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是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在人群中田外野地工作基础下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或者通常说是关于文化的描述，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并提出理论的见解。民族志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文化展示的过程与结果。民族志研究方法包括两个方面：①田野工作。在这个阶段研究者深入现场，实行周密的观察，记录并参与异文化的日常生活。②民族志写作。田野工作完成后，详细地描述，说明所观察到的现象和文化，成为学者和其他读者了解研究者田野工作过程，异文化的情况，以及民族志工作者的个人思考和理论观点的途径。例子：大卫莫利的《家庭电视》研究。关于民族志的批评：研究者有可能带着自己的文化视角与观点对材料进行有意无意地选择，剪辑，编辑或篡改，这显然影响饿了对研究对象客观公正的认识与评价。

罗兰•巴特在《符号学原理》中提出四对基本范畴，创新点是外延和内涵的关系
内涵和外延意义是在符号的使用或组合过程中产生的关联意象或图像。罗兰•巴特把意义分为两个层次：内涵和外延。外延是指第一层的能指和所指的符号系统，指称符号的表面含义，而内涵指把第一层的能指和所指再作为一个能指，指称符号在其所依托的社会文化背景或具体场景中的特有含义，是符号的文化意义，它所指向的所指就是意识形态的神话。他认为内涵是外延的“换挡加速”。外延意义通常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而内涵意义则因不同的文化接受者或不同的判定标准而不同。

延异
由德里达提出，只承认语言的结构性，认为所有的客观意义实际都是语言系统的再现。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延异”——指能指下的所指在倒退和流失，当词汇不能指代原先意义的时候，就是一种延异。如“小姐”。“延异”不仅是一个动词，也是一个名词，不仅指变化、差异的过程，更加指产生差异的行为。词汇的变化本身涉及整个社会背景的变迁。

社会顺从理论（中国传媒大学2006）
    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提出的媒介理论，认为由于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原因，媒介是由公司企业来支持的。反过来，媒介也支持这种体制，这种支持不仅表现在广告上，也表现在节目内容上对现存社会结构的肯定和赞同。社会顺从不仅通过媒介的表述表达出来，更重要的是通过媒介没有说出的东西表达出来。以商业支持为背景的媒介不具备对社会问题给予关键评价的基础，反而“限制了那种真正具有批判性的观点发展”。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批评性的文章和节目，但这样的东西太少了，以至于被大量顺从材料淹没了。他们强调指出，如果一些社会问题干扰了商业利益，商业媒介就会抛弃这些问题；经济的压力迫使媒介遗漏那些敏感的争议问题，顺从商业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