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注重以世俗化的平易语言叙写人生故事，作家们瞩目于写出真实生动的生活，注重生活的有滋有味有声有色，重视生活的逼真感，而不对生活作美化和粉饰，不避粗俗丑陋，不避庸俗卑劣，甚至追求现实生活的残酷与赤裸，努力写出生活的本真色彩。池莉就曾说过：“生活给文学的影响最大，而理论家总喜欢找哲学美学影响，写作时关心的是把生活变成自然的、有滋味的语言，写作时比较冷静，总是酝酿成熟再写。”
4、自然悲婉的审美风格。
刘震云谈及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时说：“我写的就是生活本身。我特别推崇‘自然’二字。崇尚自然是我国的一个文学传统，自然有两层意义，一是指写生活的本来面目，写作者的真情实感，二是指文字运行自然，要行云流水，写得舒服自然。中国的现代派作品就不自然，是文字游戏，没有什么价值。”慰这使新写实小说呈现出近乎“俯拾即是，不取诸邻”的自然。宋张来在《东山词序》中说：“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丽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至道也。”新写实小说可以说大多为至性至情之文不雕琢不粉饰识是实实在在地将身边的事情写出。方方曾经说：“都市生活就是许许多多的如我一样的人组成。……自己自然熟知自己。自己自然不必再下到自己生活里，只需化些时间，寻些稿纸，用几个晚上把自己的事写出来给人看就行了。”这种叙写自己熟知的身边事的俯拾即是，这种让生活像生活本身一样展示出来，使新写实小说具有自然的审美色彩。
新写实小说创作注重作家的真情实感，并非如有的人所说的是“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虽然作家在创作中尽量不进行道德的、政治的。伦理的评判，尽量不作善与恶、美与丑的直接判断，只是努力写出自然形态底层人生的生活状态，然而读者从中仍然能见出作家的喜好与憎恶、赞美与针贬。从池莉的《烦恼人生》主人公印家厚烦恼忙碌的一天中，编者读出的是：“我们的印家厚太累了！能不能使印家厚一类人到中年的普通公民生活得轻松些呢？作者与主人公、与读者一样，寄希望于改革。”在池莉貌似平静的叙写里，可见出作家的不满和希冀。从方方的《风景》主人公七哥的挣扎与奋斗中，作者意在告诉人们：“生存环境的恶劣，生活地位的低下，必然会使开过眼界的七哥们不肯安于现状。改变自身的命运差不多是他这样家庭出生的人一生奋斗的目标。……该谴责该痛恨的是生长七哥们的土壤。”在方方似乎冷漠的语态中，可看出作者的愤感与不平。从池莉的《不谈爱情》主人公庄建非和吉玲的爱情婚姻故事中，可读到“人人不可超脱的生存状态的缺陷”，读到“婚姻不是个人的，是大家的”的意蕴。从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主人公小林的烦恼苦涩的小公务员的生活中，可读出“生活是严峻的，……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读出人们在严峻的生活中精神的磨损与丧失。当然，许多优秀的新写实小说作家的叙事语态和风格不尽相同，刘恒在真诚朴实中呈现着凄惨与厚重，刘震云在机智嘲讽中显示着焦虑与愤嫁，池莉在细腻流畅中透露出苦涩与犀利，方方在强悍疏荡中洋溢着感伤与热忱，但是，他们的创作都不是“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的。刘恒对改革开放中乡村人们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揭示，刘震云对人事变动中官场人们复杂的人际关系权力争斗的剖露，池莉对下层社会委会众生的烦恼人生的描写，方方对底层社会普通市民的窘困生活的叙写，都不难看出在他们似乎十分平静冷漠的叙写之中涌动着的激情，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对人生的思考和追求，只不过他们在创作中故意表现出一种客观冷静的叙事态度，直面现实而不主观地去判定现实，源于生活而不努力追求高于生活，将自己的情感蕴涵在对原汁原味生活的叙写中。
新写实小说大多描写人们在物质匾乏中的生存状态、在生命力匾乏中的生命状态、在精神匾乏中的精神状态，它们展示的大多是一种不如意的悲哀人生，在这种人生中徒劳的挣扎与奋斗，从中或显示出无可奈何对命运的妥协与认同，或表现出自嘲自慰的无谓与看破，但是人们总难以走出这种悲哀的状态，这使新写实小说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悲婉的审美风格，一种独特的悲剧意味。虽然作家们大多以十分冷静的语调叙写这种悲哀人生，不像传统的悲剧故意渲染悲剧气氛、突出悲剧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只是平平淡淡实实在在地叙述平凡的人生故事。面对这种不如意的悲哀人生，主人公大多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态度，或在默默无闻里认同了可悲的命运，或在调侃自嘲中化解了内心的不平，或在无奈的希冀中淡化心中的抑郁。《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在身上盖着一地鸡毛柔软舒服的梦里，忘却了房子、孩子等一切烦恼；《黑洞》里的陆建桥在往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中下坠的幻觉里，暂时摆脱寄居的苦恼；《艳歌》中的迟钦亭在黑暗里手握着女弟子的信，暂且拂去夫妻不和的烦闷；《不谈爱情》里的庄建非在妻子怀孕、朋友调解中，消解了准备离婚的矛盾；《结婚年》中的维扬在结婚年的夫妻相拥中，排解了小两口争吵的苦闷；《白云苍狗谣》里在新所长的上任、刘干事的辞职和张干事的调走中，平息了流行病研究所的矛盾。如此种种，人物面对不如意的悲哀人生所表现出的无可奈何，使新写实小说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哀婉的情调，使新写实小说表现出一种自然悲婉的审美风格。
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以其庸常人生的平实叙写、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世俗化的平易语言、自然悲婉的审美风格，构成其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不同的独特风貌。然而，新写实小说又是在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中长成的，也汲取了一些现代派艺术的营养，将现实主义的创作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虽然新写实小说创作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但它勿容置疑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四、新写实小说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新写实小说创作是在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中形成的，可以说它是中国文学在特定的时期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和深化。然而，新写实小说创作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基础上，又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它的创作观念与法国的新小说派甚为相似，在创作的手法上，它汲取了西方现代派艺术的一些艺术技巧，因而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又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在显示了现实主义强盛的生命力的同时，也展示了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坛的开放性。
 刘震云说：“新写实这个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和五十年代的现实主义相区别。五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浪漫主义，它所描写的现实生活实际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浪漫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对生活中的人起着毒化作用，让人更虚伪，不能真实地活着。‘文革’以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也是五十年代现实主义的延续，《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新星》中的李向南如果在现实中一定碰得头破血流。所以现在提倡新写实，真正写生活本身是很有意义的。”刘震云对中国五十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现实主义的变异状况深感不满，他认为新写实与这种变异了的现实主义是完全不同的。现实主义是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主潮，但在其发展的坎坷道路上一再受到政治思潮的影响和干扰，常常发生了某种变异而离开了原来的轨迹。解放初期的现实主义创作中，翻身解放的强烈自豪感、充沛的政治激情、空幻的政治理想等，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和体验，削弱了直面生活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1957年对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批判，1958年周扬对毛泽东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倡，都使现实主义的精神受到压抑和削弱，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受到批判和冷落，关注生活干预生活的创作受到讨伐和围攻，而使五十年代的创作充溢着虚幻的浪漫色彩、空泛的乐观精神和狂热的英雄意味。1962年邵全麟提出的“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一定程度上匡正了五十年代脱离现实主义精神的弊病。1963年“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主张”，又将趋于复苏的现实主义引入畸途。直至文化革命中“阴谋文艺”的占领文坛，现实主义精神就被打人了冷宫。文化革命以后，恢复现实主义的传统是文艺界首要的任务，“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在很大程度上回归了现实主义传统，但其中有不少作品依然沿着五十年代的惯性前行，对具有理想色彩的英雄形象的刻画、对带有虚幻色彩的浪漫理想的描画、对具有平民色彩的庸常生活的忽视，使新时期之初的创作依然与现实主义的“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生活”的精神有着一定的距离。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注重写出生活的原汁原味，强调生活的真实性，从这个视角说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把现实主义取代浪漫主义而居于主导地位的时期称作“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他在《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中指出：“要是有人问我们，现在俄国文学的特殊性在哪里，我们就要回答：在于它越来越跟生活、跟现实有紧密的接近，在于它越来越接近成熟和成人状态了。”过去人们“总是粉饰自然，把现实理想化，就是说，描写并不存在的东西，讲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而如今则是“在生活和现实的真实性上复制着生活和现实”。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可以说正是越来越跟生活、跟现实有紧密的接近，真实地复制着生活和现实。
恩格斯认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别林斯基指出：“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来再现生活。”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极为关注细节的真实，它们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来再现生活，它们关注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甚至到了极为琐碎的程度，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煤气水电，恋爱结婚、生儿育女，上班下班、工资职称……。因此刘震云曾经说：“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单位、家庭，上班下班，洗衣做饭弄孩子，对付保姆，还有如何巴结人搞到房子，如何求人让孩子人托，如何将老婆调进离家近一点的单位。……我们拥有世界，但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它们成了我们判断世界的标准，也成了我们赖以生存和进行生存证明的标志。”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中的买豆腐、查水表，调工作、来客人，带孩子上医院、为孩子找幼儿园，排队买大白菜、代人看摊收帐，请假拉蜂窝煤、满城去买炭火，在对现实生活中的细节的真实描写中，展示主人公窘困的生存状态，体现出关注细节真实的现实主义精神。池莉的《太阳出世》中的结婚迎娶、怀孕打胎，妊娠反应、胎动感受，疼痛的生产、烦恼的育儿，烦琐的上户口、欢乐的满月酒，在对人生历程中细节的真实描写中，展示出主人公真切的生命过程，表现出忠实生活细节的现实主义精神。方方的《风景》中的父亲的喝酒讲战史、七哥的拾破烂捡菜叶，母亲和邻居的调情、大哥与父亲的扭打，七哥的挨骂遭打、二哥的失恋自尽，五哥的发财经过、七哥的恋爱婚姻，在对生存挣扎中细节的生动描述中，坦现出主人公悲哀的奋斗历程，显现出讲究细节真实的现实主义精神。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中对生活细节的真切关注和细致描写，常常被人认为带着浓郁的自然主义的色彩，但是它们与自然主义的着力表现人的生物本能、着重描写现实生活的非本质的琐碎细节、反对典型化不同，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的细节描
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实生活的本真色彩，具有一定的典型意味。因此有人认为：“分析现有的‘新写实’作品，可以绝大多数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它也像自然主义那样热衷于生活的表象，热衷于平凡的、偶然的、琐碎的事件和细节，注重人身上的感觉、本能，然而它并不排斥理性，并不拒绝透过生活现象往生活本质深人的努力。所以，它与自然主义其实是貌合神离，而与现实主义倒更多精神上的暗合。”现实主义的严格地按照生活本来样式反映生活的特征，有相当部分是体现在作品所描写的细节真实中的。新写实小说的创作，追求生活的本真色彩，不作粉饰和拔高，表现出现实主义的本色。
别林斯基在谈及现实主义大师果戈理的创作时说：“新作品的显著特色在于毫无假借的直率，生活表现得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好像用解剖刀切开一样，难道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我们要求的不是生活的理想，而是生活本身，像它原来的那样。不管好还是坏，我们不想装饰它，因为我们认为，在诗情的描写中，不管怎样都是同样美丽的，因此也就是真实的，而在真实的地方，也就有诗。”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在对姜芙众生的生存状态、生命状态、精神状态的描写中，都努力将生活表现得“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不描画生活的理想而突出生活的本身，不追求表面的美感而注重生活的真实，努力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
在对新写实小说的定位中，不少人认为新写实小说消解了现实主义的典型论，甚至指出：新写实小说“……虽然在外在形态上，它和现实主义有着众多相似之处，但它在实际上既偏离了积极参与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也放弃了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一系列现实主义传统的创作手法，它和现实主义已是貌合神离”。这种说法脱离了现实主义典型理论发展的实际，也与新写实小说本身的实际状况相去甚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往往把典型形象等同于阶级性，并将社会主义时期的典型人物仅视为代表着时代和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的先进分子，并把典型环境仅看作是时代的、社会的环境。其实典型形象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多种多样的，而非是一个阶级一种典型，只要人物个性的鲜明独特中可见出一定的普遍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时代的、社会的某些特质，就可以说是典型形象。“‘典型’本来就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复杂的，正面的、反面的、伟大的、渺小的，形形色色，只要能反映人生社会某方面的本质特征的人物形象都可以成为文学中的‘典型’。只是‘典型性’的强弱取决于其生活涵盖面的大小。’图典型环境也应该是多方面的，而不是一个时代只有一种典型环境，除了时代的、社会的环境以外，还有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地域环境等等。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中，有许多作品刻画出了具有典型意味的典型形象：池莉的《烦恼人生》中为生活所累的普普通通的工人印家厚，在不如人意的生存状态中所遇到的诸多烦恼，具有相当的典型色彩。作家自己也说：“印家厚代表了整个工人的整体，而不是一个工人，印家厚一天中不可能遇上这么多有意义的事，但这些事都是真的，所以武钢工人读后都说自己就是印家厚。”这种能够代表整个工人整体的形象，就具有其独特的典型性。方方的《黑洞》中为拆迁所扰的平平常常的拆迁户陆建桥，在尴尬拥挤的借寓生活中所遭到的种种难堪，带着一定的典型意味。作家方方也说：“往深处想想，自认为生活在都市知识阶层的我们又何尝不是一个个的陆建桥。”历这种代表了生活在都市知识阶层的陆建桥，就呈现出深刻的典型性。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中为家庭琐事所困的小公务员小林，在无权震云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权力的生活不得不是一出卑琐的滑稽剧。”小公务员小林这种没有权力的生活，就带着鲜明的典型色彩。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中为粮食所苦的乡村妇女曹杏花，在穷困潦倒饥饿生涯中的悲哀人生，就充满了生动的典型意味。程德培指出：“我觉得，刘恒的小说总不让人好受，它们就是那一声声凄厉的呼喊，不同的只是这呼喊声是被历史和现实吸了去，被活生生大写的‘人’吸了去。’通过曹杏花的悲哀人生写出了历史和现实的真实，不就具有深刻的典型特征吗？谈及新写实小说，有人认为：“这说明作家并不排拒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但明显的事实是扬弃了那种急功近利地传达政治观念的所谓‘典型化’的原则，因而对社会生活、客观存在的复杂性不作人为的净化处理，也不作结论性的指向，而是尽可能地呈示其复杂态势和原生本相，使文学对现实形态的涵盖或观照更趋全面、整体、本真，以引发读者的体验和思考。’历这是切中肯綮的。
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关注细节的真实、塑造具有典型色彩的人物形象，这是新写实小说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主要方面。因此，有人指出：“‘新写实’在这两点上与现实主义却是一脉相承的。它也要反映生活本质，也要进行典型化，当然，也包含着它的新发展。’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中，塑造了许多有血有肉的具有典型意味的人物形象，从这些人物形象身上显示出现实生活中的众生相。在工作负责，生活枯据的高人云身上，可见到当代知识分子窘困的生存状态（方方《行云流水》）；在晋升为地区副专员的金全礼身上，可看到现代官场升迁背后的种种内幕（刘震云《官场》）；在耿直率真的小百姓杨天臣身上，折射出自抗战直至文化革命的坎坷历史（刘恒《力气》）；在开朗勤快的售货员猫子身上，坦现出下层市民平平常常的真实人生（池莉《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以至于曾镇南认为：“《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中的那对恋人，似乎是有些放肆有些无聊的，但他们仍然是尽职而本分的劳动者，他们是懂得关照别人、想到社会和国家的，他们活得劳累、苦涩，但绝不是阴郁的恨世者。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的芙会众生中，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因此，有人认为：“实际上，‘新写实’并没有放弃‘典型化’原则，它所放弃的只是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黑白分明、两极对立的‘简单化’原则。”
倡导新写实小说创作的刊物《钟山》在《（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中就指出：“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地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确实，新写实小说既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它可以归人现实主义创作的范畴之中，但它又与传统的现实主义不同，它在哲学思想、文化观念、艺术手法等方面，都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

第二节：新体验小说
导学：本章必须掌握
1、    新体验小说的艺术特色。
2、    新体验小说的主要作家作品。
一、概述
1993年9月25日《北京文学》编辑部邀请陈建功、赵大年、母国政、刘庆邦、许谋清、王祥夫等中青年作家召开座谈会，决意联合发起“新体验小说”创作大联展。1993年11月9日《北京文学》又邀请在京的毕淑敏、徐小斌、刘毅然、齐庚林、王愈奇等10位青年作家举行组稿会。以后《北京文学》从1994年第1期起，开始接连推出“新体验小说”，引起了文坛的关注。1994年4月7日《北京文学》在京召开“新体验小说”座谈会，陈建功、赵大年、刘恒等对于“新体验小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然而《文学报》却接连在1994年3月3日发表《迎合的悲哀  世俗的胜利》、在1994年3月24日发表《是文学实验还是商业行为？》两篇上海部分作家、评论家的谈话录，对“新体验小说”的创作作了否定性的评价。认为“新体验小说”的“亲历性’等主张背后隐匿的是迎合世俗的倾向，并对陈建功的《半日追踪》、许谋清的《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这两篇作品作了否定，提出扯出“新体验小说”的旗号究竟是文学“实验”还是商业行为的质疑。
阅读了发表在1994年至1995年《北京文学》上的全部40余篇“新体验小说”，我觉得《文学报》对“新体验小说飞作之初发表的作品的评价，似乎有过于仓促和片面之处。现在回头细细地全面审视“新体验小说”的创作，总结“新体验小说”创作的得失成败，这对发展当代文学的创作是十分有益的。
陈建功在《新体验小说选•序》中曾说：“‘新体验小说’之提出，是在1993年岁末的事。新年将至，《北京文学》希望有一个新的面貌，于是便有了北京一批小说家们以研究文学现象为话题的一次聚会。……就在这次会议上，北京作家们的一个共同的感慨是，我们怎么好像成为试管里的一团蚯蚓？我们只能互相吸吮着对方身上的养分，吸吮着别人书中的养分，顶多了，我们还吸吮着翻译家们咀嚼过的外国文学的养分……我们的情感变得如此苍白。文学呢，文学也因为情感的苍白而苍白。……我们相约去写一种带有个人亲历色彩和传递个人鲜活体验的小说。”陈建功道出了“新体验小说”缘起的过程。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坛的创作明显存在着脱离生活的倾向：“寻根文学”将目光投向远古时代，去寻觅文学与文化之根；“先锋文学”把视角放在文学形式上，在形式的追求中玩味个人隐秘的情感；被称为“后现代派作家”的创作常常以荒诞色彩的故事，突出生存的无奈和无望，表现出浓郁的贵族化意味。文学创作的“向内转”使文学远离了生活、远离了民众，作家只是在书斋中寻找养分，缺少对生活的真切体验，缺少对民众丰富而平常生活的了解。“新体验小说”的倡导者对文坛的这种现状深感不满，从而倡导一种具有亲历性、可读性的“新体验小说”的创作。

二新体验小说的艺术特色
1．亲历性：新体验小说的创作基点。
陈建功说：“在我看来，所谓‘新体验小说’，首先是叙事者无论是选材还是叙事，都要把亲历性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亲历性将是这类作品的勉力所在。因此和新体验小说共同进行的，是叙事者走出‘沙龙’的‘亲历’，当然，到了小说里，这就成为了小说的主要动作线索。”“新体验小说”的作者都走出书斋、走出沙龙，去亲历民间的生活，体验人生的酸甜苦辣。赵大年指出：“为了实现亲历性，作家必须亲身参与。不是旁观者，不是记者采访新闻，更不是高高在上当社会的评判员。也不是作家式的深人生活，‘走马观花’，‘下马观花’都不行。最好隐姓埋名，亲手去干你要写的事，去当一段你要写的那种人。”《北京文学》在1994年第1期的卷首语中说：“新年伊始，本刊希冀以一个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于是，便有了对本刊坚持‘二为’和‘双百’办刊方针的重申，有了此次联合上一批著名作家，共同发起深人喧嚣与骚动的社会生活，躬身实践，为读者奉上一批‘新体验小说’的举措。”深人喧嚣与骚动的社会生活，躬身实践的亲历性，成为了新体验小说创作的基点，可以说没有亲历性就没有新体验小说。在“新体验小说”的这种倡导下，许多作家真正隐姓埋名投人生活，写出了不少颇有影响的“新体验小说”。毕淑敏以晚期肝癌病人的身份住进了北京某临终关怀医院，去体验临终病人的生活和感受，写出了探索死亡的《预约死亡》。袁一强租借了一辆三轮车，他说：“真刀真枪的当了一把‘板爷儿’，实实足足地出了十天臭汗。这才有了我这篇用汗水泡出来的小说《“祥子”的后人》。”王愈奇蹲了近一年的换房站，亲历了换房的过程和了解了换房的内幕，写出了生活气息浓郁的《房主》。王样夫光顾湖北桃花冲，寻访民办小学教师和学生，落实被村支书移花接木的助学款，写出了生动真实的《破译桃花冲》。关仁山在海滩与捞尸老人相处，写出捞尸老人生存的尴尬和心灵的沉浮（《落魂天》）。张洋下舞厅学跳舞，表现老年人的生活与心态（《舞星族》）。母国政去酒馆与酒客们对饮聊天，摹画普通人的生活形态（《在小酒馆里》）。李功达请枯坐街头的木工上门打厨具，描述打工仔的坎坷人生（《枯坐街头》）。齐林庚去殡仪馆观察生活，描写丧葬工的故事和情感（《殡仪馆里的故事》）。如此种种，这种亲历性的追求，正如陈建功在《新体验小说选•序》中所说：“正是在这样相互的启发下，北京作家们进行着并且正在继续进行着‘新体验小说’的创作实践；他们到街上拉三轮车，到‘临终关怀医院’和濒死者共处，到街头的民工中探访，到儿时生活过的山乡寻旧……”由创作新体验小说的作家们亲历他们过去陌生的生活，他们的足迹遍布都市城镇、农村山乡，舞厅、酒馆，医院、病房，播音室、殡仪馆，法庭、股市，街头、小巷……，给我们展示了多么丰富的现实生活，为我们录写了多么生动的真实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