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塔特也是一个颇有才具的诗人，他也曾以审慎而机智的超然态度静观南方和世界。他给"石墙杰克逊"和杰弗逊·戴维斯写过传记，对於受到摧毁的南方和惨遭踩瞒的国家，不胜惋惜。他在一九二七年写给埃德蒙·威尔逊的信札，"一个住在罗马的西拉古斯人"里写道∶

　　一度我们曾使全国感到惊奇，

　　我的朋友。你知道时光易逝。

　　城郭连番兴起

　　在活泼的美男子结扎稻草的地方。

　　不过，他的惋惜大部分是轻松而古雅的。祸患已成，不和谐的事情越来越多。他虽在优美的颂歌里召唤为南方死难的英灵，可是看到满目荒凉的秋景却无话可说∶

　　我们只能说树叶

　　翻飞，投落，消灭。

　　有时诗里有一点刻薄或失望的情绪。例如在《依尼阿斯在华盛顿》('Aeneas at Washington')(见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地中海及其它》(The Mediterranean and Other Poems)诗集)中∶

　　陷在湿漉漉的泥沼里

　　离开第九个埋葬了的城市一万二千里

　　我想到了特洛伊城和我们为什麽要建造它。

　　然而是他的古典的优雅风格挽救了他，如果我们可以用优雅这两个字来形容一个过去的重农主义者的话。塔特的文艺批评论文集，从《反动文集》(Reactionary Essays, 1936)到《可怜的魔鬼》(The Forlorn Demon, 1953)，都证明他和兰赛姆一样，是个非常敏感非常细心的研究文学的人。他在《反动文集》里抱怨∶"支配我们精神生活的那种批评，犹如那个法国的数学家读了拉辛写的一部悲剧以後间道'它证明了什麽?，它什麽都没有证明。它按照它的特质创造了全面的经验，它和平常的行动方式并无有用的关系。"他和兰赛姆说他们在批评理论方面属於亚利斯多德派，不喜欢文学中他们称之为柏拉图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不能产生像塔特在约翰．多恩或艾米莉·狄更生诗中所赞叹的那种融和，"他们眼睛里看到的是抽象的东西，心里想到的是具体的东西"。这样一来，他们依傍的虽然是地域观念，他们的思想并未引导他们走向"大众"，反而步步留心地避开了他们。有人说过，他们的标准是"美学和形而上学的标准，而不是社会学的、经济学的、历史的、心理学的或道德的标准。"

　　同样的精神也可以在肯塔基的诗人、批评家兼小说家罗伯特·佩思·华伦的作品中看到，虽然就他而论，他能够使用口语，能够全神贯注於是非善恶问题，因而使他与别的作家有所不同。他的小说《国王的人马》(All the King's Men, 1946)，影射休伊·朗，讲的是一个南方政客政海浮沈的故事。它对於道德问题的处理比较复杂，善恶混在一起，难以区别。在他有名的《比利波茨曲》('Ballad of Billie Potts')里，善恶问题也是这样处理的。这首诗在结构上很像艾伯特·加缪的剧本《被误解的人》(Le Malentendu)。(加缪在他的小说《异乡人》(L'Etranger)里也提到过它。把加缪的存在主义的涵义，拿来和华伦的南方游子回家後，只在他们杀害了他以後才唤起父母对他的爱的意念相比，倒是一件有趣的事。)

　　然而华伦写起文艺批评来，可要明确得多了。甚至比他还要精确的是他的朋友兼同事克林斯．布鲁克斯写的文学批评。布鲁克斯也是南方人，虽然不是诗人，却把大部生涯用於解释诗歌。在《现代诗与传统》(Modern Poetry and the Tradition, 1939)和《精致的骨灰瓮》(The Well Wrought Urn, 1947)两部书里，他讨论的主要是一首伟大诗篇成功的方法。他说一首诗的成功，用科尔里奇的话说，在於∶

　　平衡与调和了相反与不和谐的质素∶同中见异；笼统配合著具体∶观念配合著意象；个性配合著共性；新颖配合著古老与熟知的事物；一种不平常的情绪状态配合著不平常的秩序┅┅

　　布鲁克斯说，这是一连串矛盾的语句，诗篇的最高境界(就像玄学诗人达成的境界，布鲁克斯和兰赛姆，当然也和艾略特一样，对玄学诗人极为钦佩)，是用比喻把明显的矛盾联接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诗本身很可以被当成是美国知识份子对於本国所作的一种比喻。他绝对孤立的处境，鼓励他特别重视艺术。布鲁克斯的《精致的骨灰瓮》，使我们想起了沃利斯·斯蒂文斯的《瓮的轶事》('Anecdote of the Jar')，这首诗是这样开始的∶

　　我把一苹瓮放在田纳西州

　　它是圆的，我把它放在山上。

　　它使那片不整洁的荒野

　　围绕住那个小山。

　　布鲁克斯和奠定"新批评"的其他作家都认为，艺术品是遗世而独立的。我们有时可以推论，这大概就是现代人所追求的绝对事物，那些超时间的本体。

　　如果"我们把诗拿来强为己用"(用布鲁克斯的话说)，结果可能是，我们所做的研究是够透彻的了，可是不免过於狭隘。这便是别的批评家反对"新批评"的所在。也许精细的作家如伊沃·温特斯、布莱克默、肯尼思·伯克或斯坦雷·埃德加·海门所写的批评，很容易流於过度形式化，对那些直接间接影响文学的非文学因素漠不关心。不过这些人的感性极高，分析能力也强，只有到了碌碌庸才的手里，所谓新批评看起来才会呆板枯燥。同时，新批评也不是美国仅有的成熟的批评；按照他们不同的路线，像马西森、佩里·米勒、埃德蒙·威尔逊、莱昂内尔·特里林等人都有过辉煌的贡献。实在说，有抱负的文学批评多如山积，使有些美国人觉得文学批评几乎要把文学创作压垮了。它的数量确有点惊人，不过还没有损害到创作。在诗歌方面，老一辈诗人还在生产卓越的作品。理查德·埃伯哈特和另外六七个诗人可以证明这话没有错，而有些　耀一时的青年诗人的声名却未能保存下来。不过诗人的持久力似乎大过小说家；当代美国诗歌，我们将在最後一章提出讨论，确有许多不凡之处。

　　这样仓猝的叙述难免挂一漏万，有好多强调美国意义的批评作品都未提及，如范威克．布鲁克斯的卓越贡献。一如人文主义者和重农派，他一贯认为传统是重要的。不过在他早期作品里──《清教徒的酒》(Wine of the Puritans, 1908)，《美国的成年》(America's Coming-of-Age, 1915)，《文学与领导》(Letters and Leadership, 1918)──他一面敦促美国人认真看待文学，另一面他又竭力说明美国文学十分贫乏。在《马克·吐温的严重考验》(The Ordeal of Mark Twain, 1920)和《亨利·詹姆斯的巡礼》(The Pilgrimage of Henry James, 1925)里，他企图用心理分析方法说明这些作家由於压制和逃避他们乡土的题材而迷失了路途。最近他修正了他的看法。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五二年，他连续发表了五部很有风度的著作，总名叫《创作者与发现者∶美国作家史1800一1915》(Makers and Finders: a History of the Writer in America, 1800-1915)。他没有把美国写成文化的荒原，却把它写成一个充满才气、个性和抱负的国家，前几卷最为成功，後几卷由於创作者与发现者名字太多，显得过於杂乱。五部书里的珍闻轶事，其动人之处，有一点像艾萨克·迪斯雷利的《文学猎奇》(Curiousities of Literature)。末卷只写到一九一五年，辛辣的地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何以詹姆斯·法雷尔把布鲁克斯和麦克利什联在一起，说他们是"吓得要命的市侩联盟"。

　　综览全局，美国在诗和文学批评上，在历史与其他文学研究上的成就，令人十分惊叹。说到这里，刘易斯·芒福德、哈里·莱文、艾尔弗雷德·卡律、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和另外一二十个人的名字，不禁涌上心头。我们讨论现代美国文学，可能过於偏重小说而忽视其他文学形式，而且我们往往从小说和短篇小说里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仿佛所有美国作品一概都是粗暴、过了活泼和缺乏才智的。其实，不论是谁，只要涉猎一下许多有才能的美国人在其他方面的著作，就可以发现，美国文学有很大一部分恰恰与此相反，是含蓄的、精致的、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