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者的议论，特别是他们关於现代社会弊病的分析，里面有许多智慧。巴比特谈起饱受谴责的清教主义，说"敬畏神明与谦卑"等基督教美德的凋零，在个人和社会上留下了一个空虚地带。"现在日渐消逝的是内在生活和它加在我们身上的特殊控制"。"人们逐渐求助於外来的控制"，来代替内在生活。艾略特对於他们的一些困难表示同情。另外的批评家则嘲笑他们，他们也拿嘲笑来回答。譬如说H．L·门肯，这时在论战里打了败仗。如果说门肯与其文友过於接近他们那个时代，那麽，人文主义者距离他们的时代又太远了。人文主义者不喜欢那个时代的假定，不喜欢那个时代的文学，还把他们的不满大声说了出来，宣布了许多清规戒律，就像牧师们因为人们不上教堂而订立许多严厉的律例一样。新人文主义者所假定的绝对事物，或者是巴比特所说的著名的"内在控制"，似乎是空洞而冷酷的，而二十年代宁愿接受现代主义带给他们的温暖的混乱。他们的诗文集《人文主义和美国》(Humanism and America, 1930)，立刻引起《人文主义评论》的反驳，一九三一年又有乔治·桑塔亚那在《陷入绝境的文雅传统》(The Genteel Tradition at Bay)里对他提出诘难。曾在哈佛大学和巴比特共事的桑塔亚那认为，人文主义的柏拉图式和基督教标准足以证明，新英格兰文化已到了衰微的地步了。清教徒和超验主义的遗产已经产生了──正如桑塔亚那在他的小说《最後的清教徒》(The Last Puritan, 1936)里所暗示，也正如艾略特所说的──"超出了文明限度的优雅"思想。

　　把新人文主义拿来和新英格兰相提并论而把它加以贬抑的不只桑塔亚那一个人。一九三○年出版的另外一本论文集《我的立场》(I'll Take My Stand)的序文这样说∶

　　人文主义者过於抽象。正确地说，人文主义不是一种抽象的制度，而是一种文化，是我们生活、行动、思想和感觉的整个方式。那是一种存在於一定的社会传统里的想像丰富的平衡生活。具体地说，我们相信，这种真正的人文主义植根於旧日南方的农业生活，和分享这种传统的其他地方的农业生活之中。那不是来源於古典文学的抽象道德上的"控制"┅┅我们不能因为我们采取了一种趣味标准，就可以恢复我们原来的人文主义，因为这个标准只能用来批评当代艺术，而不能用来批评艺术所依据的社会和经济生活。

　　这本书的撰稿人之一艾伦·塔特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说∶

　　新英格兰是一个思想茫然而头脑灵活的商业社会，这种社会必须在两方面依附别人∶在经济上依附农民阶级或农业社会，在精神上也同样必须有所依附。新英格兰在经济上依靠南方，在文化上依靠英国。

　　《我的立场》有一个副标题叫《南方与农业传统》。自称为"十二个南方人"的撰稿人里面有约翰·克劳·兰赛姆、罗伯特·佩恩·华伦、约翰·古尔德·弗莱彻和唐纳德·戴维森。他们表明立场，"赞成南方的生活方式，反对美国的或流行的生活方式"。他们一致认为，"说明这种区别的最好的词句是农业对工业"。他们这些崇尚农业的人，把大营扎在田纳西州那什维尔市范德比尔特大学，以前被人叫做逃亡者，那是因为他们在一九二二与一九二五之间出版的期刊叫过这个名字。在某一点上，他们只在发泄南方对於北方的宿怨∶新英格兰被认为是南方的主要敌人，差不多已经有一百年之久。南方一直认为自己的静态的农业经济，优於北方神经错乱的城市物质主义，不过他们的抗议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论点，这就是，北方也开始对机器时代的後果表示惋惜了。艾伦·塔持认为，他的好友哈特·克莱恩的自杀与现代都市生活难以忍受的压力有关，持有这种见解的不止他一人。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北方也随时准备谴责新英格兰。艾略特的大部作品，或是纽约著名批评家刘易斯·芒福德的大部作品，可以作为重农派的上好宣传材料。地域主义，按照重农派的公式，已经不再是偏狭的了，虽然地域主义所使用的还是旧的地域观念的论点。假如说新英格兰在文化上依赖英国，按照艾伦·塔特及其夥伴的说法，南方则不如此。他坚决认为南方一直在不声不响走自己的路子，不是因为它落後懒惰，而是因为它成熟了；"南方可以不必理会欧洲，因为它正是欧洲；那就是说，南方是植根於自己的土地上的。"其他重农派人物也谈这个题目∶约翰．克劳·兰赛姆在他的文章里说，"南方在这个大陆上是块独特的地方，因为它建立和维护的文化根据的是欧洲文化的原则。"唐纳德·戴维森说，"主张任何'独立'国家都应该有独立的艺术而无愧於国家的伟大，这种似是而非的学说，可不是南方首创的。"或者如艾伦·塔特一九三九年给《同路评论》一个论文集所写的，只有像他那样的地方作家，才能从全部欧美文学遗产中吸取营养；反观国家主义的作家，"不是天真地只靠观察如桑德伯格，就是用自己的观点把神话注入美国，如克莱恩之所为。"

　　参加这次讨论的沃利斯·斯蒂文斯，在排斥"虚伪的美国主义"一点上，多少与塔特意见相同。这麽说来，南方作家通过偶尔显得可疑的途径，取得了一个十分成熟的非美国立场。他们对於新英格兰的评论，有失公平，因为新英格兰的欧化是有其真实的成分的。而且他们有把南方浪漫化了的倾向，如说南方的庄园主建立的是绅士政治，而不是贵族政治，又说，假如南方像一些别的地方接受了工业主义，南方历代相传的价值就会受到破坏。实在说，他们的南方就像W·B·叶芝的爱尔兰一样，有几分不大真实，虽然在文学上讲是一个宝贵的领域。南方的确有它的传统，南方作家特别是南方的诗人，的确有足够的自信，敢把他们地域之美熔入整个文坛。

　　不谈个人而先谈重农主义，也许会引人误解，以为讲了运动就可以把它的组成分子解释清楚似的。重农派是一个混杂的团体，他们虽然将来可能以南方为归宿，可是现在并不全都住在南方。我们在这里只讨论其中三位∶兰赛姆、塔特、和华伦。三人中塔特从未完全献身于重农主义，最近又皈依天主教，找到了另外的信仰。话虽如此，在考虑他们的作品时，记得他们的南方背景是有帮助的。而且他们自己也时时记得这个背景，这仿佛使他们的写作清沏明朗了不少。三人中以兰赛姆年龄最大，他在一九一九年以一部拙劣的诗集《关於神的诗》(Poems About God)开始他的写作生涯，但没有把其中任何一首收进後来出版的诗集。这些诗把南方写得不够确实，而且有一点过於雕琢，可是在後来两本诗集──他精心之作的大部分──《发冷与发热》(Chills and Fever, 1924)和《在拘禁中的两个君子》(Two Gentlemen in Bonds, 1927)里，兰赛姆都巧妙地保持了"结构"与"质地"之间的平衡。他在一九四一年曾说"一首诗是一个含有地方质地的合乎逻辑的结构。"就在出现这个定义的那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南方的地域观念给他提供了一个饶有意义的比喻。他说一个批评家借"实体论的眼光"可以看到细节是一个质地问题，整体是个结构问题，在一首诗里二者必须兼备，正如在一所备有家具的房子里，"油漆、裱纸、挂毡是质地"一样。兰赛姆并不是一个炫丽的诗人，可是挂毡那两个字正是他的特点，我们知道兰赛姆心目中的制度是前一代遗留下来的东西。他在诗中写的是古色古香的事物∶老人、旧建筑物、血统、面对秘不可解的死亡的儿童。他用的字汇非常中规中矩("一本正经的罗杰"是他早年使用的笔名)，富丽之处往往在於──而且是故意的使它──饶有古风。在效果上，它表现了四平八稳的才智；这种效果在他的文艺批评里也同样显著。他知道南方是一个崩溃中的地方，某些方面很像罗伯特·弗罗斯特笔下的新英格兰。他写南方，一面觉得好笑，一面又觉得悲哀(在他佳作之一《古老的收割者》中)∶

　　衰微从我们的土地上望了出来，它老了。

　　可是在这种疲乏和轻微的荒唐意味的後面，他看到了爱和忠，这对於他是非常重要的。《古老的收割者》末尾写道∶

　　不错，人们说我们的淑女，她是老了。

　　可是你瞧，如果你仔细偷看，她并未驼背，

　　不要去想她那些衰颓的仆从，

　　因为我们算不了什麽；如果我们谈到死

　　地球的肋骨也像气息那样衰弱

　　如果上帝也会疲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