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围绕着“思”与“恨”，结合、惊变、思念、寻觅、致词五个部分环环相扣，赴蜀途中、月夜行宫、返京途中、重返旧京四个层次循序渐进，诗作在叙述背景后将重点落脚到悲剧爱情故事的叙述上，并将对帝王的爱情愿望经典性地升华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全文叙事曲折婉转，波折起伏，情感反复咏叹，缠绵悱恻，扣人心弦，在含蓄委婉的诗句中蕴含了个人爱情对政治变局的悲剧性秀美风格，迸发出沁人心脾、感人肺腑的艺术感染力。白居易《琵琶行》、《上阳白发人》，李绅《悲善才》，刘禹锡《泰娘歌》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作。
5、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专制表现在哪些方面？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秦为焚书坑儒，在汉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为了维护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和巩固国家的统一，继续推行秦国自商鞅以来行之有效的法家学说。在以法家学说为统治思想的同时，兼采邹衍阴阳家学派的“五德终始”学说，以维护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体的统治。禁止“私学”，加强思想专制。秦始皇和李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体，就必然要加强思想专制，因而他们采取排斥儒道各家，禁止各家“私学”的存在，强制人们“以吏为师”、“独尊法家”，甚至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的残暴事件。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进一步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见解，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加速了其政权的灭亡。
汉代初年统治者吸取了秦亡的教训，汉高祖、汉文帝景帝实行黄老之治，提倡无为而治。但随着政权的巩固，经济的恢复，统治者开始采取措施巩固皇权。武帝即位时，中央集权化已成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显得力不从心，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很对武帝的胃口。于是，在思想领域里开启了儒家取代道家的历程。公元前140年，丞相卫绾认为那些学习法家等的人才是会扰乱国政的，不当重用，这个建议得到了武帝的同意。接着，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荐举儒生，委以重任，褒扬儒术，贬斥道家。公元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士人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武帝接受并大力提倡董仲舒的新儒学，在设立五经博士后，又在长安城外兴建太学，教授弟子学习儒家经典。当然，汉武帝一方面推尊儒术，一方面又条定刑法，重用酷吏，加强专制统治。
6、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学有哪些影响？
刘再复《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1985）
在中国思想史上，儒、道是互补的。儒、道、释也常常合流。在封建社会中，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史的主线，那么，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就是内外两条重要的副线。儒、道作为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结晶，有其相同的一面，如两者都求其身心内外谐调的价值观及以“人生至道”为重心的结构体系，都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总体风格。但儒、道相异和对立的一面，又分别给予中国文学以不同侧面的影响。如果说儒家思想是琴键弹奏出的凝重的主调，那么，道家、佛教思想则是不时泛出的轻快的和弦。道、释二者之中，与美学——艺术领域关系更大和影响更深远的，当推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论语》说：“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就包含了后来孟子所主张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后来的儒家继承了兼善的精神，道家则本着“无为”之旨，发展了独善的精神。在中国文人身上，积极人世和消极避世的思想往往是相反相成，彼此消长，此起彼伏的，在文学作品中也有着极为鲜明的表现。如果说，“兼善天下”与“独善其身”是古代士大夫的互补的人生趋向，那么，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也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以及艺术意念。当然，“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仍然是那些处於“穷”时而遗世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主导的心理定势。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天成，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前者由於其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经常造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那么，后者则恰恰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
应该注意的是，老庄思想还影响了中国文学艺术形式的两个方面：第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章》）的观点揭示了艺术中“虚”和“实”、“无”和“有”的辩证法，指出“虚可以存实，无可以生有。”对於形成中国文艺含蓄精炼的艺术表现形态上的几个特点，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文学极强调以虚写实，以静写动，或以动写静的表现方法，善於创造“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境界。比如宋玉写美女之美：“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无一句实写美女的身高与肤色，却让人感到不可言喻的美。中国人在艺术上是聪明的，并不愿意使尽浑身解数向人们纤毫毕现地直接描述甚么，而把艺术感觉、艺术想象的空间留给人们，让人们自己去品味、揣摩、思寻、追索那些不可言传的“大音”、“大象”——美的极致。
第二，“大制不割”，“道法自然”。从表现形态上来看，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揭示了艺术以少胜多，无中生有的奥秘。而“大制不割”、“道法自然”则是从另一方面把握了艺术中的“有”和“无”的辩证关系的。“不割”即强调一种自然的完整性，强调自然的纯朴、素仆、浑朴。然而，至高无上的、形而上的道，要来“法”形而下的自然，可见，这里所强调的是一种“自然”的美。因而，中国艺术家向来把刻苦的技巧训练与不露刀斧之痕的无技巧境界结合起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是大多数中国作家毕生孜孜兀兀追求不止的艺术境界的写照，也是他们艺术道路的写照。由於上述两个方面，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相比，大抵上说，西方文学显得直截了当，率性任真，中国文学则喜欢委婉曲折、含蓄深沉；西方文学倾向於锋芒毕露的深刻广大，中国文学则倾向於绵里藏针的机智微妙；西方文学尚一泻千里的铺张，中国文学则尚尺幅万里的浓缩。当然艺术现象本身永远比对它的概括抽象富有生机，我们也知道，中西文学之间有共同的诗心文心，西方文学中也有其委婉、含蓄、微妙、简隽，中国文学也具有直接、深广、铺张、热烈，绝非判然而分为此岸和不可到达的彼岸的。但审美理想在总的倾向上的差异也是确实存在的客观事实。
7、书院的设立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
书院是宋元明清时期，高于蒙学程度，不列入国家学制的一种教育机构。清黄以周《论书院》说：“沿及南宋，讲学之风日盛，奉一人以为师，聚徒数百。其师既殁，诸弟子群居不散，讨论绪余，习闻白鹿、石鼓诸名，不复加察，遂尊其学馆为书院。”书院的兴起，是由于五代时学校荒废，而宋初八十年又未兴学，为了适应“士病无所于学”而办起来的。书院有三大事业：一藏书，二供祀，三讲学。下面分述之。
书院藏书是书院的有机组成部分，它随着书院的发展而发展，在我国图书馆史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①书院藏书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由于书院是古代高层次的教育机构，所以都拥有一定规模的藏书，其中不乏非常珍贵的典籍。另外，由于书院的创办人或主管人所拥护的学派不同或地域不同，在藏书上就会有不同特色的反映，有的注重地方志的收藏，有的注重程朱理学的经典，各具特色。而且，书院自行刻书，一方面促进了印刷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书籍，并通过再次刊刻，使这些弥足珍贵的书籍得以在社会重新流通起来。
②书院藏书都注重藏书利用，通过借阅，大大提高了图书的流通率，打破了中古时期藏书重藏不重用的局面。在此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藏书管理经验，不仅集我国封建社会藏书管理制度和方法之大成，而且为建立我国近、现代图书馆新型藏书管理制度开了先河。
③书院藏书促进了人才的培养。中国古代书院，都是以封建思想为指导，宣扬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因此以封建正统的经、史、子、集构成了书院藏书的主体。
④书院藏书有效地传播了民族科学文化。从历史上看，中国书院藏书的历史远不及官家藏书和私人藏书的历史久远，其规模也不及后二者大，但它好就好在既不是束之高阁、只供少数达官贵人使用，也不是禁锢森严、只借给亲朋好友，而拥有广泛得多的服务对象，供给全院生徒和学者阅读、研究，这样，一方面扩大了我国古代社会藏书的社会职能，一方面也造就了一些致力于民族科学文化研究的有用之才。
⑤书院藏书直接推动了古代学术研究的发展。历代书院聚集了大批文人学者，其中许多是有名的学者，他们不但讲学授徒，而且进行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如宋代朱熹在书院的教学中，大大发展了理学。清代学者黄宗羲、钱大昕、段玉裁等人，既是书院的山长，也是考据学家。他们往往利用书院的丰富藏书，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为我国古代的学术研究工作作出了贡献。
供祀就是祭祀先贤。书院祀先贤一是为了推重学统，如祀周、程、张、朱和郑、许；一是为了纪念本师，比如朱熹在竹林精舍祀其师李侗，象山书院祀陆九渊等。此外，还有一些书院兼祀各学派的大师以及乡贤名宦，其用意则在加强教导的作用，所谓“入其堂俨然若见其人”，使后学者感发兴起以先贤为榜样。像广东端溪书院的“景贤阁”，既祀朱熹，又祀陈献章、湛若水，便是一例。书院祀先贤，多少有点宗教意味，然就其树楷模以励后学，使见贤思齐、奋发自强来说，是有可取之处的。
讲学的意义在传习儒学，发扬学术。初期书院只作到供人有书读的地步，谈不到发扬学术。宋以后书院逐日加多，一部分以造就科举人才为职志，与学术无干，其对学术有贡献的只是那些为学问而学问的书院。这类书院，由南宋至清初，大体多为各派理学家所盘据，所以对于理学的传布功劳很大。清代雍乾以来，理学势力消沉，汉学取得了主要地位，书院讲席也归于讲考据的一派人士。因此清儒之学，藉书院以发扬的也特别的多，不论是经学，是小学，是史学，是舆地之学，是天算之学，藉书院以发扬的也特别的多。至于凭以播散文学风派的，其效力也不能说小。故千年后之今日，追思自宋以来书院讲坛之盛．不仅使中国学术延续而发皇，且能另辟蹊径，开创自己的天地，多采多姿，居功至伟。
8、任选唐宋时期某一植物题材的咏物诗词，评述其发展历程和创作成就。
9、比较阐发李白、苏轼二人文化性格、文学成就的异同。
10、评价洋务运动。
（一）性质：它是中国晚清时期一场由地主阶级领导的主要学习西方物质文明的旨在维护封建统治的自救运动。
（二）历史影响：
⑴积极方面：①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培养了一批初步掌握近代科技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有利于中国生产技术的进步。②创办近代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刺激作用，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③派遣留学生和设立新式学校，有利于培养一批近代实用人才，有利于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④购买或生产的一批武器装备了清军，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③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④开启了中国军事、经济、教育的近代化。
⑵消极方面：它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为“半半社会”的命运。①由清朝官府举办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②洋务派创办的企业管理腐朽，生产效率低下，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而不能为国求强；民用工业是为了解决军事工业的困难，不能为社会求富。③在很大程度上被洋人利用控制。④经营管理腐败。
（三）认识：①改革既需魄力也需毅力。②改革既要布新更要除旧。③改革成功必须以国家民族的独立为首要前提，以优越的社会制度为保障。
11、科举制度对古代文学的影响。
科举制度对唐诗的影响。①一方面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唐代进士科以诗赋为主要考试科目，因此唐代士子把大量精力花在作诗写诗上。科举考试以及考试之前对主考官的行卷，造成了唐代推重诗歌的社会风气，刺激了诗歌创作群体的扩大。唐代的科举制度是唐代文学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②但同时，考试形式的固定又限制了人们的才智与发挥，使得唐诗多应试、应制、应景、应酬之作，这又不利于诗歌的自然成长。
科举制度下北宋古文运动的兴旺。散文以宋为盛，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宋仁宗庆历新政精贡举，改革贡举制，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改变专以诗赋、帖经、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操行。用古体散文写成的策论决定取舍，自然对文风产生极大影响。但当时古文只是凭借科举等行政手段干预占得上风，还缺乏自身的坚实的文学基础。缺乏一批文学创作的中坚人物。这种情况下，一旦科举内容有变，古文同样会烟消云散，因为它尚未在文学艺术性方面升华到高级阶段，也不能将根基植入广泛的社会层面。北宋古文家中第一个以自己的创作实绩纠正古文艰涩倾向而导之向平实优美的是欧阳修。而且发现提拔了一大批富有文学才华的古文作家，如苏轼、苏辙、曾巩等。这使得北宋古文运动走向深化，古文遂稳固地取代了骈文而占领了中国文坛。
科举与元戏曲杂剧的兴盛。蒙古人不注重开科取士，灭宋后一度不举办科举，至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才再次开办。元代科举的规模与地位不能同两宋相比，这虽然是元代蒙古统治者文化低落的反映，但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情况又促成了元代文学形成自身的一些特点甚至是优点。元代是中国科举史上最低落的一代。如果说历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价值总与科举制度相联系的话。元代也是知识分子最不值钱的一代。在元灭金宋的过程中，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儒生被俘掠卖为奴，同民众一样遭受残酷的非人迫害。大批儒生不能象唐宋之时依靠科举考试升阶进官。求仕无门，转业工商亦非所长，于是走上同民间艺人结合的道路。他们组成书会，将自己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和创作才能贡献给面向社会大众的通俗文艺，有力地推动了元代杂剧的兴盛和成熟。元杂剧作家置身于下层社会，对普通人民的生活很熟悉，所以其作品较之传统诗文有更浓厚的生活气息，并形成了一种民间口语与诗词典雅的语言相结合的崭新文学语言。许多书会文人不仅创作剧本，而且本身就是天才的表演艺术家，如关汉卿就是“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书会文人常与勾栏行院的妓女合作演出戏曲。他们对这些不幸沦落风尘的女性有特别深刻的了解，因此元杂剧中“旦本戏”特别精彩，如《窦娥冤》、《望江亭》、《救风尘》、《西厢记》等。
科举对明清小说的影响。①科举文人参与小说的编写，提高了通俗文化的社会地位、艺术品位并促进其繁荣。比如明清神魔怪异小说的繁荣。首先，从文学创作的主题思想分析。饱读孔孟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著作的举人、进士涉足佛教、道教，是明朝中后期之后儒、佛、道教合流的结果。其次，从经济利益分析。由于沿海城市下商业的发展，文人的市民化和市民化的读者人数的增加，使得不少举人、进士出身的文人为逐利谋生而写一些畅销的怪异小说。②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容。这主要体现在优秀讽刺小说和才学小说的产生上。科举制与科举文学是相伴而生的，从科举制产生就对笔记、话本、戏剧、传奇等文学形式的题材、体裁、内容等方面产生了更为广泛而有意义的影响。明清八股取士兴盛，使得古代科举制度达到顶峰，社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士人群体。他们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读书、应试、作官，构成了他们行为的主要部分。科举制度随着他们的活动，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科举入仕的观念深入人心，科举成为明清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由此产生了科举人生的方方面面，出现了一些反映士人生活和形象的社会小说，科举取士制度下的小说以形象化的语言再现了读书学子们悲欢离合的生活风貌等，从而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容。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是当时科举制度弊端下直接产生的优秀的讽刺小说。
除了针对科举弊端而出现的讽刺小说外，还出现了一大批才子佳人小说。八股制的实行，使一些具有真才实学，思想活跃，有个人主见的有才有识之士，会往往因举业坎坷而无法在经邦治国中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作为科场上失败的人，他们通过创作小说来实现自己心中的人生理想，表现自己的才华，发泄郁结在心中的缺憾不平，完成某种心理补偿。这就推动了才子佳人小说的崛起，促进明清小说的鼎盛及古代文学的发展。

2010年
名解：
1、《乐府诗集》：乐府原是古代掌管音乐的官署。乐府搜集演唱的诗歌被称为乐府诗。乐府诗集是继《诗经•风》之后，一部总括我国古代乐府歌辞的著名诗歌总集，由宋代郭茂倩所编。现存100卷，是现存收集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主要辑录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共5000多首。它搜集广泛，各类有总序，每曲有题解。《乐府诗集》的重要贡献是把历代歌曲按其曲调收集分类，使许多作品得以汇编成书。它把乐府诗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等12大类。
2、《文献通考》；
3、铁崖体：元代文学的一种诗歌流派，铁崖为元代诗人杨维桢的号，他打破元代中期缺乏生气、面目雷同的诗风，追求构思的超乎寻常和意境的奇特非凡，从而创造了元代中期诗坛上独一无二的铁崖体。最能体现铁崖体特色的是杨维桢的乐府诗。多为怀古、咏史之作，融汇了汉魏乐府以及李白、李贺、杜甫等人的长处，以气势雄伟的奇特幻想突破了元代中期诗歌甜熟平稳的畦经，给人以石破天惊的感觉。例如《鸿门会》。铁崖体以雄奇飞动、充满力度感的特征，与元代中期诗风背道而驰，所以特别引人注目。杨维桢有时一味求奇，不免诡异晦涩。
4、云间派：云间派是明末清初重要的诗歌和词的流派，是云间诗派和云间词派的统称。云间派主要人物都擅长诗、词、文，因此云间诗派的成员和云间词派的成员几乎完全相同。云间派早期主要成员有陈子龙﹑李雯、宋征舆、宋存标、宋征壁等。稍后成员则有夏完淳、钱芳标、董俞、蒋平阶等。云间派以陈子龙、夏完淳最为杰出，二者的诗歌抒陈爱国抱负，慷慨悲壮。同时，陈子龙、夏完淳均文采斐然，善写七言歌行，不独以气节为诗文特征。除七言歌行之外，陈子龙还擅长七言律诗创作，而夏完淳则更擅长五言律诗。云间派主要成员同时善于填词，所成派别被后人称为“云间词派”，词派编纂《幽兰草》合集（陈子龙、宋征舆、李雯三人各一卷）、《倡和诗余》合集（陈子龙、宋征璧、宋征舆、宋存标、宋思玉、钱榖各一卷），《清平初选》合集。
5、清初江左三大家：是中国明末清初诗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三人的合称。三人皆由明臣仕清，籍贯都属旧江左地区，诗名并著，故时人称江左三大家。顾有孝、赵澐选其诗为《江左三大家诗抄》9卷。钱谦益学问渊博，泛览子、史、文籍与佛藏。论文论诗，反对明代“复古派”的模拟、“竟陵派”的狭窄，也不满“公安派”的肤浅。他一面倡“情真”、“情至”以反对模拟，一面倡学问以反对空疏。从具体作品看，虽内容比较驳杂恢诡，但规模阔大，足以转变明文的衰微格局，振作明末清初的文风。吴伟业号梅村，长于七言歌行，初学“长庆体”，后自成新吟，后人称之为“梅村体”。龚氏与当时名士多所往来与唱酬，诗词皆工，于婉丽中亦多寓兴亡之感，与钱、吴有相似的地方，但成就和影响都不如钱、吴。
6、理、事、情：是清初诗论家叶燮的诗学主张之一。叶燮提出“能以在我之才、胆、识、力，反映在物之理、事、情，则自然之法立，诗之能事毕矣”。因而对于格律、声调、起伏、照应之类，他继承宋人吕本中的活法论，以死法为“定位”，以活法为“虚名”，要求神明变化，使合乎反映理、事、情的需要。“理、事、情”三者，叶燮强调“理”，认为“理者与道为体，事与情总贯乎其中”，所以“惟明其理乃能出之而成文”。他还声称：“理、事、情”虽为“在物之三”，但“备物者莫大于天地，而天地备于六经；六经者，理、事、情之权舆也”，故反映“理、事、情”均需“适于道”。这套以“才、胆、识、力”反映“理、事、情”的理论，是叶燮在文学理论上的主要创造，他曾数次以此为《原诗》和自己文学理论的宗旨。
7、挂枝儿：一作《倒挂枝儿》或《挂枝词》。民间曲调名。为北方民间曲调《打枣竿》流行至南方的改称。是一种区域性流行的民间时调歌曲，兴起于明万历年间，到天启、崇祯间已风行一时，降及清初，还是余势犹盛。一般七句四十一字，可加衬字，平仄韵通押。在《挂枝儿》中，大多描写男女情爱，格调清新质朴，语言大胆泼辣，反映了民间的爱情生活和醉人的市民风情，充满火一般的真情和浓厚的俚俗气息，表现了民众挣脱封建枷锁，追求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精神，冯梦龙评价其“最浅、最俚、亦最真”，是“天地间自然之文”。
8、大复集：三十八卷，明何景明撰。《四库提要》：“然二人天分各殊，取径稍异。故集中与梦阳论诗诸书，反覆诘难，龂龂然两不相下。平心而论，摹拟蹊径，二人之所短略同。至梦阳雄迈之气与景明谐雅之音亦各有所长。正不妨离之双美，不必更分左右袒也。景明於七言古体深崇四杰转韵之格，见所作《明月篇序》中。王士祯《论诗》绝句有曰：‘接迹风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从天。王杨卢骆当时体，莫逐刀圭误后贤’，乃颇不以景明为然。其实七言肇自汉氏，率乏长篇。魏文帝《燕歌行》以后，始自为音节。鲍照《行路难》始别成变调。继而作者实不多逢。至永明以还，蝉联换韵，宛转抑扬，规模始就。故初唐以至长庆，多从其格。即杜甫诸歌行，鱼龙百变，不可端倪，而《洗兵马》、《高都护》、《骢马行》等篇，亦不废此一体。士祯所论，以防浮艳涂饰之弊则可，必以景明之论足误后人，则不免於惩羹而吹齑矣。”
9、姚门四杰：在桐城古文派中，后人尊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三祖”，且视姚鼎为集大成者。姚鼐中年弃官，先后主讲扬州梅花、安庆敬敷、歙县紫阳、南京钟山诸书院，致力于教书授徒和精研学问，历时四十余年。他的弟子中，梅曾亮、管同、姚莹、方东树被世人称之为“姚门四杰”。“姚门四杰”受业于姚鼐，不仅笃守师说，继承桐城文派关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精髓，而且对桐城文派的发展和传播都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姚莹，尊崇理学，恪守气节，鸦片战争中在台湾道台任上坚持抗英，战功显赫。他有关台湾战事的散文，刚健雄直、长于记述和议论，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代表着当时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更为人们所称道。
10、南洪北孔：指的是清初著名历史剧作家洪升和孔尚任，他们分别以《长生殿》和《桃花扇》名震剧坛。《长生殿》是洪升十余年苦心经营而成，演绎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生死相恋的爱情故事，初一问世，即令当时梨园子弟，传相搬演。《长生殿》把帝妃恋情同安史之乱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以垂戒来世，寓意深刻。其排场精美谨严，堪称传奇典范，曲辞音律，亦独步一时。《桃花扇》的思想意义在于：明朝灭亡以后，孔尚任第一个以戏曲的形式，展现了明末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评价了南明的历史，艺术地总结了这一段历史教训。《桃花扇》中的人物形象都具有独特的个性，显示了孔尚任善于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技巧。《桃花扇》的语言既有戏剧的表演性又富于文采，达到了戏剧性与文学性的统一。
简答：
1、今古文之争。
这是一场自西汉迄清末延宕二千余年的经学论争。汉代人用隶书书写的书籍成为“今文”（即当代的、当时的文字），汉以前用籀书写或小篆写下来并流传到汉代的则成为“古文”。西汉成帝时，刘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汉书•楚元王传》），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好恶相同并亲见孔子，故《春秋左氏传》比以后世口说为据的《公羊》、《谷梁》更为可信，于是引《左传》解释《春秋》。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又在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情况下，作《移让太常博士书》，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但因为在西汉朝廷中，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连那些达官显宦也都是通过学今文经而得官的，因此刘歆的要求遭到诸儒博士的反对，未能成功。也因为此，才有派别含义的“古文”名称。而“今文”则是由于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之后，到东汉时才出现的名称，它是古文经师加给立于学官的经书、经说和经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