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建安七子”与蔡琰 建安时期在诗创作上影响最大的除“三曹”外，就是“建安七子”与女作家蔡琰。 （一） “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的名号，最早出自曹丕的《典论·论文》 。他说：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 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宜，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 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从此，建安七子的 名号便确立下来。 “七子名号”的远源为孔门四科的区分（ 《论语·先进》：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 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后班固据此意作《九 等人表》，近因则与汉末的人物品评有关。汉末朝野清流为反抗宦官执政，互相褒题。形成 ） 一种清议的力量。如当时窦武等三人称“三君” 言一世之所宗也。 ， 李膺等八人称为 “八俊” ， 言人之英也。郭泰等八人称“八顾” ，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等八人称“八及” ，言能导 人追宗者也。度尚等八人称“八厨” ，言能财物救人者也。此外荀淑八人时人谓之“八龙” ， 周泽、孙堪二人称为“二樨” ；贾彪兄弟三人称“三虎” ，许邵许靖称为“二龙”等。曹丕论 七子，实则受此风的影响。 孔融，字文举，是孔子的二十世孙。 “七子”中，孔融年最长。黄巾起义时作北海相，后为 袁谭所攻，奔山东。献帝都许昌，任少府。孔融为人机辨，又自恃高门，对曹操多所讥讽， 政治上专与曹操捣乱， 最后被曹操以 “乱伦败德” 的罪名而杀害。 其诗有 《六言诗》 、 《杂诗》 、 《临终诗》 ，其中最感人者为《杂诗》其二（ 《远送新行客》。其散文成就突出，虽沿袭东汉 ） 文人的老路，有骈俪成分， 但却能以气运词， 反映了建安时期文学的新变化。 曹丕评其文 “体 气高妙” ，刘勰说他“气盛于为笔” ，明张溥说他“诗文豪气直上” 。都指出了他的这一特点。 代表作为《论盛孝章书》和《荐称衡表》 。尤其前者，可谓是“飞辨骋辞，溢气坌涌。 ” 王粲，字仲宜。 “七子”中成就最突出，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称他为“七子之冠冕” 。曾 祖王龚，祖王畅，皆汉三公。父王谦为何进长史。粲以西京扰乱，避难荆州依刘表，未得重 用。曹操南征，粲劝琮降，操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迁军谋祭酒。粲少有才名，见蔡 邕于长安，邕倒屐相迎，谓客曰： “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 与之。 ”又强记。与人共行，读道旁碑，人问曰：卿能闇诵乎？曰：能。因使背之，不失一 字。观人围棋，局坏，粲为复之。棋者不信，以帕盖局，使便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 一道。善著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粲 能诗能赋，诗以《七哀诗》最有名，其一犹出色，写军阀混战给人民带的深重灾难和凄凉景 象，触目惊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曰： “乱世之苦，言之真切。 ”感物兴怀，忧世悲 已，是其诗特点。钟嵘《诗品》“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赢，在曹（植）刘（桢）间别构一 ： 体。方陈思之不足，比魏文而有余。 ”赋以《登楼赋》最著名，是魏晋时期抒情小赋的名篇， 将写景和抒情结合具有浓厚的诗意， 脱尽了汉赋的铺陈堆砌之习， 显示了抒情小赋艺术上的 成熟。 陈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今属江苏）人，初为何进主薄，进被杀，奔冀州，袁绍命典文章。 袁氏败，归曹。在袁幕为表作讨曹檄文，袁氏败，琳归曹。曹谓曰： “卿昔为本初移书，可 罪状孤而已，恶止其身，何乃上其父祖耶？”琳谢罪曰： “矢在弦上，不得不发。 ”曹爱其才 不咎，遂任司空事祭酒等。其诗今存不多，以《饮马长城窟行》最有名，所长在书檄， 《移
    豫州檄》为代表。 阮瑀，字元瑜，少受学于蔡邕，有《七哀》《咏史》《驾出北郭门行》《咏史》歌颂三良、 、 、 。 荆轲等封建忠臣义士，是陶渊明此类作品之先导。 《驾出北郭门行》一首，写孤儿倍受后母 虐待，而其父却无法得知，只得逃到母亲坟头痛哭，具有社会批判意义。 徐干，字伟长。七子中他是一位学者，从事著述，著有《中论》一书。他少有才气而轻官忽 禄，不耽世荣，唯读书著文以自娱。曹丕云：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 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 ”诗有《室思》《情诗》《为 、 、 挽船士志新娶妻别》等，多写妇女的苦闷，而《室思》最有名。 刘桢，字公干，父刘梁为汉宗室，曾为野王令，为一正立。桢性倔强。曹丕举行宴会，命甄 夫人出拜，众皆伏首，桢独平视。操闻直大怒，减死输作。作品多朋友同僚赠答及歌咏友情 之作。七子中，他的成就也很突出。钟嵘称他诗云： “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 真骨凌霜，高风侉俗。……陈思之下，桢称独步。《赠从弟》为代表作。 ” 应瑒，字德琏，汝南（今属河南）人。祖应奉为著名儒者，人称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伯 父为汉末名儒泰山太守应劭。应瑒诗多公宴、斗鸡应酬之作。 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事迹见《后汉书·列女传》 。她自 幼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但却遭遇不幸。 《后汉书》本传云： “适 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 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壁赎之，而重嫁于董 祀。 ”这种文化教养以及不幸的遭遇，使她写下了汉末杰出的诗篇《悲愤诗》 。 蔡琰诗现存共三篇，即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 、 。由于蔡琰生平历 记载不详，这三篇作品的真伪后世有不同看法。 一是关于 《悲愤诗》 （五言、 骚体） 最早怀疑非蔡琰作者是苏轼， ， 认为是魏晋人伪造 （见 《东 坡题跋》卷二） 。此后形成主真、主伪两派。现代人中，郑振铎先生以为骚体为蔡琰所作， 五言为伪。余冠英先生则相反。张长弓则认为两首均系后世伪托，卞孝萱、蔡义江又补充材 料证成其说。刘文忠先生则认为两首均为蔡琰所作。 以上观点分别见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余冠英《论蔡琰〈悲愤诗〉（收入作者《魏 》 六朝诗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张长弓《蔡琰〈悲愤诗〉辨》《东方杂志》41 卷 7 号） （ ， 刘文忠《蔡琰〈悲愤诗〉二首的真伪及写作年代新考》《古典文学论丛》第 4 辑，齐鲁出版 （ 社 1986 年） 。 二是关于《胡笳十八拍》 。1959 年，郭沫若创作历史剧《蔡文姬》 ，并发表《谈蔡琰的胡笳 十八拍》 ，认为此作为蔡琰作品，遂引起学术界热烈的讨论。大致亦分为肯定与否定两派。 这些争论文章见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胡笳十八拍〉讨论集》中，可参阅。 现在一般的看法，认为五言《悲愤诗》为蔡琰作，其余二篇的可靠性尚待进一步研究。 五言《悲愤诗》是建安文坛上的一篇杰作。全诗长达五百四十字。象这样的长篇叙事诗，是 前此文人诗歌中所没有的。 全诗通过一个人的遭遇， 反映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 的共同命运，同时也控诉了军阀混战的罪恶。在艺术上，它以现实主义的笔法，通过具体的 细节描绘，生动地表现了各种场面，使人如亲临其境，如闻其声。它以叙事为主，又结合抒 情，开首从大局写起，概括有度，简炼切要。以下转写自身，脉络清晰，布置得当，详略有 错，轻重适宜，又并不一味直赋其事，而间用比兴。因而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后
    来杜甫的《北征》显然受到了他的影响。 四、正始文学 （一）正始文学的基本特征及其成因 正始是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 ，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则包括正始以后至西晋立国 这一时期的文学。这一时期文学的总体特征是： 在整体风貌上，建安文学中那种高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已基本消失，而对人生的哲理性 思考以及浓烈的忧生之嗟成为作品的主调。 在艺术上， 正始作家不再效法建安诗人用模仿乐 府叙事体的方式揭露时事， 而是将抨击时事与抒写感愤融为一体， 使五言诗的抒情性进一步 加强，诗歌在艺术进一步文人化。在风格上，正始诗人创造了曲折隐晦、清隽艰深的风格， 并开创了把多首托喻寄兴的诗歌集合成五古咏怀组诗的体例。而这种以组诗的形式发感慨、 寄情怀、写理想的方式，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此以后，文人往往将托喻寄 兴的五言古诗集合成组，来集中反映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感怀。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这一文学风尚的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影响最著者，则是不 时政局的变动以及玄学思潮的影响。 公元 239 年（明帝景初三年）明帝死，临终以曹爽与司马懿夹辅曹芳即帝位，但是不久曹爽 与司马懿围绕权力之争而矛盾激化， 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这场权力之争几乎贯穿于这一时期 的始终。在残酷的政治斗争未见分晓时，身处这一政治背景下的诗人便深感苦闷。正始十年 （249）司马懿趁曹爽扫祭高平陵之机，发动政变，控制洛阳，诛杀了曹爽，而在此前，由 于不少名士曾依附曹魏，于是曹爽被诛杀后，这批依附者如何晏、邓飏、丁谧等亦遭杀害， 史称当时“天下名士去其大半” 。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掌权，又相继杀害了夏 侯玄、毋丘俭、诸葛诞等名士，这一系列的杀戮，在政治上造成了一种高压的局面，文人便 普遍地感受到了政治上幻灭感与危机感，因此，他们在写作诗文时，便不能不有所顾忌。他 们不敢在作品中公开论及时政，只能以曲折隐晦的形式，抒写自己的忧愤，这自然就使得这 一时期的文学与建安文学的慷慨激昂、乐观进取形成了反差。 除了时局政治的影响外，这一时期盛行的玄学思潮也对文学风貌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玄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渊源可追溯至汉末，但谈玄而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则是正始年间 出现的。正始初期，当时以洛阳为中心，在何晏、邓飏周围聚集着一批谈玄的士人，也即正 始名士。至正始中期以后，则形成了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另一谈玄群体。玄学在内容上 是以老庄思想为中心的。 而老庄思想常常表现出对世俗社会、 对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的蔑视， 因此受其影响，这时期在文人人生态度也就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他们人生取向上，更多地具 有了一种超凡脱俗的人生趣味以及一种自由自在、闲适愉悦、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的追求。 玄学在对士人的人生态度发生影响的同时， 也自然对其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盛谈老庄玄 理，使得他们的诗歌明显地表现出对于清虚高旷、自然悠远的诗歌境界的追求，正始诗歌中 的这类诗歌境界，显然是与此有关的。另一方面，谈玄需“校练名理” ，通晓抽象理论的思 辩，这也就不能不影响到诗歌的哲理成分，正始诗歌在抒情性加强的同时，又大都增添了一 些理性的色彩，其原因即在此，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 “正始明道，诗杂仙心。 ” 正始文学风貌的形成， 政治的因素与玄学的影响， 可以说是纠葛在一起的。 他们共同的作用， 促成了正始文学特征的形成。 （二）阮籍与嵇康 在正始文人中， “竹林七贤”最具代表性；在文学创作上，阮籍与嵇康则是成就最突出者。
    阮籍与嵇康是正始中期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但是由于他们二人个性的差异， 二人的命运却 有所不同。阮籍以至慎而得以善终，嵇康则因刚肠疾烈而惨遭杀害。我们可以从比较中看出 二人个性与文学的不同。 阮籍字嗣宗，生于建安十五年（210） ，卒于魏景元三年（263） 。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 阮瑀死时，他才三岁。十一岁时，曹丕代汉即帝位，三十三岁时，他曾应太尉蒋济辟，做过 很短时间的尚书郎， 便以病免， 三十八岁时曹爽又召他为参军， 他又托病没有应召， 两年后， 曹爽被诛，当时附曹爽的文人多被杀，他因而幸免， “时人服其远识”《晋书·本传》。而 （ ） 到了四十三岁，他又作了司马师的从事郎中，被封为关内侯，徙散骑常侍候。其间又作过十 年的东平相。司马师死后，司马昭掌权，又继任司马昭的从事郎中，晚年（53 岁）又求为 步兵校尉，后世因称其为阮步兵。在他死后两年，魏主正式禅位于晋。在他死前，晋魏代禅 已成定局，因此，他的一生可说经历了两次十分残酷的“禅代”斗争，这些对他的思想与创 作都产生极深的影响。 阮籍的一生，从思想上说是苦闷的一生，他始终徘徊于高洁与世俗之间，依违于政局内外， 在矛盾中度日， 在苦闷中寻求解脱。 少年时的阮籍是颇有壮志的， “籍本有济世志” （ 《晋书· 本 传》，比如，他曾登广武城，面对楚汉古战场，发出“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慨叹， ） 表现出目空古人的少年英气。但是随着政局的变化，他那种期待建立功名的热情便消歇了， 特别是在高平陵事件后，司马氏父子相继把持朝政，残酷地屠杀异已，实行高压统治，给他 的思想以极大的影响。在这一高压政治背景下，他最大的苦恼在于如何能够全身远祸。应该 说，阮籍从司马氏父子一系列地杀戮事件中，对司马氏凶残面目已有深入地了解，对于司马 氏用卑劣手段手段攫取政权的行为也是十分痛恶的，但为了全身，他又不敢明确表示反对， 而这时他在士林中令名已著，司马氏对他倍加注意，这更加使他处境维艰。阮籍一生的行为 表现， 其根源即在于此。因此，一方面， 他对于时事政治问题表态十分谨慎，口不臧否人物， 比如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开一言，自以不能测，司马昭曾说： “天下之至慎者， 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但另一 方面，他对司马氏集团的礼法之士却极为蔑视。在生活方式上因而常常表现为放浪形骸，遗 落世事，嗜酒成癖，对此《晋书·本传》多有记载。比如，母亲去世，他正与人围棋，对者 求止，他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声。等到葬母时，他食酒肉不辍，而 临决之时又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吐血数升。裴楷往吊，他则散发箕居，醉而直视。他又善 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相对。嵇喜来吊，他白眼相对，嵇喜不怿而退，而弟康闻之， 乃齎酒携琴来造，却报以青眼。司马昭曾为子向籍求婚，他大醉六十日，不得已而止。除此 之外，他在他的诗文中对礼法之士也大加挞伐，猛然抨击。他的这种表现自然引起了礼法之 士的仇视。 “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 ” 阮籍身上所表现的至慎与越礼， 实在是一对矛盾。 司马氏是提倡名教的， 但对阮籍却能容忍， 也是一个矛盾。究其原因，阮籍在政治上的至慎，口不臧否人物、议论时政，便对现实政权 没有威胁，而他对礼法的蔑视，则多属伦理道德范畴，对司马氏政治亦无大害，对此，司马 氏是看得很清楚的，加之阮籍在士人的声誉，杀之不仅无益，反而带来杀名士的名声，这就 使得阮籍在乱世中得以全生，但其内心却是十分苦闷的。 如果说阮籍是正始文人中苦闷的代表，那么嵇康则是悲剧的典型。 嵇康字叔夜，生于黄初五年（224） ，卒于景元三年（262） ，他是曹魏的女婿，曾任中散大夫， 后世因称嵇中散。与阮籍的“口不臧否人物”不同，嵇康的性格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 遇事便发”《晋书·本传》曾记载他是“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 。 ，他的《家诫》 也曾告诫儿子“宏行寡言，慎备自守” ，但这只是他的玄学思想修对自己性情的一种约束， 在实际上他却做不到。在现实中，他的是非之心是十分明确的，对丑恶现象往往加以愤激的 斥责。他与阮籍的分别即在此。尽管他与阮籍都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但阮籍却能在现
    实的冲突中虚与周旋， 他则不同， 他是一个感情极热烈的人， 而且对于生活的态度又极认真， 这就使自己完全与世俗社会对立起来。据说钟会去见他，他不为礼，遂引起了钟会的嫉恨。 但直接导致他被杀的则是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山涛从吏部郎转迁为散骑常侍，举 荐他以自代，希望他放弃与司马氏对抗的立场，但他却作此书断然拒绝，并与之绝交，表现 出决不屈服的态度。文中提出自己不能就职的原因是所谓“七不堪”与“二不可” ，对山涛 以及依附司马氏集团的毫无操守者多所讥刺， 特别是文中宣称自己 “每非汤、 武而薄周、 ， 孔” 直接击中司马氏的借名教以篡权的要害，因此，他的被杀便成为必然了。恰巧此时吕安为其 兄吕巽所诬，他被牵连进去，司马氏便以“乱群惑众”的罪名将他杀害。嵇康尽管为司马氏 所不容，但他的人格魅力却引起了众多士人的崇敬。在临刑之前，京师三千太学生曾上书为 之请命。但这却反加速了他的悲剧结局，因为司马氏之杀嵇康，实际包含着打击名士，给予 警告的意味， 嵇康在不自觉中成了当时名士们对于司马氏势力不满情绪的代表， 因而他也就 为当时士人悲剧的典型。 阮籍与嵇康在个性与处理态度上的不同，也影响了他们作品面貌的不同。 阮籍的代表作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如果说阮籍的一生是苦闷的一生，那么他这八十二 首《咏怀诗》就是他苦闷的象征。阮籍的苦闷在作品中的表现之一，便是他对人生的感慨， 他感慨时光的飞逝，人生的短促，以及无法挽回这短促生命的深深的忧伤。其次则表现为对 世俗礼法之士的厌恶， 这与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态度有关。 其三则表现为对理想的人生境界 的追求， 这实际上是他在现实中苦闷而不可解脱的另种表现形式， 即通过幻想的境界来摆脱 世俗的污浊。 嵇康的诗歌与阮籍不同。 嵇康在生活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的意义在于他把庄子理想的人 格境界从哲学境界变为诗的境界。庄子的坐忘，在他诗中成为一种优游容与的诗歌境界，其 《赠秀才入军》十八首其十四中“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即是这种 境界的典型。 在艺术上，阮籍将集《诗经》 《楚辞》与汉魏诗的比兴集大成，以多种比兴构成完整意境。 他的比兴是将象征手法和寓意的不确定性结合， 从而形成了 “厥旨渊放， 归趣难求” 的特点。 嵇康则由于其个性刚烈，诗风以峻切为特征。在体裁上，阮诗以五言诗的创作卓然名家，而 嵇诗则以四言诗成就最为突出。 阮籍与嵇康的散文都有突出的成就，为魏晋散文的代表。阮的散文代表作为《大人先生传》 ， 嵇的散文代表作为《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等。 、
    第三章 西晋文学 以典午南渡为界，晋分为西晋与东晋，两晋前后相续 150 余年，其中西晋 50 年，东晋百余 年。而由于两晋政治环境与文化背景的差异，其文学风貌亦有所不同。现先介绍西晋文学。 一、西晋文学的基本风貌 西晋 50 年，历武、惠、怀、愍四帝，而文学的繁荣则在武帝太康惠帝元康时期，其中以太 康文学为代表，作家则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最著名。此外，较著名者，晋初尚有 傅玄与张华，晋末还有刘琨与郭璞，而不太著名者也还有不少。从数量来看，西晋一代颇多 天才秀异的作家，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曾说： “晋虽不文，人才实盛。 ”
    关于西晋诗风的特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多有论及， 《明诗》篇中说： “晋世群才，稍 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情 ” 采》篇又说： “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总的来说，西晋一代的文学更加注重形式与 技巧。如果对西晋文学的特征作一总结归纳，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倾向：一是模拟古人的拟 古之风甚盛。 拟古是文人创作追求技巧化的一种表现方式， 而这种方式则成为西晋文学的一 大特殊景观。西晋一代的大部重要作家，如傅玄、张华、束皙、陆机、陆云等都在模拟上下 了很大功夫，其中陆机最为著名。二是追求词藻的华美与对偶的工整。这种追求由于大多是 刻意为之，是出于呈才炫博的目的，因而显得文字雕琢堆砌，有失简洁明快，潘、陆二人最 具有典型性。张华曾批评陆机说： “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作文，乃患才多也” ，孙绰评西 晋文章说： “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 。所谓烂若披锦见其雕 琢，所谓排沙简金者，显其堆砌。三是总体风格而言，繁缛成为其基本特点。这种风格的形 成则是其刻意呈才，过分追求对偶与藻饰的必然结果。 西晋一代的追求形式技巧的繁缛文风，常为过去的文学史家所诟病。以通达的眼光观之，追 求技巧与形式美， 自然是整个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链环， 但是如果我们前后比较， 不能不承认， 西晋文学尽管出现了不少天才秀异的作家， 但其作品却缺乏一种力度和生气。 造成这种现象 的原因，实与西晋士风的特点有关。 不论是建安文人还是正始文人， 作家的心灵世界往往是充满热情与冲突的， 但是， 到了西晋， 文士的精神境界普遍缺乏一种崇高精神，罗宗强先生曾以“士无特操”来概括这一时期士风 的特点。 “士无特操”的原因之一，在于西晋政权的“政无准的” 。西晋是以强取豪夺的手段 取得政权的，尽管它提倡以名教立国，但除了孝的观念尚未泯灭，在对待忠时则往往处于两 难境地。实际上整个西晋一代文士，忠君的观念十分淡薄，传统的道德崇高性一旦缺失，就 影响了文士的人格建构与理想追求。因此，这一时期文士在出处去就上，往往纯然以自我之 得失为中心，求名求利成为他们人生追求的目标。 《晋书·石崇传》所载颇能说明这一点。 “ （崇） 尝与王敦入太学， 见颜回、 原宪之像， 顾而叹曰： ‘若与之同升孔堂， 去人何必有间。 ’ 敦曰： ‘不知于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 ’崇正色曰： ‘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瓮牖哉！” ’“士当 身名俱泰”典型反映了此时士人求名求利的心态。正由于此，西晋文士多依附权臣，卷入了 政治斗争的漩涡，而在政治斗争中，他们也往往缺乏崇高的道德意识与是非观念，其命运也 常随其所依附的权臣在政治斗争中盛衰而沉浮， 不少文人则因卷入其中而最终丧命 （据徐公 持先生统计，西晋一代文人死于政治斗争者有数十人） 。 西晋文人热衷于功名利禄，造成了他们作风浮华，思想平庸，耽于逸乐，肆于物欲，在这种 情况下，他们的作品也就自然丧失了崇高的精神与激荡人心的活力，而与浮华作风相应，自 然也就更崇尚绮丽与繁缛，追求技巧与与形式，刘勰所说的： “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 的倾向，其原因即在此。 二、西晋主要作家 1、潘岳与陆机 潘岳与陆机是西晋太康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钟嵘在《诗品》中将他们二人置于上品， 并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之评。江海之间，似有抑扬，但在后人看来，二人则是才才华 的代名词。唐人王勃《登腾王阁序》末云： “敢竭鄙怀，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 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即是这个意思。 潘岳（247-300） ，字安仁，他是荥阳中牟（今河南开封附近）人。少年时以才慧而为乡里称 为奇童。弱冠之年走上仕途，出任贾充司空府掾，以才能为人所嫉，栖迟十年。后来先后任 河阳令等官，最后官至给事黄门郎，因此他的作品集即称《潘黄门集》 。
    关于潘岳其人与其文， 在文学创作上引出了一个话题， 即人品与文品的关系。 金人元好问 《论 诗绝名三十首》中写道：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 ，争信安 仁 路尘。 ”即通过潘岳说明人品与文品的对立，了解潘岳及其为人为文，有这么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潘岳美貌，是中国古代的美男子。 《世说新语·容止》中说他“妙有姿容，好神情， 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拱之。 ”潘岳的这一特点，后代常津津乐道， “貌比潘 安”成为人们的形容男子貌美的套语。 第二，潘岳的人品的确存在缺陷。 《晋书·本传》称， “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诌事贾 谧，每侯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 ”作为一名文士，潘岳确实德行有所亏缺。不仅如此，他 诌事贾谧，除了为贾谧讲《汉书》外，还为贾谧充当枪手。贾谧的《晋书断限》一文，即是 他捉刀的。贾后谋废太子司马遹，诬构之文，也是出自他的手笔，这种直接参预政治阴谋， 为了谋取个人的权位与前程，趋炎附势，不顾传统道德与个人尊严，不择手段，反映了他在 人品道德上的问题。这是一个才子因过分追求各位势利而导致的道德堕落。 第三，潘岳的人品与文品确实存在着不一致处。潘岳在政治品格上缺乏节操，但是在那些表 现他个人感情生活的作品中， 却往往表现出真挚的情感。 潘岳似乎是一颇重视家庭生活与亲 情的文人，在这一领域，他的不少诗文往往富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内顾诗》是任河阳令 时思念妻子杨氏之作， 诗中写其对久别妻子的日夕怀念， 感情之专注， 令人惊叹。 而他的 《悼 亡诗》 ，写其赴任前对亡妻的悼念怀想，尤其感人，正由于他的影响， “悼亡”成为后代诗人 追念亡妻的专让题目。 第四，潘岳不仅能诗，同时也是西晋著名的辞赋作家。其赋今存二十余篇，在各类文体中数 量最多，著名者如《西征赋》《闲居赋》《怀旧赋》《寡妇赋》 、 、 、 ，其赋作中，仍以写哀情而 见长。故《晋书·本传》称他“善为哀诔之文” 。 第五，潘岳作品的风格词彩华艳而著称。钟嵘曾引孙绰语评其曰： “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 善。“烂若披锦”诚然如是， ” “无处不善”则有过誉之嫌。就诗歌言，他的有些作品由于铺 叙过多，往往显得平缓而缺乏含蓄，有的还失之于枯燥乏味。 陆机（261—303） ，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陆机出身于东吴世家大族，祖 陆逊为吴丞相，父抗为吴大司马。弱冠而吴亡，遂退居旧里闭门苦学。九年后，与弟云北上 入洛，为张华所赏。华称曰： “克吴之役，利获二俊。 ”故名动一时。曾官至平原内史，后世 因称陆平原。 陆机的个性与功名追求： 陆机的家世出身对陆机的个性追求有很大影响， 他是一个才华出众 的人，据说十九岁吴亡时，即有《辩亡论》总结吴亡的原因，传说《文赋》也约作于此时（杜 甫有诗云： “陆机二十作《文赋》） ”。陆机的父祖为东吴名臣，他有一种强烈的家族自豪感与 父祖情结。其父祖情节在他初入洛时与卢志的即兴辩论中表现出来。 《世说新语·方正》载：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 ‘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 ‘如卿于卢毓、卢珽。 ’士龙失色。 既出户，谓兄曰： ‘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 士衡正色曰： ’ ‘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 鬼子敢尔！ ’议者疑二陆优劣，谢公以定之。 ”正是由于对家世及父祖功臣的自豪，才使他有 着强烈的功名欲望，在西晋作家之中，他是政治追求最为执着，功名欲念最为强烈的人物之 一。入洛初他被子太傅杨骏的祭酒，贾谧当权，他依附贾谧，曾参与贾谧“二十四友”活动； 赵王伦辅政时，他又为伦的参军。 “八王之乱”时，诸王拥兵争夺权势，互相攻伐，赵王伦 败亡后，他转投成都王颖，参与了成都王颖与河间王颙讨伐长沙王乂的争斗，担任后将军， 率兵二十万，最后战败被成都王所杀。临刑前曾感喟： “欲闻华亭鹤戾，可复得乎？”因此， 他的一生可说对功名的追求十分执着， 但在坚持道义与节操上， 则似有欠缺， 不免依附权贵， 朝秦暮楚，反复无常之讥。政治品格上的缺陷必然导致思想的浅薄，陆机诗内容肤浅，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