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纳普在40年代之后转向对归纳逻辑的研究，出发点是为了解决经验证实面临的困难，提出一种较为宽容的意义标准。他的归纳逻辑是一种关于逻辑概率的理论。逻辑概率是指一种假说相对于一个证据陈述来说的验证度。这种验证度并非依赖于统计概率的经验概念，而是一种作为归纳推理基础的逻辑概念，它不是基于对事实的观察，而是立足于对假说的逻辑分析。他的归纳逻辑体系为归纳逻辑后来成为数理逻辑中一门独立的分支奠定了基础。

第十章   分析哲学（下）
第一节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
一、    前后期两种哲学的关系     
维特根斯坦自1929年春重返剑桥之后，对哲学的性质和任务、语言的性质和作用等都提出了与前期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些思想通常被称作“后期哲学”。其与前期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抛弃了用逻辑分析的手段建构世界和命题的逻辑结构的理想，从对命题意义的静态的逻辑分析转向了对语言用法的动态分析。
他对前期思想的批判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彻底抛弃了传统哲学关于世界本质的看法，指出了对象存在的相对性，用“家族相似性”概念 取代了“本质”概念。2、放弃了对语言意义的追求，强调对语言用法的观察，否定作为语言所指对象的“意义”的存在，把意义概念本身也归结为对它的不同使用。3、彻底抛弃了传统哲学对哲学的认识，即把哲学理解为一种理论体系的看法，提出哲学的任务是描述日常语言的用法，哲学就是对日常语言语法规则的研究。4、哲学其实是我们错误地使用语言而产生的结果，哲学研究的任务是治疗理智上的疾病，而一旦这个疾病得到了治愈，哲学也就消失了。这些思想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前后期思想之间还是有共同的地方，主要表现在：1两者关心的主题都是对思想的语言表达，而不是传统哲学所讨论的思想本身；2两者都把哲学理解为一种活动；3两者对哲学问题的处理方式上相似，都把哲学问题的出现看做是思想混乱和理智疾病的产物，因而解决它们的方法不是根据问题的要求来回答问题，而是通过分析问题的方法而最终消解它们；4此外，在关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关于“可说与不可说”东西的看法上、在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都存在着一定的连贯性。因此我们有理由把他的前后期看做一个整体。
二、语言游戏说      
它是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核心内容。认为语言的语言在于它们在实际中的应用，而语言的运用应当像足球运动那样遵守规则。他批判奥古斯丁的语言图像论，后者把语言看做实在的图像，认为语言中的每个词都对应着实在中的相应实体，都是实在对象的名称，而句子则是这些名称的组合。
他认为对语言游戏无法定义，只能描述或显示，但不能解释或说明。语言游戏具有如下明显特征：1、它具有自主性，不依赖于任何外在对象，而在于使用的对错与否；2、它不需要用其他的目的或标准来说明，也不是推论的结果，而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无需对它加以反思；3、它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能把它们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本质；4、它必须遵守规则，不同的规则带来了不同的游戏，也决定了不同语言的用法。事实上，《哲学研究》就是对各种语言游戏的描述和显示的总汇，是对它们所做的“风景速写集”。
三、遵守规则的悖论   
语言游戏的关键就是要遵守规则，但我们在遵守规则时往往会碰到这样一个悖论：我们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从事语言游戏的，而我们又只能是在遵守了规则的情况下去从事语言游戏的。维特根斯坦提出这个悖论的目的，是为了指出理论精神在实际的语言活动面前苍白无力，强调实际参与语言游戏的重要性。理论上的悖论忽略了实际活动，而要解决这个悖论，就必须放弃理论的解释和说明，直接投入到语言游戏的实践中。我们总是以遵守规则作为先决条件，但不是先学会了规则规则再开始游戏。我们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才能感受到规则的存在，才能谈得上遵守规则；规则也不是我们预先习得的，而是在游戏中显示出来的。
他明确地把遵守规则的过程看做是“盲目的”，无需引导，是自然而然地不断地重复相同的东西，是一种训练过程。他还强调遵守规则是一种人们日常生活中不断重复的习惯。强调活动，注重参与，这是贯穿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的重要特征。
四、私人语言论证       
既然游戏的规则是公共的，遵守规则就不可能是一个人私下的行为，而一定是一种能够得到普遍理解和接受的公共行为。他由此认为语言也不可能是私人的，任何语言游戏都是一种公共可理解的活动。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私人语言论证”。私人语言的“个体词指的是只有说话者知道的东西，是指他当下的私人感觉。因此别人不能理解这种语言”。他认为既然这种语言无法用于交流，就不是真正的语言，实际上可以说不是语言。首先，我们只能根据他人的外在行为判断他人的话语，而无法判断这些话语所涉及的心理内容。因此这种心理内容在通过语言的相互理解中实际上是可以作为不相干的东西而无需被考虑。其次，私人语言的产生是由于我们误用了表达感觉的动词。例如我们把使用第一人称的句子与其他句子等量齐观，这就混淆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导致了以为存在可以表达私人感觉的语言这种错误看法。再次，肯定私人语言存在以肯定私人对象的存在为前提，而任何人都无法知道他人的私人对象是什么。最后，作为语言的必要条件，它们不仅能够交流和理解，而且应当有概括某些情形的功能，但私人语言显然不具有这种功能。
他反对私人语言的论证是对传统哲学观念的一种重要批判。后者的重要特征就是认为只有每个人自己的思维或语言才是最直接、自明和无可怀疑的。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就是把个人的意识状态看做是最确定无疑的存在；在康德那里，主观的知觉判断（即私人语言）如何成为客观的判断（即公共语言）是他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在现代经验论那里，物质被解释为“感觉材料的构造”，即用私人语言来建构公共语言。总之，承认私人语言的存在是近代哲学的前提之一，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的攻击正是否定了近代哲学的前提，它对当代心灵哲学产生了直接影响。
第二节   日常语言哲学
一、    日常语言哲学的形成与基本特征       
日常语言哲学20世纪30－40年代形成于英国。其思想来源主要受到摩尔和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它通常分为剑桥学派和牛津学派。前者的代表人物是约翰、威斯顿，他的思想主要受到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后者在40－50年代达到鼎盛，主要代表人物是奥斯丁、赖尔、斯特劳森。
日常语言哲学家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是完善的，概念混乱的根源是由于人们违背了日常语言的正确用法，为了消除概念混乱，只需要恢复日常语言的正确用法，没有必要另外构造一种人工语言。他们承认形而上学有其积极作用。他们对古典学和语言学有更深的造诣，侧重对语词在具体使用场合的语言分析和对语词与句子的分类研究。
    日常语言哲学学派对分析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他们（特别是牛津哲学家）十分注重对日常语言的细致分析，揭示了日常语言的丰富内容。他们认为哲学任务就是阐释语词的逻辑语法，充分地描述语言的涉及作用。其次，他们大多数承认形而上学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主张通过研究形而上学命题去理解概念系统的结构。最后，在意义和指称问题上，他们开创了言语行为理论研究方向。强调意义与指称的区分。
二、赖尔论心的概念       
赖尔（Gilbert Ryle,1900-1976）被认为是牛津学派的创始人。他早年曾研究胡塞尔和迈农，后又接受过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从1932年发表《系统地引人误解的表达方式》一文起转向日常语言哲学。1945－1968年担任牛津大学形而上学教授，1947年继摩尔任《心》杂志主编，它对日常语言哲学在英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赖尔的代表作是《心当代概念》。
    赖尔的工作典型地代表了日常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即一个个地解决具体问题。他首次提出，哲学的任务在于从语言形式中发现错误论题和荒谬理论的根源，排除哲学命题中的语言混乱，而哲学分析解释者我们经常能够用一些新的句法形式来陈述事实，从而表现出其他句法形式不能表现出的内容。
根据赖尔的分析，某些语词或表达形式之所以经常引起误解，是因为它们的语法形式不能表现出它们的逻辑形式。他希望用罗素的摹状词理论重新表述这些陈述，就可以消除传统哲学中的混乱和争执。赖尔运用这种分析方法对传统哲学经常使用的范畴做出了区分，他利用对句型框架（或称不完全表达式）的填空来揭示范畴的类型。
    他为自己定的目标是澄清传统哲学在身心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他认为笛卡儿的二元论犯了一种“范畴错误”，即把属于一种范畴的事实用适合描述属于另一种范畴的事实来表达，或者说，把概念放进本来不包括它们的逻辑类型之中。描述心灵的语词实际上只是描述一种活动、一种作用，而不是在描述实体。表面上关于心灵描述的表达式，实际上都是在描述他行为的或预测身体行为的描述，真正发生的只有物理事件或物理过程。赖尔对心灵活动的这种分析被认为是一种行为主义。他的观点对后来心灵哲学中的功能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他通过揭示范畴错误对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批判，为分析哲学彻底清除身心问题上的二元论提供了典范。
三、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          
奥斯汀（John Austin,1911-1960）是著名的牛津哲学家，日常语言哲学的主要代表。他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为日常语言哲学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并对当代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著作有《哲学论文集》（1961）、《如何以言行事》（1961）、《感觉与可感觉》（1962）等。
与赖尔相比，奥斯丁更强调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为哲学研究找到一个新的起点。他坚信，传统哲学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源，是因为哲学家们忽略了日常语言在意义和用法上的某些细微差别，只要哲学家们专心于弄清那些与哲学有关的基本概念，仔细地研究我们使用语言的规则，就可以澄清哲学上的混乱，并使哲学研究真正取得有益成果。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提出了著名的“言语行为理论”。其中论述了句子通常可以完成的三种言语行为：语意行为、语旨行为和语效行为。他认为只有语效行为才真正完成了言语行为。
奥斯丁强调对句子的分类研究，目的在于表明这样一个中心思想“说话就是做事”，说话就是人们在具体场合下完成的一种类似身体活动的行为，即“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是人类的一种特殊行为方式，我们在从事言语行为时并没有对错或真假之分，只有恰当或得体与否之别。
奥斯丁直接把言语行为看做人类行为的一部分，这与维特根斯坦把语言游戏看做是人类生活形式的一部分有异曲同工之处。不同的是，奥斯汀更注重对语言用法更加细致的、近似语言学的分析。在60－70年代，奥斯丁的理论被美国分析哲学家塞尔等人继承和发展，成为目前语言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也引起了近20年来英美分析哲学家对语用学的研究
四、斯特劳森论描述的形而上学       
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1919-）是继奥斯丁之后最著名的牛津学派分析哲学家，是日常语言哲学在50年代之后的主要代表。他与罗素在摹状词理论上的争论，被看做是日常语言哲学和理想语言哲学之间的直接交锋，而他提出的描述的形而上学理论，则被看做是分析哲学复兴形而上学的前兆。他1968年继赖尔后担任牛津形而上学教授，直到1979年退休。主要著作有：《论指称》（1950）、《逻辑理论导论》（1952）、《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1959）、《感觉的界限》（1966）、《自由和愤慨》（1974）、《怀疑论和自然主义》（1985）、《分析与形而上学》（1992）等。
斯特劳森指出，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混淆了指称某个实体和断定某个实体的存在。他认为我们在指称某个实体时只假定了它的存在，但并没有断定它的存在，我们也不能从关于这个实体的论述中推断出它的存在。他还进一步指出，罗素的混淆产生于把句子本身与句子的使用混为一谈。为此，他要求严格区分句子本身、句子的使用以及句子的被说出。句子本身无所谓真假对错，只有当句子被使用于特定的语境时才会变成真的或假的。一个命题可能非真非假但却有意义，同样，我们不能根据命题有无意义而严格地断定它的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