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科学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找到了解谜的秘诀。经过斯宾塞的解释和推广，公众和青年作家，如加兰、杰克·伦敦和德莱塞，对进化论的印象特别深刻。它并不是使人人都安心的启示，但至少好像很切合事实。生存竞争的自然现象除了适用於工商界和熙熙攘攘的城市街道外，还解脱了人们的内疚心理。如果人类行为取决於遗传和环境，那麽犯罪就不再是罪恶。当然也没有必要把斯宾塞的达尔文主义解释为悲观消极的学说。如果进步是必然趋势，那进步的方法是预定了的说法，也就无关紧要了；*只要适者确能生存，在试验与失误後确能臻于完美，就可以承认达尔文主义在科学上证实了朗费罗《向更高处攀登》一诗中的真理了。

　　说真的，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不管是否求助於斯宾塞，他们的时代的特徵确是生气勃勃，不平则鸣，除旧布新。破产农民和待遇菲薄的劳工光景最差，但也不低於欧洲社会里同类的人，而且对子女的前程也是有指望的。然而变化太快了，固然令人兴奋，也使人不安。"共和国像火车那样隆隆飞驰"∶抢到了美国人的前头，甩下了他们儿时宁静的农村，剥夺了他们心中的遗产，展现了更动荡的明天。对某些人而言，反倒更缅怀起往事来，既快慰，又伤感。在许多地方色彩作品中都流露出这种情绪；人们也显然立意要把转瞬即逝的此日此景描绘下来。美国南部几乎长期眷恋著"战前时代"(托马斯．纳尔逊·佩奇著有同名小说)，但也引起了全国共鸣，念念不忘昔日的闲情逸致，耿耿难忘黑人的悲惨遭遇。

　　依然眷恋昔日的田园

　　怀念故乡的老人。

　　这是斯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写的歌词。他是北方人，只去过一次南方，而且时间不长。但是他可以深深感觉到黑人的哀愁，从被遗忘了的非洲发配到了美国(就像美国白种人从被遗忘了的欧洲发配来一样)，现在他们第二次被流放，远离肯塔基老家，前往陌生地方。往事就像从卡内基的快车了望车厢看出去的景色，不断消逝；美国人对此不无眷恋，他们喜欢浴室里的现代味，但也留恋书室中的旧世界。至於说到美国，住在偏远西部的则迷恋和羡慕新英格兰，既抱怨这个国家因循守旧，又暗自庆幸总算还有一些自己的古迹文物。

　　豪威尔斯的一生体现了现实主义成长的各阶段，但并不讳言早期对新英格兰的向往。他生於俄亥俄州，小时便爱读书，决心要当诗人。二十三岁东游波士顿，当地的《大西洋月刊》刚发表了他的一首诗。编辑洛威尔请他吃晚饭，在座的有霍姆斯和出版商菲尔兹，都挺喜欢这个年轻人。豪威尔斯高兴极了，写信给父亲描写饭桌上的情景∶

　　这顿饭吃了四个小时，┅┅我喝得酩酊大醉，脸色绯红，像莱茵河的葡萄酒。洛威尔和霍姆斯对我循循善诱，到喝咖啡的时候，那位出版界的巨子竟谈起如何衣钵相传来了。明天晚上他请我去吃茶┅┅

　　豪威尔斯受宠若惊，当然仿照恩师的口吻，对菲尔兹学舌道，"没有比波士顿再好的地方了──愿上帝赐福给它!"事实恰好相反，东游途中，他越熟悉纽约，"越讨厌这个地方。"

　　内战时期，他在义大利当美国驻威尼斯领事(这是犒赏他在林肯竞选总统时为他写了一篇传记)。尽管他直接接触到了当时的欧洲文学(此後他毕生都在注意欧洲文学的发展)，欧洲还是使他吓了一大跳。过去他很欣赏狄更斯、海涅等欧洲作家，新的看法却使他的敬意大大打了折扣。一八六二年他在威尼斯写信回国说∶

　　书上说┅┅欧洲的生活更轻松愉快，欧洲人也更喜欢交际应酬，这些全是谎言，也可以说是傻话，都不对。┅┅我们从美国无拘无束的社交生活中得到的是纯正的乐趣，在欧洲就成了罪恶；虽说有见识的男男女女对此略有所悟，不过他们本人也并不乾净。┅┅我对这些问题考虑了好久┅┅我衷心祝祷，美国千万不要越来越像欧洲就好了。回国後我想在俄勒冈州住──尽量住在欧洲文明影响达不到的地方。

　　豪威尔斯写这封信的时候，一定非常想家；因为这封信是写给姐姐的；可是他回国後并没有住在俄勒冈，而是去波士顿，当《大西洋月刊》的助理编辑。不过从中可以看出豪威尔斯笃信美国道德。他认为美国人杰地灵，最了不起的是美国女郎，乐观而明达。例如，他见到俄亥俄州有一位温女士，当他起身告辞时，这女士对他说∶

　　"别走啊，豪威尔斯先生，我正打算给你唱歌呢，尽管你并没有请我唱。" 她是位好歌手。我曾在史密斯博士家里听她唱道《向更高处攀登》，大受感动┅┅於是她坐下唱了起来┅┅

　　我们可能会觉得可笑，而豪威尔斯确曾说过一段贻笑大方的名言"我们的小说家┅┅所关心的是生活中笑盈盈的一面，那正是美国的特色。┅┅如实描写富裕的现实，即使被认为平淡无奇，也是值得一读的。"门肯把豪威尔斯贬为"专事粉饰之徒"，说他是"穿上长裤的艾格尼丝·莱普丽儿"。然而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正是豪威尔斯的主张在逐渐成形的时候，这番话确出於至诚，对他而言，简单得很，这些话就是真理。

　　这些话还是他为现实主义立论的依据，从而将当时欧洲小说家令人厌恶的高谈阔论，和他由衷赞同的基本原则加以区分。由於美国社会的性质比较单纯，比较"平凡"，现实主义描写的物件无非是日常的芸芸众生。这些非凡而又普通的美国人，当然不是杀人凶手、诱奸犯、小偷、妓女，也不是假扮的王子和福从天降承袭了大宗财富田产的嗣子。在他们生活中巧合的机缘并不多得，即使有一两次，也是顺理成章的，绝非一味虚构。既是年轻人，当然要恋爱，往往由相爱而结婚。但并非情投意合的一对准会白首偕老。相反，豪威尔斯费尽心机描写也可称之为男女主人公的缺点。他的主人公既可相恋，也可失恋, 如《邂逅》(A Chance Acquaintance, 1873)，他们的婚姻可以陷入悲惨的结局，如《一个现代的例证》(A Modern Instance, 1881)，也可以像《明目张胆的阴谋》(An Open-Eyed Conspiracy, 1897)里一场成功的婚姻却反使夫妻双方的朋友感到气愤。除开恋爱与结婚，豪威尔斯觉得周围的美国人还为职业和地位担忧──因为他从来没有骗人说美国不存在阶级∶《邂逅》的情节是一个年轻的波士顿男子，不能脱出他的生活圈子去和一个他称为乡下人的姑娘结婚。他笔下的美国人，都有真正的道德问题需要解决，尽管是形形色色家庭琐事。女子应不应该有自己的事业为从《布林医生》(Dr. Breen's Practice, 1881)和《一个女子的理性》(A Woman's Reason, 1883)来看，显然不该有。年轻女郎《小阳春》(Indian Summer, 1886)应不应该嫁给中年男子? 结果是，她抛弃了他，找了个年龄相当的伴侣。

　　豪威尔斯一旦打定主意要写小说，他笔下的世界就是如此──主要是女人世界。他写小说好像不费吹灰之力，其实他无论写什麽都轻而易举∶他时有诗作∶又写戏剧；涉猎甚广，书评和论文也洋洋可观；在《大西洋月刊》刚工作了五年，就升任主编。他最初出版的两本书，是义大利游记；最初的小说也都是写游客的，或写美国人与威尼斯人的关系。他在这个阶段和詹姆斯过从甚密，两人终生相契，也能互相批评。一八八○年，他们被人称做"一对不相称的连体孪生兄弟"，他们"专写洲际爱情"。

　　可是豪威尔斯不久就专写起美国的风土人情来了，甚至还委婉地和詹姆斯争论，说他不该以欧洲为家。十九世纪八○年代初，豪威尔斯所提倡的那种现实主义，在某些方面已经定型。凡是自称为现实主义者的人，他一概支援。尽管他说过，"左拉的作品，只要能搞到手的，我都一一拜读，"却又在一八八二年写道∶"新小说在形式上是受了法国小说的影响，┅┅但只是取法於都德的现实主义，而不是风靡一时的左拉的现实主义，它有自己的精髓，不是像法国小说家那样主要去描写兽性勃发的男人如何去追逐女人。"他对不能向家人朗诵的小说一向心存芥蒂，因此觉得没有必要去解释何以不模仿左拉∶美国生活和美国趣味要比巴黎高雅多矣。他的写作手法是选择几个人物，不靠情节渲染，而是提出并解决问题(他坚信，现实主义小说的首要原则是诲人而不是娱人)，乾净俐落地阐明主题，用对话，但不要像萨克雷那样过多以作者口吻插进来对读者讲话(他对此极反感)，尽力如实刻划背景和人物的言谈举止。所有这些，使豪威尔斯成为最精通本行的作家和宽厚的批评家，只是有点儿婆婆妈妈。除了他，还有谁能与气质各异的马克．吐温和詹姆斯都成为莫逆之交呢?这样一个人──才气横溢而又热心奖掖新进，关心本国的道德水准──必然对美国的罢工和贫民窟不能熟视无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