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柳永的词作为例，可以概括出以下特点。首先，“以赋为词”使柳永的一些词作在词境上多直露浅切，少含蓄蕴藉。在许多传统文人士大夫看来，含蓄蕴藉是诗词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柳永的一些词却较少含蓄蕴藉。其次，“以赋为词”使柳永的一些词在结构上多平铺陈列，少曲折变化。“以赋为词”的手法不仅使柳永的一些词在结构上因缺少变化而带有“俗气”，而且在章法结构上逐渐固定化和模式化，从而在整体上因缺少变化而逐渐“俗气”。
周邦彦在继承柳永“以赋为词”的基础上，还体现了以下风格。周词的铺陈增加了角度和层次，他善于把一练感触、一点契机，向四面八方展开，一层又一层地铺陈开来，达到毫发毕见、淋漓尽致的地步。柳词虽然讲究铺陈，但“多平铺直叙”，可以说是一种线形的结构。周词则多回环往复，是环形的结构。周邦彦常常写一个有首有尾、有开有合的过程。柳词善铺陈，但是铺陈本身所有的缺点，柳永却未能免除，这就是一览无余，缺乏余蕴。周词也善铺陈，却没有韵短的毛病。他的词既长于铺陈，而又多有余蕴；既能淋漓尽致，又有不尽之意。周词浑厚典重、藏锋不露，有一种潜在的充实的力量，既下流于轻浮偎薄，也不失之尖新纤巧。总觉得其中有东西可以挖掘、可以寻觅，能引人往更深处、更广处去思考。

2007年
名解：
1、《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中国第一部系统文艺理论巨著，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文心雕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精密的批评之书，“体大而虑周”，全书特点有两个：一个是反对不切实用的浮靡文风；一个是主张实用的“攡文必在纬军国”之文风。刘勰把全部的书都当成文学书来看，所以本书的立论极为广泛。
2、《诗集传》：简称《集传》，共二十卷，为《诗经》的研究著作，南宋朱熹撰。此书是朱熹《诗》学的代表作，是贯彻其《诗》学大纲的产物，居于《诗经》宋学的顶峰。《诗集传》以朱熹的《诗》学大纲统摄一切，诸如“淫诗”说、“思无邪”说、《风》《雅》正变说、《二南》说、乃至体例的改革等，无不依大纲而行。这些完全改变了汉人以《诗》为美刺、为谏书的传统，将理学的涵咏道德、修身齐家，作为读《诗》的最终目的，在当时确有其现实意义。《诗集传》对注《诗》体例作了一些改革。首先，朱熹将每首诗前的《毛诗序》归并到一起，放在全书末尾，这就是后来单独成书的《诗序辨说》。第二，朱熹在每首诗的韵脚上（或者他认为是韵脚的地方），增注了叶韵。第三，朱熹突破了《毛诗正义》“疏不破注”体例的冗长繁琐，借鉴《毛传》的方法，直接注经，引文不标明出处，省去许多文字。
3、《通典》：唐杜佑撰，二百卷。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记述了唐天宝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等内容。分为九类，以食货居首，次以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类又各分子目。对于历代典章制度，都详细地叙述了它们的源流，有时不但列入前人有关的议论，而且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4、《文史通义》：《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代表作，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阐发史意或史义。他认为史学主要包括史事、史文、史义三个部分，其中史义是灵魂，因此最为重要。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说：“孔子做《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据此，章学诚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文史通义》，表明他希望通过对史书和史文的研究达到通晓史义的目的。《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章学诚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其一，“六经皆史”论。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要求史家不以主观的偏见代替客观的史实。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由于《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此书的编著时间始于唐代武后长安二年，至唐中宗景龙四年成书，花了九年时间。）
问答：
1、什么是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后收入《而已集》。鲁迅把魏晋风度归结为药与酒、姿容与神韵。
魏晋风度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切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艺术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这是在魏晋玄学的大背景下出现的，魏晋玄学的形成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时尚、价值观念。构成魏晋风流的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其外在特点是：颖悟、旷达、真率，代表人物是：陶渊明，王羲之，以及竹林七贤等。
魏晋名士有一种不同於流俗、甚至不同於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风度不仅仅是个人文化素质与精神状态在言谈与仪表上的反应，对於一定的社会阶层来说，风度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集中塑造了他们的社会形象。它不仅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现象，而且深深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从而构成了这一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现象。以“竹林七贤”和“兰亭名士”（谢安、王羲之、王徽之、刘惔、王濛、支遁、孙绰、许询等人）为代表的魏晋名士，以狂放不羁、率真洒脱而著称，形成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魏晋风流”。
（魏晋风骨：又称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指建安诗人继承《诗经》及汉乐府优秀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一方面在诗篇中真实地描写汉末的大动乱、大分裂，表现对民生疾苦的关切；同时又在诗歌中抒发自己欲在天下建立伟业的雄心壮志。诗歌情感基调慷慨悲凉，语言简练刚健，自然明白而流畅，成为后世诗歌推崇的榜样。）
（清谈之风：魏晋时期兴起的一种言及玄远的谈论“三玄”（《周易》、《老子》、《庄子》）、辨析名理、品鉴人物的风习，由汉末的清议演变而来。清谈一般分宾主双方，谈主首先叙述自己的意见，称之为“通”；难者即就其论题加以话辩，称之为“难”。一个问题，为了深入起见，可以经过数次讨论；有时也由谈士本人自为客主，反复分析义理。清谈结束，有时宾主双方一股一屈；有时双方都能言之成理，不能决定胜屈；便由第三者来作总结性发言。清谈的时候，谈士往往执麈尾以指划，成为一时风尚。“盛饰麈尾”，也成为谈士的象征。）
2、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孝文帝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范围极其广泛，内容也极为丰富。总体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
第一，推行均田制。在均田制的同时又颁布了与之相联系的三长制和租调制。均田制使农民分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国家的编户，保证了地主们的基本利益及土地私有制。而租调制则相对减轻了农民的租调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从另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实行官吏俸禄制，严惩贪污。吏治的败坏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同时也使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矛盾。在这项改革措施中，以“治绩”的好坏为标准。整肃了官僚机构，巩固了封建统治。
第三，迁都洛阳。为了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加强对黄河流域的控制，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495年正式迁都洛阳。
第四，革除鲜卑旧俗，接受汉族先进文化。主要内容有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复姓、定族姓、迁都洛阳等，这是孝文帝改革中最重要的措施。
（五胡乱华，是中国西晋时期，塞北多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趁中原的西晋王朝衰弱空虚之际，大规模南下建立胡人国家而造成与中华正统政权对峙的时期。“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百余年间，北方各族及汉人在开启华北地区建立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国家，开启了五胡十六国时期。）
3、略述永贞革新的起始本末。
永贞元年（805）正月，唐德宗死，太子李诵即位，就是唐顺宗。他在东宫20年，比较关心朝政，从旁观者的角度对唐朝政治的黑暗有深切的认识。唐顺宗重用王叔文、王伾等人进行改革。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参与朝廷大政的决策。为了打击宦官势力，革除政治积弊，王叔文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永贞革新”。关于永贞革新的政治背景，一般认为主要有两种：一是宦官专权。一是藩镇割据。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革新党派主要做了以下两件事：一是企图抑制藩镇势力，重建中央集权。一是企图抑制宦官势力，夺回国家军权。另外，就是惩贪鄙，用贤能，免苛征，恤百姓。
如此变革新政，自然使既得利益者大为不满。这年三月，侍御史窦群、御史中丞武元衡，即将革新党派列为异己，并进行攻击。同时，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旧人”，疾李忠言为宫中新进，王叔文等朋党相结，借顺宗病久不愈，立广陵王淳（后改名纯）为太子。同年七月二十八日，俱文珍等逼顺宗下制，令太子权知军国政事。同时，以更为志同道合的袁滋、杜黄裳为宰相，以取代高郢、郑珣瑜。八月四日，既得利益者又假顺宗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制敕称诰。”六日，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马。伾不久死于贬所，叔文翌年亦被赐死。九日，太子纯正式即位，是为宪宗。九月十三日，贬刘禹锡为连州刺史，柳宗元为邵州刺史，韩泰为抚州刺史，韩晔为池州刺史。十一月七日，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朝议谓刘、柳等人贬太轻。十四日，再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哗为饶州司马；又贬程异为郴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此十人，合称“二王八司马”。至此，变革新政运动彻底失败。
这场变革新政运动，虽然仅半年便告彻底失败，但对后世的影响，却远非半年所能估算。其影响主要有：中央势力变弱、藩镇势力发展、宦官掌握军权。
4、何谓东林党？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东林党”之“党”，是朋党而不是近代政党。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论述：
1、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它促进了中国北方地区的民族大融合，并为隋唐时期国家重新实现统一奠定了基础。
孝文帝改革是在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下为发展生产、巩固统治而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经济上推行均田制和租调制，农业成为经济的主要部分，使以游牧为主的鲜卑族变为农耕者，促进了经济的复苏与繁荣；政治上迁都洛阳、实行官吏俸禄制，整顿吏治，采纳汉族封建统治制度，这些措施加强了国家管理，巩固了统治，团结了汉族地主，有力地推动了政权的封建化。文化和风俗习惯上全面接受汉族先进文化，移风易俗。这些措施促进了鲜卑族人对汉族文化的认同，加强了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孝文帝改革使鲜卑族最终融于汉族之中，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同时，南北之间民族隔阂的逐渐消除、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隋唐时期国家的重新统一奠定了基础。
2、论古体诗与近体诗在形式和审美标准方面的区别。
古体诗是与近体诗相对而言的诗体。近体诗形成前，除楚辞外的各种诗歌体裁。也称古诗但绝不是古风，古风只有“歌”、“行”、“吟”三种载体。古体诗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
近体诗，又称今体诗或格律诗，是中国讲究平仄、对仗和叶韵的诗体。为有别于古体诗而有近体之名。指唐代形成的格律诗体。在近体诗篇中句数、字数、平仄、押韵都有严格的限制。近体诗是唐代以后的主要诗体，代表诗人有：李白、杜甫、李商隐、陆游等。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3、评“诗词有别论”。
诗、词、曲都是诗歌花园里的花朵，但它们又属于不同品种，各有各的特色；也正因为各具特色，文艺百花园才能呈现出万紫千红的状态。王士祯说：“或问诗词、词曲分界，予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定非香奁诗；‘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定非草堂词也。”（《花草蒙拾》）晏殊《浣溪沙》里的名句只能是词，绝不会是诗；《牡丹亭》里的名句，体现了曲的特点，不可能误认为是词。这是从玩味和体验中对诗词曲风格的把握。张宗橚说得具体一些：“细玩‘无可奈何’一联，情致缠绵，音调谐婉，的是倚声家语。若作七律，未免软弱矣。”（《词林纪事》）这里说出了词的两个特点，感情悱恻缠绵，音节和谐委婉。总体风格：软弱。这是与诗的区别，诗不能“软弱”，比起词来要有刚健的一面。
对于诗和词，人们有一个总体印象：“诗庄词媚，其体元别。”（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李东琪语）元别，本来就不一样。诗起源于民间，飢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是对生活有感而发。中国最早对诗的解释是：“诗言志”。（《尚书•尧典》）志，就是人内心的志向和情感。孔子又通过对《诗经》的总结提出“思无邪”（《论语•为政》）的诗歌主张，诗要合乎礼义，不能有邪恶、邪说。遵循儒家的诗教，诗便要求雅正，用诗来规范人的行为，使诗有了重要的社会使命，有些内容是不能用诗来写的，诗便显得庄重、严肃了。
至于词，不是用来言志，而是用来抒情的，不是用来匡正社会风俗，而是用来娱乐、遣兴消闲。这样，词便跳出了儒家诗教的束缚，摆脱了社会责任的重压，给人们提供了一块自由抒发内心世界的园地。作家们也遵循文体的规范，把庄严重大的内容用诗来表现，把私人化的情趣用词来表现。明朝人王骥德说：“诗不如词，词不如曲，故是渐近人情。”（《曲律•杂论下》）作词不用装腔作势摆架子，所以更能表现人性人情。“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则壮士也。”（田同之《西圃词说》引魏塘曹学士语）形象地说出了诗词的区别。
王国维有一段论诗词区别的名言：“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人间词话删稿》）前二句论词的体性美好而善修饰；中二句言诗词描写的题材内容各有所长，不能互相替代；末二句是说诗词所表现出来的形态不同。
诗之境阔是两个方面决定的：从思想内容上说，诗有刚劲振作的一面，不像词那么低回婉转，与之相应的景物也明朗阔大；从表现手法上说，诗是以偶句演进的，即两行为一个内容单元，感情抒发和景物描写是跳跃式的、粗线条的，有时甚至一句诗就表现了一个意思，不像词抒情写景那么细腻，一字一句都精雕细刻。词往往是一片，甚至一首词才表现一个意思。相对于词，诗便是大笔勾勒，壮阔有力。
词言长，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音韵和谐，二是指长于抒情，引长声音吟唱，在于咏叹，在于缠绵曲折、纡徐委婉地抒情。所以《礼记•乐记》说：“言之不足，故长言之。”语言难以表达情意，便吟唱。王国维的话道出了诗词各自的特点，也说出了它们的区别，是学术界经常引用的名言。
4、阐述唐五代文人词内容和艺术演进之历程。（见前）
5、阐述、比较欧阳修、苏轼两家文学之成就。（欧阳修见前）
苏轼是杜甫以后文学领域的又一“集大成”者。吕本中说：“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苏轼所以能集其大成，为一代文宗，其原因在于他能承其家学，继欧阳修诗文革新之遗业，处新学、洛学之间而独具只眼，领会文运，掌握文机。
集大成的表现：①主体方面“才”与“学”的集合；②内容方面“人意”与“物理”的集合；③技巧方面“法”与“无法”的集合，有法是为继承，无法便是创新；④风格方面“豪放”与“平淡”的集合；⑤文体方面诗、词、文的集合；⑥另外，庭户洞开，门祚旺盛。（《北宋诗文革新研究》第十章“蜀中来风与诗文革新的新阶段”）

2008年
名解：
1、《世本》：又作世或世系。世是指世系；本则表示起源。是一部由先秦时期史官修撰的，主要记载上古帝王、诸侯和卿大夫家族世系传承的史籍。《汉书•艺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全书可分《帝系》、《王侯世》、《卿大夫世》、《氏族》、《作篇》和《居篇》及《谥法》等十五篇。南朝时，《世本》已缺《谥法》一篇，到唐朝又有更多篇目散佚，直至南宋末年全部丢失。后世的学者们根据其他书籍所引内容进行辑补，共分为八种不同辑本，商务印书馆曾于1959年将辑本集合而印成《世本八种》。世本一名最初是见于《周礼•春官•小史》中的：“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其中，系是指天子的帝系，而诸侯的世系则称为世本。而《世本》一书直到西汉末年时才经刘向校整后定为现名，后来在唐朝时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又一度改名为《系本》。
2、《唐国史补》：亦称《国史补》，为中唐人李肇所撰，是一部记载唐代开元至长庆之间一百年事，涉及当时的社会风气、朝野轶事及典章制度各个方面等的重要轶事小说，对于全面了解唐代社会具有极其重要且十分特殊的功用和价值，仅《太平广记》征引其内容即达一百三十三处之多。共三卷，凡三百零八条事，卷首有目录，概括每条内容以五字标题。前二卷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卷下则杂记了各类典故制度。所记大致有各地物产、流行的游戏、科举制度方面的典故轶闻、工商业情况和社会风俗等。
3、《文献通考》：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的重要著作，从上古到宋朝宁宗时期的典章制度通史。是继《通典》、《通志》之后，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和《通典》、《通志》合称“三通”。《文献通考》全书分为24门，348卷。自《经籍》至《物异》等5门为《通典》所未有者，此外19门均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就其体例与内容来看，实为《通典》的扩大与续作，取材中唐前的《通典》，并进行适当补充。
（《通志》现代学者称其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中国通史，但传统史学将其归入典章制度的政书，列入“三通”之一。也有将其列入百科全书类的。全书200卷，有帝纪18卷、皇后列传2卷、年谱4卷、略51卷、列传125卷。作者南宋郑樵，一生勤于著述，曾几次献书。《通志》为纪传体，但把年表改称年谱，把志改称略，保存了《晋书》的载记部分。总序和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除礼、器服、选举、刑等略外，其余各略都有新意。）
4、《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大思想家顾炎武的代表作品，对后世影响巨大。该书是一经年累月、积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学术札记，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囊括了作者全部学术、政治思想，遍布经世、警世内涵。《日知录》内容宏富，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清初学者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日知录》的评价是：“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於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惟炎武生於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於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观所作《音学五书后序》，至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是岂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书序，乃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
简答：
1、田氏代齐史略。
西周初年，周王朝封吕尚于齐地建立了齐国。春秋末，吕氏政权被田氏所取代，从此，齐国的主人由姜姓吕氏演化成妫姓田氏。史称“田氏代齐”。从齐桓公十四年（公元前672年）陈完至齐到公元前386年田和列为诸侯，经历了286年。
公元前671年，陈国公族内乱，陈公子完为避祸奔逃至齐国，至齐国后为齐国田氏之祖，（“陈”“田”本为一字）。
公元前545年，田完四世孙田无宇与鲍氏、栾氏、高氏合力消灭当国的庆氏，取得公族与国人的支持。
公元前489年，田恒自立为相，田氏掌握齐国国政。
公元前481年，田恒杀齐简公与诸多公族，另立齐平公，进一步把持政权，又以“修公行赏”争取民心。
公元前391年，田和废齐康公。
公元前386年，田和自立为国君，同年为周安王册命为齐侯。
公元前379年，齐康公死，吕氏绝祀，田氏仍以“齐”作为国号，吕氏齐国完全为田氏齐国取代，史称“田齐”。
论述：
1、韩愈、欧阳修两人之文学成就、文化地位比较论。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他的古文众体兼备，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乃至传奇，无不擅长，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其论说文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名篇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记叙文则爱憎分明，抒情性强，名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韩文雄奇奔放，风格鲜明，语言上亦独具特色，尤善锤炼词句，推陈出新，许多精辟词语已转为成语，至今仍保存在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韩诗成就虽不如其散文，在中唐亦占有重要地位，对宋诗影响颇大。
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改变汉魏六朝以来的骈体文，恢复先秦时代的散文体。韩愈把古文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韩愈提倡古文的目的，就是：“通其辞也，本志乎古道也。”以古文来振兴儒学，恢复“圣道”。韩愈认为，“文以载道”，文和道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应该首先重视的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韩愈以“物不得其平则鸣”为根据提出了一条理论，认为人“有不得已而后言者”。韩愈认为，文体上应该学习古代圣贤之为文。但必须“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还提出，写文章应该“唯陈言之务去”，去陈词滥调，务争有所创新。韩愈领导唐代古文运动是成功的，从此“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大变”，一改淫靡的文风。苏轼据此称是“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的文学主张，对于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文学实践活动都有积极的影响。
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题楚昭王庙》等。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