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师范大学考博中国古代文学试题及答案

点赞(0) 反对(0) 本站小编 免费考研网 2018-02-21 20:40:22 阅读(0)

2001年
名解:
1、共和行政:共和行政又称周召共和,前841年西周镐京国人暴动攻入王宫,周厉王逃跑,政权由大臣周定公和召穆公共同执掌,称为共和。十四年后,公元前828年,周厉王死。太子姬静继位,史称周宣王,共和行政结束。共和元年是我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2、九流十家:是先秦至汉初学术思想派别的总称。西汉学者刘歆作《七略》,其中《诸子略》将先秦和汉初诸子学派分为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十家中小说家属于艺文,除去不算,称为九流。
3、劝百讽一:形容规讽正道的言辞远远及不上劝诱奢靡的言辞,语出西汉末扬雄的《法言》。其意是说赋中鼓励的成分过多,淹没了篇末的讽谏主旨,本末倒置,结果欲讽反劝,适得其反,助长了帝王的奢侈心理。这是扬雄对汉大赋的批评。司马相如在《子虚赋》和《上林赋》中基本规定了汉大赋的模式:先是连篇累牍地堆砌辞藻,极尽夸张美饰之能事,最后以淫乐足以亡国,仁义必然兴邦的讽谏作为结尾,铸成了“劝百讽一”的体制。

4、四声八病: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颙著《四声切韵》,提出平上去入四声,而沈约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创作时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就是后人所记之“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钮、正钮等八种声病。“四声八病”用于永明体诗歌的创作中,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要求过分苛刻,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病。
5、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语出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明经科和进士科是唐代科举考试中规模最大的科目,最受当时社会的重视。明经科主要是考儒家经典的背诵默写,为记诵之学,年少举子考取容易,故30岁考中,已属“老”了。而进士科考诗赋策论,考的是理解发挥能力,非有长时间的积累不能考取,50岁考中尚属年轻。所以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6、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语出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国朝萧墨《经史管窥》引李耆卿《文章精义》云:‘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然则今人称‘韩潮苏海’,误矣。”这句话说得是唐宋古文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的艺术特点。韩愈文风深邃如海,寓意丰富。柳宗元文风清新如泉,自然精致。欧阳修文风跌宕如澜,雄浑有力。苏轼文风豪放潮涌,潇洒恣肆。
7、《白石道人歌曲》:《白石道人歌曲》一称《白石词》,是宋代姜夔(号白石道人)所作的词曲谱集。共六卷,别集一卷。书中收有祀神曲《越九歌》10首,词调令、慢、近、犯17首,琴曲《古怨》1首。其中《越九歌》旁缀律吕字谱,已标明不同音高;琴曲《古怨》是减字谱,可弹奏。词调17首中,《醉吟商小品》和《霓裳中序第一》是传统大曲的摘篇,《玉梅令》是范成大的作品,其余皆是白石自度曲。《白石道人歌曲》是少有的乐谱宋词,能让现代人一窥宋词的音乐风格。
8、《天演论》:甲午战争结束后,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并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刊出。《天演论》原是赫胥黎在牛津大学举办的一次有关演化的讲演稿,他发挥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该文译出后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冲击巨大。
9、熹平石经:东汉灵帝熹平年间(172-178)将《鲁诗》、《尚书》、《仪礼》、《周易》、《春秋》、《公羊》、《论语》七部儒学经典刻石建于太学,世称“熹平石经”,开创了我国历代石经的先河。它全为隶书体,故又称一体石经。熹平石经以一家本为主而各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各家异同于后,这对于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和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
10、咸通刻版《金刚经》:唐懿宗咸通九年(868)雕版印刷的《金刚经》,是由六个印张粘接起来的十六米长的经卷,内容是释迦牟尼佛在祗园精舍向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故事。这是至今存于世的中国早期印刷品实物中唯一留有明确、完整刻印年代的印品。经卷首尾完整,图文浑朴凝重,刻画精美,文字古拙遒劲,刀法纯熟,墨色均匀,印刷清晰,表明当时印刷技术已臻成熟。斯坦因第一次到敦煌时将其掠去,今存大英博物馆。
11、饮中八仙:指唐朝嗜酒的八位学者名人,亦称酒中八仙或醉八仙。《新唐书•李白传》载,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人”。杜甫有《饮中八仙歌》。八个酒仙是同时代的人,又都在长安生活过,在嗜酒、豪放、旷达这些方面彼此相似。
12、燕许大手笔:“燕许”指唐武后玄宗朝文人张说、苏颋,张说封燕国公,苏颋封许国公。《新唐书•苏傒溍传》载,苏颋“自景龙后,与张说以文章显,称望略等,故时号燕许大手笔”。二人主张“崇雅黜浮”,以矫正陈、隋以来的浮丽风气,讲究实用,重视风骨,但所作文章内容狭窄,骈文习气很重。张长于碑志,风格雄壮,为诗有法,晚谪岳阳,诗益动人,人谓得江山之助,较苏成就大。
13、《本事诗》:《本事诗》1卷,晚唐孟棨撰。所记皆诗歌本事,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徵异、徵咎、嘲戏7类。其中唯宋武帝、乐昌公主二条为六朝事,余皆唐人事。撰书本旨是提供有关诗歌作品的写作背景,以便了解作品含义。例如王维为讽谕宁王强占卖饼者妻而作《息夫人》诗,张九龄因受李林甫排挤而作《海燕》诗,倘不说明本事,很难知其用意。其书以诗系事,乃是一种创体。此书对於了解唐代诗人生活和作品,有一定参考价值。
14、《复性书》:韩愈的弟子李翱所作。《复性书》三篇为宋代理学家谈心性开了先河,上篇总论“性情”及圣人之关系,中篇言如何修养成圣的方法路径,下篇勉励人们进行修养。李翱的《复性书》,以《中庸》、《易传》为立论的根据,企图建立起儒家的心性论学说。他把“性”与“情”分开,认为“性善情恶”,“性”是天授,所以是善的,而其恶是因为被“情”所昏蔽,这一点启迪了后来理学家对“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分野,亦是理学家“天理”、“人欲”之辨的根源。
15、乐游原:在长安城南,是唐代长安城内地势最高的地方。因为地理位置高便于览胜,文人墨客也经常来此做诗抒怀。唐代诗人们在乐游原留下了近百首珠玑绝句,历来为人所称道,诗人李商隐便是其中之一。“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关于该诗的主旨,有人认为是嗟老伤穷、残光末路之感叹;也有人认为诗人热爱生命、执着人间而心光不灭,有着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
16、《瀛奎律髓》:元代方回编选的唐宋五七言律诗总集。《瀛奎律髓》专选唐宋两代的五、七言律诗,故名“律髓”,又取十八学士登瀛洲、五星照奎之义,故称“瀛奎”。共选唐代作家180余家,宋代作家190余家。方回宗杜甫,但他选诗并不只凭一己偏爱,而是注意到不同流派。如入选宋诗,有江西派、四灵体、江湖派,也选西昆体。此书分49类,每类有题解,说明这类诗的性质和特点。清代纪昀撰《瀛奎律髓刊误》批评方回论诗有三弊:一是党援,二是攀附,三是矫激。选诗也有三弊:一是矫语古谈,二是标题句眼,三是好尚生新。
17、清江三孔:北宋文人孔平仲与其兄文仲、武仲俱有文名,时号“三孔”。文仲兄弟与苏轼、苏辙同时,并以文章名一世,故黄庭坚有“二苏联璧”,“三孔分鼎”之语。兄弟三人中孔平仲“工词藻,故诗尤夭矫流丽,奄有二仲”,诗歌成就涵盖了他的两位兄弟。孔平仲的诗歌有一些类似于苏轼那样的豪放雄迈之作,但风格主要近于苏辙,尤以流丽清整、通畅明快见长。南宋宁宗时临江太守王辶苇搜集遗文,编为《清江三孔集》四十卷。
18、《樵歌》:南北宋之际文人朱敦儒的词集,也称《太平樵歌》。朱敦儒词作语言流畅,清新自然。他的词风可分为三个阶段:早年词风浓艳丽巧;中年的词风激昂慷慨;闲居后词风婉明清畅。
19、得胜头回:得胜是表示吉利的话,头回即前回。这是宋、元说书人的术语。在开讲前,先说一段小故事做引子,谓之“得胜头回”,取其吉利之意。《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且先引下一个故事来,权做个得胜头迴。”
20、禁体诗:禁体诗就是作诗前约定在描写某一物体时预定禁止使用某些字,通常被用来描写其外形的常见常用的字词不得入诗,如咏雪不准用玉、月、梅、练、絮、白等字。禁体诗始于宋代欧阳修而得名于苏轼,意在倡导一种求新避熟的新诗风。欧阳修主张新变,他不满意当时人作白兔诗“皆以常娥月宫为说”的状况,后苏轼在《聚星堂雪诗》序中提出“禁体物语,于艰难中特出奇丽”,故名。因诗家以体物为工巧,废而不用,视同禁例,有如徒手相搏,不持寸铁,故禁体诗又名“白战体”。
论述:
1、解析评价荀子“人之性恶明矣”。
《性恶篇》是《荀子》一书的第二十三篇,阐述了荀子的伦理思想。旨在批判孟子的性善论,阐明自己关于人性邪恶的社会观。“性恶论”是荀子思想中最著名的观点,也是其政治思想的基石。文章先从人的物质欲望和心理要求出发,论证了“人之性恶”的道理。为了改变人性之恶,他一方面特别强调后天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主张“求贤师”、“择良友”;另一方面则特别强调政治的作用,提出了“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的政治主张。总之,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宗旨则在于以道德的、政治的手段去改恶为善。
荀子的性论中指出了实然人性中都含有偏情私欲,并以为情欲有倾向于过与不及的先天趋势。其发不是自然而然地皆中理中节,而表现出恶的行径。荀子多着眼于人性中的情、欲上,感性机能在其苦乐感中必然表现为避苦趋乐的感性冲动,这是人和动物共有的一种在纯粹感性机能中的自然本性,思维在理解内感形象的时候也必然把苦乐感活动理解为人自身的体验,而把避苦趋乐的感性冲动看成自己的欲求。把人本能的表现归咎为性的情欲所发,从而肯定人性恶。但他亦承认实然人性中也含有先天德性,“涂之人可以为禹”的基础,并以此德性为人之道德的内在基础,要人借扩充此德性实际去修德行善,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冥,参与天地矣。
人性好像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在我们身上同时存在作用,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有了选择,我们才有了选择的自由,我们有崇高的灵魂,自由意志,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理智,所以当我们行事时就面临取舍的选择,我们的意志追求善,趋向善的一面。我去节欲,顺情,放之在伦理范围内,尽人之性,活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之处,活出人的丰盛生命。
(性善论是战国时期孟子提出的一种人性论。孟子认为,性善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加以验证。既然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因此性善就是有根据的,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的,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2、简述唐以后中国宰相制度的变化。
唐朝是宰相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三省制度是在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时期逐渐形成的,到唐朝才真正得以确立。在唐代的中枢机构中,真正握有实权的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省是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构,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长官称尚书令,左、右仆射为之副。中书省是秉承皇帝意旨掌管国家机要大事、发布政令的机构,其长官称中书令。门下省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其长官称侍中。凡朝廷有军国大事,则中书出令(决策),门下封驳(审议),尚书受而行之(执行)。所以人们也简称尚书省是执行机构,中书省是决策机构,门下省是审议机构。又因尚书省下设有六部,故习称“三省六部制”。唐初右仆射加“知政事”身份,参加政事堂会议,也是宰相。中书令迁右仆射,不加“知政事”亦为宰相。李世民继位后,尚书省的左、右仆射与侍中、中书令均成为宰相。从贞观元年起,以他官预宰相事便经常出现。一是以资格较浅的官员加“参议朝政”、“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专典机密”、“参议得失”等名号而预宰相事;二是给一些资格较老的元勋功臣加“平章事”或“同三品”名号,使其可以继续预闻宰相事务。
宋太祖建国后,不断加强皇权,分化、削弱相权。宰相并不是一个正式官名,它实际上在隋代就是一个群体,是除皇帝之外的最高领导层。宋初实行“二府三司制”,宰相职权被一分为三,中央虽设三省,但三省及六部长官不经特许不得管理本司事务,成为闲职。实际权力归属“中书门下”这一机构,又称政事堂、都堂等,管理国家行政事务,以同平章事为长官,多由中书、门下两省侍郎担任,无定员。此外,以参知政事为副相,分割行政权。枢密院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长官为枢密使,与政事堂合称东、西“二府”。“三司”(户部、盐铁、度支)主管财政,号称“计省”,长官为“三司使”,号称“计相”,地位略低于“二府”。三司的设立最初是为了分割宰相的财权,后来三司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管的部门,一度凌驾于各个政府机关之上。二府三司各自独立,互不统属,直接对皇帝负责,构成最高辅政机关。宋神宗元丰改制,废除二府三司制,以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任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任中书侍郎。南宋初,左、右仆射加同平章事,为正宰相,不再兼任二省侍郎,两省侍郎改为参知政事。南宋孝宗以后,正宰相为左右丞相,副宰相仍复参知政事。此外宁宗、理宗都曾设“平章军国重事”和“同平章军国重事”,由老臣或权臣担任,处理军国大事,位高宰相。辽朝设立北南两个官制,北面又分北南两枢密院,北院掌军事,南院掌内政。北、南枢密院分别下设北、南宰相府和宰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宰相”作为正式官名)。金朝以尚书省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不设中书、门下二省。以尚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为宰相。
元至清末为宰相制度的衰落期。因为宰相制度无论怎样调整,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都无法得到彻底解决,所以从元朝开始,宰相制度便进入衰亡期。元朝以中书省为政务中枢,主官中书令常由皇太子兼领,下为左右丞相,再下为平章政事,副职左右丞及参知政事皆是宰相,最多至十多人。明朝从废丞相到实行内阁制,使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央官制发生了最重要的变革。明朝初亦设中书省,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1380),罢中书省,废丞相,由皇帝亲决国政。宰相制度遂废。后皇帝以不胜庶政之繁,设内阁大学士协理文书。后阁职渐重,大学士成为事实上的宰相,称辅臣,居首者为首辅。阁臣权力虽比宰相权力小得多,但人们还是习惯把阁臣看成宰相。清朝沿明制设内阁大学士,雍正时设立军机房,乾隆改称军机处,军机处成立后,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大臣无专职,亦无定员,其官员互不统属,皆直隶于皇帝,军机大臣的罢置也听命于皇帝,一切大权都集中在皇帝手里,相权终于被彻底分散。晚清实施新政,仿日制设内阁总理大臣为行政机关首长,而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中国古代的宰相制也终于走到它的历史尽头。
3、“学案”是什么性质的著述,有何价值?
记述学派源流及其学说内容并加论断的史书体裁。始创于明末清初。黄宗羲、全祖望等撰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即为学案体代表作。学案体史书实为学术思想史专著,也是继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等主要史书体裁之后出现的又一新的史书体裁。其体例为:每学案前先设一表,备举师友弟子,标明学派渊源及传授系统。每一案主均立小传,叙其生平概况及学术宗旨。对案主学术论著,均一一注明出处,材料采选颇为广泛,为深入研讨其学术思想提供方便。案主小传后,另有附录,载其遗闻轶事。亦附时人及后学之评论,备录其短长得失,以供后学自行判断。为后学研究断代或历代学术思想史及沿革,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文献资料。
学案的价值,以宋元学案为例。首先,《宋元学案》是我们研究宋元学术思想史重要的资料宝库。《宋元学案》作为一部学术思想史著,它在对宋元学术的宏观勾勒和源流的具体考辨方面,为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宋元学案》通过其《序录》、《学案表》和人物传记,全面勾勒了宋元学术思想中各学派的源与流,从宏观上给予了我们审视宋元学术思想的粗线条。同时,它对宋元学术的宏观勾勒又是建立在对其源流的具体、细微的考索之中的,因此,它更具有信实的参考价值,至少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视点。
《宋元学案》作者还通过“案语”等方式适当提出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仍能启迪我们的思维。如,对公元1175年朱、陆“鹅湖之会”这一理学史上的大案,他们除对资料进行详尽收录外,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黄宗羲主张调和二派;黄百家在《象山学案》中加“案语”说,朱、陆“立教不同”,“虽东西异户,及至室中,则一也”。这可说是破的之论,说明朱、陆表面上虽持论不同,而在维护儒家道统上却是一致的。
更为重要的是,《宋元学案》作者对大量文献材料钩玄提要,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宋元学术思想的许多具体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宋元学案》所记述的学者人数和选录的原著数量,所提供的研究线索之多,都是当代学者编写的哲学史、思想史著作以及资料汇编之类所不能相比的。
其次,《宋元学案》是我们研究宋元历史人物、事件的重要文献。《宋元学案》主要是一部学术思想史籍,是研究宋元学术不可或缺的文献。但是,如果我们在对宋元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考察时,将《宋史》与《宋元学案》相互参酌、相互比勘,就会相互发明、相得益彰。关于这一点的重要性,王梓材在《校刊宋元学案条例》中即已明言。他说:“是书修补,谢山兼为修《宋史》而作。故《宋史》所略而是书列传特加精详,语多本之《永乐大典》,其中经济著述,间或采入,盖圣门列四科意也。观者勿以无关《学案》少之。”今人徐光仁也说:“全祖望对《宋史》列传评论尤多,曾有志于重修《宋史》,他补修《宋元学案》,对《宋史》列传人物有增补考订之功。”
4、举出你读得较多的一种古代文人别集,说说喜爱的理由。
我读得较多的一种古代文人别集是清代王琦辑注的《李太白全集》。该集以体裁为序编辑李白的作品,次序井然而注释晓畅,赵信在序中称赞此书一出,“一注可以敌千家”,信然。
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很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且同臻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他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他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他与杜甫并称为“李杜”。
李白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原因所在。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5、陈子昂、李白同为蜀士,比较他们的诗歌观念、人格境界和创作成就,有着怎样的进步与发展?
先说陈子昂。陈子昂是唐代诗歌发展中不可不提的一位诗人。因为他提出了一系列诗歌革新的主张,提倡复古,如“风骨”说,“兴寄”说等,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诗歌的进一步发展,为扭转齐梁以来的淫靡之风指明了方向,也为盛唐诗歌的到来奠定了理论基础。“一代唐音起射洪”(民国陈衍语),很好地概括了陈子昂诗歌革新的贡献,肯定了他在唐代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道尽了他的文学主张,也是他的文学革新总纲领。在这篇序中,陈子昂首先对西晋到初唐这五百年间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回顾,指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这“道弊”具体表现在:“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风雅不作”,“兴寄都绝”。面对着这一文坛现象,陈子昂倡导“汉魏风骨”,要求继承诗经的优良创作传统,提出了“风骨论”和“兴寄说”。
在武后朝诗人中,陈子昂的人格精神和诗歌创作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他以儒家的“仁义礼乐”为政治理想,以纵横家的出奇制胜为济世方式,以道家、道教的饵食养生为人生归宿,陈子昂身上闪烁着初唐其他诗人少有的忠、义、豪、侠的人格精神。在诗歌创作风貌上,陈子昂的近体诗豪迈俊逸、悲壮慷慨的艺术风格,古体诗尤其是《感遇》“幽观大运”、“考察天人”的创作主题,也是初唐其他诗人的作品中所没有过的。而陈子昂人格精神、诗歌创作上的这些特点又使得他对齐梁诗风的革新,取得了远比前人大得多的成就。
陈子昂的诗文革新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他的“风雅”之音,为迷惘中寻找方向的一代文人指明了前途,在盛唐即将来临之际确定了它昂扬壮大的气象,也正是他这种只定基调不拘小节的理论指导,使得盛唐文学总体气象阔大,而且多是作者胸中真挚感情的自然喷发,读来不至于让人觉得矫揉造作。陈子昂的革新主张明确地定位了唐音,而其创作则潜在地为唐音内容所借鉴,从不同的方面继承,差不多可以流变出盛唐、中唐、晚唐三个阶段的诗歌主潮。
再说李白。李白沿着陈子昂追求功名的理想前进,继承了他那些浪漫主义的因素,将文人士子开阔的胸襟、远大的抱负、富于幻想和自信的共同心理面貌表达得淋漓尽致,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继屈原以后的又一个浪漫主义新高潮。李白诗歌的语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语,有的豪放,不拘声律,近于散文,但都统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之中。这和他自觉地追求自然美有关。他继承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以恢复诗骚传统为已任,曾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孟棨《本事诗•高逸》)他崇尚“清真”,讽刺“雕虫丧天真”的丑女效颦,邯郸学步。他的诗歌语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认真学习民歌明白通俗的特点的结果,明白如话,通俗生动。
李白的一生一是接受了儒家人格境界的精华,二是秉承了道家人格风范的经脉,三是糅合了墨、侠、纵横诸家人格模式的要素,在盛唐文化背景下通过仗剑远游、追求理想、归依自然的实践历程整合为独立的精神品格,诸如“狂者进取”、“至大至刚”、“刚健有为”、“道法自然”、“行侠仗义”等等。李白理想主义的精神世界,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俯察宇宙的生命体认,张扬个性的生活主调,渴求解放的激情呼唤,在人格表现上凝聚着鲜明的文化特质。这些特质便烙印在李白情系社稷、贵民固本、亲和自然、嫉恶如仇、恪守真诚的文化人格精神之中。创作成就见第4题。
6、简述韩愈与欧阳修的古文理论及其主要差别。
(名解:古文运动:唐宋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同时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以文明道。除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外,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也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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