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土地有一种神奇的性格，不断吸引人去西部。我曾想证明它是荒诞无稽的。
一八八七年他返乡探亲时，见到西部农民正处於有史以来最困难的时期。豪笔下的农民至少还算殷实；加兰的农民则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他的写作才能胜於豪，在早期作品里，他深切同情农民的遭遇(他本人侥幸逃脱了这种厄运)，醉心於运用现实主义手法，这倒也未始不是藏拙之道。他把自己的现实主义，叫做"真实主义"，以示他是介於豪威尔斯的现实主义和使他愕然的左拉的自然主义之间的一派。他的文笔粗俗，虽则一心留意他人的对话，特别是高雅的谈吐，可惜鉴赏力不行。不过在由六个短篇组成的《大路》(Main-Travelled Roads, 1891)里，他倒以真挚严肃的态度写出了他父母那个阶层的人伤心乏味的生活气氛。譬如有一个农民说，"像我这样的人真是无可奈何，就像掉在糖锅里的苍蝇┅┅越挣扎，越容易折断大腿。"
加兰在以後出版的著作里──他是个多产作家──宣扬了民粹主义或亨利·乔治的单一税论，这反倒使作品逊色了。不过後来他对这类事业兴趣也逐渐淡薄了。他的书销路很坏；尽管他尊重豪威尔斯和其他现实主义大师的意见，还是渴望成功。而且，到了一九○○年，他和豪威尔斯一样，对於新的美国，虽未全部妥协，但也习惯下来。现在西部在"引诱"他，但不是爱阿华州或南达科他州的平原地带，而是洛基山以西的奇景。如果说那不过是神话，他也承认，还写了不少这方面的东西。他也写自己的少年时代，一部比一部写得光明，但终究笔力日衰。也许，他和豪威尔斯都不该活那麽大的年纪，这反倒对他们有利。平静的晚年，虽说是份内应得，总比不上盛年笔力雄健的作品。相形之下，後起的作家中，有的只度过了短暂的一生，克莱恩死年二十九岁，诺里斯三十二岁，杰克·伦敦四十岁，弗莱德里克 [至少凭《塞伦威尔的毁灭》(The Damnation of Theron Ware, 1896)一部书，就可以和这些人齐名] 四十二岁。
克莱恩在一八九三年写了一部凄惨的中篇小说，单是《街头女郎梅季》这一书名便引得文艺界议论纷纷，褒贬不一。被克莱思尊为"文学前辈"的豪威尔斯和加兰，站在他一边，并尽可能支援他。豪威尔斯和他谈到狄更生最近发表了一些诗作，他也接著写了几首，倒还富有节奏性和个性，比喻寄兴，遣词造句，不乏惊人之笔──好像把狄更生和比尔斯的新闻界人士的机智融为一体似的。事实上，克莱恩确是新闻记者，在一首诗里还谈起过∶
报纸是个法庭
人人都在仁义和不公平之中
受一夥正直而卑鄙的人的审判。
可是比起倡导自然主义来，这些都是次要的事情。克莱恩死後，豪威尔斯认为《街头女郎梅季》是他的最佳作品。克莱思曾说，此书"意在说明环境对人生至为重要，往往可以塑造人的生活。"这本书之所以重要，主要因为它是自然主义发展史上的一页。它像原始影片那样过时、粗放和可笑；而它最显著的特色──如他诗中栩栩如生的文字──却又与正统的自然主义毫不相干。
可是豪威尔斯不喜欢克莱恩短篇小说中和关於内战的杰作《红色英勇勋章》里的这种特色。美国现实主义作品到那时止尚无以战争为主题的。战争恐怖，罪恶，和它所揭示的人类内心的残酷，都已经使它成为现代文学的主题──当然，二十世纪以来许多人对战争都有了点经验，也是一个原因。克莱恩写《红色英勇勋章》的时候，对於战争毫无经验。可是同时代的人和後来的美国人，对於南北战争都极感兴趣。那是他们的战争，是欧洲人所不知道、不了解的一场战争；何况又是一场现代战争，有照片为证；胜负取决於工厂和铁路，参战者多半是平民，而不是职业军人。它又是一场长期、残酷、愚蠢的战争，没有一点浪漫气息，正如梅尔维尔所说，"像烧焦了的花边和皮革"。
克莱恩这部惊人的中篇小说，就是取材於战争，而非取材于农民的疾苦和大城市的罪恶。书中的对话写来不加雕饰(如"我们把他们打退了，不然就糟了")；亨利·弗莱明是行伍中的普通青年，没有受过教育的农家子弟，小说直到一半才提起他的名字。他和战友在其他方面也和孤零零住在纽约的梅季同样无依无靠。这场战争谁也没有获胜，只有混乱。所谓英雄主义的全部内容，无非是集体的骄傲、兽性、疯狂。如把这部小说当作自然主义作品的范例来看待，那就误解了它的情调。克莱恩一心一意描写一个人对恐惧的反应。就弗莱明的谈吐论，他是粗人，可是内心感情的起伏却表明他是一个敏感的人(成书以後，这种矛盾不如原稿明显)。克莱恩对战争场面也感兴趣，他以画家和诗人对色彩的反应以及过分夸张的感情来描写战争。负伤是"红色勋章"；恐惧是"又红又绿的怪物"。在他笔下，一切鲜明、生动，玄妙得得近乎怪诞∶
他仰视┅┅头上的树叶，在当天传达资讯的风中移动┅┅军号像鼓噪的斗鸡那样刺耳。┅┅每一簇远处的丛林都像长了火刺的豪猪。┅┅
《红色英勇勋章》结尾的论点似乎难以令人信服，他说战争虽然可怕，但是那个年轻人终於克服了恐惧心理，直到战争结束，没有再胆怯。不过这部才气横溢的著作的中心思想是，世界是一片混乱，唯一可安慰的，是人与人之间还有一点微薄的友谊。这一结论在他的最佳短篇小说《海上扁舟》('The Open Boat')里，又再次强调发挥，《海上扁舟》是根据他本人沈船的经验改写的，其中偶尔出现这样可笑的句子，不免逊色∶
这位记者一接触到船底冰冷而舒适的海水┅┅尽管牙齿还在演奏各种流行乐曲，却酣然入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