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斯特劳森是日常语言哲学家中惟一对数理逻辑倍加推崇并把它用于分析自然语言的牛津哲学家。与其他日常语言哲学家的另一个重要不同，是他在分析哲学中恢复了形而上学的地位，提出了“描述的形而上学”理论。在他看来，形而上学有着经久不衰的哲学价值。这表现在，每个时代的哲学家都用自己的哲学术语，而这些术语中却包含着前人的思想和自己时代的思想特征。惟有形而上学用这些非永恒的术语描述出永恒的关系。只有描述的形而上学才能够为我们揭示思想结构的这种一般特征。
他希望通过对殊相的思考，展现我们概念框架的某些一般的特征。他认为物质客体和人这两类最基本的殊相是我们认识的基础，也是我们概念框架的基础。在传统哲学中，殊相只能作为主词出现在命题中，而共相在命题中既可以作主词也可以作谓词。他认为，谓词的意义是由它在命题中的逻辑关系确定的。在真正的命题主谓关系中，共相就只能作为谓词而不能作为主词出现在命题中。
斯特劳森的描述的形而上学理论的意义在于，首先，它改变了以往分析哲学家过分注重分析语言细节的形象，使分析哲学从狭隘的视角中解脱出来，为分析哲学开辟了系统研究的先河；其次，它重新肯定了形而上学在概念分析中的地位，明确地把哲学研究的目标确定为对概念框架和思想结构的研究。这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是对本体论问题的重新肯定。他的这个理论直接导致了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和本体论问题态度的根本改变，并并被看做是在分析哲学中恢复本体论研究的先驱。
第三节    蒯因的逻辑实证主义
一、    蒯因与逻辑实用主义的兴起    
蒯因（W V Quine,1908-）是当代著名的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50－60年代美国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逻辑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他早年受教于怀特海、刘易斯等名师门下，后受到罗素、卡尔纳普等哲学和逻辑思想的影响。1948年起一直任哈佛大学教授，直到1979年退休。主要著作有：《逻辑方法》（1950）、《从逻辑的观点看》（1953）、《词与对象》（1960）、《本体论的相对性》（1969）、《逻辑哲学》（1970）、《指称之根》（1974）、《和事物》（1981）等。
蒯因的思想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30－40年代主要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40年代起开始批判后者的基本观点，50年代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逻辑实用主义。后者的主要特征是把实用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结合起来，用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补充逻辑经验主义。具体表现在：1、在对科学客观内容的理解上，认为科学的概念体系实质上是依据过去经验来预测未来经验的工具；2、在对科学知识的看法上，认为人们对具有经验内容的科学命题的选择没有确定的标准，整个科学都是一种方便的语言形式和方便的概念体系或概念结构；3在对本体论的看法上，主张从语言角度研究本体论问题，提出“本体论承诺”的概念，认为本体论与科学体系同样以方便有用为标准，两者都可以并存。
逻辑经验主义是50年代分析哲学在美国发展的主要形式它是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吸取了实用主义的部分观点，从而使注重逻辑分析的逻辑经验主义得以在注重经验实践的实用主义家乡美国土地上扎根生长。蒯因对逻辑经验主义在美国的衰落和分析哲学在50年代后的转向起了关键作用，对分析哲学的发展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其中以反对经验论的两个教条、本体论的承诺以及翻译的不确定性和整体论思想最为著名。
二、反对经验论的两个教条     
他通过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从根本上动摇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基础。逻辑实证主义等现代经验论大都受到两个教条的制约：第一是相信分析真理与事实真理之间的严格区分；第二是还原论。
他认为分析真理与事实真理的区分毫无根据。首先，作为这种区分依据的“分析”概念就值得怀疑；其次，把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作为分析真理的特征，并不能真正解释分析真理的本质，因为其中无疑是错误地把意义等同于外延，从而导致混淆意义与指称的错误；第三，通常认为的分析陈述，经过分析表明都不是分析陈述。最后，真理一般依赖于语言和语言之外的事实。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之间的分界实际上划不出来。意义的证实论对一个陈述与证实或否证它的经验之间的关系的解释采用的是还原论，即认为每个有意义的陈述都可翻译为一个关于直接经验的真假陈述。这种还原论的前提是假定每个陈述都可以从与它相关的其他陈述中分离出来，独立地在经验上加以证实或否证。而这样假定的前提不仅与当代哲学对意义单位的一致认识背道而驰，而且违反了科学进步的事实。他的“整体论”观点认为有经验意义的单位是整个科学。蒯因认为经验论的两个教条都建立在分离语言与事实的基础之上。
蒯因对经验论两个教条当代批判，是对逻辑经验主义运动、以至整个分析哲学的颠覆。具体表现在：其一，这两个教条是逻辑经验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抛弃它们就意味着抛弃了形式科学与事实科学的区分，同时也就承认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存在的合理性。其二，这是来自分析哲学内部的批判，具有旁人无法替代当代毁灭力量。其三，这种批判采取了实用主义的立场，主张用实用主义弥补逻辑经验主义理论中的不足，因而使整个分析哲学开始转向更为灵活和温和的经验论，具有更为强烈的约定论和实用主义色彩。
三、本体论的承诺         
逻辑实证主义把传统哲学研究世界和事物的存在的本体论问题归入形而上学而予以抛弃，蒯因重新提出存在问题，认为研究“何物存在”的问题应当是哲学的重要内容。
蒯因认为，传统哲学赋予不存在的事物以存在的特性，这种悖论的出现完全是由于哲学家们误用了“存在”一词。同时哲学家们还混淆了意义与指称，以为如果一个单称名词在被使用时要有意义，就必须是某种东西的名称。但他认为，可以在句子中有意义地使用单个名词而无需预设这些名词所指称的对象，可以使用谓词而无需承认它们是抽象东西的名称，可以认为某些句子是有意义的而无需默认存在一个被称作意义的东西（反对把意义看做一种抽象实体）
一些表示不定量词的名称即逻辑上所说的“约束变项”或“量化变项”。如“有个东西”、“无一东西”、“一切东西”，都使我们陷入了一种对本体论的承诺。就是说，只要我们使用了这样的量化变项，我们就已经做出了关于存在这种变项所指称事物的承诺。对这些存在物的承诺也就意味着一种本体论。这就是他的“本体论的承诺”观点。 在他看来，当一个理论谈论一个事物，它就是在对这个事物的存在做出本体论的承诺。而当我们接受了一种理论，我们也就有义务接受一种本体论。后者不是传统哲学中的那种对世界本原或事物本性的研究体系，而是一种最简单的、可以把原始经验的零乱材料置于其中并加以整理的概念框架。他还认为，正如采用什么样的科学理论体系属于选择什么样的语言系统一样，采用什么样的本体论同样也是属于选择不同的语言。但物理对象的存在不是根据经验上的定义，而仅仅是作为一种不可简化的假定物、因此它们在概念上只是作为一种方便的中介物而被引入理论。蒯因就此把简单性作为选择本体论的标准。
蒯因的本体论承诺实质上是一种约定论“科学理论以约定为基础，而选用约定的标准是根据它们的实用性。任何理论都是虚构的产物，我们在构造理论时也就约定了这个理论所指事物的存在。蒯因的这种思想对50年代后分析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分析哲学家们不再拒斥本体论和形而上学问题，反而把对存在问题的研究作为自己思考的重要内容。同时，对存在谓词的讨论也重新成为当代数理逻辑的焦点之一。
四、翻译的不确定性与科学的整体论       
蒯因对意义概念作了实用主义的解释，并提出了关于科学理论的整体论思想。
蒯因坚决反对把意义看做一种实体。他认为必须把意义理论与指称理论严格区分开来。意义理论的首要任务只是研究语言形式的同义性和命题的分析性，而意义概念本身是模糊不清的中介物，必须抛弃。一旦抛弃了意义概念，语言的使用在不同程度上或形式上总是存在着某种“不确定性”或“相对性”，即“彻底翻译的不确定性”。“彻底翻译”是指在没有翻译手册的帮助下把某种从未听说过的语言翻译为已知的语言。他认为，任何两种语言之间的完全对应关系其实并不是确定的，因而不存在两种语言之间的彻底翻译。就是说，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不可能在它原来使用的意义上毫无歧义地翻译为另一种语言。这就是“翻译的不确定性原理”。它有两个基本内容：第一，翻译手册只是记录了已知的语言，无法帮助我们理解那些我们未知的语言；第二，对任何一个词的任何一种解释都可以找到一种经验材料与之对应，因而无法确定哪种解释是惟一正确的。因此，我们必须而且实际上也是把某种特定语言作为参照系，由此来规定我们正在使用的语言的意义的指称。这样，我们的概念就具有相对性，我们的本体论也就具有了相对性。这就是蒯因对意义和指称概念给出的实用主义从解释。
从这种解释出发，蒯因提出了他的整体论思想。既然我们的概念总是相对于不同的参照系，因而我们对概念的确定和使用总是在不同的整体之中，就是说，概念出现的整体决定了概念的意义和指称。蒯因把整个科学看做一种整体，如同物理学上的“力场”，它的边界是具有，离经验最近的是关于感觉经验的命题和物理命题，其次是普遍的和关于自然规律的命题，最远的是逻辑命题和本体论问题。最后这种命题构成了科学整体的核心，最具普遍性和抽象性。这些命题之间具有不同的逻辑关系，其中的某些命题发生了变化，必然会引起相关命题的变化。但由于逻辑命题和本体论问题离经验边界最远，经验上的变化通常不会直接影响到这些命题的变化，人们在选择这些命题时就具有了很大的自由余地，而不必考虑它们与经验的关系。这就是他所谓的“本体论的相对性。”蒯因提出整体论思想的动机是为了克服逻辑经验主义意义证实原则的困难。根据证实原则，作为意义单位的是命题或陈述，后者只有在经验上得到证实时才是有意义的。蒯因指出，由于对每个命题的确定总是相对于与它相关的命题，因而单个命题或陈述无法作为有意义的单位，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只能是整个科学；由于整个科学体系中不同的命题与经验有着不同的联系，因而经验证实并不能完全决定所有命题的意义。
蒯因的整体论对当代分析哲学在50年代之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它打破了逻辑经验主义对知识的陈述式分析方法，用对知识的整体的考察取代了对知识的零打碎敲的分析，重新确立了知识整体在科学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这直接导致了当代科学哲学和历史学派的产生和发展；其次，它强调了知识整体中各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对逻辑命题与经验之间的关系作了非对称的解释，从而为后来的分析哲学家进一步理解逻辑与经验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思路；最后，它对知识整体的分析为本体论命题的存在提供了某种理解的合理性，由此陈述的“本体论的相对性”和“本体论的承诺”概念对分析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本体论问题以及形而上学问题重新回到分析哲学。
第四节   克里普克的本质主义
一、    克里普克和本质主义       
克里普克（Saul Kripke,1941-）是当今美国较年轻的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70年代后分析哲学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曾在哈佛大学受教于蒯因等人门下，毕业后先后在普林斯顿等美国多所大学任教。主要著作有：《同一性和必然性》（1971）、《命名和必然性》（1972）、《真理论概要》（1975）、《说话者的指称和语义学的指称》（1977）、《维特根斯坦论规则和私人语言》（1982）等。他在逻辑上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关于可能世界的模态逻辑语义学，并以此反对弗雷格、罗素等人的摹状词理论，提出了“历史－因果的命名论”；他还反对康德以来对先天判断和必然判断不加区别的观点，认为存在先天的偶然判断和后验的必然判断。他的这种观点被称作“本质主义”。
二、关于命名的因果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