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达拉斯•斯密赛（Dallas Smythe）——“受众商品论”：
开辟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而且是一位将研究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的活动家，他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国际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
斯麦兹指出，广告时段的价值是传播产生的间接效果，而广播电视节目也只是“钓饵”性质的“免费午餐”，他们都不是广播电视媒介生产的真正商品，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产品是受众的注意力。
“免费午餐”的享用者不仅是消磨时光，他们还在工作，在创造价值。这种价值，最终是通过购买商品时付出的广告附加费来实现的。受众在闲暇时间付出了劳动，为媒介创造了价值，但没有得到经济补偿，反而需要承担其经济后果。
2、席勒：
美国批判学派的先驱。
传播帝国主义：揭示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军事工业构成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的传播实质。
思想管理者：媒介走向集中和垄断的根本原因是媒介对广告利润的追逐以及对大公司的服从。除大公司外，媒介还受美国政府的严格管理，而美国政府与大公司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
经济和政治的双管齐下，使媒介作为“第三种权力”或“第四部门”的特征全无。美国媒介美国媒介只是跨国大公司用以出售其产品、服务、观点的工具，也是政府用以维护社会规范、社会制度及全球霸权的工具。
3、文特森•莫斯可（Vincent Mosco）：
代表作《传播政治经济学》遵循既有的政治经济学学理脉络梳理并重新定义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莫斯是“最著名、最有影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之一”。
莫斯可认为，所谓技术神话是指人们相信技术能够克服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技术政治取代宗教，甚至取代意识形态。但这种技术神话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技术不可能终结历史、地理、政治。
4、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乔姆斯基对市场力量对于媒介内容的影响提出了批评，提出了新闻的“宣传模式说”。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将导致程式化和狭隘的报道。媒介成为人类解放的工具还是控制和支配的工具要看谁在操纵它，除非大众力量组织起来控制它们，否则新通讯科技的前景多半也会像过去的大众媒介一样成为私人利益的工具。
5、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
将媒介的集中和垄断趋势视为垄断资本控制文化生产和流通的明证，揭示大众传媒的活动最终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统治权力。
6、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
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西方传媒理论界近几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坚持使用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待新的文化消费现象，指出文化工业的独特功能在于生产一整套意义体系，多数普通人依据这套意义体系来理解他们生活状况、选择行动策略。但由于人们不仅仅是传媒产品的消费者，也是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因此传播政策不应该单纯立足于经济效益，还要考虑到对民主状况的影响。
7、尼古拉斯•加汉姆（Nicholas Garnham）——文化产业
其核心观点是大众文化的生产和销售建立在物质基础上，但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上层建筑日益产业化，被经济基础渗透，以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分崩溃，只剩下经济基础。
文化商品不会在消费过程中被破坏，因而难以保证其稀缺性，而这种稀缺性与价格息息相关，所以文化商品生产者就会通过各种方式限制进入，以制造稀缺。另外文化商品单位生产成本高，而批量生产后单位成本大幅下降，这使得文化产品的投资者倾向于增加受众数量来降低产品成本，同时也就导致了文化产业中三个主要的结构趋势：所有权集中、国际化和跨媒体所有权。
8、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
法国学者，巴黎第八大学教授，《世界传播和文化霸权》。
跨国的信息新网络是按照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生产、分配重新分割世界；信息文化的全球性流动引发了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跨国传播集团用工业化的方式推广的贴着商品标签的文化，成了普遍的文化消费资料。
着力观察和批判了传播强国的跨国媒体集团为主宰其他民族、地区或群体的文化，而以强制性传播的为手段掀起的一场全球化运动。文化同化的恐惧和文化认同的希望在传播工业化以后就成了国际关系的要素之一。真正的信息传播应该是接收者和传播者之间的互动的对话过程，而在信息交流的不平等的背后，马特拉语言了人类将面临重重危机。

政治经济学派保持着对宏观社会秩序和媒介精英所有权的关注，对欧洲不断加剧的媒介私有化现象以及世界范围内媒介所有权的集中化现象提出了批评。

（五）文化研究学派（伯明翰学派）：
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的研究。
代表人物有霍加特、威廉斯、霍尔等。
文化研究立足于大众文化的立场，反对传媒批判理论中的精英主义倾向，围绕文化研究的政治性、开放性、参与性这三个特征进行研究，背离了主观经验和形而上学的批判学派的视角，转而关注微观的、具体的、经验性的世俗生活。主要采用文本分析和受众调查这两种研究方法，揭示大众传媒为统治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的倾向，同时考察受众符号解读的多样性。
特点：
（1）    强烈的跨学科特点；
（2）    强调广义的文化概念，主张研究“人类生活的全部方式”；
（3）    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所持的精英主义倾向，肯定大众文化的价值；
（4）    其研究既是经验的又是实践的，关注微观的、具体的、日常的世俗生活；
（5）    带有强烈的政治气息，强调文化和权力的斗争关系。

1、查理•霍加特（文化的用途）；
2、雷蒙德•威廉姆斯（“文化即生活”）；
3、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4、霍尔的受众理论：
大众传媒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机器，但现代传媒受众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对“统治话语”进行解码，因而受众的反应未必都是机械的、被动的。
霍尔模式：
○1以霸权为主导的解码：受众以编码者预设的意义来解读讯息，制码的意图和解码所得到意义完全一致；
○2协商式解读：解码者和讯息编码进行讨价还价，观众与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协商关系；
○3对抗式解读：尽管观众能够看出编码者的制码意义，但却得出不同于编码者愿望的意义。
霍尔模式表明，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阅读文本时一种社会活动，是一个社会谈判和观念博弈的过程。
霍尔认为，自由民主的大众媒介应该扮演“多元化公共论坛”的角色，提供一个平台，让统治精英的权力受到挑战。
5、莫利（用民族志的方法研究了家庭的日常情境如何影响和架构观看电视的行为）
6、约翰•费斯克的通俗文化理论：
（1）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受众“读什么”，而在于受众“怎样读”；需要研究的不仅是文化商品，而且更应该是受众使用文化商品的方式。费斯克从电视研究出发，运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原理分析“两种经济”，即“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并对大众文化本质进行了再剖析，强调“文化经济”的存在。
（2）（新闻生产的三种方式：严肃性报纸：同时生产着“客观事实”和“意识形态”；
替代性的报刊：传播各种激进观点，是边缘性的权力集团对统治者的批判；
通俗小报：比严肃大报更鼓励受众的批判态度。
认为观看，即消费电视节目的观众，也是节目意义的生产者。这样，资本主义就从工作世界扩展到了休闲领域，人们通过观看电视参与到了商品化的过程中。

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家不仅研究运动，还亲自参与运动甚至直接领导运动，这是他们的优势，同时也是他们的局限，因为积极参与容易使理论家难以客观地进行分析，但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家通常根本怀疑客观性存在的可能性，并怀疑客观性在社会研究中的作用。
（六）意识形态“霸权”理论：
1、A•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文化霸权理论：
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1926年被法西斯当局逮捕入狱，在狱中广泛阅读，写就来大量笔记和书简。这些作品在他去世后，被整理成《狱中书简》和《狱中札记》。
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充分强调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认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统治阶级为了确保其统治地位，会利用霸权（即统治集团可以使用的各种社会社会控制模式），劝诱被统治阶级接受其道德、政治、文化价值。凭借霸权的实施，统治阶级就无需动用强制性的武力手段来维持统治秩序。霸权的关键不在于强迫大众屈从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在于使其自愿服从、积极参与、自觉地同化到统治阶级的世界观中去。
葛兰西提出“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政治社会，由政府、军队和司法部门构成的国家机构，行使暴力性质的强制功能；市民社会，由非强制性、相对自主的教会、行会和学校、大众传媒等机构组成，替统治阶级行使非强制性的“霸权”职能。
相应地，霸权分为 “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或“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其中最根本的文化霸权。在大众传媒时代，这种霸权社会更加明显。大众传媒一方面维护领导集团的利益，为其歌功颂德，灌输他们的政策思想；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自身所赖以生存的观众群，以及社会的稳定，又使各种其他观念同时存在，使冲突与共识、统治与抗争在文化霸权的统治之下并存。
葛兰西认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是政治社会（“强制装置”）和市民社会（“霸权装置”）的融合，市民社会的日常维持是通过形成意识形态方面的“合意”来实现的，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它将吸收政治社会而形成新型的国家。
霸权理论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和新的研究视角，把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消费看成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进行霸权争夺的过程，用一种动态的权力斗争的观点取代了原先静止的单向的文化观。

2、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把马克思著作分为前期的意识形态理论阶段和后期的科学主义阶段，认为后者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认为，意识形态和科学本质上是决然不同的东西，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存在的真实情况的想象性的关系的“再现”，它以仪式的方式控制实践，为个体创造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
国家的上层建筑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传媒、文化等系统，二是强制性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警察、法律等系统。维持国家存在的关键点归根结底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国家不能赤裸裸地暴露出强制性国家机器的功能。
阿尔都塞的理论指出了有关意识形态的新问题和新的思考途径；他的意识形态机器理论为大众传媒的批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范式，在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人的观点在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认真考察了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及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将意识形态纳入到社会总体框架中进行考察，并从宏观社会结构的大视角出发，直接构建了相关的意识形态理论。

（七）结构主义—符号学
结构主义主要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
结构主义不满于现代人文科学的非理性主义的方法，主张科学的分析方法，追求传播的规律和模式。
结构主义—符号学分析从符号学的角度重新认识了意识形态，他们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符号建构，由日常符号表现出来，而符号的意义则是在与受众的互动中产生的。简单的决定论忽略了意识形态的日常性和复杂性，而结构主义—符号学却从符号的建构这一微观之处统构了宏观的社会结构层面。
另外，结构主义的另一个发展方向——叙事学，也成了媒介叙事文本分析的好工具，它成功解决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叙事结构，它告诉我们故事的形成机制；二是叙事主题，它告诉我们在媒介故事中“谁在说话”。
1、索绪尔：指出了符号建构意义的可能性。认为符号的意义来源于符号组成的系统，来源于符号在系统结构中的位置，即与同一系统中其他符号的关系。提出了“符号=能指+所指”的公式，并划分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差异和联系。

2、罗兰•巴特：继承了索绪尔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了符号表意系统的“表面意义”和“内涵意义”的概念。认为意识形态的运作正是在内涵意义的层面上发生的，大众传媒传递意识形态的主要途径就是内涵意义。
对媒介进行了陌生化解读：符号的意义本来是多样的，并且不断变化的，但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符号变得单一和固化，并让人们认可这种经过意识形态选择后的、单一和固化了的意义是“自然”的。
巴特尔倡导“陌生化”解读，批判意识形态对符号意义的“自然化”。他把渗透了意识形态的符号文本称为“神话”，即当把一个符号（包括一个能指和所指）作为一个新的能指，指向一个新的所指的时候，它就构成了一个“神话”。巴特尔认为有必要揭示出意识形态在“神话”中的运作方式，并对此进行批判和解构。这种结构过程叫做“去神话”或“陌生化”。   【见 传播内容—符号—符号学】

3、列维•斯特劳斯：将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观延伸至各个文化过程，认为每一种实践活动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流方式和表达形式，与语言系统类似。

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优势在于文本分析或受众解读，而其受到的主要批评也在于此。因为，符号学方法是由研究者个人操作的，它的研究成果无法受到科学的客观检验，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
受到的主要批评：○1符号解读的任意性和唯心性；
○2它的分析脱离了符号产生的社会环境，生硬地照搬理论框架；
○3符号学的解读是基于研究者个人的认知进行的，往往忽视了受众的立场和观点。
突破结构主义—符号学局限的解决办法只能靠多种研究方法的配合。

（八）女性主义（Feminism）
对大众传媒中表现出的与女性有特殊关系的“文本”加以分析，从中观察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独特位置，并探寻构成这种文本的内在机制。鲜明地批判大众传媒中展现出的性别惯例。
三个主要流派：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的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三者主要的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精神分析法、意识形态分析。
（洪美恩对电视剧《达拉斯》的研究）

（九）文化帝国主义：
（1）全球性媒介促进了依赖关系，而非经济的增长；
（2）大众媒介内容流动的不平衡，寝室了文化的自主性，抑制了文化的发展；
（3）新闻流动的不平等关系，相对增加了那些庞大的、富有的新闻生产国的全球势力，并阻碍了适当的国家认同和自我形象；
（4）全球性的媒介流动造成了文化同质或一致化的状态，导致了一种支配性文化模式的出现，而这种文化模式和多数人民的真实经验并没有什么关系。
可视为依附理论的传播学分支。
代表人物：阿芒•马特拉、杰里米•滕斯托尔（Jeremy Tunstall）、赫伯特•席勒等。
席勒最早提出媒介帝国主义理论。按照依附理论，对媒介帝国主义做了深入的考察，围绕“信息的自由流通”和世界传播不平等格局展开了论争，更加强调了跨国公司的作用，指出当前帝国主义的扩张不再以“国家”为单位，而越来越表现为跨国公司的行为。

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可以说是第一套系统化的全球化批判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及其全球扩张不仅将整个世界联为一体，而且导致了全球范围的不平衡状态，在近代历史上造成了一种“中心—边缘”的发展格局。中心部分呈现的发达状态和边缘部分的不发达或欠发达状态密切相关，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边缘地区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是有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资本积累所限定的一种依附性关系。
依附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在1957年的博士论文中，就形成了依附理论的基本思想框架，为20世纪60年后兴起的依附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这一流派看来，资本的积累依靠的是全球分工，而这种分工的本质是不定价交换和剥削。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真正的发展，就必须摆脱依附性的地位，即阿明所说的“脱钩”。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问题的升温，依附理论更加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而阿明对全球化问题的探究也更加深入，又提出了“全球秩序”（global order）和“全球失序”（global disorder）的概念。他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即欧洲、北美洲和日本具有“五大垄断”——新技术垄断、全球金融垄断、自然资源垄断、媒体与传播垄断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垄断，全球化将不仅使“中心—边缘”的两级格局永久化，而且将进一步导致“全球失序”。总体来看，依附理论在解释或解读全球化方面不失为一种科学、系统而深刻的思想，但对于如何打破这种两极化格局，则又显得无力、无奈。

（十）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艺术领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流行，起初是指对美学现代主义的一种反动。80年代这一术语进入哲学领域，主要指的是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同时也表示对现代性的一种总体性的批判和对“元叙事”（历史发展的宏大叙事）的不信任立场。后现代的内涵非常模糊，根本特征是不确定性、模糊性、弥散性、多元性、游戏性等。
代表人物：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
认为资本主义所代表的社会即现代主义的范式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后现代”已经或正在诞生。表现出对科学价值的怀疑，认为大规模的机械化战争、生态环境的大面积破坏等问题，与科学技术带来的伟大成就一同构成了“现代”的一体两面。
后现代的目的就是对古典和现代哲学体系进行破坏，并向现代思想前提本身发出挑战，以促进整个世界向后现代转向：离开真理、确定性、普遍性、本质和系统的现代话语，拒斥自由、解放宏伟叙事。
后现代主义的传媒批判理论主要在于对传媒进行后现代思想分析。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出发，后现代的传媒批判理论强调对现代传统理论根基的颠覆、元叙事的合法消失、一般准则的崩溃以及价值的多元化等。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论点是，现代性培育了很多神话或元叙事，并由它们所维系。这些神话使人能把那些可能会被当成不合逻辑的行为合理化。而大众媒介则为宣传现代元叙事提供了重要手段。在许多由媒介传播的神话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发展的必然性。每一个科学发现、每一项技术革新，都被看作是在通往光明美好的未来之路上又迈进了一步，如果能够理性地控制发展过程，世界终将走向和平与繁荣。但是，后现代理论认为，如果没有充分考虑环境将受到的长期影响，没有充分了解人类自身的局限性，这些目标将是非常危险的，这些强有力的元叙事为大规模战争、种族灭绝和其它诸多暴行提供了借口和合法的理由。后现代认为，处于现代主义迅速瓦解的中心恰恰是媒介。我们依赖媒介中的刺激因素来建构和理解日常生活经验，这种依赖程度几乎等于将我们完全置于媒介的影响之下。现在已经出现了恶性循环：媒介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信息，逐渐毁掉了我们维持现实统一经验的能力；随着这些能力的破坏，我们对媒介的使用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反过来鼓励媒介提供更具破坏性的内容。
比起结构主义、文化主义等理论，后现代主义的传媒批判理论更为激进。

 三、技术学派
（一）哈罗德•英尼斯：
将传播作为一切历史运转的轴心来探讨。在代表作《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性》（Communication Bias）中，指出文明的兴起、衰落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一切文明都是靠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而存在的，而任何媒介都具有时间或空间的偏向性，可以分为以时间为重点的媒介和以空间为重点的媒介。
分析了媒介与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指出在任何社会中，传播媒介都会极大地影响社会组织的形态和人们交往的形式；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会改变社会组织的形态，开创人们交往的新形式，促进新的知识结构的形成，并有可能促使权力中心的转移。控制传播媒介是形式社会和政治权力的一种手段，而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则可以打破旧的垄断权。

（二）马歇尔•麦克卢汉：
加拿大传播学家 ，于五、六十年代出版一系列著作《机械新娘》、《古腾堡群英》、《媒介通论：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等。是六七十年代国际传播学界最知名、最具争议的学者，被称为“现代媒介分析的根”。其理论独特，给人启发，他抓住了媒介分析的根本和主体，即研究媒介本身及其社会行为。不仅使得全球村、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等理念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使得传播学的众多概念深入人心。1、媒介是人体的延伸
媒介是人体向公共领域的延伸。不同传播技术的使用会影响人类的感觉组织（例如：印刷媒介将复杂的现实生活转换成一系列不连贯的语言符号叙述出来，并将它一行行地印在纸上，使人们只能一行一行地、按照顺序阅读、理解、思考，而不能像现实生活那样立体地、复合地去认识和思考。）他使用“部落化”、“脱离部落化”、“中心部落化”来比照人类社会早期的口头传播时代、印刷媒介时代和电子媒介时代。人类的这种变化，是媒介本身而不是它的内容带来的。
2、媒介即讯息
传播媒介真正传递的是媒介的特性，而不是内容，内容也是一种媒介。“媒介的‘内容’好比是一片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盗贼拿它来分散看家狗的注意力。”一种新的传播媒介一旦出现，这种媒介本身，而不是它所传递的具体内容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某种信息，引起社会变革。
3、冷媒介与热媒介
热媒介能够提供充分、完善的讯息，受众参与程度低，如照片、广播、电影。
冷媒介提供给受众的讯息不充分，需要受众予以补充、联想，受众参与度高，如漫画、电话、电视。但此类划分十分牵强。
4、地球村：新的电子媒介延伸了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人们之间的时空距离缩短，打破了就的时空概念，“使人们重新体验部落化社会中村庄式的接触交流，整个世界似乎浓缩成了“地球村”。

麦克卢汉将媒介的概念扩大，不仅是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中的媒介，而且包括了人际互动的所有介质。他将媒介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中研究，探索其在传递内容意义之外的意义——媒介本身带给人类文明的影响。
欠缺之处：对冷热媒介分类牵强；忽视媒介具体内容，分析客观性、科学性、实证性不足。此外他在言论上的神谕性和极端性也是公认的缺点。

四、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论：
精神交往，指以“语言”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1、一定的精神生产、精神交往与物质生产、物质交往相适应；它们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物质决定精神，而是更多地表现在相互作用之中。
2、精神产品在现代社会中较多地表述为信息，信息与一般物质产品的不同之处在于，物质产品消费的是其本身，而信息消费的是其内容，且可被多次消费。


六、当代传播研究的主要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
这一时期的传播学研究，扩展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派别分流日益明显。批判学派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兴盛于70年代，80年代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主流之一，以对社会文化的批判备受人们的关注。
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学研究也纷纷开始。在借鉴西方学者关于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研究的理论上，资助研究本国的时间，对内提出适应本国现实的理论成果，对外提出了建立“国际传播和信息新秩序”的主张，并促成了发展传播学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