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宗旨。
3 诗歌应为现实政治服务，强调其“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功能。
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
1深刻反映下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尖锐揭露上层达官贵人的腐化生活和欺压人民之恶行。
a组诗《秦中吟》共10首，集中暴露了官场的腐败、权贵们的骄横奢侈及对劳苦民众的多重欺压。
b《新乐府》50首，是一组有明确政治目的、经过严密组织构建的系统化诗作，内容颇为广泛，涉及到王化、治乱、礼乐、任贤、时风、边事、宫女诸多方面。
2一篇专咏一事，篇题即所咏之事，篇下小序即该篇主旨，使得中心突出，意旨明确。
3不少篇章形式灵活，多以三字句起首，后接七字句，富有民歌咏叹情调。
4语言运用方面力避典雅的书面语，用口头语或俗语穿插其间，浅显流利，琅琅上口。
5一些优秀诗篇善于生动地描绘人物，感情浓烈。
缺憾：1往往不惜以丧失艺术性为代价，给诗篇添加一个议论的尾巴；2有些诗篇所写事件，诗人本无深感，用理念结构全篇，真情实感相对不足，写得枯燥乏味，不耐咀嚼；3在语言使用上，因一意追求浅显务尽而失之直露无隐；有时一件简单的事理也要反复陈说，不够精炼含蓄。
第三节 《长恨歌》《琵琶行》与元、白唱和诗
《长恨歌》 作于元和元年，主要根据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传说来结构全篇，受到佛教变文、道教仙化故事影响和作者感情的投射，成为一篇以咏叹李、杨爱情为主，充满感伤情调的“风情”诗。作者在叙事过程中一再使用想象和虚构手法，浓烈的抒情贯穿于叙事的全过程；为情而作，使得全诗风情摇曳，生动流转，极富艺术感染力。
《长恨歌》的艺术特色：
1 采用歌行体，平仄协调，间用对偶，数句一转韵，多处采用顶针手法；结构严谨，情节曲折。
2 叙事、抒情、写景融为一体，层层渲染；在运用想象、虚构、比喻手法上独擅胜场，
3通过景物衬托人物微妙复杂的心理，人物形象丰满。
4抒情因素得到强化，浓烈的抒情贯穿叙事始终。
5以精选的意象营造恰当的气氛，使得全诗风情摇曳，生动流转，极富艺术感染力。
6语言明白晓畅而又精纯确当，音韵和谐浏亮。
《琵琶行》 作于元和十一年江州贬所。作者通过亲身见闻，叙写了琵琶女的沦落命运，并由此关合到自己的被贬遭际，发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 深沉感慨，诗情哀婉苍凉。在表现手法上，用秋天的枫叶荻花和三次江月的精彩描写来烘托人物感情，并通过人物的动作、神态来展示其性格、心理；用情把声和事 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
通江唱和 元 和年间，元稹和白居易分别被贬，一在通州，一在江州，频繁寄诗，酬唱不绝，成为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他们的唱和诗多长篇排律，次韵相酬，短则五六 十句，长则数百句，洋洋洒洒，蔚为大观。这样做一方面锻炼了诗人的智慧、技巧，丰富了诗歌的种类；另一方面也因过于重视形式技巧，诗人的真情实感反被冲淡 乃至淹没。
元和体 是指元稹、白居易以次韵酬唱为主的短篇长章，这些和诗在当时流传颇广，以至“递相仿效，竞作新词”。除了上述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外，还包括元、白那些流连光景、浅切言情的“小碎篇章”，以及元稹的艳体诗。
第四节 白居易的闲适诗
白居易的闲适诗内容形式既浅且俗，语言浅切平易，意绪情调淡泊平和、闲逸悠然。许些记游写景的诗作以审美的眼光和清新的笔调，观照自然，抒写心愫，排遣忧愁，超然物外，表现出“逸韵谐奇趣”的特点。说理议论的篇章，初读之下尚觉清爽，数篇之后便觉陈陈相因，了无新意。诗中所表现的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影响深远。
第八章 散文的文體文風改革 尚永亮 撰
第一节 政治改革与文体文风改革
古文运动 唐代中期韩、柳等人发起的一场以恢复先秦和汉代散文内容充实、长短自由、质朴流畅的传统，反对浮华文风的文学革新运动。他们所提倡的散文实际是一种新型的散文，既有所继承，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和时代特点：自内容言，是明道载道，把散文引向政教之用，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自形式言，是由骈体而散体，是散文自身发展的一种要求。这是一场有目的、有理论主张、有广泛参与者并且有深远影响的文学革新。
中兴的愿望促成了儒学的复兴，促成了政治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体文风的改革得到了发展。换言之，是经世致用的需要促成了文体文风改革高潮的到来。
韩愈、柳宗元将复兴儒学思潮推向高峰。韩愈最突出的主张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越过西汉以后的经学而复归孔、孟；柳宗元更重视源于啖、赵学派不拘空名、从宜救乱的经世儒学。
出 于相同的政治目的，韩、柳二人不约而同地走向了以文明道、反对不切实际的文体文风的路途。他们将文体文风的改革作为其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赋予文以强烈的 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创作了大量饱含政治激情、具有强烈针对性和感召力的古文杰作。
第二节 倡导古文的理论主张
天宝中期以后，元结、李华、萧颖士和继之而起的独孤及、梁肃、柳冕、权德舆等人形成了若干个文人群落，以复古宗经相号召，以古文创作为旨归，从文体的角度倡导改革。
1李华、萧颖士倡导宗经，走向文学上的复古。
2独孤及在宗经之外主张“先道德而后文学”，对“饰其辞而遗其意”“天下雷同，风驱云趋”的“俪偶章句”予以抨击。
3梁肃强调文章要有利于教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气说，强调文章的内容、气势和骨力。
4柳冕由文返质，倡导复古，主张以文明道，极力突出文章的教化功用，对文学史上与教化无关的文学性作品一概否定。
他们的理论主张缺乏实践性品格，带着空言明道的性质；那些一味强调教化乃至否定一切文学性作品的态度，显然偏颇。但他们提出的宗经复古、以道领文、充实文章内容而反对浮靡文风等观点，在当时却具有积极意义。
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理论：
1其理论主张的核心是“文以明道”，极力突出文章的教化功用。
2充分意识到“文”的作用，博采前人遗产，主张广泛学习经书以外的各种文化典籍。
3力倡“去陈言”，强调“文从字顺”和“体备”“词足”。
4为文宜“自树立，不因循”，贵在创新。
5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章的情感力量。
韩愈发展了孟子的“养气说”和梁肃的“文气说”，提出了一条为文的普遍原则：“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进一步强调“郁于中而泄于外”的“不平之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