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庾信诗歌的声律追求对近体诗形成的影响
庾信后期的诗歌更加追求声律的技巧，这些技巧有益地实现了永明声律向初唐的过渡，促进了近体诗的形成，其作用体现为如下几点：①声调平仄协调，感情自然流出。庾信对声律十分讲究，他的《乌夜啼》、《晚秋诗》从总体上看，已经非常接近唐代的七律了，特别是为沈佺期、宋之问律诗体制的定型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的赋体作品也为唐人的歌行体奠定了基础，唐人卢照邻的七言歌行《长安古意》，用赋的手法写成，篇幅宏大、语言优美，与庾信的《燕歌行》有异曲同工之妙。②对仗精工，语辞自然流畅。庾信的诗歌语辞对仗工整，作品显得沉稳，又不失清丽，毫无生搬硬造之感，而且语言的表达也十分流畅。③炼字选词，形象生动鲜明。
5、唐代古文运动的重要意义。
唐代古文运动在内容上推尊儒学，排斥佛老，明道载道，把散文引向政教之用。在形式上反对骈丽文风，提倡散体，由骈休发展成散体，是散文自身发展的一种需求。唐代古文运动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潮流，继承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和发展，从而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拨正了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宋代及宋以后的散文，其主流就是在唐代古文运动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
影响：①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古文运动出现后，对六朝以来的骈文的统治地位取而代之，古文成为主导体式。②总结了散文的创作经验，奠定了散文的理论基础，而不是空洞的散文说教。③在创作实践上，扩大了散文功能和表现范围。古文运动在六朝古文的说理、传记散文的基础上又有叙事、写景、抒情、言志等类型，几乎把古文的功能和范围扩大到文学所能表现的所有领域。当世影响：影响当世的文体“以文为诗”和“以文为戏”。后世影响：影响了明代的唐宋派，再远之到清代的桐城派。桐城派被看成是古典文学的总结，成为五四运动的主要反对对象，由此可以知道古文运动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的深刻影响。
6、唐传奇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
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真正成熟。从“辅教”到“有意为小说”，从“实录”到“作意好奇”，标志着小说创作自觉时代的开始。从写鬼神灵异、奇闻佚事走向现实生活，使小说表现的题材得到极大拓展。小说情节曲折，结构谨严，人物形象鲜明，艺术上有了长足进步。它承前启后，对后世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唐传奇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唐传奇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与唐诗一起并誉为唐朝文学的两座高峰。它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起到了前承六朝志怪、后启宋元话本的作用。首先，唐传奇在小说发展史上摆脱了六朝小说粗陈梗概的写法，对生活的描写和人物的刻画走向了细致化的艺术境地，注重生活细节的描写和人物的精神心理的展现，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具有性格化的人物形象，并且开始注意小说的审美价值和娱乐功能。其次，唐传奇是“有意为小说”，因此在创作手法上较六朝志人的偏重写实增强了虚构性，较六朝志怪的偏重记述传闻增加了再创作性，作家真正开始自觉地进行艺术想像和艺术创造，而且在艺术构思、情节结构上，都取得了新的成就。此外，唐传奇的细节描写、心理描写以及语言、词采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采用散体古文，适当吸取了民间口语，也常插入诗词，提高了小说的表现力。
唐传奇展开了一片崭新的艺术天地。通过虚构的故事和虚构的人物，它比以往的任何文学样式，能够更自由更方便更具体地反映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理想，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趣味，由此而言，它在文学史上有著非常深远的意义。最显著的是在元明戏曲中，大量移植唐传奇的人物故事进行创作，诸如王实甫《西厢记》源于元稹的《莺莺传》，郑德辉《倩女离魂》取材于陈玄佑的《离魂记》，石君宝《李亚仙诗酒麴江池》取材于白行简的《李娃传》，汤显祖《紫荆记》取材于蒋防的《霍小玉传》等等，不下于数十种。可以说，唐传奇为中国古代一大批优秀的戏曲提供了基本素材。
论述：
1、试比较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异同。
南北朝民歌现存五百多首。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以及两地在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南北朝民歌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大抵南方民歌清丽缠绵，北方民歌朴直刚健。《西洲曲》（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和《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相同点：南北朝民歌是继《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之后以比较集中的方式出现的又一批民间口头创作，都属于中国魏晋南北朝的平民文学范畴。表达了人民的普遍情感和美好愿望。
不同点：其一，从内容题材上看，南朝乐府民歌多写男女爱情；北朝乐府民歌则充满批判精神，视野开阔，凡战争惨景、贫富对立、民风土俗等都有所涉及，老女、孤儿、穷汉、战虏、骑射称雄的健儿、背井离乡的游子，种种人物都在诗中出现，歌辞描写的也正是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其二，从风格上看，南北乐府民歌的风格同样显著不同。南歌专写缠绵婉约的情爱，风格委婉细腻；北歌则抒发了一种慷慨悲凉的情绪，风格直率粗犷。
其三，从语言上看，南歌清丽，多用双关、谐音隐语；北歌质朴中带有粗野的气息。
其四，从声调上看，“梁陈尽吴楚之音，周齐皆胡虏之曲”，吴声西曲是侑酒佐饮的女乐，声调软；而鼓角横吹曲则是军中马上的武乐，声调以雄浑悲忼为特色。
其五，从艺术形式上看，南北乐府民歌的形式体制相对来说比较接近，北歌也大都是短小的抒情诗，五言四句的最多。北歌有一部分本用外族语言写成，曾经过汉译；一部分则直接用汉语写，南北朝同是五言诗的昌盛时期，民间歌辞也多五言本是不难理解的。加上北方民歌在由北入南时经过南方作家的翻译润色，在体制上更容易被南方民歌接受。不过南歌有五言三句、五句、六句者，为北歌所无；而北歌的七言二句、四句体也不见于吴声西曲。至于叙事诗，更是北歌独擅。
（汉乐府民歌与南北朝民歌的异同）
相同点：①风格：汉乐府民歌与南北朝乐府民歌都是现实主义作品，且南北朝民歌继承了《诗经》和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北朝民歌尤其突出。
②诗型：汉乐府民歌采用新的诗型，杂言体和五言体。南北朝民歌也多用抒情，采用五言。
③汉乐府民歌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如《十五从军征》中说道：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人生的苦难，社会的黑暗，乃至更多人的同样遭遇，尽在其中。南北朝民歌也以叙事诗为主，但是北朝诗歌语言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
④都在诗中含有丰富的想象力，并继续影响着文人的创作。
不同点：①出处：汉乐府民歌是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大多是非主流的民间创作。南朝民歌主要产生于商业都市，大多由歌女在宴会等场合演唱，在上层社会造成广泛影响。
②诗歌体裁：汉乐府民歌采用新的诗型：杂言体和五言体。特别是到了东汉以后，乐府民歌中整齐的五言诗越来越多。南朝民歌所用五言四句的小诗，至唐代蔚为大观，出现了以绝句擅名千古的诗人李白和王昌龄。北朝民歌虽也以五言四句为主，亦有四言、七言、杂言等形式，不似南朝民歌那样单调。
③内容：汉乐府民歌第一次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如《东门行》写了一个城市贫民为贫困所迫走向绝路的场面：“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南朝民歌内容比较单一，对爱情生活的表现为核心较多如《秋歌》“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北朝民歌语句斩截，粗犷豪放，对本身族群的社会生活有较为全面的反映。
④题材：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南北朝民歌中婚恋题材也采用女性视角，同时也增加了男性口吻，这与北方民族的婚恋习俗和婚庆游戏有关。
2、近三十年庄学研究述评。
庄子散文仪态万方，胜义无穷，是诸子散文中成就最高的，学界对它的研究也最为全面、深入，成果丰硕。下面主要从散文语言、神话宗教、美学思想三个方面简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庄学研究。
①庄子散文语言艺术研究
大部分研究者从气势雄伟、想象丰富、夸张变形、恢诡谲怪及庄子的情感色彩、诗人气质、理想主义精神等角度对庄子散文的浪漫主义特色进行了分析。如孙以昭《评庄子的散文艺术》指出了庄子既抓住了形象的特性，又掌握了具体形象与抽象思想之间的可通之处，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艺术特色。对庄子的语言艺术，论者分别从奇宕、飞扬、夸张、用韵、文句错落有致等方面展开论述，如曹础基的《庄子的语言艺术》等。《庄子》的寓言一向是论者探讨其散文艺术的重点话题。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对庄子文学性的探讨日渐细化，出现了不少结合庄子思想进行研究的文章，有的兼及庄屈比较。如何炜《庄子和屈原——在文体与主体之间》、赵明《诗意的沉思与哲学的诗化——庄周屈原比较论》、蒋振华《庄子寓言的悲剧意识及其情感历程》等。
②庄子与神话的关系也是庄学的一个研究方向
论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庄子对神话的运用所体现的意义。赵沛霖《庄子哲学观念的神话渊源》论证了庄子的时间、生死和主客关系观念与原始神话的渊源关系，指出哲学家与神话之间在观念上的这种认同及其间的转化过程，也就是哲学从萌芽状态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叶舒宪的专著《庄子的文化解析》则试图从神话思维、原型意象、神秘数字和宗教礼仪方面探讨庄子及道家思想的深广文化渊源。
③庄子的美学思想
1981年李泽厚《美的历程》从人格与生命的角度肯定了庄子的审美态度及其存在的意义，此后有关庄子美学的论著便大量出现。张利群的《庄子美学》（1992）从审美关系论、审美方式论、审美艺术论、审美创造论和审美架构论方面对庄子美学进行了从微观到宏观的考察。刘绍瑾的专著《庄子与中国美学》（2004）在阐释庄子美学理论时不是以文学艺术为基点，而是从人生出发，没有过度阐释的倾向。赵凤远的博士论文《庄子生态美学思想研究》（2007）立足于“存在论”的“此在与世界”的在世方式获得人与自然、生态与人文的统一，架通了中西美学研究的桥梁，为庄子生态美学研究提供了现代理论支撑。但庄子美学研究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对庄子审美心理的研究、庄子与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美学研究等。
3、论白居易《琵琶行》。（歌行属乐府诗一类，其音节、格律，一般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
《琵琶行》原作《琵琶引》，选自《白氏长庆集》。《琵琶行》作于白居易贬官到江州的第二年，作品借着叙述琵琶女的高超演技和她的凄凉身世，抒发了作者个人政治上受打击、遭贬斥的抑郁悲凄之情。在这里，诗人把一个琵琶女视为自己的风尘知己，与她同病相怜，写人写己，哭己哭人，宦海的浮沉、生命的悲哀，全部融合为一体，因而使作品具有不同寻常的感染力。
写作特点：①情节曲折，波澜起伏；②以情动人；③画面精采，音乐的表现十分传神；④叙事抒情水乳交融；⑤形象类比，抒情言志；⑥结构谨严。
《琵琶行》与《长恨歌》有所不同的是，这首诗由历史题材转到了现实题材，通过亲身见闻，叙写了“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的沦落命运，并由此关合到自己的被贬遭际，发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深沉感慨。因为有切身体验，所以感情就来得特别深挚，因为是在贬所月夜的江面巧遇琵琶女，所以诗情就来得特别的哀婉、苍凉。诚如《唐宋诗醇》所谓：“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比兴相纬，寄托遥深。”在表现手法上，《琵琶行》除了用秋天的枫叶荻花和三次江月的精彩描写来烘托人物感情外，主要通过人物的动作、神态来展示其性格、心理。如“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都十分贴切地表现了弹奏者既因羞涩又因难言之痛而不愿见人的情态；从“转轴拨弦三两声”到“低眉信手续续弹”，以逐层递进的动作描写，来展示人物进入角色、开始回味往事时的神情和心绪，非常形象、逼真。至于其中对琵琶乐声的一段描写，更是精彩之至，诗人连续使用急雨、私语、珠落玉盘、花下莺鸣、冰下流泉、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等一系列精妙的比喻，把乐声从急骤到轻微，从流利、清脆到幽咽、滞涩，再到突然激扬的过程极形象地摹写出来，而随着乐声的抑扬起伏，弹奏者动荡变化的感情也溢出行墨之外。更显出其描写的细腻、真切、自然流畅和情感的潜流暗转、突放突收而独具特色。在曲子接近终结时，作者这样写道：“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在一声“裂帛”般的音响之后，一切都归于静寂，唯有秋月映照江心。置身斯时斯境，同怀天涯沦落之感的作者与弹者心境如何，不难想见；而由此刹那间宁静所构成的音响空白，也给读者留下了涵咏回味的广阔空间。虽然琵琶的琴声停止了，但是，那种感触却一直留在人们的心中。
4、论唐诗的叙事艺术。
唐代叙事诗将文学自身的自觉意识和时代特征融合在一起，通过题材的人文性、纪实的讽谕性、表达方式的融合性、基调的感伤性、风格的凄美性等叙事艺术，很好地释放了文体本身所承载的社会使命和思想内涵，从而实现了艺术的整合性和完美性。
唐时受崇实尚俗文学思潮以及唐玄宗对“务崇敦本，克慎明德”，“敦风劝俗”文风倡导的影响，沉郁纪实、哀婉凄美的叙事诗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得到长足发展。如杜甫叙事诗《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羌村三首》、“三吏”、“三别”，白居易体现“一悲吟一事”创作理论的《长恨歌》、《琵琶行》，元稹的《连昌宫词》、《琵琶歌》、《望云骓马歌》，李绅的《悲善才》，刘禹锡的《泰娘歌》，柳宗元的《韦道安》，韩愈的《华山女》，杜牧的《张好好诗》、《杜秋娘诗》，韦庄的《秦妇吟》等诗歌，在思想价值和叙事艺术上都超出前代，尤其是叙事艺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独特的文学性。
一、题材的人文性
随着唐代社会矛盾的日渐激化，受儒家思想影响且怀有悲天悯人情怀的诗作者将深广的社会现实付诸在笔端，创作了贴近现实、反映民众生活的丰富多彩的“叙事诗”，使“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的诗作在反映现实上具有内容的深广性和题材的人文性。《汉书艺术志》云：“自孝武立汉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叙事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本质和“歌生民病”的责任感负载了厚实的人文功用，这既是时代召唤和叙事诗内召力的契合，也是文学功用与文人气质情怀的契合。
唐代叙事诗以反映社会的广泛性凸显了作品的人文内涵，有描写帝妃爱情故事的，如白居易《长恨歌》和元稹的《连昌宫词》等；有讽刺虚妄成仙的，如李白《古风》（“秦王扫六合”），白居易《海漫漫》、《梦仙》等；有揭露统治阶级骄奢残暴的，如李白《远别离》、《古风》（“大车扬风尘”），白居易《轻肥》、《宿紫阁山北村》、《红线毯》、《两朱阁》等；有写宦官飞扬跋扈的，如白居易《卖炭翁》等；有反映贫富分化的，如李白《赠张相镐》，白居易《观刈麦》、《采地黄者》、《重赋》、《杜陵叟》，吴融《卖花翁》等；有反映妇女悲惨命运的，如白居易《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琵琶行》，杜荀鹤《山中寡妇》，秦韬玉《贫女》，唐彦谦《采桑女》等；有揭露兵役制度的不合理性的，如杜甫《新安吏》；有反映人民不堪边战苦的，如李白《古风滏》（“胡关饶风沙”和“代马不思越”），杜甫《羌村三首》，白居易《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有反映世风淡薄的，如白居易《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有反映人才沉沦下僚的，如杜甫《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白居易《涧底松》、《悲哉行》、《谕友》等；有反映国破之痛的，如花蕊夫人的《述亡国诗》。
这些叙事诗从深度和广度上审视了社会弊端的深刻根源，充满了直气凛然、荡气回肠的人文性，也映射了诗作者博大深沉的人文情怀。杜甫于天宝十四载（755）创作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正是这种情怀的诠释。诗人由叙述身世之感，叩问苍生之痛，生发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愤怒呼喊。这种将时代腥风血雨酣畅淋漓袒露在世人面前的的坦诚和直白，反映了作者惊天地、憾鬼神的胸怀和气魄。
二、纪实的讽谕性
唐代叙事诗创作在纪实的同时赋予了深刻的讽谕性和尖锐的批判性，并在创作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白居易《新府序》言：“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句首标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集》卷三）。这种“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思想，其“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生命力就在于讽谕社会，从而发挥了“文以载道”、美刺褒贬、惩恶劝善的人文功用。
孔子有言“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教诲为政者以及文人遵守圣道，尊重生命，体察民苦。和人民有着共同生命体验的诗作者，往往以责无旁贷的谏官的姿态对社会生活予以思考和讽谕，其作品将世上疮痍化为诗中哲理，把民间疾苦汇入笔底波澜，通过语言艺术来对现实进行批判和人伦说教，既含蓄蕴籍，又刻骨铭心。杜甫、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都有着很多这种深入人心的作品，即“诗到元和体变新”。元稹和李绅对叙事诗的批判性有着共识，“予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元稹集》卷上《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都将“即事”之作写成“名篇”。如《卖炭翁》“苦宫市也”、《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缭绫》“念女工之劳”，其讽谕性直透纸背。
杜甫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创作了数量较多的纪实性叙事诗作，唐代孟綮从杜甫的“纪事诗”作品批评中，首次采用了“诗史”一词，来表述其作品“毕陈于诗，推言见隐，殆无遗事”的写实讽谕精神以及现实主义风格特征。天宝年间，边境战争越发频繁，杜甫以饱蘸血泪的笔墨，写下了最初的叙事力作《兵车行》。《兵车行》反映的是公元751年唐兵大败于南诏之后强行征兵的历史现实。征夫十五去北防河，四十岁仍在军队“营田”，“被驱不异犬与鸡”才至“千村万落生荆杞”，“点头频”的无奈和凄苦痛斥了“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穷兵黩武，诗句“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在振聋发聩的低沉中控诉了战事给人民带来的莫大灾难，这种由“点”到“面”、由“微观”到“宏观”的叙事，直接反映了作者心怀民痛，感怀民瘼的人格情怀。这首切入时政的诗被认为是唐诗转向写实的重要标志。《兵车行》敏锐地把握社会脉搏、裨补时阙、叙说苍生疾苦的魄力和情怀一直被后世所称道。胡适评价道：“这样明白的反对时政的诗歌，《三百篇》以后从不曾有过”；“甚至于直指皇帝说：‘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样的问题诗是杜甫的创体。”此外，其《哀王孙》、《赠卫八处士》、《羌村三首》、《佳人》、《彭衙行》和《北征》也都渗入了同样的忧患意识。
同样李白边战叙事诗《战城南》：“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元萧士赟评论此诗说：“开元、天宝中，上好边功，征伐无时，此诗盖以讽也。”诗作以对政治现实的反映和对百姓苦难的同情体现出了很强的政治现实性和讽谕性。
三、表达方式的融合性
唐代叙事诗在表达方式上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在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深沉思考以及诗作者的美好理想的同时，也达到了艺术上的一体性。
宋代陈岩肖、蔡启、刘克庄、洪迈等人在指出杜甫的“三吏”、“三别”等作品与《诗经》中《东山》、《采薇》、《出车》等叙事性作品有“相为表里”的艺术承继关系的同时，也强调其“善叙事”，“多纪当时事”，以及“其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的“诗史”特征。宋代魏泰通过对魏晋南北朝，唐代张籍、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乐府体叙事诗的研究，指出“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祥，情贵隐”，明确了叙事诗叙事抒情手法的统一性。又清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评述杜甫、白居易、吴梅村的叙事诗作品“所咏多有关乎时事之大者”，称其为“千古绝作”，并指出“体格不同，言各有当”的文体艺术性和融合性的诗歌文体艺术观。
唐叙事诗在元白之后具有情节的丰富完整性和故事的通俗流畅性，同时表达方式的融合性也日臻完善，白居易《新乐府序》“卒章显其志”使诗歌主题得到进一步升华，如对宣州太守的“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做地衣”的质问（白居易《红线毯》），对“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残酷现实的指责（白居易《杜陵叟》），对“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不合理现象的针砭（白居易《重赋》），对“用与不用各有时”黑暗政治的愤慨（元稹《望云骓马歌》），对“欲求恩幸立边功”劳民伤财的边战的悲愤控诉（白居易《新丰折臂翁》），对“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贫富不均的谴责（白居易《观刈麦》）。
四、基调的感伤性
无论是盛唐还是在中晚唐，唐代叙事诗都以文笔的幽婉和“悲天悯人”的入世精神成就了作品的人文主义情怀，透露出感伤的情感基调。《毛诗序》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生活在急剧变化时代的文人以关注社稷民生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投射了自己对苦难民生和生命内涵的深沉忧虑。他们往往“以谏官的身份或者角度，去思考和设计文学的发展方向和文风构成的要素等”，并将自己的情感和理论融入到现实创作中。
他们往往以弱势群体的生活境遇为基准，以凝重深沉、哀婉悲切、相对弱式的感情为基调“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地揭示现实矛盾，反映政治理想，体现出敦厚外张的人性魅力，从而实现“善民心”、“移风易俗”的济世目标，（荀子《乐论》）正如王充所谓“仁圣之人，忧世忧民”。（王充《论衡•指瑞》）
这种叙事诗的感伤基调在现实主义伟大诗人杜甫的作品中尤为明显，《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表露出忧念天下百姓、惆怅难述的真切心怀。《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与白居易《新制布裘》“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都体现出视民生疾苦为心头之痛的火热情怀。正如徐献忠的《唐诗品》曰：“水部凄惋最甚，虽多出瘦语而俊拔独擅。”这种忧患意识融铸于他们关怀天下苍生的士人人格精神和人格魅力之中，使叙事诗超越一己之悲的同时表现出博大深沉的感伤情怀。
五、风格的凄美性
随着文学自觉意识和文人政治理想的进一步加强，唐代文人本着儒家本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从多个视角对社会现实进行理性反思，文学经世致用功能进一步深化，凄美的风格进一步显现。梁肃在为包佶文集所作序中指出：“文章之道，与政通矣。世教之污崇，人风之薄厚，与立言、立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文学者或不备德行，德行者或不兼政事。於戏!才全其难乎?”鲜明地指出作品的承载功能。游国恩也指出：“中唐以后因文学之自然趋势及反动，诗之特质渐起变化，而与前此迥异”。这种“诗至中唐，变之始也”的理性创作观念和风格更加重了作品的凄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