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歌咏历史人物的好诗，还见于他的一些七言绝句里。他能以尺幅千里的手法，从不同 的角度写出对某些史实和人物的新的看法，借以抒发自己的政治感情。如《孟子》《商鞅》 、 、 《苏秦》《范睢》《张良》《范增》《韩信》《贾生》《汉武》《谢安》等。兹举二例： 、 、 、 、 、 、 、 《孟子》“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 ” 《贾生》“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 ” 这些诗在内容上的主要特点， 是对众所周知的人和事表示了与众不同的意见， 从而表达了自 己的政治抱负和批判精神。 晚唐诗人如李商隐等， 曾经为这种咏史绝句在内容和形式上开辟 了道路，而王安石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形式。 这一时期王安石还有很多述怀感事之作。嘉祐五年（1060）他四十岁时，曾奉命伴送契丹的 使者到北部边疆，沿途写了《塞翁行》《白沟行》《出塞》《入塞》等篇。这些诗篇谴责了 、 、 、 统治阶级对外屈辱求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描写边塞人民盼望祖国统一的迫切心情，如《出 塞》“荒云凉雨水悠悠，鞍马东西鼓吹休。尚有燕人数行泪，回身却望塞南流。 ： ”嘉祐六年 （1061）以后诗人知制诰时，屡次奉派担任进士考试的阅卷官，使他对不合理的科举制度有 了更深切的认识，在《试院中作》《详定试卷》等诗篇中，他表达了对此的感叹和改革的思 、 想。因此在执政后，立即对取士制度进行改革，废止了考诗赋，而改用经义，以发表政治见 解的时务策论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以便选拔一些通经致用的人才，为变法服务。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 ，王安石在对新法经过六、七年的亲自推行，各种变革措施基本走 上正轨之后， 便将政务交给其后进吕惠卿等人， 自己则罢相以观文殿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 的官衔在南京郊外半山园开始了半退隐的生活。他流连山水，咏诗学佛，平静的生活和心境 使作品的内容与风格也起了变化。 大量的写景诗和禅理诗代替了前此的政治诗。 他倾注全部 精力讲究艺术技巧，在语言运用上更精湛圆熟了。黄庭坚说： “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 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五）叶梦 ” 得也说： “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 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见《石林诗话》卷上）这时期王安石的作品多律诗和绝句， ” 写得精深华妙，突过前人。如： 《书湖阴先生壁》二首之一：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 闼送青来。 《岁晚》 ：月映林塘淡，风含笑语凉。俯窥怜绿净，小立伫幽香。携幼寻新 ，扶衰坐野航。 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 诗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大自然优美景物的深切感受，以及晚年在艺术技巧上的精进，都 明显地表现在这些诗篇中。但我们知道，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并不是一个甘心投闲置散的 人，他的退隐也颇有一些不得已之处。因此，他一方面是遣情世外，写出了一些工巧绝伦的 景物诗；而另一方面，他的悲壮的、不甘寂寞的内心，也还时时在跃动，创作了一些寓悲壮 于闲淡之中的作品。如： 《北陂杏花》 ：一陂春水绕花身，身影妖娆各占春；纵被东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楚天》 ：楚天如梦水悠悠，花底残红漫不收。独绕去年挥泪处，还将牢落对沧洲。 《示永庆寺秀花》 ：禅房借枕得重欹，陈迹悠然尚有诗。嗟我与公皆老矣，拂天松柏见栽时！ 《北陂杏花》的后两句，事实上就是王安石自己的生活信条， 《楚天》等两篇则对于世事的 变迁和自己内心的孤寂作了含蓄的暗示。这说明他虽然归隐林泉，但并没有忘世事。这些作 品托物寄兴， 流露了变法斗争失败后思想的矛盾和苦闷。 清人吴之振曾针对评王安石晚期作 品“有工致，无悲壮” （吴之振《宋诗钞·临川诗钞序》 ）的论点提出不同意见： “余以为不 然，安石遣情之外，其悲壮即寓闲谈之中” （同上） 。不仅肯定了王安石晚期作品有“悲壮” ， 而且揭示了其“悲壮即寓闲谈之中” ，这正是对其艺术风格的成熟化与广容性的认识。 王安石的绝句诗具有观察细致、修辞巧妙、意境清新的特点。曾季狸《艇斋诗话》认为“荆
    公绝句妙天下” ，并说： “绝句之妙，唐则杜牧之，本朝则荆公，此二人而已。 ”张邦基《墨 庄漫录》卷六说： “七言绝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顷时王荆公多喜为之，极为清婉，无以 加焉。 ”所以他的绝句小诗成了后人学习的榜样。 如前所述， 王诗在艺术风格上是有特色的，所以严羽在《沧浪诗话· 诗体》 中列有王荆公体。 他喜欢造硬语、 押险韵， 喜欢改窜古人诗句以为已有 （如王作 《北山》 “细数落花因坐久” 诗 ， 出于唐代王维《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诗“坐久落花多” 。清人薛雪《一瓢诗话》评论说： “王荆公好将前人诗窜点字句为己诗， 亦有竟胜前人原作者， 在荆公则可， 吾辈则不可。 ） ” 好用典故，讲究对仗，有时不免伤巧，都已开江西派的先声。同时，某些作品，特别是他的 早年作品中，存在着议论过多的缺点。但通过议论来揭示自己的精神面貌，并在抒情诗中将 精警的议论和生动的形象巧妙地融合为有机体，终究是这位诗人独特的成就。 第三节 苏轼的诗歌创作 一、苏轼的生平与思想 苏轼（1037-1101）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在今四川省）人。他的先世在东汉时 占籍赵郡，至唐代苏味道以赵州栾城人任眉州刺史，其子孙始定居于眉山。 苏轼出生于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家庭里，祖父苏序虽未出仕，却“读书务知大义”“诗多至 ， 千余篇” （曾巩《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父亲苏洵“为人聪明，辨智过人” ） （曾巩《苏 明允哀词》，但他看不起“属对声律”的时文，不愿意走科举求仕的道路，直到二十七岁发 ） 愤读书， “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宋史》本传） （ 。母亲程氏，识文断字， 禀性良善，在苏轼十岁的时候，程氏为他讲述《后汉书·范滂传》 ，当时苏轼问她说：假使 我将来像范滂那样为理想献身，您能同意吗？程氏说：你像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 亲吗！ （据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这样的家教，对于苏轼的成长，无疑是极为有益的。 苏轼二十岁以前的时光，是在家乡度过的。幼年时期他即显露了在诗文方面的天才。十岁的 时候，苏洵叫他写一篇习作《夏侯太初论》 （夏侯玄，字太初。 《三国志·魏书》有传） ，他 竟能写出“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 ”这种善 于把握人物内心活动的句子（ 《王直方诗话》。在父亲的悉心教导和自己的刻苦钻研下，他 ） 到了二十岁，已经成为“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的作家。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 ，苏轼二十一岁，与苏辙一起随父苏洵到了汴京。由于父亲的推荐 和欧阳修的称赏，苏轼兄弟不久即名声大振。 嘉祐二年（1057） 正月， 欧阳修主持礼部科试， 苏轼与苏辙同榜题名。欧阳修特别欣赏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 ，曾兴奋地写信给梅尧臣说： “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 《与梅圣俞》！ ）”并对自己的儿子 欧阳发等人说： 你们记着吧， 再过三十年， 就不会有人谈起我了 （见朱弁 《风膛诗话》 卷上） 。 后来的事实证明，苏轼果然没有辜负欧阳修的赏识与提拔。 嘉祐二年（1057）四月，程氏病逝于蜀中府宅，苏洵父子回蜀奔丧。直到嘉祐四年（1059） 十月，父子三人再度赴京。这次乘舟经行三峡，沿途奇丽的山川和屈原塔、昭君村等古迹， 激发他们的诗情，一路上写成了一百首诗歌，编成《南行集》 （又名《江行唱和集》，其中 ） 苏轼的作品就有四十首。苏轼还为这个集子这与了一篇序。这可说是他诗歌创作的起点。 嘉祐六年（1061） ，苏轼经欧阳修的推荐，参加了秘阁的制科考试，考取了贤良方正能言极 谏科。 这是朝廷为选拔高级人才而举办的一种特殊考试。 苏轼为这次应试写出了二十五篇 《进 论》和二十五篇《进策》 ，系统地提出了他对前代治乱兴衰的看法和当前的政治主张，力劝 仁宗改革弊政， 励精图治。 为了缓和当时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他从政治、 经济、 军事等各方面向皇帝提出了一系列的革新建议，比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议论更为 透辟，但在提出的具体措施上，则与王安石有歧异。他说： “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 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策略三》。所以 （ ）
    他提倡任人，而反对变法制度；提倡渐进的变革，而反对操之过急。这种早年就形成了的观 点，对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在新旧两 党之间的依违态度， 也使他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全部同情和支持， 因而其悲剧的命运与动荡的 生涯就在所难免了。 在中了制科之后，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任凤翔府签判。作为地方官，他开始较深入地接触 复杂的社会和实际政治，在许多方面扩大了自己的眼界。治平三年（1066）四月，苏洵在汴 京病逝，他和苏辙扶柩回川居丧。到熙宁二年（1069）二月还朝时，正碰上王安石在神宗的 全力支持下开始变法。 苏轼立即站在保守派一方， 接连上疏给神宗， 竭力反对王安石的做法。 熙宁四年二月， 他两次上万言书， 对新法进行了全面的非议。 因为无效， 就自请出任地方官。 这时候，许多前期旧臣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也纷纷去职，离开了朝廷，其中有富弼、司马 光、欧阳修等有影响的人物，增巩、张方平和苏辙等也在其内。他先到杭州任通判，后调任 密州、徐州、湖州的知州。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虽然反对新法，但和极端顽固的旧派有所不 同。在新法推行的初期，他对限制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诸方面，都曾表示赞同，只是他 认为王安石的政策是“取天下之财与民争利” ，因而力加反对。后来司马光要将新法完全废 弃时，他又和司马光争论，认为应当保留其中合理的部分。可见他对于新法，并非盲目地否 定一切。正因为如此，他在长期的地方官任内，虽然抵制变法，却又时常利用他认为是合理 的部分新法做一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情。 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 由于宋朝官僚制度的腐朽和官员素质低劣等原因， 曾产生了某些副作 用。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同，因之他没有看到新法好的一面，而只看到新法施行过程中所 产生的种种流弊，就以诗歌作为武器，尖锐地揭露了一些不良现象。苏轼在当时文名很大， 这种诗歌流布四方，就成了守旧派反对新法的最有力的宣传品。在王安石当政的时期，这位 杰出的政治家始终没有因为苏轼讽刺新法而对他进行过打击报复， 但在王安石离职以后， 变 法派中的新进就群起陷害苏轼。元丰二年（1079）七月，当他移知湖州时，即以讪谤新政的 罪名被逮至京，关在御史台的监狱里，这一起文字狱，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在牢 房中受尽苦楚，自度必死，曾写下《狱中寄子由》这种近于遗书的作品，结二句云： “百岁 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慨叹凄婉。神宗皇帝对苏轼本无恶感，一些元老重臣又纷 纷上书营救，已经退隐的王安石也出面说： “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结果终于获得从轻 发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事详周紫芝《诗谳》及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 ） 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二月到达黄州，这时他已经四十五岁了。因为在城东一块荒地上耕 种自给，从此他就自号为东坡居士。在黄州四年多的贬谪生活，使他亲身践履了历史上许多 英雄人物曾在这里活跃着的雄伟江山，写出了不少著名的作品；同时，在投闲置散中，他更 深刻地体验着社会与人生， 形成了他以广阔的胸怀， 鄙夷不屑的态度来对待所加于他的迫害 的处世方式。当然这和他身处逆境后，思想中原来就具有的老庄哲学有所发展是相关的。苏 轼的思想以儒家为本，但受道家和佛家的影响也很深。他博览两家典籍，后来又与钱道人以 及参寥、佛印等许多和尚来往， 养成了达观出世的人生观。特别是到黄州以后，融会儒、 释、 道三家为一体的思想风貌在他身上更日益明显了。 其中老庄哲学在苏轼的生活历程中， 有时 起着使他脱离现实的消极作用， 有时又起着使他坚决抗拒流俗的积极作用。 他的思想特点是 主儒术而不迂腐，渗佛老而不沉溺。其世界观是比较复杂的，儒家的忠居爱民的思想，道家 的因任自然，同死生、轻去就的思想，还有佛家的自我解脱的思想，都在不同的条件下表现 在他的作品中。释道思想当然是消极的，但对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又起着某种积极作用。 谪居黄州是苏轼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转捩点。 他在政治上虽受了打击， 但在创作上却获得 了丰收。苏轼早年的成就固然已经不同凡响，然而在元丰三年到黄州之后，这位大作家才进 入更加成熟的时期。
    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被调任汝州团练副使，路过建康时，他去拜访了退居林下的王 安石，畅谈古今文学，共同体会佛学，彼此都非常钦佩。王安石希望苏轼在建康定居，以便 时常来往，苏轼听了非常神往。而王安石则对人叹息说： “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 （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五引《西清诗话》 ；又见施元之注苏诗卷二十一《同王胜 之旅蒋山》题注）尽管他俩的政见不合，但并没有妨碍私人之间的友谊。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太皇太后（英宗皇后）高氏临朝，政局完全 改观，旧派人物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司马光和文彦博执掌大权，贬逐变法派，彻底废除了新 法。元祐元年（1086） ，苏轼被召还朝，授以翰林学士、知制诰的重任。但他反对尽废新法， 竟和司马光当面辩论了一场。从元祐元年到八年，是旧派得势的时期，但由于他的政治主张 不合时宜，结果遭到了新旧两党的夹攻，陷入了朔堂、洛党、蜀党互相排斥的无休止的纷争 中。他不安于位，便一再要求离开朝廷，出任地方官。自元祐四年起，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 份，先后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在这一时期里，他致力于地方性的赈济救荒，建立 病坊，兴修水利，整饬军纪等工作。这些对人民有利的措施，使得他在离开这些地方之后， 还被人民深深地怀念着。 高太后临朝虽只八年，却完全摧毁了王安石辛苦推行新法的成果，社会矛盾又扩大、尖锐起 来了。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逝世：哲宗亲政。想换救危机，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 再度起用了新党章惇、吕惠卿等人，于绍圣元年（1094）开始恢复新法。但这时候主张推行 新法的人和新法的本身都变质了。 他们和守旧派在事实上都已成了大地主的代理人， 彼此之 间的争执仅仅是宿怨旧恨和权势冲突，已没有进步与落后之分。因此，新派重新上台后，立 即对旧党进行打击报复。 在这种情况下， 素来敢于直言的苏轼， 首当其冲地被划入旧党一派， 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贬知英州，接着再贬至惠州。绍圣四年（1097） ，新党掌权的朝廷普 遍加重对元祐党人即旧党的惩罚，六十二岁的苏轼又一次遭到远谪，被贬为琼州别驾，到海 南岛的儋州居住。正如陪伴他的小儿子苏过在《次大人生日》诗中所说： “直言便触天子嗔， 万里远谪南海滨” 。 海南岛在宋代是极为僻远的蛮荒之地，从隋唐以来，只有犯了重罪的官员才流放到这里，往 往很少生还的希望。苏轼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居然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每日食芋饮水，著书 赋诗，怡然自得。有时还背着一个大瓢，在田野间散步，一边高唱着自己创作的歌词。这期 间，佛老思想又成了他求得自我解脱的精神武器，而且比黄州时期更加发展滋长了。他随遇 而安，旷达乐观，终于走完了这段艰险的人生旅程。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继位，神宗的皇后向太后听政，苏轼遇赦北还。建 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间病逝常州。噩耗传出，举国哀恸。 “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 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惠林佛舍”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后来，奸臣蔡京奏请朝廷严禁发卖苏轼的集子，可是越禁越流 ） 行。宋元以来，以他的生活为题材的民间故事、小说、戏剧就不断出现，历久不衰，反映了 人民群众对这位著名文学家的怀念和敬爱。 二、苏轼的诗论 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艺才能，不仅诗、词、文诸体艺术成就雄踞宋代文学史的峰颠，而且对 书法、绘画、音乐也有精深的造谐。然而，自北宋中叶诗歌复古运动以来，随着具有独特风 貌的宋诗的形成发展和成熟， 诗的表现形式与内在容量得到了空前的开拓与发展， 苏轼正是 将这一进程推向最高境界的宋代第一大诗人。 相对而言， 宋代的散文更多地表现出旧有文学 体式的传承性，词则更多地表现出新起文学体式的局限性，因此，在苏轼的文学成就之中， 只有诗足以作为其生平遭际、 艺术才能和思想意识等方面的最广泛的记录， 最有效的发挥和 最深刻的体现。 苏轼一生创作的诗歌数量极多，流传至今的有二千八百多首（中华书局 1982 年出版的《苏
    轼诗集》点校本，包括补编、他集互见，辑佚诗共 2823 首） 。他的诗是宋诗达到最高境界的 一个丰碑。 苏轼对于作诗的基本主张是“有为而作”（ 。《东坡题跋》卷二《题柳子厚诗》“诗须要有为 ： 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他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敢于揭露时弊。儒家“兴、 ” 观、群、怨”的诗论对他的影响很大。苏辙在他的墓志铭中说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 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 ”在激烈的党争中，他虽然历经 磨难，但对某些不合理的人和事，仍如骨鲠在喉，一吐为快。他自己在《思堂记》中曾说： “言发于心而冲余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 ”所以他能够 而且敢于写出那些反映民生疾苦、忧国忧民的作品。 自谪居黄州之后，苏轼屡遭贬谪，宦海浮沉，佛老思想发展，心情变化，诗风从豪迈归于淡 雅，诗论从托讽补世转为注重诗味的自得。他晚年追步陶渊明的冲淡高远。在《与子由书》 中，他说：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一百有九篇，至其得志，自谓不 甚愧渊明。 ”他还喜爱柳宗元的诗，日常“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 二友（ 《答程全父推官书》” ）。认为陶、柳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 ”《评韩、柳诗》。 ） 他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说： “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 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 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 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 ”他一方面推崇李、杜的英伟，同时又仰慕魏晋诗人的 高蹈，赞美韦、柳的淡泊。这封信比较全面地说明了他对诗歌的审美观念以及这些观念与他 自己遭际的内在联系。 三、苏轼诗歌的内容 苏轼诗歌的反映面极其深广，其中有同情民生疾苦的，有体现政治观点的，有描写山水风景 的，还有抒发亲情友谊和个人感慨的。 反映人民生活的苦乐和时政得失的篇章， 在苏诗中数量并不太多。 诗人主要的不是通过这样 一些题材和主题来直接揭示生活面貌的。 但他既然对人民具有深厚的同情， 又生活在一个统 治阶级内部斗争非常激烈的时代，本人也参加了那些斗争，那么，涉及民生、时政的诗，也 就很自然地在他的诗作中占了一定的地位。 在处理这类题材和主题的时候， 苏轼有时采取秉 笔直书，直接暴露的手法，如《荔枝叹》《吴中田妇叹》和《许州西湖》诸篇。例如《荔枝 、 叹》诗：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 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 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 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邪！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这首诗由汉唐时期官吏为了谄媚帝妃， 不顾人民死活地星夜赶送荔枝的史事， 联系到本朝官 吏竟献名茶奇花之现实， 已明显超越了汉唐以来诗歌中咏叹荔枝的传统主题， 而着重在于对 “争新买宠”的当朝权贵的抨击。苏轼此诗作于绍圣年间谪居惠州时，虽然下距穷奢极侈的 徽宗朝尚有十来年，但此种倾向实已显露，诗中着重点放在本朝之事，并流露出对这种倾向 的发展的深切隐忧， 正体现了诗人对社会政治的敏锐观察力和准确的预见性。 诗中揭露官吏 争新买宠，谄媚无耻的行为，不稍隐讳，指名道姓。通篇直写而有开合，纪昀谓为“波澜壮 阔，不嫌其露骨。（见《苏文忠公诗集释粹》卷十五） ” 但更多的时候， 苏轼对这类题材与主题的处理， 却使用了他自己特别擅长的侧面的讽刺手法。 这在《山村五绝》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其三、其四两诗：
    其三：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其四：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山村五绝》 ，本为“乌台诗案”中被指控的主要作品，舒禀在奏折中即据此类作品说苏轼 “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谗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 （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这里的 ） 第三首、第四首即直接针对盐法、青苗法，从对其弊端的揭露，表现出新法造成的社会问题 与消极作用。虽然由于保守政治观点的局限，苏轼偏面夸大了新法的消极面，而未能从积极 方面发现王安石变法的优越性，但他对人民生活困苦的深刻同情，仍然是值得重视的。这种 深刻的同情，乃是通过作者独特的讽刺手法表达出来的。诗人告诉我们：山村中的老人难道 是像孔子那样沉浸在韵乐里面， 连味觉都暂时失去作用了吗？当然不是， 他们不过是已经很 久没有吃到盐罢了。还有，许多农民老老小小争着跑到城里去借青苗钱，可是拿到手以后， 随即把它胡乱花掉了，剩下来的唯一成绩，就是孩子们因为常常进城，学会了一些城里的口 音。诗人的口吻是幽默的，笔法是尖利的，表达的心情是沉重而蕴含哲理批判意味的。 苏轼的另外一些诗篇也写出了当人民过着比较平静愉快的生活时他的欣慰。 《新城道中二 如 首》之一：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月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 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 这首诗以极其清新的笔墨描写了春日的农村、絮帽、铜钲的比喻，新鲜而又奇特。竹篱边伸 出了艳冶的野桃，沙水边掩映着报拂的垂柳，也非常典型地画出了浙江锦锈一般的原野。而 诗人眼中这些看来教人愉快的景物， 又是和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愉快的农民分不开的。 或者 说，耕作者的愉快感染了诗人，才使他写出了这篇好诗。使我们感到十分有趣的是， 《新城 道中》和《山村五绝》是同一时期创作的，它们恰好从不同的方面说明了诗人对人民苦乐的 高度关怀，而《新城道中》所写的农民生活，又恰好适当地纠正了《山村五绝》中诗人对生 活在新法下的农民遭遇所持有的片面性的看法。这也证明，苏轼的创作，也和其他伟大的古 典作家一样，主要的从自己的生活实际出发，而不是从自己的政治偏见出发的。 苏诗在内容方面最突出的表现， 应当是大量的抒发个人情怀与歌咏自然景物的作品。 这些作 品在极广阔的范围内反映了诗人对于生活的无限热爱， 对于束缚个性的环境的抗拒以及在任 何困难面前都不会丧失的乐观主义精神。 他诗中这种极为可贵的精神， 常常是通过对于自然 景物歌咏，对于行役羁旅的记述来加以反映的。如《游金山寺》 ：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 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 微风万顷靴纹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 飞焰照山栖乌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 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熙宁四年（1071） ，诗人因为反对变法，外调杭州。这首诗就是由汴赴杭经过镇江时的游览 之作。 它不只刻画了雄伟壮丽的金山景色， 而且在对于这些景物的感受中很自然地流露了自 己的抑郁而矛盾的心情。他从现在所看到的江山，联想起自己的家乡，不由得引发退隐的情 绪。这种退隐情绪表面上看是消极的，然而在实质上，这种消极却正是一种反抗寂寞的表现 形式。 苏轼歌咏自然景物的一些篇幅短小的诗歌，特别为人所称道。如： 《望湖楼醉书》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 宜。 《望海楼晚景》 ：横风吹雨入楼斜，壮观应须好句夸。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 这三首脍灸人口的绝句，写的都是杭州雨景。诗人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手法描绘了有人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