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海德格尔的哲学释义学
一、    释义学的现象学     
    海德格尔使释义学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转折－－本体论转折而导致哲学释义学的产生。海德格尔哲学的基本动机是追寻存在的意义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存在的意义必须以自身的方式展示出来，因此研究存在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方法，即释义学的现象学。
释义学的现象学的出发点是存在得以通过其得到揭示的那个存在者：人的有限性。在他能清楚地认识世界之前，他已经在世，被抛进世界了，因此其对世界有一种前本体论的理解。一切条理清晰的理解或理论都建立在这个已经被给予、但不能完全被主题化的基础上。所以理解是一种存在模式。他的释义学要哲学地阐明理解的本体论结论。这种阐明同时也是对存在的意义的现象学描述。让现象（存在）被看见的具体做法是解释。释义学在海德格尔那里不是一种狭义的方法论，而是显示存在者之存在的本体论的方法论，也就是他那种广义上的原初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的释义学以存在者之存在为对象，因而它是一切具体学科中的释义学方法的基础和框架，它们都是从这种本体论的释义学派生出来的。释义学不是对精神科学的反思，而是对这些学科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说明。
二、理解和解释
    近代哲学归根到底总是从人的意识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所以理解在他们看来只能是意识的功能和活动。海德格尔对人的思考的出发点与近代哲学的传统正好相反：“我在，故我思”，或者“存在，然后才有怎样存在和什么存在”。在我们有思维、意识、感知、认识之前，我们已经在世。而理解则是此在的构成因素之一，它是此在同存在最根本的关系，它是人的一切其他活动，包括意识活动的基础，它是前意识的、先验的。只要此在存在，它就理解存在，理解是此在的本体论条件。只有理解存在，才有此在，才有此在的认识活动。所以理解决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活动和功能，而是它们的基础和条件，有意识的认识活动是从中发展出来的。世界是一种有待实现的世界，世界的可能性其实就是人的可能性。理解就是在此在面前筹划可能性，就是此在把自己的可能性投向世界。不是因为我考虑可能性，我才是自由的；而是因为我是自由的，我才考虑可能性。
解释是理解的发展，理解是解释的基础和根据，从根本上说，它们不是不同的东西。作为对可能性进行筹划的理解，它是一种前意识的对可能性的统觉、取向和心态，它是此在存在的构成因素，先于意识和反思。也就是说，我的存在先于我对它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理解虽不是任意的，但还未完全展示出来。解释就是要把理解筹划的可能性清楚地揭示出来。当然，这种解释所要解释的决不是传统释义学所要解释的文本或表达式之类的东西，它要解释的是此在的可能性－－人生与世界。
三、    释义学循环  
    在海德格尔看来，世界万物只有为我所用才有意义，一切事物只是在为我们所用时才同我们发生关系，与我们相遇。一物为我们所用，它就具有了一种可能性，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就是它同人的实践关系。我们把它作为什么，它才能是什么。因此，当人们弄清某物的“作为”结构时，就指出了这个事物的目的和可用性。
解释就是揭示这种“作为”结构，这就要求被解释者的各个方面已经预先是解释的现实因素。他不是从虚无开始理解和解释。他的文化、社会背景、以及他所从属的民族的心理结构等等这一切，他一存在就已注定为他所有，即影响他、形成他的东西，就是所谓的前有。前有始终隐而不现，它决定了此在的理解和解释，却不能为人们条理分明地、理智地加以把握。我们所要解释的东西，总是为我们的前有所规定了的。解释的特定角度和观点，解释的入手处，海德格尔成为前见。前见和前有都是解释作为结构的基础。解释光有前有和前见作基础还不行，还必须有前设。前见的功能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个特殊的问题域，而前设则是用一个观念来弄清作为结构。当我们解释某事物时，我们总是对它预先已有一个假设，然后才能把它解释“作为”某物。前设、前有、前见一样是任何解释的基础，它们一起构成了理解的前结构，事物的作为结构出自理解的结构。
乍一看，这种观点好像陷入了循环论证，即我们解释时是在解释已知的东西。但他认为这不是坏的循环，这正是他要坚持的那种释义学循环。因为理解的前结构是解释的条件，没有这个根本条件，解释是不可能的。
古典释义学也讲释义学循环，但那里只是一个方法论原则，即要理解全体必须理解部分；要理解部分必须理解全体。而海德格尔把释义学循环看成是存在和认识的根本条件，释义学循环现在不是狭义的文本解释时所遇到的现象，而是此在存在的本体论特征之一。释义学循环的普遍化标志着释义学走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
第四节   伽达默尔的哲学释义学
一、伽达默尔对释义学的一般看法         
海德格尔的释义学思想为哲学释义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哲学释义学”这一名词是随着他的学生伽达默尔一起走上西方哲学舞台的。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1960）标志着哲学释义学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哲学流派。伽达默尔是当代德国著名的哲学家。他的其他主要著作还有：《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1931）、《柏拉图和诗人》（1934）、《柏拉图七封信中的辩证法和诡辩》（1973）、《短篇著作集》（1967－1977）、《科学时代的理性》（1976）、《美的现实性》（1977）、《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善的理念》（1978）、《赞美理论》（1983）等。他在那托普指导下完成关于柏拉图的博士论文，获博士学位。黑格尔和狄尔泰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但对他的释义学理论体系起决定影响的则是海德格尔。他从海德格尔的释义学思想出发，把释义学作为哲学本身来对待，把释义学现象看做是人类的世界经验，通过强调理解的普遍性，确立了释义学作为一种以理解为核心的哲学的独立地位。他的哲学释义学关心人生在世、人与世界最基本的状态和关系。他认为理解的现象遍及人和世界的一切关系，理解的过程发生在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理解活动是人存在的最基本的模式，而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主观意识活动。哲学释义学就是要发现一切理解模式共同的东西，而不是要提供一种解释理论和一种对于解释方法的不同的说明。它要说明一切理解现象的基本条件。哲学释义学通过研究和分析理解的种种条件与特点，来论述作为此在的人在传统、历史和世界中的经验，以及人的语言本性，最后达到对于世界、历史和人生释义的理解和解释。
二、理解的历史性     
理解的历史性主要是指理解者所处的不同于理解对象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这些因素必然要影响和制约他对文本的理解。古典释义学的任务是要克服由于历史时间间距造成的主观成见和误解，达到客观的历史的真实，即把握作者或文本的原意。而伽达默尔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只承认作者的历史性而要读者否定他的历史性。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
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成见与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作用。成见是一切理解的必要组成部分，属于海德格尔的理解的前结构。他认为启蒙运动将权威等同于盲目服从和控制是错误的。完全可以有合理的成见；同样，承认权威也可以是理性的。传统先于我们并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它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传统并非只是保存旧的东西，传统是一种有选择的保存。不仅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份理解对象－－文本。传统和成见是理解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传统“调动”了解释者的成见，以促成积极的理解。
文本的真正意义与作者的原意或心理特征无关，它部分地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决定，因而是由历史客观进程的总体性所决定的。意义发现的无穷过程是通过时间间距来实现的。
伽达默尔既反对那种对于历史的“科学客观主义”态度，也反对黑格尔和狄尔泰等人对于历史的主观主义态度。历史既不是客观的对象，也不是绝对精神或生命的自我表现，历史是主客体的交融和统一，它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而是一种涵盖一切的过程和关系。他特意用“效果历史”来指传统在我们的理解中所起的作用。效果历史预先决定了什么是值得研究的，什么是有机的对象。对效果历史的意识就是效果历史意识，它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释义学处境。理解一开始，理解者的视界就进入了它所要理解的那个视界，随着理解的进展不断地扩大、拓宽和丰富自己。我们的视界是同过去的视界相接触而不断形成的，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的视界与传统的视界不断融合的过程，即“视界融合”。这种融合不是同一或均化，而只是部分重叠。新的视界成为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新的传统，给了我们新的经验和新的理解的可能性。
三、释义学经验和问答逻辑        
     对于伽达默尔来说，理解就是从被理解的东西＝＝艺术品、文本、传统等接受有价值的东西，然后将它译解成我们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释义学的普遍性即据于此），因此，一切理解都有经验的结构。作为此在存在的基本模式的理解，其实也是人的世界经验的一个基本模式。经验始终对新经验开放，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经验是人类有限性的经验。开放性和有限性构成了经验的一般结构。
最原始、最基本的经验应该是释义学经验。它有一种对话的模式。对传统开放就是和传统对话，理解是一个对话事件。对话使问题得以揭示出来，使新的理解成为可能。对话具有一种问答逻辑的形式。释义学经验决定了理解的理解结构是问答逻辑结构。历史文本成为解释对象意味着它问了解释者一个问题，答案必须到文本中去找。我们必须在自己的视界内重新构造文本提出的问题，问答过程实际上就是视界融合的过程。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提法，更会有行动不同的、可能的答案。文本的意义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无所谓正确的理解。使文本说话的理解并不是我们主动进行的任意的过程；作为一个问题，它同我们期待的文本的答案有关 。预期一个答案本身就假定了问问题的人是传统的一部分，他把自己看做是它的听众。这就是效果历史意识的真理。视界融合构成经验和理解。
四、理解的语言性－－释义学的语言性  
    语言在伽达默尔的哲学释义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语言在文本和解释者、传统和现在之间起桥梁和中介作用。理解是一种语言的经验。文化传统和历史主要表现为语言。语言是释义学问题的起源和归宿。首先，语言规定了释义学的对象。其次，理解本身同语言有一种基本的联系。我们世界经验的语言性质同任何存在着相比都是在先的，因为语言也就是世界表现的模式。世界与人的关系其实都是一种语言关系，因为对人来说，世界就是语言的世界。释义学的语言性主题并不否认非语言模式经验的意义。相反，它通过主张这种经验原则上总是能在语言中表达出来而肯定了它们的意义。释义学既反对语言工具论，也反对语言封闭论。
五、语言作为实践哲学的释义学    
    伽达默尔晚年越来越多地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理解释义学，实践哲学是释义学的归宿。他将理解、解释和应用连在一起。哲学释义学不只是追求正确的解释，而同样注重理解的实践意义。释义学像修辞学一样，表明了人的一种自然能力，意味着他能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与人交往。作为实践哲学，哲学释义学决不只是要维护或确立人文科学的知识真理的合法地位，而是要通过阐明人文科学的实践相关性，来和实践问题直接发生关系，直接关注当代问题。这个世界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随着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全面统治，实践与实践的智慧正在消失。人类在此危急关头最需要的莫过于团结一致。后者要有个落脚点，这就是人与人之间自由、充分地交换意见和对话。通过把释义学向实践哲学引申，他不仅大大丰富了释义学的理论内涵，而且也因而为它奠定了新的基础。他使哲学释义学对人文科学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