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诗人这种对於保守的、并非源於美国的标准发生兴趣，是埃兹拉·庞德和T．S·艾略持给他们的影响。他们两个都是信奉诗的现代主义的漂零学士，来自文化边缘四出寻找有价值的诗派的青年。欧洲的孤独感影响不到他们，他们变成了神圣文学帝国里的臣民。庞德比艾略特早几年登陆欧洲文坛。两人由於气质和年龄上的原因，学徒生涯的经历有所不同。庞德参加的文学运动──意象主义，旋涡主义──含有偶像破坏的因素，一生不曾完全摆脱。他最初摄取营养的来源──布朗甯、叶芝的早期作品、和维庸等等──在时序上比艾略特稍早。艾略特(正如庞德用赞美的口吻所说)由於所受的教育之故，一方面对古典文学濡染很深，一方面又是一个十足的现代人。的确，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结识时，艾略特的学业还没有完成，他要求教于庞德者正多；他把《荒原》献给庞德并不是泛泛的客套∶他从庞德最初的探索里得益至深。《荒原》在写作过程中就曾给庞德仔细看过。

　　临到战争结束，一如庞德後来所述，两人认为

　　自由诗冲淡了的形式如艾米体，李·马斯特斯体和一般的散漫体，都走得有些过头了。人们必须起来反对这种倾向┅┅结果产生了艾略特先生第二个诗集中的诗和《休·塞尔温·莫博利》。後来又有了分歧。

　　或者像艾略特在《论自由诗》("Vers Libre", 1917)里所说的，

　　只有在人为限制之下出现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庞德提到的艾略特的诗作和他自己的《休．塞尔温·莫博利》(Hugh Selwyn Mauberley)是在一九二○年发表的。这些诗篇和《荒原》具有无比的重要性。他们的诗和埃德加·李·马斯特斯的以及"一般的散漫体"迥然不同，诗的情调有的是轻松的讽刺，有的极其严肃。他们对於战争的惨痛，在体会上远比同时代的"本地人"深刻，对於本地人，一如我们已经提过的，战争几乎好像是一种侮辱而不是一场悲剧。庞德和艾略特在他们那些转弯抹角的、经过奇妙压缩的诗句里，把欧洲过去完全不同的低音，拿来和二十年代喧嚣一片、支离破碎的伴音对比。他们有时引用别人的，或外国的诗，来做这件工作。结果人们批评他们滥用典故，故作晦涩。诗中关於欧洲文学广博的知识，不是一般读者所能企及的。然而那不是炫示学问。那毋宁是说庞德和艾略特的现代诗对於过去特具敏感，这就构成了艾略特在一九一七年所谓过去与现在"同时并列"之说。因之，艾略特──庞德大致一样──之借用他人的、另一时代的、别种语言的诗句，自然是无可非议的了。

　　但是，诚如庞德所说，他们之间也有分歧。艾略特在一九二○年出版了一部名叫《圣林》(The Sacred Wood)的散文集，那篇有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就刊在这本集子里。同年，庞德也出版了一册散文，名曰《挑唆》(Instigations)。书名的不同已经足以显示他们各自的性格了。对庞德而言，没有什麽是神圣的。他在早年要他的书

　　向庄重的而沈闷的人致敬

　　用不屑的手势向他们致敬。

　　虽然他和艾略特随时都准备去探索过去，为的是寻求有用的文学素材和行为的法则，不过庞德的寻求总有一点嘲弄意味和动气使性的成分。我们不妨说他反对宗教而喜欢大寺，或者是一个追求偶像论的偶像破坏者。在艾略特的历史规划中，永恒和须臾是放在一起的；欧洲的思想每代都在变，但是在变的"过程中什麽也不抛弃"。在庞德的设想(亚洲也包括在内)中，某些时代特别引人入胜，他便让这些时代在他的诗里──重现。他和布朗宁有一个共同点，都喜欢使用独白──老是有一个人，不是他本人就是一个角色，在说话──他总是立足於一个逝去的年代作亲切语，就像那是今天一样。他有一首好诗叫《荒地》，结尾说，

　　我在这些路上走道，

　　我以为它们是活著的。

　　他对於过去的看法不像艾略特那样有连续性。譬如说，诗人中他只推崇那些创新的诗人(如乔叟)，而不推祟代表某一传统成熟期的诗人(如米尔顿)。他和艾略特对於但丁都推崇备至。艾略特佩服的是但丁的基督世界里精神上的统一，而庞德喜爱的仿佛是但丁世界中的那种新鲜气息。他说，《神曲》是为了要"人们去思想"，但丁好像要用"教唆"作副标题似的。我们可以从名字上看得出来，庞德的《诗章》肇源於《神曲》，完成之後，也和《神曲》一样，有诗一百章之多。《神曲》中的人物如阿诺但尼尔、布鲁内托·拉蒂尼、伯特兰德邦、尤利西斯，也一一重现。可是绝不能认为那是他们在精神上的平行发展。庞德的赎罪主要是经济上的。那就是说，要从重利盘剥的罪恶中解脱出来，用重利盘剥这个中古的罪恶来衡量和解释人类大部分的历史。愤怒在这里代替了谦逊；艾略特说得好，庞德的地狱是为别人而设的。基督教的传统事实上对於庞德并无重大意义，他依靠的是早期美国领油如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的智慧。表现在庞德诗中和散文里的学识好像是无数零碎的片段，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庞德选集或是人类经验的总和。漫不经心的读者，不知庞德表面的轻率实际上掩盖著极度的严肃，或者不知那些看似零星而随便的陈述，实际上都是长期研究和思索的结果，用最精练的文字写成的"意象"，可能会忽略这种总合的意义。可是比较细心的读者，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庞德纵然有道理有价值，纵然诗才无敌，写出如此丰富的诗章，可是毕竟缺乏连贯性。问题不在庞德创造的是诗人的意境。其他诗人如W．B．叶芝也做过同样的事情；而且我们并不要求他们给我们开列一张书单，就像他们的作品要拿去拍卖似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创作，似乎都必须具备某种个人的特性；无论如何，他们的"公开"的意境都缺乏强度。我们也不能说庞德轻浮，因为他的信念都是通过半世纪不懈的努力发展起来的。对於别的作家，庞德又有无比的重要性。毫无问题，他确实是一位大诗人。一个作家可以私秘到怎样一个程度，没有定规，可是庞德的私秘有一部分是含有敌意，乖僻无常的。有时他的私产可以任人参观，有时误入他家园地、他就要告你的状。

　　相形之下，T．S·艾略特的诗和批评文字，尽管具有革命的冲力，却永远带有一种炉火纯青的味道。他在哈佛大学、巴黎大学、德国和牛津大学读过书。诗学方面，他仔细研究过法国象徵派诗人，特别是朱尔斯·拉法尔戈，和英国玄学派诗人。他从但丁、布莱克、本．琼生、波德莱尔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他的智力高超，诗风细腻。因此凡是他写的东西，从早期的诗作如《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1915)开始，无不立即列为现代作品之林，而问世不久就奉为经典著作了。有二十多年光景，艾略特几乎被公认为最伟大的英语诗人。因此，他对於传统的重视，对於和他同代的人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量。甚至在他早期稍含讽刺的作品里，批评口吻也很克制，丝毫没有歇斯底里和宣言的成分在内。他虽然当时还是青年，却借《小老头》('Gerontion')诗中的老人和《荒原》中的蒂莱西亚斯，以老人的身分说话。到了一九二七年，他在散文集《为了兰斯洛特·安德鲁斯》的序言里，说自己是"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党，宗教上的盎格鲁─ 天主教徒"。在一两年以後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埃德蒙·威尔逊提出异议，认为艾略特"为自己创造的贵族神话"，并不比别人的作法(如庞德的)，更为可信。

　　但是，一如艾略特在後来的作品中所说的，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作法，轮廓非常分明，凡信奉基督教的人都觉得非常合理。那些不信这个教的人，或者总觉得他严肃得叫人难受的人，也不得不佩服他诗才的与时俱进。他的诗苦涩，但并不枯燥，毋宁像某些香摈酒具有的那种味道。虽然由於他似乎舍弃了出生的环境，不免激怒了像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这样的美国人，可是近年以来他已经做了一些补偿。譬如说，他曾以恢宏的见解讨论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承认他也生於圣路易，在下游离马克·吐温家乡汉尼巴尔不远的地方，也颇眷恋密西西比那条河。同时，他一生都相信诗剧大有前途，说他是一个瞧不起人的冒牌贵族也与事实不符。他在诗剧上所做的实验，从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在《批评标准》(The Criterion)上发表的《斗士斯威尼》开始，又经《磐石》(The Rock, 1934)，《大教堂凶杀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 1935)，《全家重聚》(The Family Reunion, 1939)，和《鸡尾酒会》(The Cocktail Party, 1950)等作品不断发展，目的想达成这样一个理想∶"在观众与艺术家之间建立合作关系，这对各种艺术都极重要，尤为戏剧艺术所必需"。这句话是他远在一九二三年讨论"玛丽劳埃德"的一篇文章里说的。他深知他还没有达到这个理想，而一种吹毛求疵的教条主义却潜入了他的某些作品，使这些作品显得过於神圣。其实在他努力的深处──像他在伟大的《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再度表明的──藏有一种本质上的谦虚。如果说他的著作有时貌似冷酷，或者有一点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他却从来没有和人争吵过，也不曾动气使性。他批评别人时总是力求公平，因为他对於创作的甘苦，具有深刻而同情的了解。

　　对於极有能力的美国批评家欧文·巴比特(艾略特在哈佛时代的业师)和保罗·埃尔默·莫尔，我们就不能说这麽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们已入中年，自己的主张也都说得清清楚楚的了。但是二十年代的愚昧，逼著他们加强活动，肯定了人文主义的价值，和少数几个信徒一起采用人文主义──有时还在前面冠以"新"字──作为战斗旗帜。人文主义者谈的是趣味、锻炼、标准、希腊文化的美、艺术必须具有的道德内容。他们把他们所赞美的文学说得头头是道，而攻击科学、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现代异端，这里所谓异端，一般说来就是和他们自己的信条相反的东西。巴比特曾在《卢梭与浪漫主义》(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1919)和《民主与领导》(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1924)两书中，出色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按照他的说法，现代已把卢梭──巴比特的头号敌人──煽动起的反权威运动带到了混乱的边缘。浪漫主义强调个人，因而对所有绝对事物和肯定价值一概加以否定；自我表现成了正常的标准，唯一的标准。在文学里，首先在生活里，需要回到伦理观念，在这一方面，创造性的文学也许应该听从批评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