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略述南宋散文的发展状况。（宋代散文的发展、演变和特点）
宋代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长河中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从古代散文演变的历程来看，宋代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的鼎盛时期。正如明代文学家宋濂所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300余年间，出现了众多的散文作家和散文作品。在“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就占了六位，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从吕祖谦所编的《宋文鉴》、庄仲方所辑的《南宋文范》和今人所编的《全宋文》等散文总集来看，宋代散文数量繁富，佳作纷呈，风格流派众多。同时在散文理论和体式上也多有开拓，从文体理论的角度来看，宋代是“散文”概念提出并渐趋成熟的时期。宋代散文大体上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北宋前期、北宋中期、南渡前后、南宋中兴和南宋末年。
一．宋代散文的特点
宋代散文承中唐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而来。从思想内容上来看，宋代散文一是多以讲学为目的的言道之文，二是多以论政为目的的政论之文，三是多以记录见闻为目的的笔记之文。言道之文具有很强的哲学性，政论之文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笔记之文具有机很强的趣味性和学术性。分期论述如下：
1．北宋初期，承袭晚唐五代之风，以骈文为主，也有人作古文。这一时期的最大的成就乃在于古文运动的再次兴起。代表性作家有柳开、王禹偁、石介、范仲淹、尹洙等。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这些古文家的最大特色是言道与论政密切结合，教化性较强；从艺术上看，其最大特色在于提倡平易自然，但创作实践上尚不能尽如人意，有时不免露出辞涩言苦的毛病。
2．北宋中期是宋代散文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古文运动取得成就的时期。欧阳修实际上为此期的领袖。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言理与论政逐渐分开，以程颐为首的理学家提倡“文以载道”，言理遂成为理学家的目的；以欧阳修为首的古文家则强调关心百事，言政遂成为古文家的主要内容。从艺术实践上来看，古文家不但把宋初平易自然的理论主张完全付诸实践，而且还发展了古文的艺术韵味，使之更具有文学性。
3．南宋初期散文创作充满爱国激情，文人纷纷以文言政，要求抗敌北伐，批判投降求和，具有高度的战斗性，其文风也慷慨激昂，气盛势足，理明词畅。
4．南宋中期又是散文创作相对发达的时期，其中尤以鼓吹北伐、议论国是的政论之文和倡明理学、论辩哲理的讲学之文成就最高。前者以辛弃疾、陆游、杨万里、范成大、陈亮为代表，后者以朱熹、陆九渊叶适等人为代表。这两大内容在写作上皆条分缕析、切当翔实，较之北宋散文更富有论辩力和逻辑性。
5．南宋末期的散文呈现衰落趋势，自中期以来就出现的萎靡文风此时有增无减。但在南宋亡国之际出现的文天祥、谢翱、邓牧、王炎午等一大批作家，都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纪实抒情散文，其内容仍以抒发爱国情怀为主，但在亡国之际风格更显得悲慨沉痛。
二．宋初散文：柳开与王禹偁。
北宋初年，宋王朝开国之后的升平景象，使文坛仍然追求晚唐、五代的美学风尚：辞藻典丽而内容单薄的骈体文甚为流行，西昆体泛滥文坛，出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棅瑳弗振。”（《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四《四朝国史•欧阳修传》）的徘徊局面。
首先起来反对五代文风的是高锡、梁周翰、柳开、穆修等人，而以柳开最为有名。柳开以推崇韩、柳，扭转风气为己任，“吾之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道；吾之文，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文也。”（《应道》）这种把道统与文统扭合为一的观点，对后来的古文家和理学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柳开还把文看作是明道的工具，并因此反对文体华艳，这种思想在宋初本应起到矫正五代浮华文风作用，可是柳开过于强调道的重要性而忽视文采，而他所说的“道”又仅仅是指“圣贤之道”，因而容易使文学沦为道统的附庸。加上柳开为人粗豪狂诞，为了反对骈文，人为地把文章搞得参差不齐、古朴生涩，很难吸引人。所以尽管他大声疾呼，却应者寥寥，没有对文坛产生实际影响。柳开也十分恼丧地说自己：“立身行道必大出于人上而遍及于世间，岂虑动得憎嫌，挤而斥之。”（《再与韩洎书》）
宋初在散文创作上取得较高成就的作家是王禹偁。可以说，王禹偁是连接唐之李杜韩白与宋之欧苏的关键人物，也是形成宋代诗文特色主流之先河。王禹偁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但他不是把“道”当作纯粹外在的教条理念，而是与自己内在的追求、个人的性情联系在一起，这样，文的应用范围就比柳开的广泛。同时，他又主张易道易晓，不排斥文采，提倡创新。他的一些优秀的古文篇章，继承了韩、柳的传统而文字较为平易，显示出一种新文风的端倪。宋代大作家无不推重王禹偁，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
三．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的完成
经过宋初作家多方面的探索，针对晚唐五代文风进行革新的思潮逐渐形成。到了宋仁宗庆历（1041—1048）前后，伴随着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领导的政治运动的开展，文学革新的思想变得更为自觉。因为改革政治，表达政见需要儒学理论的指导以及切于实用的文学形式，于是一度中断了的韩、柳古文传统得到了继承与发扬。
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他的主要功绩在于继韩、柳之后再一次举起古文运动的大旗，以古文变革晚唐、五代以至宋初卑弱靡丽的文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一代宋文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首先，欧阳修继承了韩、柳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持有新的观点，他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时者。”（《答李诩第二书》）其次，欧阳修论文重道，又注重“文”（形式技巧），认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代上人王枢密求先集序》），而“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反对以“道”代“文”。这重文道并重的思想，把文学看得与道同等重要，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地位。再次，欧阳修论文，虽然极力推崇韩愈，但不取其好奇尚险，而取其明白晓畅，略其“沉浸浓郁”，而重其“文从字顺”，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等人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在各类文体中，欧阳修以散文的成就和地位为最高，论者以其和韩愈相比，称他“文章为一代宗师”（谢枋得《文章轨范》）。散文的题材、内容、文体非常广泛，而以论道、论政、抒情三类成就最高。论道是对北宋初期散文的继承，论政、抒情又是北宋初期散文的一大发展。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政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有的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是古文的实际功用价值与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他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在他的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与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另外，欧阳修还工于文赋，他继承了唐代古文家以文为赋之风，所作既屏弃了汉大赋式的铺张，又摆脱了六朝骈赋的铅华，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对文赋的确立、发展有一定的贡献。《秋声赋》就是他的代表作。除此而外，他还对四六体进行了革新，他常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且少用典故成语，不求对偶工切，从而为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欧阳修的散文，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
从柳开到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特别是经过欧阳修的创作实践，在散文创作上解决了两个大问题：一是再度强调了唐代古文家所倡导的“明道”的口号，进一步清算了浮华不实的文风；二是要求文风朴实，语言平易自然，文从字顺，扫除了在文中使用冷僻艰深词句的旧习，缩小了文言文与口语的距离。此后，宋代散文基本上沿着他们所开辟的古文之路发展。
四．苏轼的散文创作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重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他并不认为文学的目的只在于阐发儒家道德理念，他肯定文学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等方面的作用。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并非仅是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该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文风。
在散文写作方法方面，苏轼最重视的是“以意为主”，因此，他既反对外表华丽而缺乏内涵的骈体文，也反对怪僻而不可读之文，更重视在“意”的支配下的自由挥洒、变化无端的艺术风格。正是在这种文学思想的指导下，他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散文风格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自然、畅达。他的散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地方。
苏轼擅长写作议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以谈史论政为要。这类文章大都能针对时弊，有为而发，言之有据，目光犀利，议论纵横，气势恢弘。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力度与感染力。更能代表苏轼散文成就的是随笔、游记、杂记、赋等感情色彩较浓厚的文体。这类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写作手法比前人更自由，常打破各种文体习惯上的界限，把抒情、状物、写景、说理、叙事等多种成分糅合起来，以胸中的感受、联想为主，信笔写去，文章结构似乎松散，但却于漫不经心中贯穿了意脉，引人入胜，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特点。苏轼的辞赋和四六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疏宕潇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他又是骈文大家，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四六文典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在迁谪时的诸表启，几乎和泪代书，凄恻感人。苏轼的四六文以散文的气势和笔法去作骈文，务去华辞，提炼雅语，以疏通畅达、流转自如见长，不以文采密丽取胜，开宋代骈体新风。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五．南宋的散文和骈赋
与北宋散文相比，南宋散文的成就稍为逊色，没有产生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那样的大家。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文体中，南宋作家对前人有所发展和超越，南宋散文在总体上的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
1．政论文和笔记小品
南宋自始至终受到北方强敌的威胁，抗敌御侮是当时最重要的政事，所以政论文多以吁请抗敌、谋划复国大计为主要内容。这些文章的政治功利目的十分明确，大都秉笔直书，义正词严。它们不很注重文学技巧，然而气势磅礴，言辞恳切，在欧、苏、曾、王之外开辟了古文的新境界。
南宋初期，抗金将领和爱国志士在国势危急之际坚决要求抗敌，留下了许多彪炳史册的政论文。如宗泽的《乞毋割地与金人疏》、《请驾还汴疏》，李纲的《论天下强弱之势》、《请立志以成中兴疏》张浚的《论恢复事宜疏》等。岳飞的《五岳盟祠记》和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更是慷慨激昂，气壮山河，具有极大的战斗力。南宋中期的政论文以替朝廷出谋划策为主要内容，陈亮和辛弃疾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辛弃疾写了《美芹十论》和《九议》，全面而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提出了进取的方案，文笔酣畅，意气风发。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力主恢复中原，告诫孝宗不可苟安而痛失良机。南宋的政论文使散文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义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其气势之雄伟和逻辑之严密比北宋散文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宋的笔记散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南宋的许多作家都撰有笔记专集，如陆游有《入蜀记》、《老学庵笔记》、罗大经有《鹤林玉露》、洪迈有《容斋随笔》、范成大有《吴船录》等。这些笔记散文内容十分丰富，举凡史事杂录、考据辩正、诗文评论、小说故事、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等，应有尽有。不少文章的文字表达生动有趣，具有相当的文学性。南宋的笔记集流传下来有近百种，其中的小品文成就尤高，堪称晚明小品文的先驱。
2．南宋理学家的散文
两宋理学发达。理学家把人内在的道德纯化作为人生的根本目标，把任何一种精神外骛视为人生的危险。所以北宋的二程就直接提出了“作文害道”和作文也是“玩物丧志”的观点（《二程遗书》）。又由于他们与古文家都以儒道为旗帜，所以他们指出古文家宗道履道的不彻底性甚至虚伪。到了南宋，理学愈盛，并出现了集大成的宗师朱熹，这种鄙视乃至取消文学的理论因他的阐发产生了一些改变。朱熹继承了周敦颐和二程的文道观，并对文与道的关系作了更深入的论述。首先，他强调“道”的重要性，道是根本，而文不过是辅助手段而已。其次，朱熹又并不认为文与道是毫不相干的，他曾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事实上承认了文学的价值。朱熹是两宋理学家中最具文学修养的人，在创作上，他强调作家的人品修养，承认感情在文学中的作用，多次强调“感物道情，吟咏情性”（《朱子语类》卷80）不像其他理学家那样不近人情，只是反对流于滥而已。他还反对模拟，提倡创新，强调平淡，注重涵咏、曲折、风致，特别推崇比兴和温柔敦厚的风格，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朱熹文学思想的重要特点。
朱熹的文论对南宋的古文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散文被置于理学的规范之下，文成为从属于道的表现工具，这妨碍了作家对艺术作深入的研究，并导致了一些粗糙鄙俚的语录体散文的产生。另一方面，朱熹毕竟没有完全抹杀文学的价值，仍然为文学在理学思想的支配下保留了一席之地。
理学家的诗文主要是用来说理的，大部分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他们也有一些文学性较强的作品，有些虽是宣扬理学思想，但能借助生动的形象；有些则突破了自己理论上所设的藩篱，抒发了较真实的感情，在表达上也能做到明洁浅易、平淡自然。
自从程朱理学兴起，唐宋古文的系统就受到严重的挫伤。后世的正统“古文”，如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都不是直接沿续唐宋古文的，它们都沾染了道学气味。桐城派的开山祖方苞更直接指出学唐宋古文对于其经学上的不纯粹要有所警戒。可以说，以“载道”为理论宗旨的古文一脉到南宋已趋衰微。
（另一种答法。）
自高宗绍兴末年至理宗端平年间，是南宋散文创作的繁荣期，宋代散文进入了第四个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事功派、理学派、永嘉派、道学辞章派等诸多散文流派交相辉映的局面。事功派散文作家有陆游、范成大、周必大、杨万里、辛弃疾、陈亮等人，陈亮、辛弃疾是事功派的核心人物。陈亮是一位事功派哲学家，他的散文议论纵横驰骋，有兵家和纵横家的气派，代表作品有《酌古论》《中兴五论》《陈子课稿》《上孝宗皇帝书》等。辛弃疾是一位抗金民族英雄，他的散文文意宏伟、气势雄壮。其代表作品《美芹十论》《九议》等审时度势，议论周密，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性。理学派散文以朱熹、吕祖谦、张栻为代表，他们均以理学名世，有深厚的学养。他们的散文创作既有哲理的研讨，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理学大师朱熹，于各体散文皆有造诣，其代表作品《庚子应诏封事》《百丈山记》《送郭拱辰序》，或言事推理，或记游写景，或叙事论艺，皆见深厚的功力与艺术涵养。永嘉派散文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为代表，其中叶适是凌跨一代的散文大家，尤擅长碑状、记、序等文体，其《水心文集》中的各体散文体现了永嘉派散文博古通今、讲究实用、意趣高远、词藻佳丽的文风特征。道学辞章学派出现在南宋中后期，该派散文融道学派和文章派于一体，讲究穷理致用、华实相融，代表人物有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等人。
自理宗端平年间至南宋灭亡，是宋代散文发展的最后一个时期。南宋末年，以民族英雄文天祥为代表的爱国派将宋代散文推向最后一个高潮，他们以慷慨激昂、悲壮雄劲的旋律结束了宋代散文的发展历程。南宋末年，随着蒙元贵族的入侵，文人的爱国精神极为昂扬，文天祥、谢枋得、刘辰翁、郑思肖、谢翱等人，一面抗元救国，一面用他们手中的笔，写下大量优秀散文，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谢枋得的《却聘书》、刘辰翁的《文山先生像赞》、郑思肖的《文丞相序》、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等文，皆慷慨悲愤，迸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光芒。
（中国古典散文发展概况）
一、中国古典散文发展概况
先秦散文：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以论说为主，如《论语》，《孟子》，《庄子》等；历史散文是以历史题材为主的散文，凡记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文章和书籍都属于历史散文范畴，如《左传》等。
两汉散文：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把传记散文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东汉以后，除子，史专著外，开始出现了书，记，碑，铭，论，序等个体单篇散文。
唐宋散文：在“古文运动”的推动下，散文构造形象的方式日益繁复，出现了文学散文，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山水游记，寓言，传记，杂文等作品。
明代散文：先有前后七子以古拟为主，后有唐宋派主张作品“皆自胸中流出”，较为有名的是归有光。
清代散文：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清代散文，更注重“义理”的表现．而且桐城派的代表作家姚鼐对我国古代散文文体加以总结，分为13类，包括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说，箴铭，颂赞，辞赋，哀祭。
二、中国古典散文发展细述
（一）、先秦时期
1．诸子散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如《论语》、《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其中《庄子》文学性最强。
2．历史散文：以记言记事为主，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
（二）、汉魏六朝时期
1．赋——汉代文学的代表
发展阶段：骚体赋、大赋、抒情小赋。
代表作家：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张衡、赵壹等。
2．代表两汉散文最高成就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时代：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
体例：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130篇，52万余字。
文学成就：人物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语言高度个性化，极富形象性和表现力。
地位：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学和传记文学的新纪元，代表了两汉散文的最高成就，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3．魏晋六朝，抒情小赋日趋精致，散文清俊通脱，骈文盛极一时。
名篇佳作：曹植的《洛神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归去来辞》、庾信的《哀江南赋》、郦道元的《水经注》。
（三）、唐宋时期
1．唐初受南北朝影响，骈文盛行。
2．中唐古文运动：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主张“文以载道”，提倡先秦散文传统，力主恢复散文的主导地位。
3．晚唐以小品文为代表。
4．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欧阳修：是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宋代散文的奠基人。提倡平易通达的文风。
苏轼：诗文革新运动的最后完成者，成就最高。其文自由挥洒，诸体兼备。
5．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有“韩如潮，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海”之说。
（四）、明代
1．明初揭露黑暗社会现实的作品。如刘基的《卖柑者言》，宋濂，高启。
2．台阁体：歌功颂德，空阔浮泛。
3．明中期，前后七子发起复古运动，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其末流陷入一味模仿，了无生气。
4．唐宋派：提倡唐宋古文传统，反对前后七子。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归有光的《项脊轩志》。
5．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公安三袁”袁宗道、宏道、中道为代表。
6．竟陵派：主张近公安派，但尚“幽深孤峭”。
7．晚明小品文：为明散文颇有光彩一部分，代表作有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
8．明末出现复社、幾社领袖的爱国诗文，如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
（五）、清代
1．国初三大家——魏禧、侯方域、汪琬，以传记散文见长。
2．桐城派——清代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讲究古文义法，以清真雅正为宗，但内容较单薄。
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
3．清代骈文中兴：陈维崧、袁枚、洪亮吉、汪中等为主。
3、论唐诗对宋词的影响。
刘京臣《盛唐中唐诗对宋词影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10年。
本文着力研究盛唐、中唐诗对宋词的影响。文章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选取盛唐时期对宋词影响最大的王维、李白、杜甫三位巨星为中心展开探讨，下编则以韩愈、白居易、刘禹锡三位大诗人为中心，考察中唐诗歌对宋词的影响。
以山水田园诗称名的王维，在宋代词人心目中却以“画师”形象出现，这是其诗歌中的清溪小景、空寂之情投射给宋代词人的心理印迹。此外，他的“辋川诗”系列、“凝碧诗”、送别诗等也沾溉宋词良多。
李白以豪放飘逸著称，其飘洒不群、傲岸卓立的自我形象本身就是宋词作家睥睨权贵、向往自由的典范。若从整体来看，他对宋词影响最大的并非其汪洋恣肆之作，而是咏写“妇人与酒”的旖旎小诗。他的咏月、怀归、怀古诗等也多为宋词所取。
杜甫对宋词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语词字句，到意象意境，再到题材风格，杜集中近半数的诗歌都被宋词拟则师法过，可谓唐代诗坛对宋词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位。
“贬谪体验”与“感伤情结”是中唐诗歌给予宋词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宋词在面临类似的题材时，常自中唐诗歌取法。对韩愈而言，与其仕宦迁播相结合的反映真切生活体验的诗歌，较其最为知名的奇崛险怪类作品，更容易为宋词所继承与接受。除此而外，他的“以文为诗”对于苏轼、辛弃疾一脉的词人影响也颇为深远。
白居易身上也有“贬谪”与“感伤”的痕迹。其对宋词有较大影响的作品，首推以《长恨歌》、《琵琶引》等为代表的“感伤诗”。他乐天知命、优裕顺遂的人生经历，诗酒唱和、偎红倚翠的生活享乐与反映这种体验的“闲适诗”，极大地影响了宋词对世俗享受的描绘与再现。
至于刘禹锡对宋词的影响，则与其贬谪生涯更为密切，最显著的是表现在他的两首赏桃花诗上。此外，他的感伤诗、咏史诗等也对宋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刘禹锡身上还存在着后人误读的现象，这种“以讹传讹”的将错就错却在无意中扩大了其对宋词的影响。
本文原拟以“唐诗对宋词影响研究”为题，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来全面而完整地研讨整个唐诗对宋词的影响，但一则因为初唐诗歌对宋词的影响远远不如盛唐、中唐、晚唐，可留待以后适当作补充；二则因为，晚唐诗歌对宋词的影响，虽然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有些重要问题还有待梳理和解决，而我目前受到时间、精力及博士论文篇幅的限制，无暇顾及于此，只能等待将来有时间和将有关问题思考成熟后再来完成。所以本文主要选取盛唐、中唐六大诗人，以他们为中心来探讨这两段时间的诗歌对宋词的影响。
4、论“以赋为词”。
《文心雕龙•诠赋》日：“赋者，铺也。”赋这种文学体裁的主要特点即在于铺陈。所谓“以赋为词”，就是用铺陈的方法写词。柳永最先在词里融汇了赋的写法，他的《望海潮•东南形胜》、《破阵子•露花倒影》等，铺陈城市的繁华、节日的欢乐，以及社会的风俗人情，展示了一幅幅城市生活的画面。这类词简直就象浓缩的、通俗化的汉赋。柳永还有一些词是用六朝抒情小赋的写法，通过景物的铺陈描写，抒发词人的感情。然而以赋为词，柳永还只是一种尝试，周邦彦继柳永之后将这种写法加以发展，才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周邦彦的《解语花•元宵》、《六么令•重九》类似柳永的《迎新春》。但他的代表作却不是对柳词的幕仿，而能自成一家。蔡篙云日：“周词渊源，全自柳出，其写情用赋笔，纯是屯田家法。”（《柯亭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