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学术渊源不同：
国际传播起源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早期有影响的学者是拉斯维尔和他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而跨文化研究则是来源于文化人类学。美国人类文化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区别于文化研究的hall, Stuart Hall）是其开创者，他的《无声的语言》则是跨文化领域成立的奠基之作。从此，文化人类学和传播学，特别是其中的人际传播学相结合，于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传播学中的一个新的分支：跨文化传播学。

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区别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 Global communication
杨泊叙认为，跨国公司的介入是我们经历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的变迁，跨国公司主导的是全球传播，他认为跨国公司的介入导致了传播结构的变化，从而是我们进入全球传播中去。
全球传播以因特网为媒介，要传递的信息和文化其实是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国家或民族的信息和文化。
国际传播关注的包括广播电视等传统的大众媒体系统。强调的是一些国家（如美国）对另一些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根本问题是国与国的问题。更具体的说，国际传播的基本分析单位（basic unit of analysis）是国家，研究的范围主要涉及文化的商品化，媒介帝国主义等。后来的争论就自然导致了NWICON.

但杨泊叙认为国际传播的理论已经不能适应全球化加剧的当今现实了。
当今世界信息流动已经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变化，最根本的问题越来越不是国际传播的问题，而是全球传播的问题。全球传播问题指的是跨国公司为了获得利润最大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传播的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跨国公司的利益和国家名族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
全球传播的特点：
1、    互联网是全球传播的媒介
2、    消费文化是全球传播的基础
3、    全球传播是跨国公司主宰的网众传播，对应的概念是大众，网众的匿名，主动性使得他们在虚拟空间的活动可以忽略公民、民族和性别等结构型社会因素。

因此，全球传播的核心是唤起和满足满足人类普遍存在的本能欲望。目的是为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都译为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主要指的是跨文化之间的以面对面交流为主的人际传播，也包括所有跨文化传播领域的所有方面。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一个主要领域就是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学科渊源是文化人类学，如霍尔的《无声的语言》，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倾向于对比研究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如中美价值观念的不同。

Co-culture 副文化传播
指的是在共同的地域范围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流活动。如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残疾人，同性恋者，女性群体之间的交流活动。

国际传播理论
宣传理论
现代国际传播的起源于二战时期对宣传的研究，因此，宣传理论就成为早期的国际传播功能范式，突出国际传播的效果。
宣传理论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体系，可以分为战争时期和非战争时期。

战争时期
战争时期的宣传理论主要以拉斯维尔出版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的理论框架为主。他对战争中的各种国际宣传的策略和手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整理分析，建立了一个国际宣传成功的精准理论，因此被称为“宣传研究之父”。
他对一战时期宣传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定性的，研究的媒体包括报纸，宣传手册，电影等。而在二战时，他首创内容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并认为战时宣传在动员对敌人的仇恨，保持和同盟国关系，瓦解敌人斗志等方面的效果是明显的。
拉式认为宣传是指以谣言，消息，报道，图片等符号通过适当的新闻传播方式来控制意见的做法，具有强大的效果，并把国际宣传视为现代政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非战争时期
主要以美国学者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Herman和乔姆斯基Chomsky1988年出版的《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一书中提出的宣传模式为主。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条件下，主流大众煤介受到所有权、管理方式、广告商的利益和政府的权威信息源等外在因素的限制。这些外在因素作为新闻传播的“过滤器”(filters)，有效地抑制了大众煤介独立于其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的能力，由此导致新闻生产在没有明显外力压迫的情况下进行“自我审查”(seir一censorship)，从而彻底熔入社会的制度化体系之中，成为构建和强化社会“共识”， 制造出民主认同的表象，并在普通民众心中制造了混淆、误解和冷漠，推动精英意志与政策的有力工具。

乔姆斯基和赫尔曼提出美国媒体实际上遵循着一种特殊的宣传模式，认为某一事件在被确定为值得报道之前，它必须通过五大新闻过滤器(filters):

第一个过滤器是指大众媒介的集中化，所有权和赢利趋向。媒介集团是上市公司，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
第二个过滤器是广告。对广告的依附越来越高。
第三种过滤器是新闻源。新闻来源于政府，商界和他们认定的“专家”。
第四个过滤器是炮轰和强制执行。炮轰是指对媒体节目或评论的负面回应。这种回应可能是书信、电报、电话、请愿或是国会议案以及其它形式的投诉、威胁与惩罚等，这些炮轰来自中央或地方，也可能来自个人。对媒体而言，如果遭到的炮轰规模很大，那么媒体就会耗费大量资源应对，广告商会撤回赞助，个人和小型媒体根本无力承担这笔费用。
第五种过滤器是把的反共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控制机制，乔姆斯基称之为美国的国教。
（在911之后，反恐暂时替代了反共，但是更多情况是反恐与反共同时进行，中国成为最大的共产主义敌对势力国家）

通过这五个过滤器，精英阶层的观点顺利地在主流媒体中传播，而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则被有效地清除了。这一切没有粗暴的干预，发生得非常自然，以致于大部分人包括新闻工作者自身都认为媒体对新闻的取舍和解释是客观公正的，实际上这些因素已内在化到记者和编辑的头脑之中。美国媒体运行的这种“深层结构”，在根本上为“制造共识”和思想控制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

现代化理论
冷战时期形成，现代化理论认为信息传播在使西方获益的同时，也应该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认为大众传媒能够帮助改造传统社会，把西方的经验借用到第三世界国家中去，帮助他们完成现代化。代表学者有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等。
他们通过调查，发现：
传媒能推动一些长期发展项目，如农村发展，及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社会变革。
传播会催生民主理念
电信技术如电话，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缺陷：
1，    将现代化和传统割裂起来，认为社会必须要按照西方的模式来改造。
2，    把从西方向第三世界国家的单项的国际信息传播视为解决这些国家问题的灵丹妙药。
3，    产生与冷战时期，与其说是为了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现代化，倒不如说是为西方国家扩大政治势力和跨国公司产品扩张提供理论依据。

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
依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提出来的，用于解释第三世界国家不发展或沦为西方附庸的原因。依附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是对立的，现代化理论的衰退主要来自于依附理论对其的批判。
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白银资本），巴西社会学家卡多所等人。
依附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中心---边陲”经济体系，西方发达国家是中心国家，发展中国家是边陲国家。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和未能实现现代化，是由于中心国家利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对边陲国家的控制和剥削造成的，使他们不得不依附于中心国家。
沃勒斯坦发展和改善了依附理论，使其发展为世界体系论。该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是相互依附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世界体系的主导国家也在不断的变化。他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地带，核心地带，半边缘地带和边缘地带，认为世界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兴起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他们的发达是由于边缘国家的供养和依附。

媒介依附理论
更倾向于从跨国传媒集团来考察国际传播。认为，目前世界各国的信息传媒发展的不平衡也是源于“中心—边陲”的循环体系。即边陲国家的传媒体系之所以不发达是由于对发达国家的媒介体系的依附造成，这些中心国家掌握着国际传播的多数资源，并一直主导着国际传播过程。
媒介依附理论主要表现为：
媒介体系的依附
资金的依附
传媒内容的依附
广告的依附
新传播科技设备的依附。

缺陷：夸大了跨国公司的作用，贬低了民族国家在摆脱依附过程中的作用。


文化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也可以说是依附理论在文化层面的延伸，是依附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该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席勒Herbert Schiller1976年在其《传播和文化支配》一书中提出。于20世纪70年代盛行，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讨论。

他的定义：
文化帝国主义是许多过程的总和。经过这些过程，某个社会被吸纳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内，而该社会的主控阶层被吸引、胁迫、强制，有时候是被贿赂了，以至于他们塑造出的社会机构制度符应于，甚至是促进了世界体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据支配地位之国家的种种价值观与结构。

席勒以沃勒斯坦、弗兰克等人的“依附理论”为据，着重探讨了他所说的“军界—企业界联合体”，分析了由政府、军界和民间企业一同构成的这个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如何促成美国大众传播势力的凌驾全球，又如何导致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文化主权的丧失。该理论认为跨国媒体集团对文化的形成有巨大的作用，媒介产品主要是从中心国家流向边陲国家；这些西方国家并不中立，而是具有侵略性的，对当地文化会产生负面影响。

80年代之后，随着各种新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多媒体、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兴起，席勒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各种天花乱坠的时髦理论包括全球化。因为，这些理论无不宣称，新传播技术将为全球人类带来更民主、更多元的文化。而席勒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互联网迅速扩张之时，由跨国公司和市场逻辑所支配的权力关系不仅丝毫没有改变，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原已极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包括信息与传播秩序，如山似海的网络信息里充斥了西方的各种话语，如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
席勒还对美国经验学派的传播研究大张挞伐。他认为，40年代以来，美国的传播研究大抵属于“行政管理研究”(administration research)。这类研究基本上都立足于既定的传播体制，视之为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然后在此前提下为其出谋划策。所以，各种各样定量的、实证主义的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遵循的都是广告主、广告商或政府机构的意志，不仅缺乏权力关系的思考和批判现状的意识，而且实际上支持了现存的政治经济体制。

信息自由流动的新秩序----麦克布莱德委员会------《多种声音，一个世界》
见郭书

后殖民主义----东方学postcolonialism---Orientalism

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发端于西方国家,80年代趋于兴盛,继而在90年代获得广泛的世界性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它以文化多元主义观点审视了西方国家殖民扩张以来的东西方关系及其演进轨迹,并通过揭示作为西方话语系统的东方学的东方主义实质,在根本上否定了西方控制东方的合理性,从而对西方的东方主义文化思维模式及其蕴涵的西方中心主义提出了挑战。

代表学者：萨义德Edward Said  《东方学》

认为西方在以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多形式进行的全球性殖民扩张中,不断遭遇和认识着一个非西方的东方世界,由此衍生出一个关于东方的话语系统,其中包容着西方人关于东方的见闻、感受、思考、言说和写作等,这种话语系统经过逻辑和实践的建构,便形成了西方文化中的东方学。

在后殖民主义的奠基之作《东方学》一书中,爱德华•赛义德对东方学赋予了三重涵义。
第一,东方学是关于东方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从事东方研究的人就是东方学家。
第二,东方学是一种以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1]的思维方式,它把“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区分作为认识东方的基点
第三,东方学是西方用以控制和重建东方的一种方式,西方借此“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和统治”等,欧洲文化正是通过东方学并以政治的、社会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和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

在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视野中,西方的东方学虽然是以一种“学”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但它在实质上却是一种主义即东方主义,是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系统。西方对东方的认识和观照是以西方思维方式为媒介、以西方文化为基础、以西方价值理念为标准的,因此,西方的东方学只能是西方对东方的言说、书写和编造。东方学所认知和描述的东方,仅仅是呈现在西方人视野中的东方,是用西方的话语扭曲和遮蔽了的东方,而不是真实的东方。

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东方学的实质是东方主义,其核心理念是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是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系统,东方主义语境中的东方是西方所制造出来的一个神话。东方主义是一种权力认识论,它试图用东方与西方二元区分的概念模式塑造一种有利于西方的东西方关系,从而为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扩张和控制进行合理性论证。东方主义是西方试图控制东方的一种思维模式,其中浸透着强烈的种族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倾向。

后殖民主义对东方学及其蕴涵的东方主义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颠覆和消解,它把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理念演绎为关于东西方关系的一种文化理论游戏,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关系问题上的后现代主义。

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
“框架”的概念最先是由Goffman（1974）《框架分析》一书中提出的，框架指的是符号交往论的一个变量。言下之意是，“框架”有助于对社会交往活动进行定位、感知、认识和分类并给符号与社会交往赋予意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框架理论被运用于媒介研究（Gitlin，1980）。研究者们认为，大众媒介的工作不仅仅是报道新闻，更重要的是将新闻组织到已有的框架之中。框架胜任于在行文中使事实的某些方面更为显著与突出，目的是就所描述事物来说，对其中某一特定问题的定义、对其前因后果的解释、对其进行的道德评判和/或处理意见加以强调（Entman，2004）。如果在描述某一问题或是事件的过程中存在若干个潜在的相关因素，媒体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强调，而这种强调让受众在形成自己观点的过程中特别关注于这部分因素，那框架的作用就算达到了。 如美国对中国的报道框架，离不开1984，军人的图片。
媒介精英和传播的信息源，比如新闻或政治组织，有着对问题与事件加以定义与建构的特权（Gamson，1992）。据信，一个主题的重要程度并不是完全由信息的量来决定的。事实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媒介如何讨论这一主题”以及“是谁建构了媒介‘包裹’”；其中“媒介包裹”正体现了框架的存在以及政策的立场
在受众感知问题与理解问题的方式上，媒介框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它可以改变公众对有矛盾、有争议的问题的态度。

相关理论：议程设置
麦库姆斯（1996）就认为框架理论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新理论领域”，他认为议程设置理论包含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认知层面，即媒介强调的议题与公众对此议题重要性的认知显著相关。媒介告诉该想什么；第二层面是属性层面，媒介强调的议题的属性（或思考角度）影响受众的选择。媒介告诉人们该怎么想。


跨文化传播理论
语言----语言相对论----Sapir-whorf hypothesis
是美国人类学家萨丕尔及其弟子沃尔夫提出的有关语言和思维的假设。萨皮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的思想源头可追溯到德国哲学家海德（ G.Herder ,1744 - 1803）再到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萨皮尔(E.Sapir)是博厄斯的学生，沃尔夫(Whorf)又是萨皮尔的学生。博厄斯学派的文化相对论和历史特殊论成为语言相对论的思想基础方面的影响。
这—假说的实质。是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归结起来有两点：
1 语言决定论，即一个人的思维完全由母语决定，因为一个人只能根据其母语中编码设定的范畴和区别定义来认识世界；
2 语言相对论， 即语言结构有无限的多样性，因此一种语言系统中所编定的范畴类别和区分定义为该语言系统所独有，与其他语言系统中所编定的范畴类别和区分定义不同。

价值观的四种模式

霍夫斯特德分类法 Hofstede’s Cultural Dimensions
最为广泛使用的是荷兰心理学家Hofstede 的价值分类体系，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对IBM公司的50种职业、66种国籍的雇员所做的11.6万份的问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比较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四个方面，它们分别是
1，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2，    权力差距(power distance)、
3，    回避不确定性(uncertainty avoidance，一译为愿意承担风险的程度)、
4，    男性化－女性化(masculinity－feminity)。
5，    长期观—短期观（long-term versus short-term orientation)

中美文化价值观的异同
对比的四个方面
（1）权力差距：衡量人们接受权力不平等状况的程度。（人与人）
（2）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衡量个人与集体联系是松散还是紧密的一个尺度。（个人与集体）
   注意：个人主义不完全等同于利己主义
（3）男性化－女性化：衡量社会体现阳刚还是阴柔的特点程度（男性与女性）
（4）回避不确定性：衡量人们将来情形的不确定性态度（人与未知世界）


Kluckhohns 和 Strodtbeck最先使用了价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的概念，提出了五个普世性的问题：人性Human Nature Orientation, 人与自然关系Personal-Nature Orientation, 时间Time Orientation, 行动Activity Orientation, 关系取向Relational Orientation.

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
人类学家霍尔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从感知和交流方面研究文化之间异同的有效方式。根据交流中所传达的意义是来自交流的场合还是来自交流的语言，它将文化分为高语境（high-context）和低语境(Low-context)两种。霍尔使用下列方法定义高低语境:“高语境的交流或讯息是指大多数信息都已经体现出来了，只有极少的信息清楚地以编码的方式进行传达。低语境的交流正好相反，即大多数信息都是通过外在的语言方式进行传达。”

二、高语境文化的成因及其交际方式

在高语境文化中，如日本、中国、韩国，人们在经历信息网络资源等方面具有极高的同质性。由于传统和历史因素，高语境文化随时间推移所发生的变动不大。在这些文化中，一致的信息会获得对外在环境的一致反应。霍尔说：“高语境文化的结果是在日常生活的大多数正常交流中，他们并不需要也不期望详细深入的背景信息。”因此，意义没有必要一定包含在话语当中。在高语境文化当中，可以通过手势、空间的使用甚至沉默来提供信息。高语境文化对周围的事物和环境更加敏感，不通过语言也能传达他们的感情。正如安德森指出：“高语境文化更加依赖和熟悉非语言交流。”在高语境文化中，通过环境就可以获得许多信息，没有必要把所有事情说出来。

三、低语境文化的成因及其交际方式

而在低语境文化中，如德国，瑞士和美国，人口具有较低的同质性，所以造成人际交往的区别。缺少共同的经历意味着“每次他们和别人交流的时候都需要详细的背景信息”。在低语境文化中，语言传达了大多数信息，语境和参与者方面只包含极少的信息。这一特点反映在多个方面。举例来说，亚洲人的交流方式常常比较隐晦、间接和含蓄，而西方人的交流方式常常比较直接和坦率，也就是说，所有事情都需要说明白，而且是越明白越好。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文化休克----U型曲线
“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是1958年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Kalvero Oberg)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指的是“由于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与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这种焦虑在生理上表现为持续不断的身体上的疲劳感、长期的精神压力、失去熟悉的食物和伙伴的不适感、对新环境居民的反感、对自己价值观受到亵渎的不满、对自己的角色产生混乱而感到不舒服、应付环境的无能感等。在文化适应中，文化冲击的强弱、明显程度往往与家乡文化和新环境文化的差异大小成正比。

文化休克大体会经历四个阶段，蜜月阶段、沮丧阶段、调整阶段和适应阶段。四个阶段的变化过程一般呈“U”形曲线。蜜月阶段大约持续1—2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外国人往往表现出对周围事物的强烈新奇感。然后便进入沮丧期，这个时期大约有3—4个月，在这一时期，新奇感逐渐消失，开始感到异文化对日常生活带来的种种不适。在第三阶段，他们开始对自己的精神和行为进行调整，逐步走出情绪的低谷。在第四阶段，他们基本适应异国生活，又开始对周围事物感到新奇和有兴趣。当然，“U”形曲线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文化冲击的轻重程度会因人而异。

文化普世主义----文化相对主义

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一词是费孝通老先生提出的，旨在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如同水面上泛开的连晕一般，由自己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
费孝通先生使用的社会结构分析方法解剖中国传统社会, 在费先生之前，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就曾用“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两个概念区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费先生为更准确地区分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提出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概念，其中“差序格局”尤可谓是费先生的独创，并被国际社会学界所接受。关于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区别，他打了个比方，西方社会以个人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是一捆柴，几根成一把，几把成一扎，几扎成一捆，条理清楚，成团体状态；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大家千万不要轻看了这个比喻，正是通过这个比喻以及它所代表的“差序格局”概念，费先生揭示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这些特点是：
1，自我主义。在这种关系格局中，自己总是这种关系的中心，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2，公私群己的相对性。在这种格局中，站在任何一圈中，向内看可以说是公，是群；向外看就可以说是私，是己。两者无清楚的界限。
3，特殊主义伦理。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加的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
4，人治社会。所用于维持秩序时所使用的力量，不是法律，而是人际关系的历史传统。
5，长老统治，这是一种包含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民主的同意权力及教化权力等复杂内容的权力结构。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和权力运作，都是以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模式为基础。

文化自觉----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传播学效果研究
传播效果的分类有很多种分法：比较常用的是以下两种：
    微观
    宏观

传播效果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强效果论”阶段（20c到30年代末）  
“有限效果论”阶段（20世纪40年代初至60年代初）
“回归强效果论”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之后）


































重点讲解：
1、Lasswell和他的世界大战的宣传研究










2、伊利县调查









3、霍夫兰的说服研究：











4、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









5、创新与扩散：（详见郭书）





6、议程设置理论（agenda setting）









7、培养理论（cultivation theory）。。。。。。电视。。。潜移默化的效果








8、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


















9、知识沟（knowledge gap）——数字鸿沟——上限效果假说——对上限的批判

















10、第三者效果（the third-person effect）



















 
传播学热点理论和事件
1.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2.    公共领域与公民社会
3.    风险社会
4.    消费社会
5.    景观社会与媒介奇观
6.    媒介事件
7.    社会化媒体 Social Media
8.    媒介素养理论
9.    娱乐化倾向
10.    公民新闻与民生新闻



现代性
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了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

一般认为，现代性的缘起与资本主义起源密切相关。
由于资本主义起源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就不能把现代性起源与之简单等同起来。现代性的起源应该是一个更广泛更深远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历史变迁过程。以此看来，把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兴起看成现代性缘起的时期比较合理。

现代性应该从两方面去理解：

其一，社会的组织结构方面：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

其二，思想文化方面，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开始建立，教育体系以及大规模的知识创造和传播，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持续产生，这些思想文化不断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发展。

要点是：1，无限进步的时间观念；2，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组织机制与效率问题；3，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

后现代性
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置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置疑普遍进步或人类解放，不信任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或终极性解释。与这些启蒙时代的规范相左，后现代性认为世界充满偶然性、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是多样化、不稳定的；在它看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预定的蓝图，而是由许许多多彼此不相连的文化系统和解释系统组成……
从内容上看，后现代性大致体现为三种比较鲜明的态度：否定性（解构性）的后现代性，建设性（建构性）的后现代性，虚假（迪斯尼式）的后现代性。所谓否定性（解构性）的后现代性，作为后现代思潮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思潮，就是要对现代性的基础进行彻底颠覆，对构成现代性的所有二元结构（诸如：主/客、真/假、本质/现象、事实/价值，等等）进行彻底消解。该流派认为，由于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真理”、“普遍的规律”、“永恒的结构”等，因此，这种结构无论看上去多么合理、多么复杂，实际上都是虚假的和无效的。因此，不是经由现代性，而是只有通过瓦解现代性，才能实现自由和真正解放。所谓建设性（建构性）的后现代性，就是试图在批判和反思现代性的同时，重建超越现代性的价值观，以“无根基”的后现代性完全取代现代性。也就是说，要摆脱现代性普遍模式，通过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新型关系，才能真正达到目的。所谓虚假（迪斯尼式）的后现代性，主要是要摧毁现代性的过程中种种理性和普遍性力量对人的控制与压抑，寻求思想和生活上的自由的最大化，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出被现代性所压抑的创造性。概而言之，尽管后现代性思想的发展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式、内容和色彩等，但总的来说，后现代思想家一致认为，他们的理论或学说“终结”了包括现代性在内的所有传统，以寻求“不拘泥于形式和不追求确定结果的自我突破的创造性”的态度和方式面向未来。
有人认为，后现代性思想深刻、惊世骇俗、富于危机意识和革新精神；也有人认为是故弄玄虚，充满虚无主义的色彩。毫无疑问，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性是有其内在局限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性提出的一些挑战，能够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本身就说明了其价值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无论是站在消极的立场上还是坚持积极的态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后现代性对于现代性的超越，不仅仍处于未完成状态，而且后现代性是否有能力实现这种超越，也面临着同样的反思和质疑。一方面，后现代性从其反历史主义立场出发对现代性的局限单纯进行反向放大，显然具有“矫枉过正”之嫌；另一方面，某些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采取的“反智识主义、反文化”的立场所导致的形式主义泛滥或玩世不恭的价值观念，其消极意义无疑是十分明显的。如果我们用审慎、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后现代主义思潮，就不难看出后现代性自身存在的矛盾性。这不仅表现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内部相互之间充满矛盾，而且更重要的在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矛盾所造成的“悖谬推理”是后现代性所无法消除的。一方面，后现代性既孕育于现代性传统中，又作为完全对立的力量“渗透到现代性内部去解构、消耗和吞噬它”；另一方面，后现代性还呈现出比现代性更为激进的方式，拒斥任何新的传统。也就是说，既然后现代性的目的在于超越现代性，那么，就应该为文明发展指出新的方向。而后现代性如果一味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不仅终结了传统，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将终结其自身。


“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继承与超越
“后现代性”(post-modernism)和“现代性”（modernity）的关系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一般来讲，学者们认为18世纪启蒙运动是现代社会和时代开始的标志。培根、牛顿、笛卡儿、康德、洛克等人都坚持理性救世的观点。理性批判、自由创造可以说是“现代性”的核心（张世英，43）。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一战、二战的相继出现，使人们开始怀疑这种过于理性的思维方式。因此学界有说将二战的结束作为划分“后现代”和“现代”的界限。“后现代性”认为过于理性的批判抹煞了人的“主体性”，反而限制了人的自由创作的范围。其实“，现代性”要实现自身，必须对现实进行彻底的批判，而不难看出，这正是“后现代性”的任务。所以“，后现代性”早就孕育在“现代性”之中，只不过它要求把对现实的批判进行得更加彻底而已。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说:“一部作品只有当其首先成为后现代的，它才能成为现代的。按照这种理解，后现代主义不是现代主义的消亡，而是现代主义的萌生，而且是不断持续发展的现代主义。”（Lyotard，278）后现代主义以彻底批判为特征，其终极目标是实现个人自由，而这也正是笛卡儿“怀疑一切”、对一切进行理性批判所要达到的目标。由此可见，“后现代性”和“现代性”是殊途同归的，而“后现代性”则是对“现代性”的批判继承与超越，二者之间的纽带关系是不能割裂的。在批判现实和颠覆传统方面，“后现代性”比“现代性”更加坚决和彻底。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又称市民社会)
是指由自由的公民和社会组织机构自愿组成的社会。与公民社会相反的概念是指，以武力维系的国家(State)，无论这样的国家实行何种政治制度。惟有些时候，以谋利作为宗旨的商业组织(commercial institutions)，也会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相反概念。
对公民社会的定义众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给出工作性定义：
--公民社会是指围绕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进行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非强制性团体。
--理论上，其组织形式，跟国家、家庭和市场不同，但实际上，公民社会与国家、家庭和市场之间的界线，经常是复杂、模糊，并且可商榷的。
--公民社会一般包括不同的空间、人物角色和组织形式，其正规性(formality)、自主性(autonomy)和权力结构(power)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公民社会的成员，通常包括了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妇女组织、宗教团体、专业协会、工会、自助组织、社会运动团体、商业协会、联盟和利益团体等等。


一般认为，公民社会的含义是指国家（政府系统）与市场（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包括社会领域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和公民阐述个人见解的公共领域两个部分。其中公共领域由参与者和公共媒介构成，承担了公民社会从威权主义之下获得政治解放的社会批判功能。公共领域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1）推理性和讨论性，（2）批评性和批判性，（3）平等性和开放性，（4）强调公众意见和公众舆论的形成，（5）强调理性的守护和展示。从这也体现着公民社会的特点：（1)非官方性，(2)非营利性，(3)相对独立性，(4)自愿性，（5）多元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