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主张主要体现在他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 《序》云：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现齐 梁间诗，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 ，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明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 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云： “张茂先、 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 ”仆亦以为知言也。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 以传示之。 陈子昂的这篇《序》 ，据研究，作于他死前几年，约在他乞归侍养之前不久，但这篇序中所 表达的思想，却是他在诗歌创作实践中所追求的诗歌主张的理论表述，从这篇序来看，其意 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他对六朝以来特别是齐梁时期诗歌的批判，既旗帜鲜明又抓住了要害。指出他们的弊 病所在是“兴寄都绝，彩丽竟繁” ，并且认为这种文风自晋宋以来已流传“五百年矣” ，流弊 很深，非加以改革不可，自己对这种文风是“常耿耿”而深为不满，因而立志要加以革除。 这显示出陈子昂在诗歌革新方面，不仅具有很强的主动性，而且改革的目标很明确。我们知 道，自南北朝以来，诗歌创作往往强调的是“吟咏性情”的一面，注重诗歌的词采之美，但 却忽视了诗歌的比兴美刺， 也即忽视了诗歌对社会现实生活内容的反映。 陈子昂的批判可说 是抓住了六朝特别是齐梁以来诗的要害所在，特别是他指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 ，这就不 仅具有现实针对性，而且站得高、看得远，这样他的批判就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第二，在批判的同时，他明确地提出了纠正的方法与途径。这就是在肯定汉魏文学传统的基 础上，主张文学创作应恢复“风骨” “兴寄”的优良传统。所谓“风骨” ，就是诗歌创作中把 端正、健康、明朗的思想感情与刚健遒劲清新的风格相统一的一种美学品格。陈子昂提倡风 骨，就是要使诗歌创作既具有充实的内容，又具有刚健有力的风格，从而矫正齐梁以来感情 卑弱，语言绮靡的诗风。所谓“兴寄” ，就是强调诗歌的比兴寄托，托物喻志，因物起兴。 也就是要求诗人创作中要有感而作，从陈子昂对齐梁诗风的批判来看，他的“兴寄”就是要 使诗人在创作时关注社会与现实人生，写出由此而激发的作者的感受。陈子昂的这种主张， 对于扭转齐梁诗歌缺乏充实的社会现实内容， 使诗歌重新走上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道路， 是 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的。 第三， 在这篇序中， 陈子昂批判齐梁诗风， 肯定建安风骨的同时， 通过对东方虬诗歌的评价， 提出了自己对于建立新诗风的要求， 这就是要 “骨气端翔， 音情顿挫， 光英朗练， 有金石声” ， 使人读后，能“洗心饰视，发挥幽郁” 。也即诗歌要在内容劲健刚直，感情热烈昂扬，在音 节上铿锵有力，气势飞动，在辞采上要光彩辉映，明朗皎洁，使人心明眼亮。胸襟开阔，涤 烦去忧，既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又有显著的社会效果。他的这种建立新诗风的正面主张， 实际上是他所标举的“风骨”“兴寄”的具体描述，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 “风骨”“兴寄” 、 是在思古人中提出的，而新标准则是赞今人中提出的，前者打的是复古的旗号，后者则具有 立新的性质。由此可以看出，陈子昂的复古，实际上是以革新为目的。 陈子昂的主张，归根到底就是要通过强调“风骨”与“兴寄”来矫正诗坛的软弱柔靡诗风， 象他这样目光锐利、旗帜鲜明、目的明确的主张，在当时尚无第二人，因而他的主张对扭转 有唐一代诗风真诚上健康的发展道路，并对唐诗风貌的建立，确实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所 以罗宗强先生说： “他把唐朝建立以来诗歌缓慢的而又是不可阻拦的发展趋势，加以确切的 理论概括和理论表述，变成了一个响亮的号召，从而推动了诗歌的进一步发展。 ”金人元好
    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则云： “沈宋横驰翰扬，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金 人铸子昂。 ”可见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当然，陈子昂理论也有它的弊端。这主要表现在“兴寄”说的“寄” 。由于侧重点在“寄” 上，若处理不当，为“寄”而写诗，非由感情激越不可自抑写诗，则往往理胜于情，形成寄 则有之， “兴”则未至。王夫之评陈子昂《感遇》诗，谓其“似诵以说，似狱词，似讲义， 乃不复似诗”《唐诗评选》，虽带偏激，然亦颇中其弊。 （ ） [ 本帖最后由 朱哲 于 2005-9-15 13:11 编辑 ] 作者: 朱哲 时间: 2005-7-26 14:03 宋代文学 绪论 宋代文学概说 宋王朝从公元 960 年到 1279 年，前后经历了 320 年。其中北宋是从公元 960 年赵匡胤在陈 桥驿发动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宋王朝起，至 1126 年金兵攻入北宋汴京城为止，共 历九帝： 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 南宋是从宋高宗建炎 元年（1127 年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年号建炎）起，至祥兴二年（1279 年）南 宋被元灭亡止，共历九帝：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恭帝—端宗—帝昺。 宋代文学有其鲜明的特色。 一、宋代文学的社会背景 （一） 政治方面 在政治上，宋代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制。公元 960 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在开 封东北四十里）组织兵变，代周自立，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后将近二十年间，宋太祖赵匡胤 和太宗赵光义又先后用武力和外交的手段吞并了南方的几个独立王国和建都在太原的北汉。 中华民族经过唐末五代长期分裂的局面， 到这时才在大部分地区取得了统一。 为了防止中晚 唐以来藩镇割据、 尾大不掉的政治局面的重演， 同时又结合自己通过陈桥兵变夺得帝位的经 历，宋太祖赵匡胤特别警惕手下将领效法他那一套去反叛他。因此，他竭力削弱地方势力， 千方百计巩固中央政权。例如在官制上，宋王朝采取官与职分离，使那些为人所景仰的重臣 空有大的官号而无实权， “尊而不重” 。宋以前朝廷中的宰相权力甚大，总理一切事务，但到 了宋代，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北宋王朝为了防止宰相的专权，在宰相之下又设参知政事， 并以枢密使、三司使分取宰相的军事大权和财政大权。在中书、枢密二府之外又有台谏，形 成中书治民、三司理财、枢密主兵各不相侵的局面，而监察言路之权力非常之大。这样，不 仅使行政、司法、财政、军事种种大权都集中到中央来，而且最后的裁决，多得听命于皇帝 一人。赵宋帝王通过这些措施，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地方上于州郡长官之外又 设通判，使彼此互相牵制。这就使当时的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难行，在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 和军事问题时彼此争论不休，却很难制定有效的对策。 “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 ，这是后 人对于他们的尖锐讽刺。 （二） 军事方面 赵宋王朝的军事制度，带有明显的对内严防和集权性质。朝廷把各州的精兵都调往京师，升 为禁军，直接由中央统帅，守卫首都，地方上只剩老弱残兵，谓之厢军，不甚操练，不能与 中央对抗。于是军事大权，全部归之于朝廷。但这样做，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国防力量，使 得外患频仍、 民族矛盾加剧。 北宋初期受契丹的欺侮， 中期则受西夏的侵扰， 最后金国崛起，
    长驱直入，直至把皇帝俘去，北宋灭亡。南宋则屈辱求和，长期偏安江南，无力收复中原， 最后被蒙古族灭亡。除集中全国精兵于京师外，又立“更戍法” ，把京师的驻兵轮番派遣到 各地戍守，使“兵不如将，将不知兵” ，采取兵将分离的办法，防止士兵和将帅之间发生深 厚的关系，使那些具有很高威望的将领不能拥兵以自重。此外，还采取措施，分散禁军将官 的指挥权，把京师的禁兵分给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统领，同时设置 枢密使，掌调发国内军队之权。这样， “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 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 （见何坦《西畴老人常言》。北宋王朝这 ） 些措施在防范武人跋扈方面收到了成效， 然而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军队的作战能力。 加以北宋 历朝皇帝对武将的猜忌，在边疆有事时每派宦者监军，多方牵制；或自画阵图，遥授军机， 使将帅不能因地制宜，随机应变。因此北宋王朝对外族的历次战役，几乎没有一次不是以丧 师失地结束的。这就使北宋比之我国历史上的其他统一王朝表现得特别软弱。在辽、西夏和 女真的军事威胁之下，北宋王朝就只有求和、送礼，甚至撤防、割地，一直挺不起腰杆来。 北宋文学就是在人才最盛的从庆历到元丰（1041-1085）期间，也没有象西汉赋家或盛唐诗 人所表现的开廓恢宏的气象，归根到底是这种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三） 外交方面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外交最怯弱的一个朝代。由于军队的缺乏作战能力和对外战争的接连失 败，北宋王朝在外交方面一贯采取屈辱忍让、纳币求和的做法，每年要向辽和西夏交纳几十 万两匹的银、绢，使国内人民，主要是农民阶级，在徭役、赋税的沉重负担下，还兼受辽、 夏贵族的剥削。北宋王朝认为辽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 臣下，而人主任其祸” （苏轼《富郑公神道碑》。因此它不仅没有积极加强防御力量，取消 ） 或减轻岁币来缓和它和人民的矛盾，反而企图以对外的一味妥协，集中力量，镇压国内人民 的反抗。 攘外必先安内， 这是宋王朝在内外关系上的指导思想， 也是它怯懦外交的思想根源。 （四） 经济方面 宋代的经济成就是显著的。在军阀割据的五代时期，国内局部地区，如吴越及南唐，由于战 争较少，人民徭役和赋税的负担较轻，农业生产仍有所发展。北宋王朝统一全国以后，农民 得到比较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劳动， 全国农业生产恢复较快； 朝廷也采取一些轻徭薄赋的措 施，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加之农具的改良，优良稻种的推广，不但使当时国内荒地大量 开辟，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有所提高。随着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里的商业 和手工业也欣欣向荣。这样情况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就有生动、形象的反映。北宋 灭亡之后，尽管在金统治下的中原地区，经济的发展曾受到了一定的破坏，但在当时仍处在 汉族政权统治下的淮水以南地区和川陕一带，经济仍在继续向前发展，无论是农业、手工业 还是商业都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都市的繁荣，从而形成广大的市民阶 层，歌楼舞榭，盛极一时，造就大都市的发达，市民阶层的扩大。到了徽宗时代，这种情况 更为显著。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云： “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 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渐次长立，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 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 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大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 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凌，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 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疱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 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他在这里将汴京的繁华状态写得非常热闹。在这些文字里，明显地 反映出当时工商业的盛况以及宫廷豪门和一般市民的游乐生活。其他如成都、扬州、河间诸 大都市，也都呈现着高度的繁荣与发展。这种繁荣与发展，是宋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条件，是 滋生宋代文学歌舞升平、粉饰太平等主题的温床，是宋词和话本发展的良好契机。
    [ 本帖最后由 朱哲 于 2005-9-15 13:18 编辑 ] 作者: 朱哲 时间: 2005-7-26 14:03 南渡以后，宋、金虽也时常发生战事，在外交政策上，却总是主和派占胜，每年纳银几十万 两，绢几十万匹，称臣称姪，无非想图一个偏安。在这种情况下，南宋得到了百余年的喘延 局面。 江南一带， 本来是富庶之区，加以广州、泉州几个大的国际贸易港， 征收大量的关税， 所以当时的财政并不窘迫。自南渡以来，中原的衣冠贵族，学士文人，以及富商巨贾都随之 南下，于是南宋时期，江南一带不仅经济高度繁荣，文化也高度繁荣。 （五） 文化方面 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宋代的文化、教育自有长足的发展。随着宋代刊刻、印刷业的发达， 尤其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传统的和新创的文化艺术成果不但能够保存下来， 而且还能广泛 传播。各种刻本书籍的大量流行，为文人学士们学习和掌握丰富文化知识，提供了极为有利 的条件， 因而宋代学者所掌握的历史文化知识比起前代的学者来要丰富得多。 这时出现了几 十卷、几百卷乃至上千卷的大部头著作，如《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 、 、 、 元龟》等。它们的出现，不只反映出了印刷事业的发达，更是封建文化全面高涨的表现。陈 寅恪曾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王 （ ） 国维《宋代之金石学》中说： “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 元明，皆所不逮也” 。邓广铭也云： “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 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其 间北宋中期的文化尤为昌盛， “隆宋”与“盛唐”同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期。 二、宋代文学的文化环境 （一）重用文官 比至武人，北宋王朝对文人的待遇优厚得多。宋朝文官有优厚的俸给，在离职时也还可以领 宫观使的名义支取半俸，武官就不能这样。宋太祖赵匡胤即制定重视儒士的政策，曾说“宰 相需用儒者” （王曾《王沂公笔录》，其实何止宰相，就是主兵的枢密使、理财的三司使、 ） 下至州郡长官，也几乎都是文人担任。并且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人” （陆游《避暑漫 钞》，这个制度在相当长时期得到坚持。这对于提高当时文人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效忠于北 ） 宋王朝，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明清之际大思想家顾炎武评价说这是宋朝“过于前人”“汉唐 、 之所不及”之处（ 《日知录》卷一五《宋朝家法》。 ） （二）学校及科考制度 北宋王朝在培养和选拔人才方面继承了前代学校、科举制度，在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培 养一般官僚的侯补人材，此外还有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培养专门人材的学校。 到宋仁宗时更明令全国州县都建立学校，设置学官教授，并有一连串考试提升的办法。由于 官办学校还不能满足士子学习文化的要求， 民间私立的书院逐渐增多。 当时最有名的庐山白 鹿洞书院、衡州石鼓书院、南京（宋代称河南的商邱为南京）应天府书院、潭州岳麓书院， 被称为四大书院。 白鹿洞书院在宋太宗时学生达到数千人， 应天府书院在宋真宗时修建了一 百五十间校舍，它们的规模比官办学校还要大。 北宋王朝还进一步发展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 汉代取贤重在官府举荐， 权贵得以操纵其间 而促进门阀世族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更是门阀政治的标志。 隋唐确立士人参加考 试的科举制度，对门阀势力是一种打击。然而唐时仍允许名流“公荐”举子，应试举子往往 向王公贵人投献诗文，希望他们替自己宣扬，有些士子由于有王公贵人推荐，往往不待阅卷 就内定了，而真正有才学有品格的文人有时反而没有被网罗，例如唐代最著名的诗人李白、 杜甫就都不是进士出身。唐代科举终究未能摆脱权贵的影响，每年录取的进士人数也少，不
    过三十人左右。宋代实行锁院、弥封及誊录试卷等法，主考和阅卷官都集中贡院评卷，不得 和外人接触，使考官“莫知举子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爱憎厚薄于其间” （见欧 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应考者的身份限制及录取名额均大为放宽，一次录取的进士数达 ） 三四百人，比唐代超过十倍以上。虽不免于滥，而不少优秀士子也由是登上政坛与文坛。如 王禹偁乃“世为农家” ，范仲淹与欧阳修均出身孤寒，苏轼、苏辙兄弟为来自西蜀素不知名 之士，均因竞胜于文战之场，进而领袖群英，这自然给政界与文学界带来新气象。宋太祖曾 说： “昔者科举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殿试，尽革其弊矣” （见《宋史·选举志一》。这话虽 ） 不能尽信， 但仍可以看出它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势家大族对中央政权的垄断。 此外宋代对科 举录取的进士，还由皇帝赐诗、赐袍笏、赐宴、赐驺从游街等来加以奖励。 “每殿廷胪传第 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 ”尹洙曾说： “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 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莫不可及也” （见《儒林公议》。宋代的科举制度，以及配合 ） 这制度的种种措施，有效地吸引当时士子走向读书应举的道路，巩固了北宋王朝的统治，也 促进了当时封建文化的发展。然而另一方面，它也使更多士子“一经皓首，十上干名” ，弊 精神于无用之地；而少数贫寒的士子， “一举成名，六亲不认” ，更成为宋元时期小说戏曲中 鞭挞的对象。 宋代科考内容也有一定变化， 由初时专考诗赋进而改为兼试策论， 或主考经义， 此外还有 “贤 良方正直言极谏” 等制科考试， 俾应试者探讨国家政治和社会重大实际问题， 提出解决方案。 对策有直言批评朝政相当激烈者， 也有论及文学问题的。 故宋代科举之作用与明清时期以八 股取士之扼杀人才与思想者颇有不同。 科举考试兼及策论直至后来偏重策论， 不仅可以选拔 有政治头脑的人才， 为宋代政治的一大特色——文人执掌政权储备人才， 更直接影响了当时 的文风。苏轼《拟进士廷试策表》说： “昔祖宗朝崇尚词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 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乎熄。 ”宋文长于议论，就是诗歌也表现 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同这种考试内容密切相关。 （三）游乐风气 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中就面告石守信等宿将功臣，要他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 歌儿舞女以终天年” 。后来对西蜀和南方诸国的降王降将也都赐第封官，赏赐优厚，同时集 中诸国归臣在馆阁里编书， 厚其俸禄， 使他们为王朝粉饰太平。 当时宫廷里每有庆赏、 宴会， 皇帝常和侍从大臣唱和诗歌，而贵族官僚家里也常有文酒之会，佐以妓乐。正是在这种风气 之下，北宋初期的文学基本继承晚唐五代浮靡的作风，片面追求声律的谐协和词采的华美。 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体诗文，晏殊、张先等的词，就是在这种文学风气之下产生的。 伴随着国家的统一，政局的相对稳定，尤其是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级的壮大，到了仁宗 朝的所谓“太平盛世” ，北宋的游乐风气开始趋于鼎盛。前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自序中 的那段文字，正是北宋中后期“升平气象”和“盛世香风”的生动写照。到了南宋，山河破 碎，危机四伏，统治阶级非但不思恢复，反而苟且偷安，将游乐之风愈扇愈烈。教坊乐部之 庞大，都市瓦肆伎乐之兴盛，四时游赏之侈丽，尤其是西湖“销金锅”之号，皆比北宋有过 之而无不及。 如果说北宋游乐之风的兴起还可以称得上是 “太平盛世” 的某些真实反映的话， 那么南宋游乐之风的盛行则更多地带有“偏安王朝”所辐射出的某些畸形文化特征。整个有 宋一代的游乐风气刺激和推动了宋文学各种形式的发展和演进， 对宋文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 影响。 三、宋代文学的文学形式 宋代文学体裁多种多样，不但有诗、词、文，还出现了戏剧和话本小说，这里撮其大要而述 之。 宋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没有唐诗那样突出，但它的成就却不能低估，唐诗、宋诗各有千 秋，它们的风格不同。一般地说唐诗讲神韵、格调，宋诗则讲气骨、理趣；唐诗多以热烈的
    感情去感受现实生活，宋诗多以冷静态度去体察客观事物；唐诗气度宏大，宋诗钻研甚深。 此外， 宋诗好发议论， 呈现出散文化的倾向。 北宋初期基本沿袭晚唐五代浮靡文风， 以杨亿、 刘筠为代表的西昆体诗文流行一时，几乎同时，一批出身中下层地主阶级，通过科举参加政 权的文人， 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和在文艺上的表现必然和那些一味为北宋王朝粉饰太平的御用 文人有别。北宋初期的柳开、王禹偁等作家已有意继承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的传 统，企图纠正晚唐五代以来文艺上的颓风，努力把诗文引向现实主义的道路。欧阳修、梅尧 臣、苏舜钦诸家在提倡古文的同时，诗歌上也接受了韩愈及其同派作家的影响，在内容上要 求以诗歌“叙人情，状物态” ，反对西昆诗人的无病呻吟；艺术上要求以清丽平淡的风格纠 正西昆诗人的浮艳作风， 这才开始表现了宋诗的独特面目。 此后经过王安石、 苏轼到黄庭坚， 他们从各自的生活道路出发，多方面向前代作家学习，通过诗歌抒发个人的生活感受，表现 个人的政治态度、文艺见解，形成各自不同的诗歌风格，和欧阳修合称北宋四大家。由于宋 代文人的政治地位高，容易脱离人民群众，长期的书房生活，使他们习惯于以学问相高，以 议论相尚，而不大注意从现实生活吸取源泉，构成鲜明的诗歌意境来激动读者。这种作风在 欧、王、苏三家中已有所表现。到了黄庭坚、陈师道，变本加厉，形成了“以文字为诗，以 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见严羽《沧浪诗话》 ）的江西诗派，风靡一时，使诗歌脱离现实的 倾向愈来愈严重。金兵的南下，两河的沦陷，北宋王朝的覆亡和南宋王朝的建立，这些在靖 康、建炎之间（1126-1130）发生的重大事件，使当时政治形势及人民生活起了剧烈的变化。 这种变化首先在诗歌创作中得到反映。 当时江西派的重要作家如陈与义、 曾几已经在诗里表 现了伤时念乱的心情， 到陆游更继承从屈原到杜甫的爱国主义传统， 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抗 敌御侮的要求，并在更大程度上纠正了江西诗派脱离现实的倾向。同时的杨万里、范成大， 出入于北宋和中晚唐诸家， 各以其繁富的诗篇描绘祖国的江山风物， 使宋代诗歌在苏黄诸家 之后重新出现了一个繁荣的时期。其后宋金对峙渐趋稳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暂时得到缓 和，文学上爱国主义的呼声渐趋微弱，代之而起的四灵诗派、江湖诗人，就更多地表现了对 现实的消极态度。直到南宋亡国前后，领 导人民起兵抗元的文天祥，以及经历亡国惨痛的作家如谢翱、汪元量等，才重新写出了一些 激动人心的爱国主义诗篇。 比之诗，词的发展情况有所不同。宋词向来和唐诗、元曲并提，被尊为一代文学之胜。前人 以词为宋代的代表文学，从一代文艺作品应具有自己独特的时代风格看，是有一定理由的。 宋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词家。 在以晏殊、 欧阳修为代表的传统的婉约派以外， 又有以苏轼、 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词的创立。现存《全宋词》《全宋词补辑》 、 ，录存作品二万余首（不 包括残篇、附篇） ，有名姓可考作者一千四百三十余人，两宋词业之盛，于此可见。 宋词最初继承晚唐五代婉约绮丽的词风发展，人们习惯于用它来写艳情。所谓“娱宾遣兴” 、 “诗庄词媚” ，很能说明词的某些特质。另一方面，由于晚唐五代词人写来写去不出于一点 男女的离情别绪， 却正好为宋人留下更其宽广的余地来驰聘他们的才情与笔力。 由于北宋封 建文化的高涨和文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在范仲淹、欧阳修等部分作品中，即景抒怀，气象已 自不同。 到苏轼更矫首高歌， 时见奇怀逸气， 在婉约词家之外别立豪放一宗， 开南宋张孝祥、 辛弃疾等爱国词家的先河。尤其是辛弃疾的作品，悲歌慷慨，志气昂扬，足以激顽起懦，激 励人心，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两宋词家的最高水平。 苏词在北宋的影响还并不显著， 他门下的秦观和同时的贺铸主要还是继承五代词家和柳永的 词风发展。柳永多作慢词，多从都市生活吸取素材，在当时市民阶层中传唱最盛。到北宋后 期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人更以典雅工丽之词为这没落王朝点缀升平， 把宋词引向了脱离 现实的道路。南宋中叶以后的词家如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虽面目各有不同，主 要是继承周邦彦的词风继续发展的。
    由于宋代封建文化的高涨，妇女知书能文的渐多，词的传统风格又有利于抒写“闺情” ，因 此宋代还出现了一些女词人。南渡前后的李清照，其才不让须眉，在两宋词家中取得了杰出 的成就。 宋代散文的繁荣开始于宋初的诗文革新运动。 仁宗庆历时期， 一方面由于北宋王朝将近百年 的统治，为封建文化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内外危机的加深，促进文人对于 现实的关心，诗文革新运动就在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领导之下，取代西昆派的地位， 成为北宋文学的主流。宋代散文家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成就突出。在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就 占了六位——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和苏辙。欧、苏等大家是韩柳古文运动的 最好继承者。韩柳文大部分文从字顺，成为后来文人学习的典范；但他们本身也还没有完全 摆脱汉魏以来辞赋家的习气，部分篇章过分追求字句的雄奇精炼，甚至近于生涩。欧阳修主 持礼部试时曾打击了文坛上追求险怪的作风，王安石、苏轼更批判了“力去陈言夸未俗”和 “以艰深文其浅陋”的辞章家习气。他们自己的作品也大都晓畅明白，平易近人。这就引导 当时的散文创作向健康的道路发展， 其影响远及明清的许多古文家。 宋代散文在思想内容上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和现实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 不少散文名作与政治斗争直接相关， 甚至就 是激烈政治斗争的产物， 如欧阳修的 《与高司谏书》 、 《朋党论》和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 等。宋代散文比之唐代散文更宜于说理、叙事和抒情，因此更适合于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的 实际需要，也就很自然地成了后代散文家仿效的一种模式。 宋代文学，除在诗、词、散文创作上取得了卓越成绩外，在戏剧和小说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 北宋的城市经济较唐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唐代的长安、洛阳，住宅区的坊巷和市区分开，黄 昏后坊门锁闭，禁止夜行，市区交易也只能在白天进行。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早就有繁 盛的夜市，坊和市的界限也被突破了。当时洛阳、扬州和南宋的杭州、成都等大城市，情况 也相类似。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和娱乐的需要，在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 杭州等大都市里出现了一些群众游艺场性质的“瓦肆”或“瓦子” ，经常演出说话、说唱、 杂剧、院本等艺术，使两宋时期的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和戏曲，取得重要成就。据现存有 关资料记载，宋杂剧、金院本和南宋戏文，在当时都很活跃，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但遗 憾的是它们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具体作品。 至于话本小说的成就则更为巨大， 它确立了白话小 说这一崭新的文学体裁， 开辟了我国长短篇白话小说兴盛繁荣的新时代， 在我国小说发展史 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