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时期即1978年至今。该阶段研究的观点与方法及表现形式有多元化的特征。丁永忠的《陶诗佛音辨》是有陶渊明研究以来第一部从佛教角度论述其人其诗的系统学术专著。这一阶段陶渊明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为人与思想研究；②诗文研究；③陶诗艺术风格研究；④年谱研究；⑤陶渊明集校笺注选译研究；⑥朱光潜评陶诗“静穆”说的论争；⑦陶学史之研究。

2012年
名解：
1、《公羊传》：《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讫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公羊传》的作者旧题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他受学于孔子弟子子夏，后来成为传《春秋》的三大家之一。《春秋公羊传》作为今文学派的中坚，有独特的理论色彩，主要有解释性、政治性、变易性。晚清公羊学派的康有为正是从后两个特点出发，提出了政治变法的主张。
2、《楚辞补注》：此书为南宋洪兴祖补正王逸《楚辞章句》之作。其体例为先列王逸注，再标“补曰”以申述己说，既补足王逸所未详，兼纠正王逸的疏误。补注中除训诂名物而外，还大量征引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颇为详赡。另外，《楚辞章句》征引典籍，多不言书名，而此书所引，则必举出处。王逸以后的旧注，如郭璞《楚辞注》、徐邈《楚辞音》等，今多亡佚，而在此书的征引中尚可见一斑。《四库总目》称它“于《楚辞》诸注中，特为善本”。
3、南北禅宗：即佛教的北宗禅和南宗禅。达摩禅传至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由于“东山法门”的确立，势力渐大，影响渐广。唐高宗咸亨五年（674），弘忍死后，内部因思想分歧，出现重大分裂。在武则天、唐中宗的支持下，弘忍大弟子神秀、道安、玄赜等人继续实行和宣传以循序渐进的修行为特色的禅法，与惠能在南方所传授的以顿悟为根本的禅法形成对立。“北宗禅”即“禅宗北宗”，是唐代以神秀为主要代表的一派禅学。由于主要活动于北方嵩洛地区，所以被名为“北宗”。“南宗禅”即“禅宗南宗”，指由惠能创立的那一派禅。因初期流行于南方，同时为与北方神秀系的“北宗禅”相区别而得名。安史之乱后，惠能一系禅势力日益扩大，逐渐取代北宗地位，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所以，后世论禅，往往把禅宗直接等同于南宗。说到“南宗禅”，也便是指惠能禅宗。
4、国子监：国子监是中国古代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又称国子学或国子寺。国子监具备了两种功能，一是国家管理机关的功能，二是国家最高学府的功能。国子监的设立相对于“太学”而言，除了是国家传授经义的最高学府外，更多的承担了国家教育管理的职能；但同时，国子监与太学也可互称，经常用太学来指代国子监。国子监出现后，“学”与“监”不同的含义说明了二者在承担两种功能上的不同分工，“学”是传授知识，指向教育和最高学府的功能；“监”是督查监管，指向国家教育管理的功能。
5、九族：“九族”泛指亲属。但“九族”所指，诸说不同。一说是上自高祖、下至玄孙，即玄孙、曾孙、孙、子、身、父、祖父、曾祖父、高祖父；一说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是指姑之子（姑姑的子女）、姊妹之子（外甥）、女儿之子（外孙）、己之同族（父母、兄弟、姐妹、儿女）；母族三是指母之父（外祖父）、母之母（外祖母）、从母子（娘舅）；妻族二是指岳父、岳母。“九族”一说的出现，与封建社会的刑法制度有很大关系。
6、三省六部制：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各有明确分工，中书省起草诏书，门下省封驳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长官为尚书，副职称侍郎。该制度确立于隋朝，此后一直到清末，六部制基本沿袭未改；对于三省制，其中尚书省形成于东汉（时称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时，目的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在发展过程中，组织形式和权力各有演变，至隋，才整齐划一为三省六部，主要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贯彻执行。
7、庆历党争：北宋仁宗时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仁宗时，官俸兵饷激增，民穷财困，农民起义渐有爆发，又受辽夏威胁，统治阶级部分人士为巩固封建统治，要求有所改革。庆历三年（1043），参知政事范仲淹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整顿政事的主张。枢密副使富弼也上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大意是“进贤退不肖、止侥幸、去宿弊”等事。这些主张并未涉及制度的兴革，但仍遭到宰相章得象、夏竦（均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的反对，夏竦又指仲淹、弼与谏官欧阳修等为朋党，范、富、欧阳等均因此而遭贬逐。史称“庆历党争”。
8、《贰臣传》：“贰臣”，指在前一个朝代做官，投降后一个朝代又做官的人。后泛指叛逆者。“贰”意为“变节、背叛”。《贰臣传》，是乾隆皇帝在乾隆41年正式提出编纂的。《贰臣传》分甲乙两编，附录于《清史列传》卷78、79两卷中，共收录了明末清初在明清两朝为官的人物120余人。在经历了清初的动荡之后，到了乾隆时期，满清政权已经建立百年，其统治已经非常巩固。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帝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缓和民族矛盾，瓦解民族意识，达成统一思想，在大力表彰忠臣（即在明末清初因抗清遇难的明朝官员）的同时，下令编纂《钦定国史贰臣表传》即《贰臣传》。《贰臣传》收录了祖大寿、洪承畴等人。
论述：
1、茅盾将中国现存神话区分为北部、中部、南部三大系统，顾颉刚则将中国神话区分为昆仑神话和蓬莱神话两大系统，谈谈你对中国神话区域特点的认识。
王青《中国的内陆型与濒海型神话》，南京师大学报，2010年第三期。
茅盾将中国现存的神话从南北向区分为北部、中部、南部三大系统，北部神话发生于黄河流域，中部神话则以长江流域的楚族神话为代表，而南部神话可以南粤的盘古神话为代表。顾颉刚将中国的神话从东西向区分为昆仑神话和蓬莱神话两个系统，前者发源于西部山区，以昆仑山为中心，而后者则形成于东部海滨，以十洲三岛为中心。
这些都是极具价值的观点。不过，从种种迹象观察，中国神话的来源既非二元，亦非三元，而应该是多元的。创造神话是人类的天赋才能，不同地域的各个民族、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相应的神话。但是神话在后世的流传则与这些部族的文化发达程度和影响力有密切关系。文化较为发达的部族、特别是其后创造了文字的部族，有机会将本部族的神话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从而流播后世，现在能够保存下来的神话往往与当时政治和文化上的强势部族有密切的关系。这些神话被零星记载在相应的典籍中，由于材料的缺乏，很大一部分我们已经极难考知它们产生的具体地域。不过，其中有两类神话是明显不同的，那就是产生于内陆地区的神话与产生于濒海地区的神话。我们所说的濒海型神话和内陆型神话，与昆仑神话和蓬莱神话这两个概念有联系，但并不一致。简单地说，昆仑神话是内陆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内陆神话并不局限于昆仑神话；同样，蓬莱神话也是濒海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濒海神话也不局限于蓬莱神话。内陆神话和濒海神话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在内容上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这种差异在自然神话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由于中国的内陆地区与濒海地区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因此，所创造的神话在内容上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这主要反映在天地结构的观念、世界图式的构拟、日月星辰的运行和理想国的景观特征上。内陆型神话中的天地结构是天圆地方、四极撑拄的“盖天”式结构，而濒海型神话中想象的天地则是乘气而立、载水而行的“浑天”式结构。内陆民族想象的日月运行是出于山而入于山的单日型神话，而濒海民族的日月神话则是出于汤谷、息于虞渊的多日型神话。内陆民族想象中的理想国带有明显的山区或平原的景观特点，而濒海神话中的理想国则往往是洲岛型环境。内陆型神话对理想国的描述，同时意味着对宇宙中心的确定与想象,这个中心可以是地理中心，也可以是宗教与政治中心；而濒海型神话中的理想国，则更多的是对六合之外的探究与幻想。
总之，不同的地理环境深刻地影响着所居地域人民的宇宙和世界观念，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不同的神话体系，这些不同的神话体系最后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总体风貌。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谈谈你对这段话的理解。
鲁迅指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是受了民间巫风、道教及佛教的刺激，而作者的态度，是将怪异传说视为事实来记载。作为一个基本的概括，鲁迅的总结是正确的。但也要注意到，志怪小说的来源和实际面貌比较复杂。着重于宣扬神道，还是倾心于怪异事迹，以及小说中表现人生情趣的多寡，其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志怪小说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唐代传奇，首先是在志怪的基础上，加以繁衍扩展，形成着意虚构而又怪诞离奇的长篇，而后再转向人间生活。而且，在整个文学史上，志怪小说始终没有消失。其中最有价值的一文，乃是有意识地利用志怪形式，在幻奇的故事中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生情感的作品，蒲松龄《聊斋志异》可以作为代表。至于六朝志怪中的故事，为后代小说、戏剧所吸收，加以创变，推陈出新，更是不胜枚举。
当然如进一步探讨宗教流行的原因，又与这个时期战乱连年，人命朝不保夕有关，因为宗教可给人安慰，把希望寄托在来世。有关宗教在这个时期流行的情况，这里只能作简单的介绍。在汉代，统治阶层求神仙方术的风气已很盛，东汉之后，道教的宗派林立，发展到魏晋，因为思想上崇尚老庄，因而玄风日炽。一些志怪书的作者，如王浮、葛洪、王嘉、陶弘景等，都是道士，写神仙故事的有王浮的《神异记》、葛洪的《神仙传》和王嘉的《拾遗记》等。至于佛教，自小乘佛教在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后，便有很大的发展。这个时期，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信奉佛教的不少，为了宣扬教义，自然有人会写出“释氏辅教之书”。这些书，包括颜之推的《冤魂志》、刘义庆的《宣验记》、王琰的《冥祥记》、侯白的《旌异记》等。另外，因为翻译佛经，也为志怪小说带来新的内容和写作的灵感。
3、简述科举制度的演变、发展及对文学的影响。
4、史学家一般视两汉至隋唐为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宋元明清为后期，试就唐宋两代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方面差异，谈谈前后期的不同特征以及转型的历史意义。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第四卷第一章“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第一节“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唐代发生相对变化的特征”、第二节“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等级制度及唐代等级制度的再编制”、第三节“中国封建社会农民人格的隶属关系、剥削制度和地租形态及其在唐代的转变”、第四节“唐代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分野和党争”
大概地说，中国封建社会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又可以战国末秦、汉之际为过渡，两汉作为一个阶段，魏、晋、南北朝、隋为一个阶段。
后期可以隋和唐初为过渡，从中唐至明代中叶为一个阶段，明代末叶，即自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至一八四○年为又一个阶段。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研究唐代社会经济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封建制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首先就封建主义土地所有权在中国封建主义历史上的特点及其在唐代发生相对变化的特征来进行研究。下面且从对北魏均田制基本性质的考察入手。
第一，北魏均田制是远而继承了中国秦、汉早已存在的主权即土地所有权这一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形式，近而因袭了西晋占田制的精神。从官吏依品级或身分等级而受田、农民依男丁和女丁的劳动力而受田看来，这明白显示出封建的形式上不平等的法权性质以及等级制构造的性质。第二，在均田制下的贵族官僚的永业田是根据名分而获得的占有权。在某种条件之下（如免课免役），它具有不完整的土地所有权（不同于欧洲的不纳不课制）。第三，在推行均田制之前，施行三长制。在施行三长制以前，传统的身分性或品级性豪族地主荫占户口的情况是十分严重的。
唐代的均田制，依然是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和主权相统一的性质。因此，均田制下农民的份地，主要是对于土地的使用权。唐代均田制也有不同于过去的特点。第一，唐代贵族官僚的受田，普及到品官中一切官吏，官僚授田的办法被规定得更周密了。第二，唐代法令规定了僧尼和工商业者都可授田。第三，唐王朝正视了南朝经济的发展，限制土地买卖的法令，显然比前代放松。唐代均田制这些特点的发展，带来了均田制的破坏。同时，伴随着均田制的破坏，相应的出现了军制、税法的变革和庄园经济的发展。
我们看到，唐代继承前代的封建制的统治，其等级制度亦沿袭于前代而又有所变革。唐高祖武德年间的诏书中所谓“宗绪之情，义越常品，宜加惠泽，以明等级”（通典卷六），即表明当时已经把皇族和非皇族严格地区分开来，这和以前以“九品中正”制按门第加以区别有所不同。
我们可从唐代构成为“整个阶梯”的封建等级制中，看出中国封建制社会阶级关系的特点，同时又从唐代等级制度的因革于前代的历史联系中，剖明唐代等级制度的再编制。这样，更可能把握住中国封建制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和唐代“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
5、举例说明中国古代思想中一些重要的道德原则以及在文学评论中所起的作用。
道德批评本身不仅是作为标准，而且是作为一种方法存在于文学批评之中的，它是对作品进行价值判断的一种方式。但是古往今来，人们对道德批评的认识并没有得到统一。道德批评在理论上依然有它的合法性问题。任何作品如果不符合道德标准，它就不是一个好的作品，是没有灵魂的作品，注定不会千古。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引导人向善的、积极的、净化人灵魂的，而不是引人向恶的、消极的、污染人灵魂的。这样的作品才是对社会的实用价值的。
齐梁华艳文风向来为后代的文人所批评，为何隋唐的文人会对齐梁文风提出如此之多的质疑之声呢？很显然，在隋唐文人的眼里，没有道德实用价值的文学作品就该质疑。隋唐文人总结、反思齐梁时期诗歌创作的流弊，将诗歌逐渐导向了一条更近现实、情辞兼重的健康之路。尤其是白居易，一再旗帜鲜明的强调要远承诗经的风雅比兴传统，不“嘲风雪、弄花草”、“著空文”、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具体说，就是要讽喻美刺，要“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反映民生疾苦，让君子了解政治得失，以便“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最终达到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