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曾孙王汾收集其逸文遗篇，又编为《小畜外集》十三卷（现残） ，两集共存诗五百多首， 文二百余篇。 2．诗歌创作情况 王禹偁自幼喜读白居易诗，他的诗歌创作道路，就是从对白居易的闲适诗、唱酬诗的学习与 模仿开始的。其在三十岁中进士前，与毕士安为唱和之友，多有唱和之作。及第之后，刚到 成武县主簿位上， 即与鱼台主簿傅翱唱和。 次年移官长洲知县， 又与吴县知县罗处约相唱和。 被贬到商州后，他又跟商州知州冯伉酬唱，一年时间作唱和诗近百篇。这一时期他有意识地 摹仿白居易的唱和之作， 大量创作酬唱诗篇， 一方面作为在官场中应酬、 交际的手段和工具， 另一方面也是其仕途顺利的境遇的产物和优游闲适的心态的体现。 作为杰出诗人， 即使是官 场中的应酬之作，王禹偁有时也能写出较好的诗篇，如《除夜寄罗评事同年》其一： “岁暮 洞庭山，知君思浩然。年侵晓色尽，人枕夜涛眠。移棹灯摇浪，开窗雪满天。无因一乘兴， 同醉太湖船。 ”全诗属对工切，语音清雅，颈联尤见精警，首联之“洞庭山”“思浩然”与 、 尾联之“一乘兴”“太湖船”遥相契照，思绪完然缜密，且一气舒卷，实已由白体上窥盛唐， 、 略具孟浩然之风。清人贺裳评其诗云： “王禹偁秀韵天成……虽学白乐天，得其清而不得其 俗” （贺裳《载酒园诗话》。可见，王禹偁创作的大量浅易平俗的唱和诗，既有与其他白体 ） 诗人的共同之处，又同时显示出超越流俗、高人一筹之处。当然，从总体上看，王禹偁的早 期唱和诗，毕竟多为流连光景、应酬客套之作，且多为律诗，艺术形式上虽然对偶工切，但 却语近意浅，内蕴贫狭。他晚年自编《小畜集》时，对早期唱和诗收录很少，表明他对早期 诗风的否定及对元和体态度的改变。 还须指出的是， 王禹偁早期学习白诗而不囿于元和体， 他关心人民疾苦和积极用世的进取精 神，使他突破了元和体的范围，进而学习白居易任谏官时写讽谕诗的诗风。早在三十五岁任 左司谏时，他作有讽谕诗《对雪》 ，一方面反映人民的徭役之苦，一方面又抒发自己忧国忧 民的情怀。诗中有句云： “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不耕一 ” 亩田，不持一只矢，惭无富人术，且乏安边议，空作对雪吟，勤勤谢知己。 ”这种反躬自责 的进步思想，正是他的文学事业能取得成就的基本原因。 王禹偁诗风的转变，是在淳化二年（991）至淳化四年（993）谪居商州期间。这一时期，是 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挫折，但同时也是他的诗歌创作发生重大变化，创作力空前旺盛，成 就最高的时期。初到商州时，由于仕途失意之感，王禹偁借吟诗酬唱以作排遣，创作了数量 更多的唱和诗。只是这时的唱和诗已不再是用作互相娱乐，图谋进身的需要，而是相互慰藉 与自我排遣的情感抒发了。 可以说， 贬官商州、 滁州后， 王禹偁本人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 他真切感受到了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形， 诗歌风格随之而变， 他自觉地学习白居易新乐府的精 神，大量创作了反映现实、爱国爱民的作品，如《畲田词》《谪居感事》《金吾》《秋霖二 、 、 、 首》《感流亡》等，比较深刻地反映和揭露了北宋初期的社会矛盾，有着强烈的时代色彩。 、 在艺术形式上，他也沿着白居易讽谕诗大都采用古体的传统，通过朴实无华的语言，将自己 的感情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 诗风平易自然， 作为宋诗在艺术上的显著特征之一的散文化手 法，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也就是说，到北宋中期形成的具有独特风貌的宋诗，在王禹偁的 部分作品中已经埋下了一个重要的伏笔。 与白居易前后期诗风的变化一样， 王禹偁前后期诗风的变化， 也是由创作心态的改变所造成。 白居易后期唱和诗，是其“知足保和”的心理所造成，前期讽谕诗，则是其“唯歌生民病” （白居易《寄重生》 ）的精神的产物；王禹偁前期唱和诗，是其仕途顺达的心理体现，而其 后期讽谕诗，也正是其幽恍怨愤的情感流溢。所不同者，白居易前后诗风的改变，呈现一种 逐渐浅俗化的趋向，而王禹偁前后诗风的改变，则构成一个逐渐深刻化的过程。因此，王禹 偁后期诗歌虽然仍多以白诗为范式， 但其发展趋向是尤足重视的， 而这也正是其最终得以超 越白诗，进而上攀杜甫的重要原因。
    王禹偁不仅由以诗为应酬手段进而效法白居易的讽谕诗， 而且更由白体进而向杜甫集中寻求 诗歌艺术的新境界，他在《送丁谓序》中说： “诗效杜子美” ，在《日长简仲咸》中又盛赞“子 美集开诗世界” 。他有诗句云“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 ，前一句是学习白居易的 总结，后一句则是学杜的自勉。这表明了他对杜甫的尊敬，及向其学习的决心。王禹偁学杜 注意从造语入手，又重视意境的创新，如他的绝句《杏花》之一，律诗《村行》等，无论在 风格的沉郁方面，抑或字句的锤炼方面，都不是那些应酬唱和之作所可比拟的了，而其中充 溢着的对国事民生念念不忘的真情实感，更是得杜诗之精髓。 3．文学理论思想 王禹偁针对入宋之始，文坛上沿袭晚唐五代旧习的 “妖艳” 、 “靡漫”文风，表示了强烈不满， 主张“复古” ，维护“斯文” 。他在《答张扶书》中阐明了自己对文学的看法： “夫文，传道 而明心也。古圣人不自己而为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则无咎，事君则有立。 ”主 张“传道明心” ，是王禹偁基本的文学观。其所谓“心”“道” 、 ，与传统文论中“情”“理” 、 之义相近， 是对文学作品须具有丰实内容的要求， 与韩愈、 柳宗元文道合一的思想一脉相承， 其实质体现了言志、缘情两大诗学思想体系的共存。 对于如何实现“传道明心” ，他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 又辅之以学， 助之以气，吾将见子以文显于时也。 ”即认为诗歌应做到文辞明白晓畅，平实易懂，这正是 他学习仿效白居易“老妪都解”的讽谕诗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他也不排斥“词丽” ，明 确主张“词丽而不冶，气直而不讦，意远而不泥” （王禹偁《冯氏家集前序》。要求“词丽” ） 、 “气直”“意远”兼备，同样是为了实现“传道明心”的目的，但与一味追求平实的白居易 、 讽谕诗的艺术表现已有相当大的差异。可见其在寻求“传道明心”的最佳实现途径并力倡平 易诗风之时，已同时明确意识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的重要意义，而这无疑正是他最终 得以超越白体诗风的思想根源。 4．文学史意义 在唱和诗风弥漫的宋初诗坛，王禹偁能有意识地革除时弊，向杜甫和白居易学习，在宋代诗 歌发展上，无疑是有功绩的。清人吴之振在《宋诗钞·小畜集钞》的序文中说，王禹偁“学 杜而未至” ，但又强调指出： “元之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文忠（欧阳 修）之诗，雄深过于元之，然元之固其滥觞矣。穆修、尹洙为古文于人所不为之时，元之则 为杜诗于人所不为之时者也。 ”这段话揭示了王禹偁诗歌在宋初诗坛独步异响的面貌及对宋 代文坛的直接影响， 尤其是对以欧阳修为开端的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导启作用。 欧阳修本人 所作《书王元之画像侧》诗云： “想公风采常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 ，可见其对王禹偁的崇 仰之情。其后，苏轼作《王元之画像赞并序》 ，热烈称颂王禹偁“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 ，并 自谓“原为执鞭不可得” ；黄庭坚作《题王黄州墨迹后》诗亦云“世有斫泥手，或不待郢工？ 往时王黄州，谋围极匪躬。朝闻不及夕，百壬避其锋。九鼎安磐石，一身转秋蓬” ，对王禹 偁道德文章均备极推崇。通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歌创作活动，正显示了具有独 特风貌的宋诗形成的过程，而他们却几乎全然一致地崇仰王禹偁，并由其诗学成果“承流接 响” ，无疑透露了王禹偁诗歌创作所具有的成熟化了的宋诗的某些重要特征和内在质素，而 这一点也正是王禹偁的诗歌在宋诗发展史上的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二、晚唐体诗 稍后于白体诗人活跃于宋初诗坛上的是晚唐体诗人。这一派诗人继承晚唐诗风，推崇贾岛、 姚合等人，故称晚唐体（唐诗分期，是一个很复杂有争议的问题。按照后来通行的初、盛、 中、晚分期法，贾岛、姚合等人，只能归入中唐。这里仍按宋人论宋初诗派的旧说，即将唐 诗大略分为初、盛、晚三期，而将中唐并入晚唐） 。实际上，晚唐诗坛本身甚为复杂，既有 以温庭筠、李商隐、韩偓 等人为代表的绮艳诗风，也有以皮日休、杜荀鹤、陆龟蒙等人为 代表的写实诗风，但是在唐末五代时期流被最广、影响最大的却是以贾岛、姚合为宗的清苦
    诗风。 《蔡宽夫诗话》 “唐末五代， 说： 流俗以诗自名者……大抵皆宗贾岛辈， 谓之 ‘贾岛格’ 。 （”晚唐诗格”条，见郭辑本《宋诗话辑佚》卷下）宋初学晚唐的诗人，即沿袭这种风尚。 晚唐体诗人主要有：林逋、潘阆、寇准、魏野、魏闲、鲁三交、赵忭及九僧等。 （一）晚唐体代表作家简介 1．潘阆 潘阆，自号逍遥子，早年在京师卖药为生，因宦官王继恩的推荐，得到太宗的召见，赐进士 及第， 授四门国子博士。当继恩犯罪下狱时，他即逃亡隐匿，遁入中条山。 真宗曾亲加逮问， 旋获宽释，贬至信州，流寓当涂、贵池一带，又授职滁州参军。后遨游于大江南北，放怀湖 山，随意吟咏，寓居钱塘，卒于泗上，有《逍遥集》一卷。他特别推崇贾岛，曾有《忆贾阆 仙》云： “风雅道何元（玄） ，高吟忆阆仙；人虽终百岁，君合寿千年。骨已西埋蜀，魂应北 入燕，不知天地内，谁为续遗编！ ”但他的诗风比较平淡自然，不事雕琢，并不和贾岛之以 清奇僻苦为主者完全一致。如《望湖楼上作》 ，可见一斑： “望湖楼上立，竟日懒思还。听水 分他浦，看云过别山。孤舟依岸静，独鸟向人闲，回首重门闭，蛙声夕照间。 2．魏野 魏野（960-1019） ，字仲先，号草堂居士，世代务农，不求闻达。真宗闻名召见，他却闭户 踰墙而遁，但这位终身不仕的隐逸诗人并不拒绝与显贵们交游唱酬。他早年学白体，后来和 寇准来往密切，转宗晚唐。 《宋史·隐逸传》说： “野为诗精苦，有唐人风格，多警策句，所 有《草堂集》十卷，大中祥符初，契丹使至，尝言本国得其上帙，愿求全部，诏与之” ，可 见他当时诗名很大。现存《东观集》十卷。其诗如《题崇胜院河亭》“陕郡衙中寺，亭临翠 ： 霭间。几声离岸橹，数点别州山。野客犹思住，江鸥亦忘还。隔墙歌舞地，喧静不相关。 ” 其诗风冲淡闲逸，胸次不俗。其子魏闲，也有诗名，风格略同。 3．林逋 林逋（967-1028） ，字君复，钱塘（今杭州市）人。 《宋史·隐逸传》说他“性恬淡好古，不 趋荣利，家贫衣食不足，晏如也。尝游江淮间，久之，归杭州，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 不及城市。真宗闻其名，赐粟帛” 。卒谥和靖先生。现存《和靖诗集》四卷。他终身不娶不 仕，以梅、鹤作伴，称为梅妻鹤子。名士高僧都喜欢跟他交往唱酬，其诗风格清淡，意趣高 远。代表作为《山园小梅》二首之一：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 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 尊。 ”其中“疏影”“暗香”一联，抓住了梅花的艺术特征，又注入了诗人的美感意识，写 、 得很入神，历来是传诵的名句。后来南宋词人姜夔创自度曲咏梅，即以[暗香]、[疏影]命名。 林逋和魏野是当时名声最大的隐逸诗人。陆游说： “祥符、天禧间，士之风节、文学名天下 者，陕郊魏仲先、钱塘林君复二人，又皆工于诗。方是时，天子修封禅、告太平，有二人在， 天下麟、凤、芝草，不足言矣。（ ”《跋林和靖帖》 ）对他们真是推崇备至了。 4．九僧 学习晚唐体最逼真的是九僧。欧阳修《六一诗话》说： “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 有集，号《九僧诗》 ，今不复传矣。余少时，闻人多称之。其一曰惠崇，余八人者，忘其名 字也。余亦略记其诗，有云： ‘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 ’又云： ‘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 西’ 。其佳句多类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谓九僧者矣。是可叹也！当时，有进士许 洞者，善为词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 ‘不得犯此一字’ 。其字乃 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 。这 段话表明，宋初“以诗名于世”的九僧，到欧阳修时，已不仅诗集“不复传” ，甚而被人“忘 其名字” ，可见其不求有闻于世的心态与踪形。同时这一记载生动地指出了他们诗境极其狭 窄的特点和缺点。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对《六一诗话》的记载有所补充，他说： “欧公云
    《九僧诗集》已亡，元丰元年（1078 秋） ，余游万安山玉泉寺，于进士闵交如舍得之。所谓 九诗僧者，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氵天 州简长、青城惟凤、淮南惠 崇、 江南宇昭、 峨眉怀古也， 直昭文馆陈充集而序之。 现存 ” 《九僧诗集》 就有景德元年 （1004） 陈充的序，可见是宋本之旧（ 《九僧诗集》有上海医学书局 1936 年影印本） 。计收诗 135 首 九僧中当以惠崇为代表，他工诗善画，和其他八位僧人以及林逋、寇准、杨亿、刘筠等都有 诗文来往。九僧的风格除受贾岛的影响外，王维、孟浩然和刘长卿诸家对他们也有一定的先 导作用。 这群诗僧都善于以字句精炼的五言律诗描绘山水风物和幽雅的生活环境， 其他则非 其所长。 5．寇准 晚唐诗派中唯一的高官是寇准。 一些在野的名士如潘阆、 魏野、 林逋和九僧， 都是他的诗友， 围绕着他开展唱和活动，使他自然成为这些诗人的盟主。寇准（961-1023） ，字平仲，华州 下圭阝（在今陕西渭南县东北）人。现存《寇忠悯公诗集》三卷。寇准一生，除去在其生命 的最后两年被贬谪岭南外， 可谓荣华富贵， 位极人臣。 但诗歌风格却完全是另一种面貌。 《四 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二提要说： “准以风节著于时，其诗乃含思凄惋，绰有晚唐之致。 然骨韵特高，终非凡艳所可比。 ”体现了生活环境、社会环境与其创作心理、审美意识之间的较大反差。 《瀛奎律髓》卷十评云： “莱公诗学晚唐， （与）九僧体相似， ”其格调气味跟魏 野、惠崇辈确是非常接近的。 （二）晚唐体总体艺术风格 1．从艺术手法上看，善于在精巧构思中描摹自然景物。既不同于西昆体的轻白描而重用事， 又有别于白体末流的过于浅俗平易。杨慎尝评其“忌用事，谓之‘点鬼簿’ ，惟搜眼前景而 深刻思之” （杨慎《升庵诗话》 ）可谓烛见其微。其由于“忌用事” ，所以有别于西昆体；而 其同时必“深刻思之” ，所以又有别于白体。 2．从内容上看，精于写景，多流连山水、逍遥泉石之作。 3．从艺术境界上看，小中见巧，诗风寒寞，诗境狭小。如魏野《盆地萍》“乍认庭前青藓 ： 合，深疑鉴里翠钿稠。莫嫌生处波澜小，免得漂然逐众流” 。此诗写池中浮萍。前二句以“庭 前青藓”“鉴里翠钿”的生动喻象显示出浮萍的色彩、形态及其生活环境和范围，已见精巧 ， 构思；后二句承其生长环境写出，虽然“生处波澜小” ，却可免于“漂然逐众流” ，突出了对 “虽小却好”的赞赏，又见甚富理趣。但是，正因为这种“虽小却好”的审美趣味，实际上 造成诗中思维空间及其艺术境界的极端褊狭，而这正可视为整个晚唐体诗的普遍风气和特 点。同时，从“莫嫌”“免得”的主观倾向，也分明可见诗人自身的创作心态乃至其人生态 、 度的喻示。 （三）晚唐体诗派评说 晚唐体大致起于太宗时，至真宗朝形成风气。他们喜作五律，崇尚白描，少用典故，但并不 忽视炼字炼句。由于苦吟，所以常有沁人心脾的佳句，而且往往在两联对句上见出功夫。但 他们生活积累不足，意境较狭，往往沉溺于用小巧细碎的笔法来描摹景物，或者发抒清苦幽 僻的个人性情， 变化不多， 波澜很少， 所以等到西昆体勃兴后， 这一派的势力便相形见绌了。 三、西昆体诗 （一） 《西昆酬唱集》与西昆体代表作家 与晚唐体基本同时活跃于宋初诗坛的另一个诗派是西昆体。这一诗派的形成，是以《西昆酬 唱集》为标志的。欧阳修《六一诗话》云： “盖自杨、刘唱和， 《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 之，风雅一变，谓之“昆体” 。田况《儒林公议》更明载： “杨亿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 钱惟演辈皆从而效之，时号杨、刘。三公以新诗更相属和，极一时之丽。亿复编叙之，题曰 《西昆酬唱集》 ，当时佻薄者，谓之西昆体。 ”这些记载表明了西昆体与《西昆酬唱集》密不 可分的因果关系，可以说正是《西昆酬唱集》的行世才形成了西昆体诗派。
    《西昆酬唱集》是宋初唱和诗风发展到顶点的必然产物。集中共收十七位作者的五、七言近 体诗二百五十首。其中杨亿七十五首，刘筠七十一首，钱惟演五十五首，三人所作占全集五 分之四以上，其余十四人的诗共计只有四十八首。 《西昆酬唱集》的由来是这样的： 景德（宋 真宗年号） （1005）二年九月，真宗命杨亿等着手编篡一部名为《历代君臣事迹》的千卷巨 著（此书后改名《册府元龟》 ，今存） ，参加编篡工作的人都会聚在收藏皇家古籍的秘阁里， 他们在工作和闲暇之余，经常作诗往来唱和。后来杨亿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秋，把他们 在秘阁三年中互相唱和的诗篇汇集成册，为了标榜他们的身份地位，杨亿根据《山海经》和 《穆天子传》记载昆仑山之西有玉山册府的典故，把诗集取了这个美好的书名。其实，参加 唱和的十七位作者并不都是秘阁里的编篡人员， 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创作风格也不是完全一致 的， 如杨亿反对真宗搞劳民伤财的祀神求仙， “忠清鲠良之士” 是个 （苏轼 《议学校贡举状》， ） 丁谓则一味地迎合君王，干了不少坏事；又如张咏的唱和诗虽学杨、刘，但他《乖崖集》中 的作品大都接近晚唐体,有些讽喻诗还是在王禹偁的影响之下写出来的.可见他们之间存在着 不少分歧之点,只是因为彼此都和杨、刘有诗歌往还，所以他们的一部分作品就被归入这部 唱和集里了。西昆诗人的创作目的仍与宋初承袭元和体的风气相同，是为了唱和消遣，其写 作方法则是以从历代的文籍中“挹其芳润”为能。 西昆体代表作家是杨亿、刘筠、钱惟演。杨亿（974-1020） ，字大年，建宁州浦城（在今福 建省）人，七岁能文，太宗甚为赏异，淳化三年（992）赐进士及第；真宗时为翰林学士、 户部郎中，知制诰，文格雄健，才思敏捷。刘筠（970-1030） ，字子仪，大名人，咸平元年 （998）举进士，以大理评事为秘阁校理， 《宋史》本传说： “筠景德以来，居文翰之选，其 文辞善对偶，尤工为诗，初为杨亿所识拔，后遂与齐名，时号杨、刘” 。钱惟演（977-1034） ， 字希圣，五代十围时吴越王钱俶之子，真宗时授太仆少卿，命直秘阁，知制诰，预修《册府 元龟》 ，官至枢密使。西昆体诗人中不仅杨、钱、刘三人为朝中高官，其余也都仕途通达， 多有官居高位者，这是西昆体诗人的一个显著共同点，也是形成一部《西昆酬唱集》乃至一 个风格趣味相类的诗派的重要的客观条件。西昆诗人崇高精丽繁缛诗风，追求用典的贴切， 属对的工巧，音节的和婉，以师法李商隐为主，兼学唐彦谦。李商隐和唐彦谦都是学习杜甫 而有成就的晚唐诗人， 但西昆派却迥避老杜的沉郁博大， 而片面追求李商隐的雕采巧丽和唐 彦谦的韵律铿锵。这不但反映了他们创作思想的实质，而且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大有成就。 （二）西昆体的特色 1．创作内容狭窄。 《西昆酬唱集》中的诗篇，总不外是受诏修书，宫廷游宴，或者是描摹物 态，流连光景。如《禁中庭树》《馆中新蝉》《夜宴》《荷花》《梨》《泪》《夕阳》《柳 、 、 、 、 、 、 、 絮》等题目，一人首倡，其他馆臣便赓迭相和。如李商隐有《无题》 “来是空言去绝踪”一 首，杨、钱二人就有同韵和诗。其作品具有李商隐诗的外形，却缺乏李诗那种潜藏在精丽的 字句与恰切的典故中的真情实感与深悲积怨。 由于他们整天在秘阁里钻故纸堆， 书本知识和 辞章修养当然远远超过晚唐五代的一些乱世文人， 但其作品却仍然显得内容空虚， 思想贫乏， 只有部分咏史的篇目，借古喻今，是其中较有现实意义的较好作品。 需要说明的是，对杨亿等人的评价，不能单从主要是反映其文学侍从之臣的生活的《西昆酬 唱集》来着眼。他们都有自己的文集，在《酬唱集》之外还有许多作品。如杨亿， 《宋史》 本传称赞他“博览强记，尤长典章制度，时多取正，喜诲诱后进，以成名者甚众”“重交游， ， 性耿介，尚名节” 。他的文学创作内容并不单薄，有一些具有充实内容，贴近现实生活的诗 作，艺术风格也并不拘于所谓西昆一体，也曾学过白体。这些都可见出杨亿的艺术技巧是成 熟的，内容风格是多样的。 2．专工律诗。西昆诗人主要学习李商隐诗的艺术成就。 《西昆酬唱集》中的诗篇用典贴切， 属对工巧，音节和谐，非学有根柢、才力富健者不能有这种熔铸功夫。西昆诗人“宗法李商
    隐，词取妍华，而不乏气象”“锻炼新警之处终不可磨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们学 ， （ ） 习李商隐诗华美典丽的词藻，曲折隐幽的用典使事，朦胧幽约的感情表达方式，其优秀之作 确深得义山艺术精髓。如杨亿《汉武》诗， 《古今诗话》即评为“义山不能过也” 。但毕竟西 昆诗人的生活遭际及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处在凄风苦雨、 动荡不安的晚唐时期的李商隐有着太 大的反差， 因而他们的诗作往往得李诗之形式而缺乏李诗那样真实深刻的内容， 即使写忧患 悲愁，也难免为赋新诗强说愁之浮浅做作。不过，这种华美典丽的艺术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北宋前期统一帝国的堂皇气象， 另一方面其对诗歌艺术形式美的着意追求， 也为宋初诗 坛注入较为高层的审美意绪， 并成为以追求艺术形式美为主要特征之一的北宋中期以后形成 的具有有独特风貌的宋诗的构成因素之一。 欧阳修曾将西昆体与晚唐体相比较， 认为西昆诗 人“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 （欧阳修《六一诗话》，给予极高的评价；只是 ） 其末流“效之者雕琢太甚，渐失本真” （胡鉴《沧浪诗话注》。因而，欧阳修一方面对西昆 ） 末流再以“优游坦夷之途矫而变之” ，另一方面又“有取于昆体” （明嘉靖玩珠堂刻本《西昆 酬唱集序》。 ） 从另一个角度为构建宋诗进行艺术经验的积聚。 这是西昆体在宋诗发展史上值 得肯定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西昆体流连光景，空洞无物的诗歌内容，既不能明道致用，配合中央集权的措 施，更好地宣传儒家思想，巩固封建王朝，也不能借以反映现实，作为文人士子参政议政， 推动政治的改良和社会发展的工具，所以虽然风行一时，却不免招致非难和批评，这对西昆 体诗人及其后进不能不产生一定的警示作用。 同时， 西昆派本身在创作上专事模仿的弱点也 不免成为社会上讽刺的对象，刘攽《中山诗话》曾载有如下一则轶事： “祥符、天僖中，杨 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李义山，号西昆体，后进多窃义山语 句。尝内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裂，告人曰： ‘吾为诸馆职挦扯至此！ ’闻者欢笑。 ” 这些艺人指摘昆体的弊端是尖锐的。 总之，处于北宋初期六十年最后阶段的西昆体，作家众多，影响广泛，欧阳修《六一诗话》 云： “盖自杨、刘唱和， 《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之昆体，由是唐贤诸 诗集几废而不行。 ”他又在与友人书中说： “杨、刘风采，耸动天下。（刘克庄《后村诗话》 ” 前集卷二引欧阳修语） 其造成的典丽雕琢之风， 。 几乎被后人当作整个宋初时代的流行诗风， 因而，其产生的流弊成为随后而来的诗文革新运动斥责的主要对象，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 第三节 “宋调初成”的仁宗、英宗朝革新诗坛 一、这一时期诗坛概貌 经过宋初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在仁宗、英宗当政四十余年间（1023-1067） ，宋代进入了全 面兴盛的时期。不仅经济繁庶，达到整个宋代的高峰，而且中原息兵，达半世纪之久。这一 和平繁庶的社会环境， 自然成为文化的繁荣乃至发展的坚实基础和促进因素。 宋代在中国学 术文化史上是继汉代之后的又一个儒学极盛时代， “汉宋”向来并称，而这一儒学复兴浪潮 经过宋初六十余年的涵育，在仁宗朝时走向兴盛。北宋时期的儒学复兴，是中国社会史和思 想史上的重大事件， 作为儒学复兴之一翼的北宋文学复古运动， 从文学的角度对儒学复兴精 神做了生动体现和成功实践， 不仅成为这一时期儒学复兴的文学表征， 而且对其后一千余年 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作为北宋文学复古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诗歌复古运动， 由于脱胎于这样的文化土壤， 因而 一改宋初诗坛唐风笼罩的状况， 形成了自己的独有风貌： 一方面对北宋初期诗坛而言体现出 浓厚的复古意识，另一方面对远古传统而言又显示出强烈的创新态势，并非泥古不化，比如 对骚雅传统的恢复就与此前骚雅传统本身大有不同。 而正是这种复古与创新的激烈冲突和特 殊缠结， 孕就了既力图恢复儒家诗学传统反映社会内容又旨在别辟诗学新径一扫前代诗风的 具有独特风貌的宋诗的出现。从这一意义上，北宋时期的诗歌复古运动的开始，也就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