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豪迈雄健：诗风的另一侧面 陶渊明的诗虽然以平淡自然为主调，但是他仍有豪迈雄健的一面，对于这一点，鲁迅先生称 之为“金刚怒目式” 。1935 年，朱光潜先生在《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一文中论 及艺术境界时说： “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象金 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鲁迅不同意这种看法，批评说： “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 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 ，所以他伟大。 ”后来鲁迅又说： “陶渊明……除了论客们所佩 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还有‘精卫衔草木，将以填苍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 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他并未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正 是一个。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 ”《题未定草》 ）因此，我们在谈到陶 渊明诗的风格时，除了平淡自然外，还要注意其豪迈雄健的金刚怒目式的一面。 陶诗的这种风格，主要体现在咏史咏怀诗中。这类诗往往表现出他内心的不平与愤激，因而 风格偏于豪放。朱熹说： “渊明诗人皆说他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不觉耳。其露出 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 ”茅坤说： “及读《咏三良》 《咏荆轲》 《士不遇赋》 ，其中多呜咽感慨之旨。 ”都说明了这一点。清代龚自珍一首诗评得 好： “陶潜酷似卧龙豪，浔阳万古松菊高。莫谓诗人兢平淡，二分梁父一分骚。 ” （三）陶渊明诗歌的地位与影响 陶渊明是东晋诗坛最杰出的诗人，但他在当时却是默默无闻的，他的文学更是如此，人们甚 至并不将他当作一位诗人与作家，在他死后，他的好友颜延之作了一篇诔文即《陶征士诔》 ， 其中所称赞的是他清高的人格， 而对他的诗并未充分肯定。 在他死后六十年， 沈约作 《宋书》 ， 将他列入《隐逸传》 ，对其文学成就也不重视，但称其人“真率” 。齐时刘勰著《文心雕龙》 ， 评论了历代诗人，竟无一字涉及陶渊明。梁钟嵘《诗品》 ，仅置渊明于中品，在潘、陆之下。 第一个重视陶渊明及其文学的是梁昭明太子萧统。他不仅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而且给 予了很高评价，云： “有疑陶渊明焉。其文章不群，词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 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旁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 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 如引！ ”到了唐代，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才得到普遍地承认。至宋、清两代，则出现了 两次研究陶诗的高潮。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从两方面而言之。其一是他的人格，其二是他的诗歌艺术。 就人格而言，在于他蔑视富贵，不与黑暗污浊之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给后代有进步理 想的作家以积极的影响。后代的进步作家往往从他身上找到精神的寄托。如李白之“安能摧 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高适的“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是无法忍 受而“转忆陶潜归来”等。 就诗歌言约有三。第一，他打破了玄言诗统治诗坛局面。第二，开创了田园诗创作的道路。 在陶渊明之前， 还没有一个诗人写过这样多的诗歌来歌咏农村的田园生活。 他将自己新颖的 思想、人格和田园生活完美地结合起来，为诗歌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从此田园诗成 为中国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题材领域。第三，他创造了一种平淡自然而又韵隽永的风格，后 代不少诗人都将陶诗做为一种范式加以模仿，出现了不少“拟陶” “和陶”的作品，如白居 易有《效陶体诗》十六首，宋代的苏式和陶诗则有 109 首。在风格上唐代不少诗人都受其沾 沔，如王绩得其疏放，王维得其清清腴，韦应物得其冲和，柳宗元得其峻法，白居易得其率 直等。
    第五章 南北朝文学 （420—589） 一、南北朝社会与文学概述 从刘裕代晋建立刘宋起至隋文帝灭陈止，前后 170 年，是我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这一时 期社会总的特点是南北对峙，政权更迭频繁，尤其是南方（宋 39 年，齐 23 年，梁 55 年， 陈 33 年） ；另外，南北方的经济、文化发展也不平衡。 自从晋室南渡，东晋建立，南北基本上就处于分裂的局面，但在东晋时，其政权虽偏于南方 一隅， 却还相对统一， 而北方则处于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 因而南北尚未形成对峙。 约在刘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中期（436—439） ，北魏的太武帝拓拔焘陆续消灭了北燕、北宋， 统一了北方，南北对峙的局面这时才正式形成，离这时距刘裕代晋不过十余年，所以说把刘 宋建国作为南北朝的开始是符合实际的。 这一时期，北方是在少数民族统治之下，他们在文化上要落后于原来中原的汉族政权，生产 力的发展水平也较低下、落后。在占领北方后，他们在政治、文化方面与中原汉族有一个融 合的过程，因此，北方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都要落后于此时的南方政权，因而南 北朝时期北方的文学可说是荒芜的，很少有有成就的作家，其中著名者不过温子升、邢劭、 魏收数人。而南方则不同，不但经济、文化发达，而且文学也呈现出一派繁荣。因此，我们 讲南北朝文学，主要以南朝文学为主。那么，南朝文学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展的，又有什么 特点呢？ 从社会背景来看，南朝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并在一定时期呈现繁荣的局面。晋室南渡前，南方尚未得尽力开发， 而这一时期由于中原汉族的南渡，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加以南方自然环境优越，所以至 南北朝时，南方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荆、扬二州，成为南朝经济的中心，也是 全国最富庶的地方。 《宋书·何尚之传》称： “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 ”南下士族，广占 山林美田，使得庄园经济大大发展。如陈郡谢氏南下后的始宁庄园，会稽孔氏的永兴庄园， 此外，一些以城市为中心的商品经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的繁荣，虽不一定影响文学的 质量，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文学发展的面貌，南朝元嘉、永明、天监三朝文学兴盛， 不能说和经济的繁荣没有一定关系。 2、南朝社会的矛盾复杂。其主要者，一是皇族与士族的矛盾，二是皇室内部的矛盾（宋初 有刘裕诸子之争，齐代齐明帝几乎杀尽了高、武子孙） 。两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在这一时期虽 然力量有所削弱，但仍然不肯放弃其经济、政治上的特权，皇族与士族仍然存在着矛盾。这 时的皇族多出身于寒族， 他们登上皇位后， 对于世家大族采取了压制、 削弱甚至打击的手段， 但同时他们仍然需要高门世族这一重要的社会基础， 因此， 皇室与世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又矛 盾的局面，始终是左右南朝政局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南朝开国皇帝多武人出身，高门世族鄙 视武人，但在政治上又不得不表示拥护捧场，皇帝需要高门这一社会基础，一方面给予礼遇 和经济上的实利，但又在政治上加以限制，因此，世族与皇帝既有矛盾，又互相利用，这些 不能不影响到文人的命运与思想，也不能不影响到文学的创作。 3、儒、佛、玄三家思想进一步合流。东晋以来，思辨哲学在意识形态里唯我独尊的局面有 所变化，但有关玄谈佛理的清淡还在继续。尽管玄谈的盛说不能和东晋相比，但其形式则仍
    被保留了一段时期。儒学在南朝被重新提倡，官学之外，私家讲授儒学也相当普遍。宋文帝 元嘉十五年，设立儒、玄、文、史四馆，这说明儒在南朝重又振兴。佛教在南朝有了很大发 展，南朝帝王奉佛者极多，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佛寺之多，是佛教兴盛的 标志之一，而帝王中，佞佛最著如梁武帝，为历代帝王所罕见。文人中也有不少喜佛的，如 谢灵运、颜延之、谢庄等都有与僧人交往的记录。因此，自东晋以来，儒、佛、玄三者合流 的倾向在这一时期更加明显，玄言、佛理在经历东晋玄言诗的时代后，到了这一时期，则以 更加和谐的姿态在文学里发挥影响，甚至达到了溶着无迹的程度。 南朝文学的特点： （1）以宫廷为中心的诗人集团创作活跃，其原因是南朝帝王多喜欢文学，他们常招纳文士， 进行文咏，因而形成不少的文人集团。如刘临川王刘义庆、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昭明太子萧 统、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陈后主叔宝等，都在邸府招集文士，对形成吟咏之盛的文学创 作局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帝王的倡导， 也有助于社会上文学风气的形成。 南朝时期， 家族、 父子、兄弟以文学见长者很多，即与这种风气有一定的关系。 （2）文学创作上求新求变的倾向很突出。新题材、新风格不断出现，诗歌上，刘宋时期山 水诗涌现， “俪采百句之偶，争价一字之奇” 。齐时出现永明体，开始了对声律的追求，语言 上开始追求简省，剔除宋诗的板滞晦涩，如沈约提出作诗“三易”“易见事” ： “易识字” “易 诵读” ，梁陈题材又转向宫体，写后宫妇女生活等。散文创作上。进一步骈化，骈体文创作 成为这时的最有代表性的文体。 （3）文学观念上，由“言志”转向重“缘情” 。作家在创作上普遍重视“性情”“缘情” 、 ， 强调吟咏性情。 “缘性”的主张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倾向，特别是萧纲、萧绎，提出“文章 须放荡”要“情灵摇荡”等。在这些主张下，作家更重视作品的审美价值，更注重词采之美 与抒情色彩，为在文学史上是值得注意的。 （4）这一时期的南朝文学也带来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作品的格局比较狭小，作品中强烈 的进取精神与慷慨有力的情感力量相对较弱， 作家对雄奇壮阔的美学境界创造显得不够， 造 成了“气格卑弱”的弊病。 二、南朝诗人 （一）晋宋之际诗风的演变 晋宋之际诗歌演变最为显著的特点是玄言向山水的潜衍。 这一特点， 檀道鸾、 沈约、 萧子显、 刘勰等人均有论列，而以刘勰所论最为简骇精当，其《文心雕龙·明诗》云： “宋初文咏， 体有因革。 《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句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情必极貌以写 、 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竟也。 ”刘勰这一段话，不仅论述了这一时期诗风的转变， 而且指出了诗风转变后的特点。 那么， 在晋宋之交， 从玄言转向山水的原因何在？大体而言， 这种转变的产生是与这一时期哲学思潮、士人心理以及文审美情趣变化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哲学思潮的影响。从哲学思潮来看，西晋以来作为社会思想主潮的玄学，其巨大影响 力在这一时期渐渐转入低潮，我们知道，东晋时期，随着佛教的迅速传播，玄、佛出现合流 的趋势。这一时期的一些僧人如支谶、支谦等常将佛理与老庄玄学相结合，并出现了一些颇 有修养的谈客，如慧远、竺道潜、支遁等，但总的来看，玄学中的一些理论命题已经基本解 决，因此，这一时期既使精通玄学的高僧，也不可能在这方面有新的发展。故而此时尽管谈 玄作为士阶层的文化传统可能还有遗存， 但象两晋时期那样热烈的如醉如狂的理论追索的态 度却大大淡化了。因此，就玄学思想的影响来说，较前已大大消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时期的思想界除玄学、佛学外，儒学思想又一次受到统治者的关注与重视，因而，思想 又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的局面。 思想界的这一变化对于士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它不但把士人 从玄虚的人生思索中重又带回现实人生，同时也使诗歌从玄言哲理中渐渐摆脱出来，因此，
    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化，和思想界的这一背景是有密切关系的。 第二，士人心态的变化。这一时期由于权力阶层士庶地位的变化，士人的心态也与两晋时期 有所不同。两晋是典型的门阀社会，门阀士族处于权力的中心。这些门阀士族尽管占据着高 位，但他们都保持一种“不以物务婴心”的态度。他们崇尚闲逸，鄙视“俗务” ，在这种情 况下，他们便以从容的姿态，沉溺于玄学的玄思妙想中。两晋玄风独振，实即与士族的这种 习尚有关。但是，刘宋建立以后，由于刘裕及其一些功臣，大都出自寒门庶族，政治地位的 变化使他们不能再忍受士族的歧视。因此，在刘宋政权建立后，他们便从政治上给予世家大 族以一定的打击与压抑。 《宋书·武帝本纪》载： “ ： “尚书左仆射王愉，愉子荆州刺史绥等，江左冠族。绥少有重名，以高祖起自布衣，甚相 凌忽。……高祖悉诛之。 ”宋武帝永初元年（420） “诏晋氏封爵，当随运改，独置始兴，庐 陵、始安、长沙、康乐五公：降爵为县及县侯，以奉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之祀。 ” 由此可见，到了这一时期，两晋以来的世家大族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被削弱了，这自然会引 起他们心态上的变化。他们再也不能如过去那样单纯地谈玄说道，沉溺于玄虚之中，而必然 会更多地产生人生的感慨，这也就使得谈玄之风逐渐地淡化，并进而影响到诗歌的风貌。 第三，审美情趣的变化。自东晋始，文人欣赏山水之美的趣味已经出现，并且成为当时名士 的生活情趣。如孙绰、许询、支遁等， “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 ，慧远等游历庐山， 王羲之等兰亭高会等， 都反映出文士赏游山水的情趣。 但欣赏山水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趣味与 爱好，是盛行于晋宋之交。据《宋书·隐逸传》所载，当时不少隐士都以喜爱山水而著称。 画家宗炳则是“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 ” ‘抚琴动操，欲 令众山皆响。”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庄园，这些庄园不是建在风景绝佳之地，便 ’ 是在园中构筑佳丽山水， 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的审美趣味的变化， 也自然会影响到诗 歌创作。 第四，诗歌本身的演变。玄言诗的内容主要以阐发老庄玄理（或佛理—东晋后期）为主，但 是，不论是老庄 或是佛理，往往都和自然山水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老庄崇尚自然，佛理讲 究虚无与空静，这些玄理的体悟 ，常常需要与对自然山水的观照相结合，因此，玄言诗发 展到后期，便很自然地出现了一些山水的成份。这样在外在环境的作用下，玄言向山水的递 嬗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因而， “庄老告退”之后，山水诗便代之而兴了。 （二）谢灵运及其山水诗 陈郡阳夏谢氏，自晋室面渡以后，其家族地位迅速上升，成为左右政局的几个最有实力的家 族之一。 作为东晋时期北来世族的冠冕， 这一家族不仅在政治上出现过一些颇有影响的人物， 比如“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的宰相谢安，指挥东晋军队于淝水一战南昌苻秦百万大 军的谢玄等，在文学上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家族。谢庄、谢混、谢惠连、谢道藴以文学才能 见誉当时，堪称是“谢家之玉树” 。而谢灵运则是谢氏家族中出现的最杰出的诗人。 1、生平与性格 谢灵运 （385—433）出生于谢氏家鼎盛之时，其祖父乃晋车骑将军谢玄。 父名瑍，生而不惠， 早卒，而灵运却十分颖悟，因而颇为玄所喜爱，对亲旧说： “我乃生瑍，瑍那得灵运。 ”灵运 出生不久，即寄养于钱塘杜明师的道馆，至年十五才回建康，故小名客儿，后人习称谢客。 十八岁时，袭爵康乐公，所以又称为谢康乐。 谢灵运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 他的悲剧是与易代之际政治背景以及他的性格个性密切 相关的。谢氏家族为东晋时期的世家大族，但是，在东晋义熙以后，北府兵将领刘裕的力量 日趋壮大，并渐成代晋之势。此时门阀内部出现了拥刘与反刘两派，谢灵运是反对刘裕而拥 护另一北府兵将领刘毅的。在刘毅为刘裕击败后，谢灵运虽被刘裕优礼，但在内心却不免被
    疑忌。刘裕篡晋后，其爵位由公降为侯，在表面的优礼下，却并未委他以实际政务。而灵运 自认为是名门之后，又颇有才能，应参机要，故而常怀愤不平。刘裕死后，长子义符即位， 是为少帝。而谢灵运则与庐陵王义真交好，因而在少帝即位后，他被加以“构扇异同，非毁 执政”的罪名出为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由于内心愤激不平，所以到永嘉后不理政事， 肆意遨游， 《宋书·谢灵运传》云其在永嘉是“肆意遨游，遍历诸县，动逾旬月。民间听讼， 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 ”一年后，即称病离职，回老家始宁经营庄园，并四 处游览，写作诗文。后宋文帝即位，征召他入都，授秘书监，命修《晋书》 ，而他则不满足 于文学侍从的地位，每每称疾不到朝，唯以修治园林，出郭游览为务。 《本传》称其是“出 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 ”因被弹劾而免官，再度回 到始宁老家。在始宁，他一仍故态，游山玩水。他发明了一种木屐，上山去前齿，下山去后 齿，人称“谢公屐” 。而他每次出游，又常常奴仆众多，惊动县邑。史载他“尝自始宁南山 伐木开径，直到临海，从者数百人。临川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 ”他 又恃才傲物，会稽太守孟顗礼佛诚恳，灵运讥讽说： “丈夫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 后。 ”从此与顗失和，顗表他意存不轨，他只好入都上书辩解，文帝徙其为临川内史。可是 至郡后，游赏山水，不异永嘉，又为人所弹劾捉拿，他兴兵拒绝，被执后降死，徙广州，又 以谋逆罪被杀，卒年四十九。 就个性来看，谢灵运实际是一个坦率任性、狂傲不羁的人。他自恃高门，在晋宋易代之际， 以未见重用而常怀不平。特别是新起的刘裕，原来是谢氏门下的“老兵” “劲卒” ，要让他去 附依被他这个阶层一贯所鄙视的武人， 自然更是他所难以甘心。 于是他便表现出 “为性偏激， 多愆礼度”的特点。他一生实际上一直处于热衷于竟进和失志的愤慨中。他自恃高才，不肯 小就， 因而屡被征用， 却屡不尽责。然而又不甘于寂寞。于是便进退失据， 在魏阙则念江湖， 在江湖则怀魏阙，内心的矛盾，只好借游玩水来消解。他的诗歌创作实与他这种心态与个性 相联。遨游山水，寻求解脱，影响于他的诗歌创作，就使他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大力创 作山水诗的诗人。 2、谢灵运山水诗的特点 谢灵运的诗歌今存 100 余首， 其中大部分是山水诗。 而这些山水诗绝大部分作于宋文帝永初 三年（422）出守永嘉至元嘉十年（433）去世这十年间。诗中所描绘的大都是永嘉、会稽、 彭蠡等地的自然景色， 而大量的具有高度美学价值的山水描写正是他为中国诗歌所做出要贡 献。这些诗歌在艺术上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精工富艳的风格。谢诗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意象密集，对偶句多，语言深奥典雅，从 而在整体上形成富艳精工的风格。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是与他“富目辄书”的表现方式有 关的，他习惯运用移换形之法，将其所见收入诗中，对景物作全景式的铺陈，而为了充分展 现其所见到的景物，便不得不借助于铺陈排比等方法，从而形成了他繁富累赘的特点。钟嵘 曾批评他的诗“颇以繁芜为累。 ”这种特点，也有人称之为“以赋法入诗”也即把赋的铺陈 之法，用于诗歌创作。胡适即云： “谢灵运……受赋的影响太深了，用骈偶的句子来描写山 水，故他的成绩并不算好……（他）只能把自然界的景物，更裁割成骈俪的对子，远不如陶 潜真能欣赏自然的意义。（见《白话文学史》 ” ） （2）细腻的景物刻划。谢诗虽就整体而言颇有雕琢繁芜之累，但就描写刻划自然美而言， 却常给人生动细腻之感。 《南史·颜延之传》载云： “延之与谢灵运俱以辞采齐名，而迟速悬 绝。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 亦雕缋满眼” 。这里以“初发芙蓉，自然可爱”评谢诗，主要即指其写景之生动清新。对谢 灵运而言，其诗在写景上，主要表现为对声色的追求。沈德潜《古诗源》云： “诗至于宋， 性情渐隐，声色大开。 ”而对于声色的表现，则是他山水诗在景物描写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
    对于色的表现，如：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去屯”《入彭蠡湖》 （ ）突出暮春时节山野间绿、白 两种色调，构成一幅素净柔和的图画。作者没有涂抹万紫千红，只用绿野作底色，白云作点 缀，抓住春天那充满阳光，洋溢着生命力的特点。再如“原隰荑绿柳，墟囿散红桃”《从游 （ 京口北固应诏》 ）以绿、红两各色调对比，色彩明丽，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对于声的描绘 如“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致听，殊响俱清越”《石门岩上宿》 （ ）写大夜深沉， 鸟鸣声，落叶声格外清越，正反衬出无声的静态。这种对声色的描绘，反映出诗歌创作上的 一种新的趋向，对后代诗人创作是颇有影响的。就此而言，谢诗可说是诗歌创作的新时代的 开创者。 （3）结构上的程式化特点。谢诗从整体结构而言，往往先作出游，次写见闻，末尾谈玄说 理，拖着的一个玄言的尾巴。所以近人黄节云： “大抵康乐之诗，首多叙事，继言景物，而 结之以情理” 。这种以叙事——写景——说理所形成的结构模式，使谢诗呈现出一种程式化 的特点。它给人读诗带来一种单调之感，因而也被看作是谢诗的一种弊病。至于形成这种结 构模式的原因， 实与谢灵运山水审美意识上的局限有关。 由于谢灵运一生都不能忘怀于政治 权势，当他政治失意游山玩水时，只是把山水作为一种瞩耳流目感观上的刺激，以此掩饰他 对权位的热衷，故而在他写景时，并不能真正做到情、景、理三者的完善融合，形成一种完 整浑然的意境，诗中这种结构模式正是这种山水审美意识的反映。正如李泽厚所说： “由于 自然在这里或者只是这些门阀贵族的外在游玩的对象， 或者只是他们追求玄远即所谓 ‘神超 理得’的手段，并不与他们的生活、心境、意绪发生亲密的关系，自然界实际就并没有真正 构成他们生活和抒发心情的一部分。 ”所以“主客体在这里仍然是对峙着的。 ”如果将谢诗与 陶诗比较，这一点就更为清楚。 （三）鲍照与乐府七言诗 1、鲍照的生平 照字明远，约生于晋安帝义熙十年（414） ，卒于宋明帝泰始二年（466） ，祖籍上党，后迁东 海（今山东苍山、郯城？） 。与谢灵运不同，他的生平事迹现存的史料材料较少，史书中有 关他的传记均较简略，主要见于《宋书》卷五十一（附于“宗室传”， ）《南史》卷十三（附 于《临川王刘道真传》。齐虞炎《鲍照集序》记述他的生平比较概括，云：（照）家世贫贱， ） “ 少有文思。宋临川王爱其才，以为国侍郎。王薨，始兴王濬又引为侍郎。孝武初，除海虞令， 迁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出为秣陵令，又转为永嘉令。大明五年，除前军行参军，侍临海 王镇荆州，掌知内命，寻迁前军刑狱参军事。宋明帝初，江外拒命，及义嘉败，荆土震扰， 江陵人宋景因乱掠城，为景所杀，时年五十余。 ”这是对他生平较为详细的资料。明张溥叹 息说： “鲍明远才秀人微，史不立传，服官年月，差可凭者，虞散骑奉敕一序耳！ ”鲍照的出 身是比较低微的，他的文章中，自称是“孤门贱生”《解褐谢侍郎表》、 （ ）“北州衰论，身地 孤贱”《拜侍郎上疏》，这种出身，在当时是颇受轻视的。但他在年青时，不甘心于自己的 （ ） 社会地位，因此，约二十岁向临川王刘义庆“贡诗言志”《南史·本传》载其谒见刘义庆， 。 “未见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 ‘卿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 ，照勃然曰： ‘千载之上有 英才异士，没没而不闻者，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知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 相随乎？’于是奏诗。 ”因得刘义庆的赏识，攫为国侍郎，此约在元嘉十六年（439） ，刘义 庆任江州刺史时。他在刘义庆的幕下历六年，至元嘉二十一年刘义庆死，才离职，在家一度 闲居，后又在始兴王刘濬幕下任侍郎，孝武帝时任中书舍人，秣陵令、永嘉令等职。孝武帝 大明五年，他在临海王刘子顼任前刑狱参军（后世因称鲍参军） ，明帝初，江外诸王拒命叛 乱，刘子顼失败，鲍照死于乱军之中。
    2、鲍照的创作 鲍照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作家，诗歌、辞赋、骈文都有佳作，在元嘉时，与谢灵运、延 颜之并称“元嘉三大家” 。但是，由于他的出身、地位与生活经历不同，他与谢灵运的创作 在题材与风格上是完全不同的。 当谢灵运大力创作山水诗的时候， 他则以乐府诗创作闻名于 诗坛。 《宋史》和《南史》都提到他“尝为乐府诗，文甚遒丽” 。他今存诗约 200 余首，其中 乐府诗约有 80 余首。这类诗歌代表了他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就内容来看，他的乐府诗约 有二端，一是描写边塞战争与戍卒生活的作品。这类作品中大量描写了征夫、思妇的思想感 情与生活，如《代出自蓟北门行》《代东武吟》等，作品语言朴素，感情愤激不平。风格上 、 近于汉魏乐府的特色。二是表现个人仕途失意的愤懑、对门阀制度的不满与反抗的。这类诗 往往写得慷慨悲凉，感情炽烈奔放，流露出作者在门阀制度压抑下的强烈的愤慨。 《拟行路 难》十八首中的不少作品都反映了作者的这一倾向。鲍照诗歌的这些内容，都是具有现实意 义的主题，作品中又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色彩，就当时的诗人而言，还没有一个诗人象他 这样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并且在揭示社会现实矛盾方面达到这样的深度，因而，他 也就成为南北朝时期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 鲍照的影响不仅在于作品的内容上，更重要的还在于诗歌艺术上。他的诗歌： （1）体裁比较 全面，有古诗、乐府、五言、杂言、七言； （2）风格独特：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沧》说 当时文章分为三派，鲍照是其中之一，云： “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 亦尤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3）他的七言乐府尤具有创造性， ” 七言乐府诗以 《拟行路难》 十八首为代表。 在鲍照以前， 七言诗虽有完整之作， 如曹丕的 《燕 歌行》 ，但是一则曹丕后作者还较少，且为大家所轻视，西晋时傅玄作七言诗，还说七言是 “体小而俗” ，与鲍照同时的汤惠休作七言，被颜延之讥为“委巷中歌谣” ，在七言为当时人 所轻视的时候，鲍照独大力作此类诗，这在当时是颇有胆识的。二是他的七言诗打破了原来 七言诗句句押韵，节奏单一，不够流转变化的缺点，以七言为主而杂以其他各种句式，形成 具有新创特点的七言歌行。这种七言形式， 音节错综变化， 隔句用韵， 注重气骨，命意奇警， 崇尚奔放美，与诗人激荡不平的情感相统一，因而极富于创造性。自他以后，七言诗的创作 才开始为南朝诗人所运用，并且这种形式对后来李白的诗歌创作颇有影响。 鲍照的创作除诗歌外，赋与文也有佳作，赋的代表是《芜城赋》 ，文的代表是《登大雪岸与 妹书》 。 （四）永明体与沈约、谢眺 1、 永明体 永明体又称新体诗，是齐梁时出现的讲究声律与对偶，不同于古体诗的一种诗体。自魏晋以 来，中国的声韵学受印度梵音学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齐代，周顒发现汉字有平 上去入四种声调，始创《四声切韵》 （已佚） ，同时文人沈约又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 句中声、韵、调的配合，指出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弊病 必须避免，称为“八病” 。他们将“四声八病”运用于诗歌创作，务求作到“一简之内，音 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声律与对偶的融合，就形成了具有格 （ ） 律的新体诗。由于这种新体诗产生于齐武帝萧赜的永明年间（483—493） ，故称永明体。这 是古体诗向格律诗演变的一次关键性的转折，为后来唐代律诗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关于永明体需要注意：1） （ 关于四声问题。 汉语声调何以分四声？四声何以发现于齐永明间？ 四声与五音之关系？是学术界颇为瞩目的问题。陈寅恪先生有《四声三问》 （载《金明馆丛 稿初编》 ）一文可以参看。 （2）关于八病，八病的规定过于苛细，当时人即不能完全遵守， 所以后来定型的律诗也并不完全避忌八病。 （3）永明体还有一些写作上的特点，如篇幅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