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句教
明王守仁的命题。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下）。他认为，心本来是超乎善恶对立的，所以无善无恶；意念发动，便有善恶之分；良知自然能分别善恶；道德修养就在于为善去恶。这良知也就是所谓是非之心，也就是好恶的情感。他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王守仁这种学说认为，人们有共同的是非标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人们有共同的理解，而这个理解也就是一种好恶的情感，这情感是天生的，是生来固有的。这生来固有的是是非非，好善恶恶的情感即是道德的根源。四句教的观点在王门后学以及晚明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对四句教的不同理解也是引起王门后学分裂的原因之一。

万物一体
明王守仁心学理论的出发点。王守仁批判“析心与理而为二”，主张“合与理而为一”（《传习录》中），使客观实在融入主观之中，提出“万物一体”论。认为不但有血气知觉的禽兽，有生意的草木，连风雨、露雷、日月、山川、木石以至鬼神，都因为与人“同此一气”而“与人原是一体”。同此一气之所以能相通，是由于“人心一点灵明”（《传习录》下），但这一点灵明之心是“大人”之心，“圣人之心”，有“一体之念”，能“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传习录》中），“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在这个层面上说，“万物一体”又称“一体之仁”，是王守仁的社会政治理想和道德修养境界。

心外无物
明王守仁心学的主要命题。王守仁在《与王纯甫二》中说：“夫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在性为善，因所指异其名，实在吾心也。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他与弟子友人游南镇，对深山中自开自落的花树，答弟子问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下）此乃一切事物依赖人的主观感觉而存在之论，所以，他又说：“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敌、鬼神、万物。”

三十一、罗钦顺
（编者注：涉及到罗钦顺、王廷相的其他题目，将在谈到王夫之的时候再作进一步的总结）
朱熹与罗钦顺理一分殊比较
“理一分殊”的学说本来是程朱思想的一个理本论命题。程朱认为，宇宙中有一个独立无二的最高精神实体“理”，这个理也叫做“太极”，这就叫“理一”；而每一个具体事物的理，都是这一最高的“理”的不同表现，这就叫“分殊”。这正如朱熹所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语类》卷十八）这是把最高的实体当作世界的本源，当作万事万物的根据。罗钦顺改造了这一理论，用气一元论重新解释了“理一分殊”这个命题，使得改造过了的“理一分殊”的学说成为他思想体系里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罗钦顺首先把程朱所宣扬的理（太极）还原到物质世界里面，使之成为只是气的理，然后再来解释“理一分殊”的这一命题的。他说：“盖人物之生，其理惟一；成形之后，其分则殊；其分则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为性命之妙也。”（《固知记》卷上）这即是说，世界上不论是物还是人，都是禀受气而生的，就这点来说，人与事物的理都是一气变化的理，其理都是同一的，所以叫“理一”；然而“成形之后，其分则殊”，即成形之后每一个具体事物运动的规律或特性，其表现又是各不相同的，这就叫做“分殊”。
在“理一”与“分殊”的关系问题上，程朱把“理一”说成是独立于任何具体事物之上的绝对存在物。罗钦顺则反对把理气判为二物，认为“理一”即存在于具体的事物“分殊”之中，“所谓理一者，须就分殊见得来，方是真切。”（《困知记》卷下）在这里，他已经接触到了一般与个别（特殊）的辩证关系：一般是不能脱离个别而存在的，一般即存在于个别之中。他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规律是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它即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理一分殊”这一命题经过罗钦顺的改造，就与程朱所坚持的理本论路线形成了明显的对立。虽说他仍然自称是程朱学派的后学者，实际上他已经转向气本论了。

三十二、王廷相
气种有定
明王廷相气本论命题。他坚持“气者，造化之本”（《慎言•道体》）。并认为“天地未生。只有元气，元气具，则造化人物之道理即此而生，故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雅述》上），驳斥了程朱“理为气本”、“理生气”的观点，对自宋以后那种“以理言太极”，“太极生二（阴阳）五（行）”的离气而言阴阳、五行生化的说法提出批评。认为元气是万物由以产生的原始物质，而元气之中包含着所固有的种子“元气之种”，它是化生天地、水火、万物的基质。他用“气种有定”说对生物进化过程中相对稳定的遗传因素作了解释，他说：“阅千古不变者，气种有定也，人不肖其父，则肖其母；数世之后，必有与祖同其体貌者，气种之复其本也”（《横渠理气辩》）。以上论断，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是有一定的科学价值的，但理论上的幼稚、素朴、历史的局限也很明显。

三十三、王艮与泰州学派
淮南格物
（编者注：高频考点！务必背熟！）
明王艮在儒家“格物”思想基础上提出的格物说。因王艮是泰州人，泰州地处淮南，故称。王艮与王守仁之说侧重点有所不同，“王公论良知，艮谈格物”（《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淮南格物说主要依据《大学》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提出通过“正身”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他说：“格，如格式之格。即絜矩之谓。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絜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则方正矣，方正则成格矣。”（《答问补遗》）“格”就是量度事物的意思，或者是使事物成为一定格式的意思。量方就要用矩，只有先使得矩正，才能量得方正。而王艮认为吾身即为矩，天下国家是方，所以只有吾身正才能使得天下国家正。由于淮南格物的“以身为本”说偏离了王阳明的“以心为本”的原则，且把自身放于天下国家至上，故被正统儒学视为异端，也使“淮南格物”成为最能体现王艮思想特色的学说。

百姓日用即道
明王艮提出的哲学命题。意为不能离开百姓的日用生活而空洞的谈道说理致良知。原语出《周易•系辞上》：“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宋明理学家对此有多种解释，王艮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解释，他说：“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语录》）将百姓日用物质生活条件视为“道”的基础，提出要重视百姓生活的“家常事”，批评离开百姓日用谈良知是知体不知用的空虚之弊。对开启明清实学思潮有一定影响；也一定程度开启了反理学思潮，为李贽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答邓石阳》）提供了思想基础。

泰州学派
明以王艮为代表的学派。因以王艮家乡泰州（今属江苏）为讲学活动基地，故名。主要人物有王栋（一庵）、徐樾（波石）、颜钧（山农）、何心隐、罗汝芳（近溪）等。主张“百姓日用即道”（《明儒学案•泰州学案》），要求从日常生活中贯彻伦理道德。宣传“明哲保身”、“安身立本”、“身安而天下国家可保也”等思想。认为“致良知”即“复初”，“知不善之动而复之，乃所谓致良知以复其初也。”（王艮《心斋语录》）王艮门人多为樵夫、陶匠、田夫等社会下层人物，如朱恕、韩乐吾、夏廷芳等。善于以通俗易懂的诗歌在民间传播“安天立命”、“安贫乐道”等思想。理论上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栋（一庵）、徐樾（波石）、颜钧（山农）、何心隐、罗汝芳（近溪）等。在明中晚期有一定影响。

三十四、李贽
童心说
明李贽关于人的自然本性的学说。认为人先天具有天真纯朴的童心，“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焚书•童心说》）。认为一切“闻见道理”都是童心的障碍；闻见道理多是从“多读书识义理”来的，所以“多读书识义理”都是“障其童心”的。认为“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一学说导源于王守仁的良知说，但又跟王守仁的良知有所不同。良知以“义理”为内容，李贽则认为“义理”是障碍童心的，否定仁、义、礼、智、忠、孝等是人的天性。反映了摆脱礼教束缚、追求自由解放的时代要求和精神。对当时的伦理思想与文学艺术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十五、方以智
质测、通几、宰理
明方以智的哲学命题。
所谓“质测”就是研究各种具体事物规律的，也可以说就是指自然科学。质，就是实物（不是性质之质）。测是考察。方以智说：“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虫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即对于实际事物进行精细的考察以发现事物运动变化的固有规律。
所谓“通几”，就是研究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可以成为哲学。方以智说：“通观天地，天地一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深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所谓“几”指细微的变化，亦即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源泉。“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说由现象认识本质，最深刻的本质也属于客观实际。“物物神神之深几”即事物运动变化的最深刻的原因。“通几”即是研究事物变化的深微根源的学问。
方以智论“通几”和“质测”的关系道：“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竟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宥密之神者，其流遗物。”这是说，“质测”即包含着“通几”，脱离质测的通几，一定会陷于空虚。所以他又说：“学者勿欺而已，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这就是说，哲学与科学是相辅相成的，绝非相互妨碍。方以智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的理解，可以说是深刻的。
所谓“宰理”，就是关于社会政治的学问。方以智说：“专言治教，宰理也。”即研究社会道德伦理方面的学问。
在方以智的哲学体系中，“质测”是研究“物理”的，“宰理”是研究“治教”的，“通几”则是研究“所以为物之至理”即根本原理的。

四几
明方以智的哲学命题。方以智气一元论的特色是他提出的“气形光声为四几”的新学说。所谓“四几”即“气形光声”四种变化状态。他说：“气凝为形，发为光声，犹有未凝形之空气与之摩荡嘘吸，故形之用止于其分，而光声之用常溢于其余。气无空隙，互相转应也。”又说：“气凝为形，蕴发为光，窍激为声，皆气也，而未凝未发之气尚多，故概举气形光声为四几焉。”也就是说，形是由气凝结而成的，光和声都是由气发出的。总而言之，都是气；分而言之，是四种状态。方以智把气形光声称为四几，即认为这是四种最基本的物理现象。

宙轮于宇
明方以智在谈到时间和空间问题时提出的命题。他说：“以推移之宙消贪心，以规矩之宇辨物则，而一万俱毕矣。去者已去，来者未来，今又逝也，贪执何为？……灼然宙轮于宇，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春夏秋冬之旋轮，即列于五方之旁罗盘，而析几类应，孰能逃哉》”宙即古往今来的时间，宇即上下四方及中央的空间。宙轮于宇，即时间在空间中旋转流逝。未来转为现今，现今转为过去。空间中的万物都随时间的轮转而流逝。宙即在宇中，宇即在宙中，空间与时间不是彼此独立的。方以智的这一命题含有精辟的观点，但只是思想的火花，并没有详细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