入了打击范围，但对许诺及提议给予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未列入打击范围;
5.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规定为行贿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其内涵和外延的认定存在较大分歧，影响对行贿行为的认定处理;
6.附加刑中关于罚金刑、没收财产刑、资格罚、资质罚等相关规定不完善，导致行贿成本低，不利于消减行贿动机;
7.对行贿人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减免处罚规定缺乏必要限制，司法实践中存在过度适用的情况;同时，未建立针对在侦查或起诉中提供实质性配合的行贿人的制度保障;
8.对不同主体行贿行为的刑罚配置差异较大，实践中诱发了一系列问题;
9.有关方面特别是法学界要求对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同罚，但执纪执法机关基于办案现实，对此持不同意见。
三、对策建议
有效遏制行贿行为，是纯洁党的队伍、建设廉洁政府、促进市场经济、维护公平正义的迫切要求。应及时总结国内实践经验，合理借鉴国外制度成果，加强相关理论研究，全面认识各类处罚规定的适用条件要求和威慑惩治特点，不断健全相关法律制度，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形成处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以最大限度地削弱行贿动机，为扼制和打击行贿行为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制度保障。同时，必须更加注重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断加大制度执行力，严格依纪依法打击行贿行为，维护法律制度权威。
1.大力培育制度文化。领导干部必须身体力行，强化公器公用意识，自觉拒贿，作执行法律制度的表率。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制度文化，努力营造以守法廉洁为荣、以违法违规为耻的良好氛围。
2.针对行贿款来源为公款的行贿行为，制定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威慑力更强的处罚规定。当前，公款行贿争取项目资金和优惠政策在一些领域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由于用的是公款，没有直接损害具体个人利益，有的打着“为了公事、出于公心”的旗号，因而社会上对其相对宽容。而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改变不了公款行贿作为官员利用职权违法违规支配公共资源并导致受贿官员违法违规分配公共资源的实质，都是对资源分配规则的扭曲，也越来越引发社会关注和群众不满。应及时出台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威慑力更强的处罚规定，遏制滥用公款行贿之风。
3.通过立法修订，将行贿内容从单纯的“财物”逐步扩大至“不正当利益”。我国刑法中的行贿犯罪对象仅限于“财物”，司法实践中通常将财物扩大解释为财产和财产性利益，不能以金钱估算的其他利益均不能认定为贿赂范围，有关索取或收受他人非物质性利益的行为均纳入党纪或政纪处分范围。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来看，除奥地利、俄罗斯、西班牙等少数国家的刑法规定贿赂仅限于“财产上的利益”外，多数国家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刑法均规定，能满足人的欲望或者需要的一切利益，都是贿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将贿赂对象明确表述为“不正当好处(利益)”。从完善和发展我国民主政治、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赋予的国际义务出发,有必要适时修订《刑法》相关内容，加大打击行贿犯罪力度。
4.适时将行求、期约支付贿赂行为规定为行贿行为。世界许多国家、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以及我国澳门、台湾地区的刑事立法均规定，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行求、期约与交付三种行为中的任意一种，均可构成行贿罪。而我国刑法规定行贿罪的行为方式仅限于“给予”，而将行求、期约支付贿赂行为作为犯罪预备处理。司法实践中，行贿人为逃避打击，采取期约行为行贿的情况不断增多。现行规定不利于对行贿犯罪的遏制与打击，需要适时调整。
5.取消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中“不正当”的限制。从目前的司法状况来看，该要件的设置限制了行贿罪的成立范围，增加了认定条件和认定难度，不利于对行贿行为的打击。虽然现实中存在为了合法权益而被迫行贿的情况，但放弃对并非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危害较大行贿行为的惩处，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目的正当，不择手段”的错误观念，恶化了发展环境，扰乱了竞争秩序，是当前行贿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行贿罪规定不需要考察行为人主观上是否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我国应适时取消行贿罪“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中“不正当”的限制。对所谋利益“不正当”者，可作为从重、加重情节考虑。
6.完善行贿犯罪的附加刑，加大从经济上遏制行贿行为的力度，适时适度扩大资格罚等处罚范围。行贿具有典型的贪利性，对行贿者加大经济处罚力度，对于遏制行贿动机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现行有关法律的经济处罚力度不足，相关法定刑中罚金刑缺失，没收财产刑适用范围偏窄，这显然与“刑罚应当尽量与犯罪的性质相似”原则相悖。应合理增设罚金刑，并适度扩大没收财产刑的适用范围，同时考虑在行贿犯罪中设置剥夺从业资格等资格刑，加大行贿成本，扼制行贿动机。对尚未构成犯罪的行贿行为，可以借鉴《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办发[2009]25号)第十条关于“受到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取消当年年度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的规定，引入类似资格罚，适度扩大通报曝光范围，增加处罚的威慑力，加大“买官”等行为的潜在成本。
7.完善减免处罚的规定，探索建立污点证人制度和辩诉交易制度。首先，应限制减免处罚规定。刑法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行贿者往往被豁免。为规范减免行为，应对行贿人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规定加以必要限制，增加“加重处罚”情节。如将被查实多人、多次、连续行贿，或其他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列举为不得减、免情形或者加重处罚情形等，以防止出现有严重行贿犯罪行为者逍遥法外并继续危害社会的不良后果。其次，应探索建立行贿人转污点证人制度和相关辩诉交易制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于贿赂犯罪中的证人保护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要求各缔约国采取相应措施。我国司法实践中也不乏相关探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对于在侦查或者起诉中提供实质性配合的行贿人，应在立法上明确污点证人制度，建立污点证人的保护制度和刑事豁免制度。同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探索建立我国辩诉交易制度，以提高办案效率、节省司法资源。
8.适度均衡对不同主体的刑罚设置。当前在对行贿行为的打击方面，对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的刑罚配置明显重于非国家工作人员、非国有单位，对单位的刑罚配置明显轻于自然人。前者体现了对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的从严打击，有利于维护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但从市场经济的要求看，不利于对非公经济的平等保护。后者在司法实践中无助于打击单位所犯行贿罪，特别是为一些假借单位名义实施个人犯罪的行为人提供了获取从轻、减轻处罚的通道。
9.在条件尚未成熟时暂不改变对行贿罪和受贿罪的差异化刑事政策，避免“助力”成“阻力”。贿赂案件自身的特性决定了案件的突破特别依赖行贿人的口供。一旦法律调整力度过大，而其他有利于侦破案件的条件又未成熟，必然增加办案难度，削弱打击力度。加大对行贿行为处罚力度的目的是有效打击和遏制贿赂行为，在总体思路上应坚持统筹查处受贿和行贿，以保证实践效果，更加有力地揭露和打击贿赂行为，而不仅仅追求在行贿行为处罚条规的内容上有大的突破。如果因相关法律制度规定更严而增加了案件侦破难度，导致在实践中出现越来越多的行贿类违纪违法犯罪黑数，造成法律制度条文虚置，以助力反腐之名造成加大反腐阻力之实，反而可能助长行贿行为，影响党和政府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