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普克关于命名的因果理论直接针对弗雷格、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他指出，弗雷格和罗素在反对穆勒的名称理论时却错误地把名称的含义与限定摹状词混为一谈。他认为，一个名称指称某个对象，并不取决于这个对象具有某种特殊的识别标记，也不取决于这个对象符合某些特性和这个名称的使用者知道和相信这个对象具有这些特性。相反，这取决于这个对象的本身存在，取决于人们用这个名称对这个对象的命名活动。即使用于描述这个对象的摹状词发生了变化，我们仍然可以用这个名称去指称这个对象。在此，弗雷格和罗素的错误就是没有认识到专名是一种“固定记号”，它在一切可能的世界里都指称同一个对象。克里普克由此提出了他的“命名的因果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专名是借助于某些与这个名字有关的历史事实而去指称某个对象。不仅专名而且通名也是固定记号，因为它们在一切可能的世界里都指称相同的对象。克里普克由此把专名和通名都看做具有某种“本质属性”的事物或对象的固定记号。这里所谓的本质属性，是指事物或对象不依赖于人们对它们的属性描述的必然存在。一个的命名理论使人们有了更为坚实的实在感。
三、先天性与必然性          
对通名的命名活动是一种后天的行为，那通名的含义如何成为一种“必然属性”呢？克里普克提出。后天行为同样可以是必然的。这是对康德以来的传统观点的严重挑战。他认为，不仅存在先天的必然命题，也存在后天的必然命题；不仅存在后天的偶然命题，也存在先天的偶然命题。
克里普克认为，先天性和后天性属于认识概念，而必然性和偶然性则属于形而上学概念，它们属于完全不同的概念体系。先天性是关于知识的获得方式问题，指不可能按照经验的方式方式得到知识，因而先天命题就是指不依赖于经验材料而得到的命题，这与必然或偶然无关。必然性问题要回答的是，世界或对象是否存在另外的可能性？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世界或对象的存在就是必然的，反之则是偶然的。可见，必然性和偶然性概念解决的是存在问题，即形而上学的问题。先天的必然命题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分析命题，后天的偶然命题则是纯粹的经验命题；先天的偶然命题是不依赖于经验而得知的关于可能世界的存在的命题（如一切科学上的假设），后天的必然命题是通过经验的验证而得知的关于世界存在的命题（如用于命名专名以及通名的命题）。
克里普克对这四种命题的区分，首先解决了有关通名的含义和命名问题。所谓通名就是指普通名词，如人、牛、黄金等，通常也理解为“类名 ”。通名的命名是偶然的先天属性，而通名的含义则是后天的必然属性，因为人们会随着对通名（如黄金）的认识的深入，而赋予它不同的属性。然而无论这些属性是什么，它们都是必然的，因为它们都是对黄金这个对象的本质属性的规定。克里普克的这种区分还直接推翻了蒯因对分析性概念的否定。由于先天与必然属于不同的概念体系，因而就可以存在先天必然的命题，即存在不依赖于经验而得知的关于对象本质和世界存在的命题。克里普克的这种观点在当代分析哲学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对科学真理后天性和必然性的论证，既反对了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又反对经验主义关于科学没有必然真理的主张 ，这是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反叛，因而自然会成为西方哲学家关注的焦点。
          第五节   分析哲学的最新发展－－戴维森与达米特
一、    分析哲学的最新发展     
蒯因和克里普克的哲学思想导致了当代分析哲学与传统分析哲学的关键性决裂。这种决裂的明显特征在于：当代哲学不再把哲学看做是一种特殊的、不同于科学的批判学科，看做是一种先天的研究和对意义与自然本性之间的裁决。而这样一种哲学观正是自《逻辑哲学论》以来的整个分析哲学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蒯因以后的分析哲学基本上沿着科学主义的思路向前推进。其信念是：这些是科学的继续，它不关心理论的建构，而是为了增加人类关于实在的知识。
从逻辑上看，当分析哲学最初为自己规定了以逻辑分析为主要任务的目标之时，也就预示着它不可避免的消亡结局。因为逻辑分析的任务是澄清有意义的概念和命题，为事实科学和数学建立逻辑基础，而这正是后来的科学哲学努力的方向。然而，随着蒯因对分析与综合区分的成功否定，这样的逻辑分析任务最终也就被合并到纯粹科学理论的研究这种。分析哲学的消亡就成为逻辑上的必然结果。
但分析哲学留给未来哲学的启示却是重大的和深远的。首先，它为解决哲学以及人类思想领域中的观念难题和概念混淆提出了批判的基本要求。这种批判不是对真理的质疑，而是对人们用于表达思想的语言的质疑，是对哲学家们构造的各种语言理论的质疑。因此，它不是科学的某种延伸，而是一种对意义的裁决。当科学不知不觉地陷入构造神话和堕入概念混淆时，分析哲学就承担了这样的裁决。其次，分析哲学可以在给定的语境中展现我们语词的用法或语言的语法，描述我们概念图式的结构，划分和调整我们已有知识的逻辑分布。
二、戴维森纲领       
戴维森（Donald  Davidson,1917-）是著名的美国哲学家，分析哲学在60年代以后的主要代表。他对分析哲学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一种被称为“戴维森纲领”的意义理论；他还作为实在论的主要代表与达米特的反实在论处于对立地位。他的思想主要受到蒯因整体论和塔尔斯基真理论的影响。主要著作有《论行动和事件》（1980）、《对真理和解释的探究》（1984）。
塔尔斯基真理论的出发点是区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前者是用来谈论外部世界和客观对象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它是第一层次的语言。后者是用来谈论对象语言的语言，它是比对象语言高一个层次的语言。他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给真理下了一个定义，即“约定T”:x是真的，当且仅当p。在这里，p可以替换为对象语言中的句子，x则可以替换为Pd 名称。例如，“‘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根据塔尔斯基，一个内容适当而且形式正确的真理定义，都应当具有“约定T”的形式。这种真理论的特征，是把“真的”当做形式语言中句子的主语，这样似乎就可以避免使用类似“指称”这种语义学概念。
戴维森接受了这种真理论，并把它与关于语言的意义理论联系起来。他认为，理解一种语言就是理解语言中各个句子之间的不同联系，以及组成句子的各部分如何决定句子的意义。因而，一旦得到了关于这种语言的知识，我们也就有能力说明句子在什么条件下是真的。意义理论就此与真理论联系起来。只要把“‘x’是真的，当且仅当p”这个公式改成“‘x’的意思是p”,真理论就成为意义理论。可见，戴维森是把塔尔斯基的真理论颠倒过来：他不是用意义概念解释真理概念，用对象语言解释元语言，而是用真理概念解释意义概念，用元语言解释对象语言。
三、达米特的理解理论           
达米特（Micheal Dummett,1925-）是当代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国际著名的弗雷格专家，当代分析哲学中反实在论的主要代表。主要著作有：《真理与其他的谜》（1978）、《弗雷格的语言哲学》（1981）、《弗雷格哲学解释》（1981）、《分析哲学的起源》（1987）、《语言之海》（1993）等。他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反实在论的意义理论，其核心是把意义理论当做理解理论。
语言理论是分析哲学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语言哲学的核心，达米特更是把它看做一切哲学的基础。他认为哲学的首要任务解释分析意义。以往的哲学家把意义理论与真理理论联系起来，认为有意义就意味着具有某种真值。尽管大多数哲学家承认意义在逻辑上先于真值，但在具体构造自己的意义理论时，却往往先在地把真理作为意义的前提。戴维森的意义理论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对此，达米特首先提出了挑战。他指出，我们通常对语言的说明，并不是为了了解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真值，而只是为了对这种语言给出一种描述，说明它在具体场合下的具体用法。同样，我们对这种语言意义的描述，首先就包含了对这种语言的理解，而不是对它可能产生的真值的要求。这样，如何用一种理论来描述使用这种语言的实践，就成为说明这种语言的首要内容。
达米特提出，理解先于意义，并能对意义作出说明。在直觉上，“理解A”与“知道A”基本上是等值的。他在这里把意义看做是理解的对象或内容。一个表达式的意义就是某人理解该表达式时所知道的东西。
短短的语言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被看做是传统本体论中的唯名论与维实论之争的继续。实在论认为，陈述具有为真或为假的性质，与我们对它的认识能力无关；而反实在论则主张，一个陈述只有当人们可能认识到它为真时，它才是真的，因而它的真假和意义与我们对它们的证据密不可分。实在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古典理解中的二阶性原理，即认为一个句子要么为真，要么对它的否定为真，因而排中律适用于一切句子。但现代的数理逻辑和量子力学都证明了排中律和二阶性原理的无效，这就为反实在论提供了依据，

第十一章   现象学
本章概述
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以布伦塔诺的意向性理论和康德、笛卡尔哲学为主要思想渊源，他试图通过现象学方法来把哲学建立为一门严格的科学。他的思想直接引起了一场现象学运动，形成一种以现象学方法为主要特征的广泛的哲学思潮，对整个现当代西方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本章主要介绍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它与存在主义的关系。
第一节    现象学概况和胡塞尔的哲学活动
现象学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l,1859-1938）开创的一种广泛的哲学思潮。它对整个当代西方哲学产生过重大影响 。广义的现象学包括舍勒、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人的哲学。本章主要介绍胡塞尔的现象学。现象学不是统一的学说，而是一场浪推浪的哲学运动。
现象学与欧洲大陆思辨哲学传统关系比较密切，它对经验主义一般持否定态度，对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存在与意识的关系－－比较关心，认为人的意识和实际的生活是比包括逻辑形式在内的语言形式更深的层次，非常重视意识分析和对生活世界的研究，认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以及人类历史的目的的问题是哲学探讨的永恒主题。
胡塞尔生于当时属奥匈帝国的摩拉维亚，是犹太血统的德国人。1876－1878年在莱比锡大学学习物理学、天文学和数学，接着去柏林继续学习，1881年在维也纳大学获数学博士学位。1884－1886听过布伦塔诺心理学和哲学的讲座，并受其影响而决心献身哲学。1887－1901任哈勒大学讲师。后来应邀任哥廷根大学的副教授，1906年升正教授。从1916－1928年退休止一直在弗莱堡大学任教。主要著作有《算术哲学》、《逻辑研究》（1900－1901）、《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1913）、《内在的时间意识的现象学的讲演》（1929）（1928）、《形式的和先验的逻辑》、《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1936）等。
胡塞尔的哲学思想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心理主义阶段，以《算术哲学》为代表；2、作为“描述心理学”的现象学阶段，以《逻辑研究》为代表；3、先验唯心主义阶段，以《观念》和《危机》为代表。胡塞尔的目标是使哲学成为一门严格的哲学。为此他寻求建立一种可以用来这样的哲学的可靠方法。他的兴趣开始时是数学和逻辑的基础问题，试图用心理学规律来解释数学和逻辑规律。不久后发现这将导致怀疑论和相对主义，于是起而批判心理主义。这时他倾向于柏拉图式的理念论。他那时所建立的本质直观方法主要是用于发现自在地存在的数学和逻辑的本质。但数学和逻辑的规律毕竟是通过人的认识发现的，于是他的兴趣转向认识论问题。现象学的方法被发展成为一种研究认识论的方法。这时他逐步走向康德式的先验主观唯心主义。布伦塔诺当代意向性理论在先验唯心论的框架内被加以发展。一切意识的对象被认为都出于先验主体意识活动的产物。“客观性”被认为等同于“主观际性”，存在和意识在先验论的框架内被统一起来。由此可见，胡塞尔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马鞍型的发展过程：从经验的存在与意识的统一观（这主要表现于用心理学规律说明数学规律和逻辑规律）演变成一种不明确的柏拉图式的实在论的立场，再演变成为先验论的存在与意识的统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