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代文学发展的分期 唐代的诗歌，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社会政治的变迁，在唐代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很自 然地形成了不同的段落，对此，前人早已有所认识。对于唐诗演进过程的描述，最为流行的 大致有所谓“五唐说”和“四唐说” 。 五唐说最早始于宋代的严羽。他在《沧浪诗话·诗体》中说， “以诗而论，则有……唐初体、 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 ，并且指出，唐初是承袭陈隋之体。盛唐体指景云以后， 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大历体指大历才子之体。元和体是元白诸古诗。这五种体式的标示，实 际上已勾勒出了唐诗流变的一个基本轮廓。 严羽之后，元人杨士弘选录唐诗，编成《唐音》一书。他将严羽的五体并为“初、盛、中、 晚”四体。到了明代的高棅， “四唐说”已扩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趋于定型。他在《唐诗 品汇·总序》中指出： “有唐三年，众体备矣，故有往体、近体、长短篇、五七言律句、绝 句等制，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陊之于终，至于声律、兴象、文辞、理致，各有 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详而分之，贞观、永徽 之时，……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此初唐之渐盛也，开元，天宝间， 此盛唐之盛也，大历贞元中，……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此晚唐之变也。降 而开成以后，……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焉。 ”并且他从盛衰正变的指导思 想出发，对各个阶段的代表诗人、诗风作了论析，同时他在《品汇》当中对于唐诗各个阶段 的嬗变潜衍过程也作了说明。从此四唐就不仅分体，而且成为唐诗的分期。按这个分法，初 唐不包括高祖时代、中唐又太短，所以还不甚严密。明末沈骐在《诗体明辩》的序里分唐诗 为“四大宗” ，修正了这两处。此后， “四唐说”便为历代诗论家论唐诗流变所遵循。现在一 般所说的初盛中晚的时限大致是： 初唐：高祖武德元年（618）――玄宗开元初（713）约为百年。 盛唐：玄宗开元元年（713）――代宗大历元年（766）约五十年。 中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文宗开成元年（836）约七十年。 晚唐：文宗开成元年（836）――昭宣帝天祐四年（907）约七十年。 当然这个分法，也有人根本反对，也有人推敲过各期界限。而现代人对唐诗发展演变的分期 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五期、六期、八期等不同的分法（1） 。 初唐约百年，诗人大约 270 人，诗歌 2757 首，其中心问题是要批判地继承六朝文学，融合 南北文风，为诗歌发展开辟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 初唐百年诗歌的演进，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前后两个五十年。初唐的前五十年可说是宫 廷诗的时代 （2） 从作家来讲，初唐前五十年主要是以李世民为代表，包括李百药、 。 虞世南、 马周、许敬宗、杨师道、长孙无忌、魏征、上官仪、褚亮等人在内的作家群，而以“绮错婉 靡为本”的“上官体”为这一时期的代表。初唐的后五十年是逐步突破旧的诗风，建立唐诗 风范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坛上比较热闹，改革诗风的呼声与创作实践同样强烈，先是高宗 武后时期，以“文章名天下”的初唐四杰登上诗坛，把诗歌的题材从宫廷移到市井，从台阁 移到江山与塞漠， 感情基调也清新健康起来， 继之有沈佺期、 宋之问确立了律诗这种新形式。 最后是陈子昂登高一呼，痛斥齐梁，高倡风骨，为唐诗开展健康地发展道路。总而言之，初 唐诗歌虽未完全摆脱六朝的浮华和纤弱， 诗歌的现实性和思想性尚有待进一步提高， 但已透 露了新的气息。 盛唐，是唐代诗歌达到繁荣的顶点时期，在短短的五十三年里，涌现出了十几位大诗人，他 们以不相同的风格，投入到了盛唐之音的大合唱之中去。正如李白《古风》其一所说： “群 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在盛唐诗坛上，李白、杜甫无疑是两
    位最伟大的时代歌手。而以王维、孟浩然为首的一批诗人和以高适、岑参为首的另一批诗人 分别以或宁静优美、或豪迈奔放的音符，弹奏出盛唐之音的不同音部。总体来说，这一代诗 人大都具有宏伟的理想和抱负、 蓬勃热烈的感情， 他们的诗歌大都充满了一种积极向上的青 春活力，这也就是后人所称道的盛唐之音。李白诗歌则是盛唐之音的典型代表。 “安史之乱” 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伟大的诗人杜甫， 以他如椽巨笔，在诗中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代巨变。在诗歌史上，他既是盛唐之音 的结束者，又是中唐诗歌的开启者，在整个唐代诗歌史上占据着继往开来的作用，也是整个 中国古代诗史上一位杰出伟大诗人。 中唐诗人大约五百七十人，诗歌数量最多，约一万九千余首，诗歌流派也最多，所以高棅称 之为“中唐之再盛” 。这时与安史之乱期间相比，虽然时局得到相对的稳定，但藩镇割据， 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以及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使社会陷于严重的无法摆脱的危机之中。盛 唐那积极浪漫主义的热情和理想退潮了， 严峻、 冷酷的现实使诗人们不得不倾向冷静的观察 与思考，所以诗歌转向了现实主义道路。而盛唐诗歌在艺术上所达到的成熟完美的境界，也 为中唐诗人在诗歌艺术的创新与开拓上提出了新的挑战。 因此， 中唐诗歌无论在内容还是艺 术上，都出现了竟相创新的局面，诗人及流派的创作“如危峰绝壑，深涧流泉，并自成趣， 不相沿袭”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 。中唐诗坛，大致有以下几派： （1）以白居易和元稹为首，包括李绅、王建、张籍等人在内，倡导新乐府的创作，要求“歌 诗合为时而作文章和为事而著” ，揭露中唐社会政治的各种弊端，反映时弊民疾，在诗歌形 式上只要求浅显平易通俗，自然，他们的创作在当时乃至以后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一派诗人，从尚奇怪，重主观的创作主张出发，着力于探讨诗歌 的新的艺术形式，并且通过个人的遭遇来反映社会的黑暗。这一派诗人除了韩孟之外，还有 刘叉、卢仝、马异、贾岛、李贺等，其中韩、孟、李最为出色。 （3）韩、孟、元、白之前的中唐早期，尚有刘长卿、韦应物与大历十才子等诗人，带着对 盛唐的依恋，以萧条、冷落的心境表现山林隐逸的生活情趣。 （4）柳宗元、刘禹锡等“元和贬谪”诗人，或借异乡山水以抒发贬谪之苦闷，或借历史古 迹抒发千古兴亡之慨叹，柳的山水诗写得清淡秀丽，峻洁峭激，刘的咏史诗则豪迈畅朗。 晚唐七十年，是唐诗的晚秋时节，但并非一片萧瑟。总体来看，由于晚唐政治形势的恶化， 人民生活更加贫困，所以现实主义诗歌在晚唐继续得到发展。李商隐、杜牧两位诗人为晚唐 之翘楚，他们的诗歌，无论其内容还是艺术都具有杰出的成就。许浑、温庭筠、韦庄、司空 图、韩偓、郑谷等诗人，也都各有特色。而皮日休、杜荀鹤、聂夷中等人，继承了中唐元白 新乐府的传统，在反映民生疾苦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由于晚唐时局如西风落照，士人 深感回天乏力， 故淡泊情怀与艳情绮思的主题在晚唐诗坛便十分流行。 而艳情绮思的题材在 词这一新起的艺术形式中表现的更为充分。到了五代时期，词这种形式迅速发展，为后来宋 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 隋及初唐诗坛 一、隋代诗坛概况与唐初宫廷诗 1、隋代诗坛概况 隋代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从建立到灭亡，统共也只有三十多年。隋代诗坛总的特点是：南北 文风同时并存，相互影响却又合而未融，虽有发展却艰于创新，齐梁文风在新朝继续沿袭， 整个文坛仍处于过渡阶段。 隋朝建立初期，在隋文帝杨坚时曾一度出现改革文风的呼声，但最终没有取得什么结果。隋 文帝杨坚企图用行政手段改变流行的靡靡之音， 泗洲刺史司马幼之因文笔华艳而获罪， 但这 并没有改变文坛的风气。李谔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痛斥南朝文学华而不实，危害政教
    时说： “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遇，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竟一韵之奇， 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 兹擢士。 ”隋文帝深以为然，并将此书颁布天下，但六朝的积习太重，行政上的干预并未奏 效。 《隋书·文学传序》说： “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斲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 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 。至炀帝杨广弑父自立，则更变本加厉地承袭了 齐梁诗风，沉缅于淫歌狂舞之中。 隋代诗人一部分是北齐北周的旧臣， 如薛道衡、 卢思道、 杨素。 另一部分是由陈入隋的文人， 如虞世基、虞世南、江总、许善心等。 先说前一部分。自从庾信、王褒入周以后，北朝文学已经成为南朝文学的一个支流，所以薛 道衡等人虽然生在北方，其作品却带有很强的南朝文学的特点。 薛道衡（539—609） ，字玄卿，河东汾阴（今山西荣河县北人） ，曾官至襄州总管、播州刺 史，后因忤逆炀帝被杀。有集三十卷，今传辑本《薛司隶集》一卷。 《昔昔盐》是他的代表 作。 垂柳复金堤，蘼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溪。采桑秦氏女，织绵窦家妻。关山别荡 子，风月守空闺。恒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帷低。飞魂同夜鹊，倦寝 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 这首诗写的是传统的游子思妇的题材， 并且以骈丽轻靡的语言出之， 正是齐梁诗的一般写法。 但诗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二句，却能透过环境细节的描写，刻划出思妇的孤独寂 寞的心境，显示出艺术上的独创性。唐刘餗《隋唐嘉话》云： “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 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 ‘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他的《人日思归》 一诗，含蓄婉转。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隋唐嘉话》载： ” “薛道衡聘陈，为《人日》诗云：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嘲之曰： 》 ‘是底言，谁 谓北虏解作诗？’及云： ‘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乃喜曰： ‘名下固无虚士。” ’ 卢思道（约 530－582） ，今传辑本《卢武阳集》一卷。他主要生活在北朝，相传他的诗曾得 到庾信的赞美。他有一些诗如《采莲曲》偏于齐梁风格，但他的《从军行》一诗则多少体现 了北方文人重“气质”的特点，是他的代表作： 朔方烽火出甘泉，长安飞将出祈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 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 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白雪初下天山外， 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 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 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以七言歌行体写边塞风光、军旅生活，并结合闺妇怨思，本在梁陈诗中已经很流行，但大多 色彩过于艳丽，情调偏于低沉。而此诗抒写征人思妇思念的痛苦，并对追求功名的将军作了 委婉的讽刺。在时空的腾挪迭换中展示了恢弘辽阔的境界。全诗语言流畅清丽，又兼有贞刚 之气，堪称开初唐七言歌行的先河，故胡应麟称其“音响格调，闲自停匀；体气风神，尤为 焕发。（ ”《诗薮》 ） 来自南朝的诗人，作品大多是“应制”“奉和”一类，沿袭了南朝文学为文造情的一面。但 、 也有个别清新俊拔之作，如虞世基的《出塞》 （和杨素之作） ，其中“霜烽暗无色，霜旗冻不 翻。耿介倚长剑，日落风尘昏”之类的句子，无论内容风格，都可说是唐边塞诗的先驱。
    从以上几位诗人可以看出，隋代诗坛总体面貌较复杂，南北文风并存且互有影响，但却未形 成统一的富有个性的面貌。 2、唐初诗坛：宫廷诗的时代 这里所说的唐初诗坛，主要是指初唐的前五十年。这五十年，一方面，从创作思想上看，以 唐太宗李世民为首的诗人对南北文风的差异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对南朝齐梁文风有所批判， 提出了融合南北文风，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文学主张。但在创作上，则仍承袭着南朝诗歌 的绮靡诗风。其原因大致有三： 第一是历史的积习与传统的惰性。自南北朝以来，南朝的诗风一直占据诗坛的主导地位，北 方的文一直羡慕南朝的文采风流。隋朝建立，隋文帝改革文的措施并未奏效，而到了隋炀帝 继位后，又大力煽扬南朝文风，使得齐梁绮靡诗风再度得到流行。而唐王朝的统治者浮出于 鲜卑， 北人向来喜爱南风， 这样， 在新的历史条件， 南朝文风仍以其惯性很容易被继承下来。 第二， 与这一时期作家队伍的构成有关。 唐初的诗人中， 有一些诗人本来就南朝的遗老诗人， 如虞世南在南朝以及隋时就以写宫体诗、宫廷诗而著。入唐以后，沿用旧的风格就十分得心 应手。而大多数诗人则是围绕在帝王周围的重臣，如长孙无忌、魏征、褚亮、李百药、马周、 许敬宗、杨师道、上官仪等。他们的地位，限制了他们的生活视野和生活范围。作为朝廷重 臣，他们经常参与帝王的宫廷活动，宫廷生活就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题材。生活视野的狭窄 及缺乏强烈的感情，使得他们的创作大量以奉和、应制、酬唱为主要内容，而奉和、应制、 应诏、应令等恰是南朝宫体诗的主要题材，这样，在词采上追求华饰的南朝诗风，就很容易 为他们所继承下来。 第三和帝王的审美趣味有关。 李世民是一代英主， 尽管他有一些诗写得颇有气势， 如他的 《帝 京篇》 ，明人胡应麟曾称道是“无论大略，即雄才自当驱走一世。 ”但是，他对南朝诗风却有 着强烈的爱好。现存他的诗中，有很多是流连风景、吟风弄月之作。并且他本还带头写过宫 体诗。有一次，他写了宫体诗，要朝臣赓和。虞世南劝阻说： “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 所好， 下必随之。 此文一行， 恐致风靡， 从今而后， 请不奉不诏。 太宗只好说： ” “朕试卿耳。 ” 这当然是自己给自己打圆场。但却说明太宗的趣味，这也自然会影响到诗人的创作。 正由于此，在唐初的五十年间，南朝诗风仍然在延续。不过唐初以李世民为首的诗人的创作 毕竟与南朝的宫体诗有所不同。在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大的条件下，他们诗中的情 调毕竟带明清新明郎的气息，尽管风格绮靡，却不象南朝宫体诗那样颓靡，因而，唐初的与 南朝的宫体诗并不等同，称其为宫廷诗似乎更为确切。而这近五十年，就可称是为宫廷诗的 时代。 宫廷诗人的诗作也非一无可观，除李世民的《帝京篇》外，虞世南的《咏蝉》诗写得不错。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后人把这首诗同骆宾王、李商隐 的同题诗比较说： “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 是籍秋风’ ，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 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施补华《岘庸说诗》 ” ） 在宫廷诗人中，上官仪也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上官仪（616？－664） ，字游韶。贞观 初进士，太宗时曾任秘书郎，高宗时官至东西台三品。因建议高宗废武后，得罪武则天，被 诬构参与梁王李忠谋反，下狱死。太宗对其文才颇欣赏， 《旧唐书·本传》云： “太宗雅好属 文，每遣仪视草，又多令继和，凡有宴集，仪尝预焉。 ”他的诗今存二十首，大都是奉和应 诏之作。他的诗以绮靡婉媚著称，时人多效仿，称为“上官体”《旧书》本传即云： 。 “工五 言，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显贵，故当时颇有学其体者，时人谓之上官体。 ”他的主要贡 献在于他对诗的对偶进行了整理与归纳，提出了“六对”“八对”之说。这样对律诗的形成 、 有一定的作用。据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引李淑《诗苑类格》 ，所谓六对是：一是正名对。
    如天地对日月；二是同类对，花叶对草芽；三是连珠对，萧萧对赫赫；四是双声对，如黄槐 对绿柳；五是叠韵对，如彷徨对放旷；六是双拟对，如春树对秋池。 所谓八对：一曰的名对，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二曰异类对，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 三曰双声对，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四曰叠韵对，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五曰连绵 对，残河若带，初月如眉；六曰双拟对，议月眉欺月，论花颊声花；七曰回文对，情新因意 得，意得逐情新；八曰隔句对，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未归。 二、王绩与“四杰” （一） 王绩 初唐的前五十年， 由于受南朝诗风的影响， 宫廷诗占有统治地位， 诗坛上可谓是 “鸾凤齐飞” 充满华靡雕琢的诗风。但这一时期却有一位独立于诗坛的风气之外，带着山野泥土的气息， 默默耕耘的诗人，这就是初唐诗人王绩。 王绩（585——644） ，字无功，自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稷县）人。王绩的一生，可 说思想上充满了矛盾。其一生三仕三隐，即是思想上彷徨不定的表现。隋代时他曾任秘书正 字、六合丞。隋末天下大乱，他大约惮于仕途风险，遂辞归故里。唐武德初年，天下一统， 他又一次出仕，在门下省待诏。武德末年，太子建成与秦王世民争夺帝位，发生了震动天下 的玄武门之变，贞观初，大搜建成党羽，王绩深感仕途险恶，又一次辞官归隐。大概在太宗 时形势稳定后，看到太宗肃清吏治，选贤与能，于是他又第三次出仕。由于未能的到重用， 所以后来又隐退了。王绩在仕途上很不得意，故常以饮酒为乐。第三次出仕时，他听说太乐 府史焦革善酿酒，苦求为太乐丞。时人曾称其为“斗酒学士” 。其作品有《东皋子集》三卷， 近年学术界新发现了五卷本的《王无功集》 （有韩理洲的《王无功集五卷本会校》 ，上海古籍 出版社出版） ，为王绩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王绩出身于一个日趋没落的高门望族。他早年也很有一些功业抱负，但时代的风气，加上家 族日渐衰落的命运，使他也染上了道家、阴阳家乃至佛教的思想。一方面他渴望建功立业， 有所作为（ “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另一方面，又喜爱简放自由，不愿忍受官场的约 ） 束（ “尝爱陶渊明，酌醴焚枯鱼”，在隋唐之际的风云变换中，他思想的这两方面起伏消长。 ） 入唐以后，他带着隋代遗老的感情，对新朝表示不满，因此便常以阮籍、陶潜自比，生活上 也学习他们。他的《五斗先生传》《自撰墓志铭》 、 ，显然是模仿陶渊明。但他缺乏陶渊明的 那种内在的热情与理想，思想境界也远不如陶渊明高，所以他学陶遗神，最后只剩下一幅疏 懒的空架子。 王绩的主要贡献在诗歌艺术上。他的诗写得朴素自然，以此表现自己的生活和感情，显得相 当真切。如《野望》 ：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 识，长歌怀采薇。 全诗以朴素之笔，用白描的手段，描绘了一幅山间晚归图。这里没有浓墨重彩，甚至连色彩 都没有用，但所写的那种山间气氛却一下子让人感受到了。黄昏晚照下的山景、夕阳影里的 归人、彷徨无主的诗人，都织在一幅画面里，让人产生无穷的遐想。 这首诗的体裁是五言律诗。 自从南朝永明年间沈约等人将声律知识运用到诗歌创作中， 律诗 这种新的体裁就已经酝酿了，到了初唐沈、宋手里，律诗遂定型化，成为一种重要的诗歌体 裁，而早于沈、宋五、六十年的王绩，能写出这样成熟的律诗，说明他是一个勇于尝试新形 式的诗人。这首诗首尾两联抒情言事，中间两联写景，经过情——景——情的反复，诗的意 思更深化了一层。这正符合律诗的一种基本章法。所以沈德潜云： “五言体前此失严者多，
    应以此章为首。（ ”《唐诗别裁集》 ） 此外，他的《秋夜喜遇王处士》和《夜还东溪》 ，都写得素笔白描，不事点染，却生动自然， 充满情韵。前者云： 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黍归。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莺飞， 后者云： 石苔应可践，丛枝幸易攀。青溪归路直，乘月夜歌还。 他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 ，表现了他对故乡与亲人的深切思念，虽嫌不够凝练，但却十 分亲切。 王绩的诗歌主要以写隐逸山水与田园见称。他上承陶渊明，下开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是六朝 的山水田园诗到唐代的山水田园诗之间的过渡诗人。 （二） “初唐四杰” “初唐四杰”是指高宗武后时期出现在文坛上“以文章名天下”的四位“年少而才高，官小 而名大”的作家，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虽然他们在当时地位比较低下，但在唐 诗的开创时期，却都能肩负起时代的使命，努力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突破宫廷诗的狭小范 围，将的题材由宫廷移到市井，由台阁移江山与塞漠，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范围，诸如羁旅行 役，言怀赠别，边塞关山，山川景物都成为他们歌咏的对象；同时他们在诗歌中表现出一种 昂扬进取与抑郁不平的情感， 并在诗歌的体式与格律形式上有所探索， 从而为唐诗的发展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杰”的称号在当时即已出现，但其排列顺序却有不见的说法，或云王杨卢骆，或云卢骆 王杨。 《旧唐书》卷一九 0《杨炯传》云： “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 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以为然。 ”可 见这种排列有表示评价高低之意，而张说《裴公神道碑》云： “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 王勃、杨炯。 ”郗云卿的《骆丞集序》云： “与卢照邻、王勃、杨炯文词齐名。 ”后来明人王 世贞在 《全唐诗说》 中亦云： “卢骆王杨” 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排列顺序， 。 闻一多 《唐诗杂论· 四 杰》 中认为， “诗中的四杰， 并非一个单纯的统一的宗派， 而是一个大宗中包孕着两个小宗” ， “ ‘王杨卢骆’这特定的顺序，据说寓有品第文章的意义，这是我们熟知的事实，但除这人 为的顺序外， 好象还有一个自然的顺序， 也常被人采用――那便是序齿的顺序。 他认为 ” “严 格的序齿应该是卢骆王杨，其间卢骆一组，王杨一组，前者比后者大了十岁的光景。“卢骆 ” 与王杨简直可算作两辈子人。 ”不论是王杨卢骆，还是卢骆王杨，闻氏提示出四人为两组， 对认识四杰还是颇有意义的。所以他说： “明白了这一层，杨炯所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 便有了确解。杨年纪比卢小得多，名字反在卢前，有愧不敢当之感，所以说‘愧在卢前’ 。 反之，他与王多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后，说‘耻居王后’ ，正是不甘心意思。 ”除此外，他认 为在创作上，卢骆擅长的是歌行，王杨专工五律。 “四杰”的齐名，除了文章的原因外，似还有个性的原因。他们的个性都很张扬，行为都比 较浪漫，遭遇也都比较悲惨。因为个性张扬，行为浪漫，因而备受时人的诋毁与唾骂，也因 遭遇的悲惨，也受到了后人的同情。当时人称他们为“浮躁浅露” ，不能致远。 《旧唐书》卷 一九 0《王勃传》载云： “初，吏部侍郎裴行俭典选，有知人之鉴，……李敬玄尤重杨炯、 卢照邻、骆宾王与王勃等四人，必当显贵。行俭曰： ‘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 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令长，馀得令终为幸。 ”裴言不幸
    而言中。关于这一点，从四人的生平遭际可以看出。 1、卢照邻（637？－689？） ，字昇之，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北京附近）人。最初他作 过邓王李元裕府典签，后迁益州新都尉，因患风疾去职，隐居太白山。后服丹药中毒，病势 加重，足孪，一手又废。移居阳翟具茨山（今河南禹县）下，预为墓偃卧其中。后因不堪病 痛，乃自沉颖水而死，有《幽忧子集》七卷，今人徐明霞点校本将他和杨炯合为一册，中华 书局出版。 2、骆宾王（640？－684） ，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宾王天姿聪颖，七岁能诗，其父曾 任青州博昌（今山东博兴县境）令，少年曾随父至博昌，不久父死任上，他在穷极无聊中渡 过其早年生活。 约在高宗龙朔元年， 被道王李元庆辟为府属。 龙朔三年， 朝廷诏令荐举人才， 李元庆让他陈述己能，他却耻于干进（ 《自叙状》，不久即离开了元庆幕。后又曾任奉礼郎， ） 东台详正学士。咸亨元年（670） ，因事被谪，从军西域，在塞外游历两三年后返回，又在蜀 中游宦多年。仪凤三年（678）迁侍御史，又被诬坐赃下狱。出狱后于调露二年（680）除临 海丞，后弃官居扬州，光宅元年（684） ，徐敬业在扬州暴动，辟骆为艺文令，写下了著名的 《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不久徐兵败，骆下落不明，或云于乱军，或云出家为僧。《唐诗 （ 纪事》载： “宋之问贬黜放逐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行吟曰： ‘鹫岭郁岧嶤，龙宫 锁寂寥。”久不能续。有老僧照明灯曰： ’ “少年夜久不寐，何也？”之问对曰： “偶欲题此寺， 而兴思不属。 ”即曰： “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之问愕然，讶其遒丽，迟明更 访之，则不复见。寺僧有知者曰： “此乃骆宾王也。） ” 3、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稷山）人。王绩之侄孙，王通之之孙。其生卒年说法 不同。杨炯《王子安集序》云其： “春秋二十八，皇唐上元三年秋八月，不致其乐，颜氏斯 殂。 ”据此知其享年二十八岁，当生于公元 649 年，卒于 676 年。 《旧唐书》本传去其卒于上 元二年（则卒时二十七岁）《新唐书》云其卒于二十九岁，恐皆误，因为杨炯与王勃同时， ， 其记必有据也。 他十四岁即应举及第， 授朝散郎， 沛王李贤召署为修撰， 《檄英王鸡文》 因作 ， 高宗以为挑拨诸王交构，即日斥之，不令入府。因漫游蜀中，一度任虢州参军。后官奴曹达 犯死罪，勃匿之，又惧事泄，遂杀之，犯死罪，遇赦革职。父王福畤亦因坐迁交趾令，勃往 探视，渡水溺死。王勃才华横溢， 《唐才子传》云： “属文奇丽，请者甚多，金帛盈积。心织 而衣，笔耕而食，然不甚精思，选磨墨数升，则酣饮被覆而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 人谓之‘腹稿’。今存《王子安集》十六卷，清人蒋清翊为之作注。 ” 4、杨炯（650－693 以后） ，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十岁应神童举及第，待制弘文馆。 上元三年（676）又应制举及第，补秘书省校书郎。三十三岁任太子李显府中的参事司直， 又被任命为弘文馆学士，后因其从祖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叛乱事牵连，迁梓州参军。又任盈 川县（今浙江衢县）县令。死于任上。有《杨盈川集》 ，原三十卷，今有十卷，有诗 30 余首， 全为五言。 从上可以看出，四杰的生平遭际与个性确有一些相似之处。 第一，他们的一生大都地位不高且遭遇坎坷。他们早期都有京城生活的经历，但又都因种种 原因被迫离开京城而到处流离漂泊，这种生活经经历，对他们的创伤都有深刻的影响。他们 的结局都不太好， 如卢照邻投水自尽， 骆宾王下落不明， 王勃溺水而死， 只有杨炯得以善终， 但总体上却都享年不永。 第二，他们都是有才华而恃才傲物的人，个性都比较强，也即所谓“浮躁浅露” 。杨炯在“四 杰”中算是比较沉静的，但也恃才凭傲， 《唐才子传》载云： “炯恃才凭傲，每耻朝士矫饰， 呼为麒麟楦，或问之，曰： ‘今假弄麒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去其皮， 还是驴尔！ ’闻者甚不平，故为时所忌。 ”王勃也有恃才傲物的记录。 《唐摭言》载云： “王勃 著《滕王阁序》 ，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座，而阎公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已 宿构矣。及以纸笔巡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