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经学的争论，其实质问题是谁是经学的正统和如何统一经学的思想。东汉光武帝时初仍设今文经十四博士，后力排众议，增设《左氏春秋传》。章帝鉴于今古文思潮繁杂，为巩固封建统治，统一学说，召开白虎观会议，制定《白虎通议》，极大削弱了今文经的势力，也标志着汉代经学由盛转衰。兼通今古文经的郑玄采用混杂的方式注释经典，使得汉代今古文经之争在形式上结束。到清末，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时起时伏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影响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学术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今文经学近于哲学，强调“经世致用”；古文经学近于史学，讲究考据。今古文经的区别大致有下列几点：①今文经学以六经皆孔子所作，系托古改制之书；古文经则以六经皆史。②今文经学家崇奉孔子，认为孔子为政治家、哲学家；古文经则崇奉周公。③今文经学家信纬书，讲微言大义；古文经学家斥纬书荒诞，谓六经皆史，主考据。
2、善本。
论述：
1、任选某一题材的咏物诗，评述其在唐宋时期的发展历程和创作成就。
2、历述唐五代文人词在题材内容、词调格局、表现技巧、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发展历程。
3、比较阐发李白、苏轼两人文化性格、文学成就之异同。
4、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5、书院的设立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
6、科举制度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2011年
名解：
1、史记三家注；
2、九流十家；
3、荆刘拜杀：元代南戏《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的合称，是南戏中除《琵琶记》外，最负盛名的作品。也被称为四大传奇故事。这四本剧本都前后产生在元末明初，号为南戏四大本。
4、台阁体：明朝永乐至成化年间，文坛上出现一种所谓“台阁体”诗。台阁主要指当时的内阁与翰林院，又称为“馆阁”。台阁体是指以当时馆阁文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号“三杨”）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他们的诗文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多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应制”和应酬之作，脱离社会生活缺乏实际内容，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毫无创新，毫无生气，比宋代的“西昆体”影响更坏。这种文风由于由统治者倡导，因此一时模仿成风，千篇一律成为流弊。后来这种萎靡的文风渐为时代所不容，在后起的茶陵派、前七子等流派的冲击下，渐渐退出了文坛。
（西昆体是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个诗歌流派，它是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是以杨亿为首的17位宋初馆阁文臣互相唱和、点缀升平的诗歌总集，其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有杨亿、刘筠、钱惟演。它是晚唐五代诗风的沿续，艺术上大多师法李商隐，片面发展了李商隐追求形式美的倾向，其诗雕润密丽、音调铿锵、辞藻华丽、声律和谐、对仗工整，呈现出整饰、典丽的艺术特征。但是从总体上看，西昆体诗的思想内容是比较贫乏的，诗歌思想内容贫乏空虚，脱离社会现实，缺乏真情实感。）
5、千顷堂书目：明代黄虞稷撰写的一部目录学著作。《千顷堂书目》按经、史、子、集排列，广泛搜集明代著作，兼及宋、辽、金、元著作。全书每一条目后，附有作者爵位、字号、科第等，不少内容为《明史》及其他传记所不载，是研究明史和古籍版本的一部重要工具书。是现在反映明人艺文最全的目录之作，《明史•艺文志》即以《千顷堂书目》为蓝本。
6、本色：明代一些戏曲理论家引入的古典剧论概念。本色被用来阐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徐渭认为生活中就有本色与相色之分，本色即正身，相色即替身，戏曲作家应该“贱相色，贵本色”（《西厢序》）。这与汤显祖在《焚香记总评》中强调的“尚真色”用意相近，都要求戏曲艺术反映的生活是天然的没有雕饰的真实。本色是对语言的要求。徐渭反对传奇创作中那种文仿经义、语用排偶的“时文气”，主张“句句是本色语”。因此，他十分赞赏《琵琶记》中《吃糠》、《尝药》、《筑坟》、《写真》等折的语言，誉之为“从人心流出”。他要求传奇作家继承真切、质朴、自然的南戏语言的传统。臧懋循、王骥德也从戏曲反映生活的特征，论述了戏曲语言的本色。
7、打枣竿：明代后期流行于南北方（由北而南）的民间曲调。又称为《打草竿》。此调流入南方之后，又称为《挂枝儿》，王骥德《曲律》说：“小曲《挂枝儿》即《打枣竿》。”《打枣竿》是一首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古老曲牌，据历史文献记载，《打枣竿》在明代已盛行，在清代更为普遍。
8、阳湖文派：阳湖文派的得名，起自光绪初年张之洞《书目答问》，这本目录列举清代古文家文集时，分为“桐城派古文家”、“阳湖派古文家”、“不立宗派古文家”。这时候，阳湖文派的创始人恽敬、张惠言已去世半个多世纪。“阳湖文派”不仅它的名称是后人“加给”的，而且它的创始人也是后人“推选”的，甚至它的成员也是后人“认定”的。“阳湖派”的得名，是阳湖籍的一群作家们“自成一队”的创作实绩得到世人的推崇，他们的文学主张得到世人的承认所致。南京大学曹虹教授归纳阳湖文派的特点为：融通、致用、多思、文采。
9、新旧红学：红学家们以五四运动为界线，将红学分为新红学和旧红学。所谓旧红学，指的是五四运动以前，有关《红楼梦》所有的的评点、评论、题咏、索隐、考证。新红学的方法是科学方法，这是它区别于索隐红学的最本质的特征。新红学的主要人物是胡适。他在1921年写了一篇《红楼梦考证》；次年，又写了《跋〈红楼梦考证〉》。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做是考证派红学的开山之作。胡适的‘考证’给《红楼梦》研究开辟了新天地。胡适彻底抨击了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
论述：
1、任选一咏物题材，阐述其在唐宋诗词中的发展历程和创作成就。
2、白居易在唐宋诗坛之影响述论。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中唐是我国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过渡的重要时期，白居易以其世俗化、心性化的吏隐思想，为生活在专制集权社会里的文人开启了一个既不有失尊严又能自得保全的生存之道。这对后世尤其宋代文人的心态与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人不仅继承这一生存哲学，而且以其博大的淑世精神与责任意识弥补了吏隐思想中庸俗萎缩、明哲保身的思想缺陷；又以其旷逸的胸怀与独立的意识，重新塑造了独立的诗化的审美人格，并使吏隐成为后世隐逸的典范。
北宋人所谓学“白体”（诗歌特征：“顺熟”、“容易”、“浅切”），其含义主要有三层。一是学白居易作唱和诗，切磋诗艺，休闲解颐。二效白诗浅切随意，不求典实的作法。三效其旷放达观、乐天知足的生活态度，以及借诗谈佛、道义理。
（李商隐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2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晚唐时期，韩偓、吴融和唐彦谦已经开始自觉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到了宋代，学习李商隐的诗人就更多了。据叶燮说：“宋人七绝，大概学杜甫者什六七，学李商隐者什三四。”（《原诗》）北宋初期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隐，经常互相唱和，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并刊行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被称为西昆体。在当时颇有影响。此外，王安石对李商隐也评价很高，认为他的一些诗作“虽老杜无以过也”（《蔡宽夫诗话》）。王安石本人的诗歌风格也明显受到李商隐的影响。
明朝的诗人从前、后七子到陈子龙、钱谦益、吴伟业，都受到李商隐的影响。清朝喜欢写艳情诗的人更是专学李商隐的无题诗，例如王彦泓的《疑云集》和《疑雨集》。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香艳诗也是受到他的影响。
3、晚清陈衍有诗盛三元说，比较阐发元和与元祐诗歌的繁盛状况、创作特征和历史地位。
从士族文化向世俗地主文化转型。中唐以前已经具备了由士族文化向庶族地主文化转型的条件，而“安史之乱”使这一条件得到催化，故从中唐开始，这种文化转型的步伐就加速前行，及至北宋，在社会条件成熟下，这种文化转型就基本完成。
儒学复兴与古文运动及诗文革新。中唐以前儒学不兴，并非道释已取代或占据统治意识，而是汉末天人感应的儒学框架坍塌之后，儒学在数百年间试图重新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即由汉学向宋学转变的体系，到中唐时期经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与吸收，已经基本形成。从中唐李翱到宋代周敦颐、二程、朱熹的线索十分清楚地显示了新儒学体系的形成过程。因此，与其说中唐提出的儒学复兴是欲振救儒家的颓势，倒不如说是经过数百年的涵养与构建，儒学家们试图重塑儒家一统天下的思想，再现继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辉煌。汉末以来儒学地位虽屡遭冲击，但主流地位却从未动摇，唐朝也不例外。这当然不仅仅是封建帝王利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的结果，而与儒学比其他学说更符合我们民族基本性格、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特质有关。虽说儒家思想从未丢失其在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但“安史之乱”以及中唐时期佞佛之风的大盛，使一批立志于儒家之道的文士们起而倡导继承儒家道统，并以能为大多数人易于接受的两汉散文为“明道”之器来为唐王朝的中兴服务，由此将儒学复兴与古文运动推到了时代的舞台上，并在二百年后由北宋欧阳修等人完成了这一运动，不仅确立了新型的唐宋散文，而且为宋代理学的最终形成提供了经验教训。
从元和到元祐，中国封建文学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世俗地主阶级在传统诗文领域通过创新，建构起一个与代表封建前期文学最高成就的盛唐文学截然不同的，可以按模式操作的文学体系（在诗歌领域中形成唐音与宋调两种诗美风范，并造成此后数百年的唐宋诗之争;在散文领域中经明清两代散文家的进一步规范，形成了远远超过骈文“骈四俪六”模式要求的古文写作模式）。在市民文学层面上，由中唐尚浅俗、尚怪奇的文艺风尚中，逐渐透露出市民文学对正统文学的浸润，传奇与词在民间的流行，尤其是在京城与商业都市中活跃的说话，直接影响了宋代市民文学的发展。
无论是宋初诗歌三体的迭代，欧阳修等人的诗文革新运动对骈文的打击，一反唐音而创宋调特色的诗歌创作，以及对曾经不屑一顾的词体文学雅化的进行，无不体现出在文学领域中建构体系的努力。唐宋八大家散文地位的确立，江西诗派诗歌理论的深远影响，苏轼、周邦彦在词坛上的深远影响，都足以显示出世俗地主文学层面上体系建构的完成。
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从元和到元祐的文学创新与建构，一方面确立了中国封建后期世俗地主文学的主导地位和创作规范，同时也宣告了世俗地主文学思想的渐趋保守和僵化。另一方面，市民文学的崛起，不仅带来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深刻变革，也影响到人们对文学的社会作用、审美价值和表现形式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市民文学所传达出来的市民的生活观念、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对封建阶级的思想意识、伦理观念、道德标准、社会价值观，无疑有巨大的冲击。正因为市民处在社会底层，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抱有天然的叛逆性。
元和与元祐具有相通的创新精神和凛然士风。同属于新兴的庶族文化系统，二者之间有更深层的内在联系。元和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文学转型链上的中枢环节，对以元祐为代表的北宋文化、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对元和因袭及创变中，宋人“唐音”变“宋调”、学术文化“造极于赵宋一朝”、以及士人“处穷”亦达到新的境界。
（一）元和、元祐之精神共通处
元和文人所处的时代是交织衰败与革新、失望与希望的时代。安史之乱后，朝野上下及社会士风都凋敝不堪，一批有识之士思欲革旧图新，在这风云际会中，熏染了革新思潮的元和诗坛呈现出强烈的创变精神。
许学夷称：“元和间，韩愈、孟郊、贾岛、李贺、卢仝、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诸公恶同喜异，其派各出，而唐人古律之诗至此为大变矣。”文中罗列的诗人分属元和诗坛的两大主流诗派：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两大诗派诗学旨趣、创作方式不同，但在“恶同喜异”方面却是一致的，就诗派总体诗风而言，韩孟在“光怪奇险”处下功夫、元白则致力于“浅切通俗”，皆于前人鲜涉之地开凿耕耘。
元和文坛多元化。李肇称：“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在追求标新立异、张扬个性的时代精神下，元和诗风多姿多彩，所谓“元和而后，诗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横绝一时。若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梦得之雄奇，乐天之浩博，皆大家才具也。”
同元和一样，元祐诗坛充满创新气息，以苏轼、黄庭坚为首的主流作家承袭庆历革新思想，他们表现出强烈的开新意识和能力。元祐文人强调“自得”，无论师法前人，还是研磨经典，都以出于己意而有所发明为高。
当时的文坛主将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都具有明确的“自立”意识。苏轼称王安石“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断以己意”方能“作新斯人”，否则就是雷同、因袭。自立精神最强的当属黄庭坚，《王直方诗话》“诗文必自成一家”条引黄庭坚语，云：“文章最忌随人后”及“自成一家始逼真”，可谓元祐文人的金科玉律。倡导“自立”，元祐诗坛风格多样、个性鲜明。文宗苏轼反对千人一面彼此雷同，故苏轼门生诗学上彼此各有追求，各成体段风姿，“秦少游钟情，诗多酸楚；鲁直学道，故多闲暇”，张文潜“自然有唐风，而自成一家。”至于苏轼与黄庭坚，更是以他们独有的诗学个性造就了宋代诗坛两大主流诗风，刘克庄称：“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疎，一种则煅炼精而情性逺。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因此，王世贞认为：“诗格变自苏、黄，固也。”“诗格”之变是元祐诗风求创新的硕果。
在求新求变的文化精神和创作心理影响下，元和、元祐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它们都在盛极难继的情况另辟新境，将古典诗学引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元祐对元和因袭及创变
①诗学：“唐音”变“宋调”
元和诗人面对盛唐诗学盛极难继的现状，顺应时代政治革新的潮流，力图对盛唐未达之地用心开凿，他们技法上“以文为诗”，题材上“通俗化日常化”，而风格上则追求陌生化，如险怪、奇硬、浅切等。元和诗人的“变”孕育着宋诗学的基因，对于这些新变，元祐诗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瓯北诗话》称：“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以欧梅为主将的庆历诗人着力清理诗坛晚唐五代余绪，他们追踵韩愈，标举韩孟集团，如果说欧梅等人的诗学实践开启了宋调，那么建成宋朝自家诗学这一历史重任，则要等到元祐诗坛大家苏、黄来完成。苏、黄等人研摩元和诗人，不是为了模仿而模仿，而是要创建与唐诗分标异帜的自家诗学，他们把元和诗人微微透出的“变”调发扬光大，参以其他诗学渊源，结合本朝的社会文化和诗学理想，终于建立起异于“唐音”的“宋调”。严羽《沧浪诗话》说：“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自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
②文化：造极于赵宋一朝
学术方面。元和时期，儒家纲常坠落，有识之士欲振之，提倡《春秋》学，代表人物啖助、陆质师生，他们对《春秋》的阐发使唐朝儒学成为“汉学系统转入宋学系统”的转化阶段。
北宋很多大家同时具有诗人、学者的身份，欧梅苏黄都鲜明地体现出这个倾向。但，诗人学者化在中唐已出现，特别是元和诗人表现突出，如：韩愈、张籍、柳宗元、刘禹锡、樊宗师、卢仝等对《论语》、《春秋》、《左传》都有研究，甚至有专著，“玉川子履道守正，反观著述，《春秋》之学，尤所精心。”
文艺方面。中唐进入以庶族文化为主的社会以后，经济发展迅速，物质文明推动了精神文明的发展。一方面，绘画得到大发展，人物、牛马、花鸟、山水题材等在中唐取得了独立地位，出现了专门题材的作品和作家，如周昉的人物画，韩干的马等都得到宋人称道。苏轼、黄庭坚、苏辙等人的题画诗，多以这些画家画作为主题。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培育了市民情调和娱乐享受，文人雅趣及文人物品开始作为意象进入诗文中，白居易、元稹常在诗中津津乐道棋琴书画、笔墨纸砚以及品茶钓鱼等雅事。
元祐文人大都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华和深厚的学养。仅就文坛大家而言，学术方面，王安石有《易解》、《左氏解》，苏轼有《东坡易传》，苏辙有《孟子解》、《道德经解》、《春秋集解》、黄庭坚作有《论语断篇》、《孟子断篇》、《庄子内篇论》等专著。他们也在绘画书法领域取得不凡成就，著名的书法“宋四家”中，元祐占了三位(苏轼、黄庭坚、米芾)而绘画，苏轼是以文同为首的“文州竹派”的重要人物，黄庭坚等人也有卓越的赏鉴能力。从中唐到北宋是庶族地主阶级在整个文化思想领域全面开拓并取得成熟的时期，故陈寅恪感慨：“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③处穷：此心安处是吾乡
“自古文人多左迁”（清人方尔止《送王酉山之闽中》），如何应对迁谪的穷困之境是各代士人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北宋文士对此亦孜孜以求，他们审视元和文人的处穷表现，在批评韩愈、柳宗元尊崇白居易的过程中，涵养自我，砥砺德行，最终形成宋人高超伟大的处穷能力。
苏、黄没有像白居易那样津津乐道俸禄或安乐，而是通过培养人生情趣和超拔旷达襟怀来提升白氏闲适的品质，使之具有生命的情调。苏轼很会享受当下生活，他用美好的事物来引领自己超度贬谪之痛。对此，苏轼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黄庭坚称“和光同尘”，他们时时以胸中“道”涵润现实的困境，“道”在即心安，如苏轼所云：“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4、王灼《碧鸡漫志》：“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当临镜笑春，不顾侪辈。”王灼以为苏轼词的高处与平处俱不可效仿与到达，试结合东坡词谈谈你的看法。
5、从《长恨歌》到《长恨歌传》，再到《长生殿》，作品的主题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
《长恨歌》情节：先叙唐玄宗宠幸杨贵妃，沉溺于声色歌舞之中；次叙安史之乱后玄宗被迫缢死贵妃，导致李杨爱情的毁灭；再叙玄宗回京后对贵妃的无穷思念；最后通过幻境从杨太真角度，写她的密誓和意愿。主题：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为题材，以“长恨”为题旨，对李杨爱情的悲剧结局充满同情，对玄宗荒淫误国也有批评。
《长恨歌传》情节：先叙玄宗得玉环于寿邸，册为贵妃，极为宠幸，叔父昆弟姊妹皆封官授爵；次叙安史之乱爆发，玄宗被迫缢死贵妃，回京后日夜思念贵妃；再叙道士为玄宗寻贵妃魂魄；最后交代作传因由和意图。主题：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
《长生殿》情节：全剧五十出，以安史之乱为背景，以唐明皇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以朝政军国之事为副线，两条线交叉发展，彼此关联，情节错综。上半部二十五出，主要演述明皇贵妃“钗盒情缘”，同时穿插与之相关连的朝政事件。下半部二十五出，主要吸取民间神话般的美丽传说，演述明皇对贵妃的思念，觅得道士为其招贵妃之魂，织女为之感动，奏请天庭令两人居忉利天中永远成双。道士遂引明皇到月宫，钗盒重合，断缘再续。主题：借杨太真外传，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将李、杨爱情故事与政治现实结合起来，揭示了他们荒淫奢侈的生活与政治上任用奸臣是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原因。既总结了“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的历史教训，又表达了作者理想的爱情观。李、杨本是天仙下凡的人物，他们的爱情在现实社会中受挫后，在仙界将继续发展;由于他们“败而能悔”，能接受痛苦的教训，忏悔自己的错误，他们的爱情就能进入永恒。表现了作者的民族意识，抒发了人民的兴亡之感。
《长恨歌》到《长恨歌传》变化的原因：陈鸿《长恨歌传》云：“元和元年（806）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今陕西省周至县）。鸿与瑯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
《长生殿》的变化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清代初期，有许多人在作品中影射和探索明代灭亡的教训，孔尚任的《桃花扇》就是这样的作品，《长生殿》也是一样。《长生殿》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问世后引起社会轰动。次年洪升因在孝懿皇后忌日演出《长生殿》，而被劾下狱，革去太学生籍，后离开北京返乡。晚年归钱塘，生活穷困潦倒。康熙四十三年，曹寅在南京排演全本《长生殿》，洪升应邀前去观赏，事后在返回杭州途中，于乌镇酒醉后失足落水而死。可见《长生殿》的主题是由洪升的个人际遇与思想决定的。
6、类书有何特点？举例说明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类书是我国古代一种大型的资料性书籍，是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并依内容或字、韵分门别类编排供寻检、征引的工具书，如《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等。类书具有三大功能：储存原始著述以备参考阅览，提纲契领便于引擎检索，分门别类便于采用传播。类书辑录原始资料，重在资料性，是原始资料的汇集。类书根据原始资料分类进行编排，通过分类编排反映原始资料之间的内部联系。类书一般侧重于文史资料。类书编纂完成以后，一般很少进行补充或修订。
7、建国以来陶渊明研究综述。
建国以来的陶渊明研究，以文革结束为界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即1949-1978年，包含了两次全国性的陶渊明研究大讨论。1953年张芝（李长之）出版专著《陶渊明传论》，引来学人批评。阎简弼认为张芝用陶渊明曾祖陶侃和外祖孟嘉不忠于晋室来论证陶渊明不忠于晋室的方法是错误的。曹道衡1957年发表《关于陶渊明思想的几个问题》，认为张、简二人过于强调陶侃对陶渊明的影响是不对的，陶渊明与晋朝关系的疏密凭现有材料很难定论，但陶渊明大抵游离于晋朝则是肯定的。这次讨论出现了把学术讨论政治化、上纲上线和庸俗地对待阶级分析等偏颇。第二次大讨论始于1958年12月，终于1960年3月。1957年反右派，58年运动仍在进行，在这一背景下，北大中文系二年二班学生集体写作《陶渊明基本是反现实主义诗人》的文章。随即北大中国文学史教研室写作《试论陶渊明的作品及其影响》、曹道衡写作《再论陶渊明思想及其创作》予以反驳，使得第二次讨论以正确意见占优势而结束。这其中1956年，王瑶整理出版了《陶渊明集》，对每篇作品都作了系年，按写作年代先后排序，还有简要的题解，对难懂的词语还作了简注，这一创举有益于对陶渊明思想与创作的研究。逯钦立在1964年写作了《读陶管见》，回答了第二次讨论有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文革开始后，一切研究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