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 第一章 宋诗概说 第一节 宋诗发展线索钩沉 宋诗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仅据清人厉鹗的《宋诗纪事》一书所录诗人即达三千八 百余家， 较之清康熙年间敕编的 《全唐诗》 所录唐代诗人二千三百余家， 多出一千五百余家。 宋代诗人的创作数量更是多得惊人，动辄数千，甚至上万，如果汇集起来，无疑数倍于《全
    唐诗》的四万余首。这一数量的本身，也就决定了诗在宋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固然，宋代 是诗、词、文俱盛的时代，但与文、词相比，文人作诗不仅更为普遍、数量更多，而且以“无 意不可入”的态度，形成诗的更为丰富的内容。 作为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诗歌自然凝积着宋文化的全部特质， 并由此形成传统诗歌 史上的一段独特的存在。这一独特存在，最显著地与唐代诗歌形成对比与参照。无论是宋代 诗人的创作实践，还是后世论家的批评标准，实际上都是以唐诗为一个最重要的参照系的。 这样， 站在唐、 宋的不同立场， 也就形成完全不同的观点， 如欧阳修志在建构独具风貌的 “宋 调” ，即自负“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僻固而狭陋也” （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严羽论诗 ） “以盛唐为法” ，因谓以苏、黄及江西派为代表的宋诗人为“奇特解会”“非古人之诗也” ， ， “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其后， ） “自‘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 于是称诗者必曰‘唐诗’ ，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 ，无异于唾骂” （叶燮《原诗》内篇上） ， 尊宋诗者则谓‘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吴之振《宋诗钞 序》。唐、宋诗之争，自宋迄清，历时千年，聚讼不休，遂成为文学批评史上至今未能解决 ） 的一大公案。 概括地看，宋诗的兴盛及其特征的形成，与宋的时代状况及其文化素质密切相关，构成时代 精神与社会环境的最富活力的表现。但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审美系统的诗歌史的发展， 与社会的发展又并不完全同步， 其往往在处于社会环境和时代意识的深刻影响的同时， 又显 示出独特的运行轨迹和规律。 因此， 宋代的时代的开始就并不意味着具有独特风貌的 “宋调” 的出现。由于诗歌史自身发展的惯性以及唐诗的强大影响，在北宋初期的六十年诗坛，即全 然体现了唐代诗风尤其是晚唐诗风的延续。这期间相继出现的有白体、西昆体、晚唐体三派 诗人，白体诗人主要有王禹偁、徐铉等，西昆体诗人主要有杨亿、杨筠、钱惟演等，晚唐体 诗人主要有林逋、魏野、寇准等，他们分别以中晚唐诗人白居易、李商隐、贾岛等人为师法 对象， 特别是 “唐末五代流俗， 以诗自名者， 大抵皆宗贾岛辈， 谓之贾岛格” （ 《蔡宽夫诗话》， ） 流行于晚唐五代仍以贾岛、 姚合为代表的一路诗风与宋初晚唐体的接续， 更划出宋初诗史的 一条最明显的线索。可见，宋初诗坛虽未形成独具特色的“宋调” ，但其对晚唐诗风的大规 模承袭， 却实在地成为宋代诗史的起点。 这种在宋初结束残唐五代割剧纷乱而形成大一统局 面的新时代气象中对残唐五代委琐诗风的原般承继的不适时性， 也就为下一阶段诗史的变革 提供了客观的依据与实在的对象。 此外， 在宋初诗坛范围内， 白体诗人的杰出代表王禹偁 “拆 浮伪，去陈言”“力振斯文”的努力（苏颂《小畜外集序》，晚唐体与西昆体诗人基于文人 ， ） 审美趣味的高层化要求以及艺术经验的探索的需要，而对于精巧典丽的构思与形式的追求， 本身也蕴蓄了一定的趋变因素，因此，宋初虽以承袭晚唐为起点，但其深层实已生成了整个 宋诗史最显著的特征——变革精神的基因。 具有独特风貌的“宋调” ，形成于北宋前期的后一阶段。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为代表 的诗歌复古运动作为这一时期诗坛的主流， 依倚着儒学复兴的文化土壤以及政治文化走向一 体化的时代背景， 一方面表现出儒家政教诗学的浓厚色彩和正统观念， 另一方面又造成政治 社会意识的空前强化，在“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 （梅尧臣《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 玉汝见赠述诗》、 ）“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 （梅尧臣《答裴送序意》 ）的认识的 前提下，在对宋初晚唐诗风的批判与变革之中，宋诗也同时完成了议论化、理性化的特征建 构，走上了价值取向与艺术风格的转换进程。这其间，以集文人、学者、重臣于一身的欧阳 修的作用尤为显要， 作为群伦之领袖， 欧阳修有意识地聚集众多诗人成为一个志合道合的诗 人群，形成诗歌复古运动的浩大声势以及“宋调”初建的大规模的实践；同时，欧阳修通过 知贡举选录天下英才，直接培养和提拔了王安石、苏轼，更为下一阶段宋诗艺术高峰的出现 启开端倪。 欧阳修作为重臣与学者， 其诗歌的政治取向与哲理内蕴的两翼又联结着名臣诗人 群与理学诗派， 这两个创作群体在各自领域的单向发展与极度推广， 在整体上恰恰成为诗歌
    复古运动的辅翼，显示了与“宋调”形成同步的宋文化的全般推进的内涵与质素。 宋诗艺术高峰出现于北宋后期。这时期北宋盛世已走向衰颓，各种内外矛盾逐渐加剧，党争 空前激烈， 但是这种政治上的新旧对抗与矛盾交织引发的激烈辩论与思想交锋， 恰恰成为诗 人创作个性极度发挥的思想基础。 宋诗艺术自身的积聚与展开， 通过这种时代因素的深层刺 激与推助，自然迅速达到其峰巅状态。这是宋诗史上大家最多的时代，代表诗人有王安石、 苏轼、黄庭坚、陈师道，所谓“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 （陈师道《后山诗 话》，共同构成宋诗艺术的最高程度的体现。但由于诗人创作个性的发展，他们不仅各自显 ） 示出截然不同的主导风格， 而且每一具体作家也都具题材风格的丰富多样的特点， 这在苏轼 诗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苏轼基于丰富的人生经历与思想渊源的创作个性的发展， 在诗中最终 形成以超然物外与热情滂霈为主要表现的主体的高扬与心灵的涵盖， 将宋诗的本质精神推扩 到辉煌的境地。同时，苏轼的博大襟怀造成一个成员众多的苏门诗人群，几乎占尽了整个盛 宋诗坛，其中最杰出者是黄庭坚与陈师道。黄、陈皆自苏轼的主体精神出发，一个侧重诗律 的规范，一个着意内心的体验，而这种规范的诗律与内省的方式的合流，也就构成了江西诗 派创作的最根本的要素与起点。 北南宋之际，宋代进入腐朽其内、动乱其外的时期，伴随着北宋灭亡与南宋偏安局面形成的 过程， 是社会空前激烈的动荡。 与这种政治史的衰微一样， 这时期的诗史也进入明显的低谷， 但与社会的动荡相反，这时期诗坛又显示了创作风格的一致与凝定。前期大家苏、黄等人相 继辞世，但黄、陈诗中形成的规范法式，却为这一时期众多中小诗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从 而以大体相同的创作态度与艺术趣味凝聚成一个阵容庞大的江西诗派。 这一诗派不仅主宰了 北南之际的六十年诗坛，而且影响深远直达清末，究其原因正是在于对黄、陈诗风及创作规 范的细密与完善， 以一种模式化的面貌， 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出典型的宋诗的基本特征。 然而， 这一创作规范在宗派意识的支配下长期的延续、推扩与发展，同时也就形成了固定、凝定与 僵化，所谓江西末流之弊就在于诗人眼界日益狭小，诗境日趋枯寂，诗人们在强大的群体意 识之中，创作个性消融几尽。因此，江西末流对黄、陈句律的承继，恰恰忽视了黄、陈诗中 与其艺术外壳相符称的高扬的主体精神和丰富的心灵世界。 有鉴于此， 江西派后期重要作家 吕本中提出“活法” ，试图打破僵化的模式与封闭的心灵，其创作实践也就由生新艰涩走向 轻快圆话，同时诗人曾几进一步将这种诗风推向清新活泼，以这一转变为契机，社会动荡与 民族危亡的时代气息也一定程度地在吕、 曾诗中透现出来， 这在稍后陈与义诗中得到了进一 步的推广与发展。 从江西派内部的趋变中表现出来的清新活泼的诗风与关注时代的精神这两 种倾向看，实际上已经为宋诗史下一阶段的又一艺术高峰的出现拉开了序幕。 紧接江西诗派末流衰弊及其内部趋变之际， 南宋前期的后一阶段诗坛出现了中兴局面， 以陆 游、范成大、杨万里三大家为代表的诗坛，犹如漫缓颓波中的中流砥柱，振起宋诗史上第二 座艺术高峰。当然，由于江西诗风的强大影响，陆、范、杨三家都体现了出自江西的艺术渊 源，但他们创作的最终成就与实质精神，无论是慷慨激昂的爱国情怀，还是清丽自然的田园 山水，都以走向外界现实的共同特性显示了与江西派主调的根本差异。陆、范、杨在走向现 实的自觉意识的共同确立中， 又有各自不同的侧重面， 陆游的慷慨激昂是南渡以来压抑于士 人胸中的抗敌愿望与爱国精神的迸发的最高程度的体现， 范成大基于丰富阅历的纪录而对诗 境的着意开拓，则成为现实意识的最大规模的实践，杨万里神会于自然景物之中，既追求情 景交融又力倡晚唐诗风，更体现了南宋诗风变异的一个最显著标志。其时，理学家朱熹及词 家姜夔等人皆擅诗，而其平白明畅的艺术表现亦皆体现了相似的审美趣味。 杨万里初倡 “晚唐异味” 的范围本来尚较广泛， 然而经由叶适到永嘉四灵， 则形成独尊贾岛、 姚合的诗风，由四灵推扩为一个拥有众多诗人的江湖诗派，也就构成南宋后期诗坛的主流。 这一持定内涵的晚唐诗风的复现，极为明晰地显示出向宋初晚唐诗风的回归，然而，由于整 个宋诗史的变革意识的长期积淀与渗融， 宋末与宋初同宗晚唐的现象又有本质的差异， 宋初
    的晚唐诗风是前代影响的自然延续，宋末的晚唐诗风则是对以江西派为代表的“宋调”的变 革，因此，宋末的回复晚唐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宋诗变革精神的体现。此外，这一时期诗坛 还衍出两大线索， 一是远离政治的江湖诗人创作中的平民意识与趣味的不断增强， 为元明诗 风启开端倪， 二是宋亡之际的遗民诗人创作中的爱国激情与黍离哀思的集中迸发， 接续着宋 代文人普遍的政治社会意识而形成民族精神的大力张扬与久远回响。 宋诗发展脉络图： 北宋初 北宋中期 北宋后期 南北宋之交 南宋中期 南宋后期 白体 欧阳修 王安石 江西诗派诗人群 陆游 四灵 西昆体 梅尧臣 苏轼 （吕本中 范成大 江湖诗派 晚唐体 苏舜钦 陈师道 陈与义） 杨万里 遗民诗人 北宋前后期以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为界（1068 年） 南宋前后期以宋宁宗开禧北伐为界（1206）（隆兴和议发生于 1164 年） ， 第二节 宋诗整体特征 通过以上对宋诗史的概略描述，我们发现，宋诗从整体上呈现出如下较显著的特征： 第一、 丰富性。 体现为：a.诗人数量多。b.诗作数量多。c.诗派林立。d.内容繁富。 宋代不仅诗人众多、创作丰盛，而且诗派空前繁富，形成诸多体格，严羽《沧浪诗话·诗体》 举其大者，从时代特征着眼以“本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为代表，从作家风格着 、 、 眼以“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 、 、 、 、 、 、 为代表。 每一种诗体实际上都聚集着一个趣味相投的诗人群， 构成创作风格相似的诗歌流派。 除此而外，宋初的白体、西昆体、晚唐体，其后的诗歌复古运动、苏门诗人群、江西诗派、 中兴四大家、理学诗派，直至宋末的永嘉四灵、江湖派、遗民诗人，各种诗派贯穿着整个宋 代诗史，从这一角度看，一部宋诗史几乎就是各种诗派的发生、衍变、消亡史。尽管在宋以 前，诗坛已多有流派，如“建安体”“太康体”“大历体”之类，但自觉的宗派意识的形成 、 、 可以说是肇端于宋初，因而宋诗史上不仅诗派空前繁密，而且诗人皆以自立门庭相号召，所 谓“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沿及宋人，始争疆垒” ， （王夫之《姜斋诗话》，正是宗派意识 ） 自觉与强化的体现。同时，宋代诗人创作个性的普遍的充分发挥，又构成诗派内部的多元性 与复杂性。 这种由诗人创作个性的充分发挥与众多诗派的争相自立相融合的群体意识与创作 个性的互为体现， 包容、 联结， 也就进一步促使宋诗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宋诗疆域的不断推扩。 明人袁宏道《雪涛阁集序》云： “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 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 ”正见宋诗由诗人的自立精神而 形成的广博容量。 清人袁枚于 《随园诗话》 卷七云： “三唐之诗， 金、 银也， 不搀合铜、 锡…… 宋元以后之诗文，则金、银、铜、锡无所不搀。 ”将唐、宋诗做比较，亦可见其以“无所不 搀”而有别于唐诗处。 第二、 变革性。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宋代诗派凡数变，西昆伤于雕琢，一变而为元祐之朴雅，元祐 伤于平易，一变而为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后，江西宗派盛极而衰，江湖诸人欲变之，而力不 胜，于是仄径旁行，相率而为琐屑寒陋，宋诗于是扫地矣。 ”全祖望在《宋诗纪事序》中说： “宋诗之始也，杨、刘诸公最著，所谓西昆体者也。……庆历以后，欧、苏、梅、王数公出， 而宋诗一变。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练，并起有声。而涪翁以崛奇之调，力追草堂，所谓江 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诗又一变。建炎以后，东夫（萧德藻）之瘦硬，诚斋（杨万里）之 生涩，放翁（陆游）之轻圆，石湖（范成大）之精致，四壁并开。乃永嘉徐、赵诸公（徐照、 徐玑、赵师秀） ，以清虚便利之调行之，见赏于水心，则四灵派也，而宋诗又一变。嘉定以
    俊，江湖小集盛行，多四灵之徒也。及宋亡，而方、谢之徒（方凤、谢翱） ，相率为急迫危 苦之音，而宋诗又一变。 ”这两段话不仅描划了诗史各个阶段的特点与实况，更为重要的是 揭示了宋诗史上诸多流派互为递嬗之因由与轨迹。 也就是说， 整个宋诗发展过程中的众多诗 派的出现， 其所表现出的自立门庭的精神与努力， 根本的内驱力乃在于对前人的变革与改造。 从整个诗史的总体看，宋诗是对唐诗的变革与改造，从宋诗史的本身看，宋诗也是一个不断 的变革与改造的过程，不仅各派各体之间，即在具体的作家之间，也往往表现为有着具体针 对性的因变关系。吴乔《国炉诗话》云： “诗道不出乎变复”“汉魏诗甚高，变三百篇之四 ， 言为五言，而能复其淳正，盛唐诗亦甚高，变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朝之 绮丽为浑成，而能复其挺秀”“宋人惟变不复，唐人之诗意尽也” ， 。可见，对传统诗歌中的 变革精神的极度发展，正是宋诗的重要特色之一，也就是说，在整个诗史的嬗递流程中，宋 诗的变革程度是最高的。 概言之，与前代诗史相比较，宋诗史以丰富性见长；从宋诗发展阶段着眼，宋诗史则以变革 性为特色， 正是它的丰富内涵与追求自立的变革精神构成了宋诗自身的显著特色， 推动了唐 代以后诗史的继续前行与发展。
    第二章 北宋前期诗坛 第一节 北宋前期诗坛概述 北宋一百六十余年，可以神宗登位变法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由开国（960 年）到英宗 末叶（1067 年）约百余年，是政治上大体稳定、经济上向上发展的时期。由太祖、太宗到 真宗，历朝垦田数不断递增，手工业、商业和海内外贸易都有相当发展。随着中原统一局面 的形成和社会经济的繁荣，统治者歌舞升平、宴会享乐之风广泛蔓延。然而承平稳定的社会 表象，毕竟掩盖不了内外矛盾的迅速增长。宋朝对辽、夏的转攻为守，特别是真宗景德元年 （1004） 、仁宗庆历四年（1044）两次轻易地允诺向对方纳币求和，加重了宋朝外部的经济 和政治威胁；官冗、兵冗、 财乏、 军弱等新弊端的逐渐形成，豪门富商兼并聚敛的日益加剧， 又促成了社会内部机制的动荡不安。 内外矛盾的纷至沓来， 使敏感的士大夫知识层产生了忧 患感、危机感，意识到不能再一循旧章地苟安下去。因而从真宗嗣位以来，朝内就出现了各 种挽救危机的议论。如真宗咸平初，王禹偁就指出“兵威不振，国用转急”的现状，柳开也 提出了“若守旧规，斯未尽善，能立新法，乃显神机”《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 ）的见解。 （ 仁宗时，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都主张革新政治，富弼在奏章中认为“朝廷自守弊法， 不肯更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 （ ，必将有严重后患。北宋前期是社会生活由相对 稳定到多重矛盾日趋显露的时代，也是地主阶级中有识之士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 北宋前期文学同这种社会潮流相呼应， 其发展主线大体上经过了由承传前代馀风， 到呼唤革 新和完成蜕变的漫长过程。 而各体文学的演进， 又是不能不受着它们自身的前行发展状况所 影响和制约的。 北宋诗的嬗变历史与文相通。古文运动的前驱王禹偁诗文俱工，他提出“韩柳文章李杜诗” 的口号，最早主张诗尊李、杜。当时李、杜诗并不为人所重。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约六十 年间，诗歌主要承袭中晚唐。方回说： “宋划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 ”《送罗 寿可诗序》 ）白体学白居易，诗风平易晓畅，作者有李昉、徐铉、王禹偁等，以王禹偁成就 为最大；晚唐体学贾岛、姚合，以清逸幽隐为归，作者有九僧、林逋、魏野、潘阆等，九僧 和林逋可为代表；昆体学李商隐，辞采密丽精工，杨亿、刘筠是这一派的领袖。大致白体诗 流行最早，作者不少为由五代入宋的诗人，今存最早的白体唱和诗集《禁林宴会集》 ，系太 宗淳化二年（991）苏易简、毕士安、梁周翰、李昉、张齐贤等于翰苑观赏飞白御书而作。 晚唐体的流行差不多与白体同时， 九僧年辈略与王禹偁相近， 魏野、 林逋的生年也早于杨亿、
    刘筠。西昆体的兴起在真宗景德年间，其酬唱诗结集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 ，由于主要作 者身为文学侍臣， 供职翰院， 为一代风雅所系， 加之他们以富赡的辞采咏唱华贵的帝都生活， 恰与开国不久宴乐升平的气氛相契合，遂使昆体耸动天下，风靡一时，在宋初诗派中兴起最 晚而影响最大 。西昆体的过热流行及其末流的偏弊日甚，必然会引发诗界内部反对声浪的 涌起，加之仁宗时代政治改革浪潮日益高扬，这就促进了诗歌的矫弊和创新。 仁宗、英宗两朝四十馀年，是诗坛上针对西昆的偏弊而创新诗风的时代。这时从舆论上痛诋 西昆而造成广泛影响的是石介，以创作实绩而显示出宋诗独立面目的，是苏舜钦、梅尧臣和 欧阳修。苏舜钦在《石曼卿诗集序》中说： “国家祥符中，民风豫而泰，操笔之士，率以藻 丽为胜。 ”这显然是针对西昆而发的。他于景祐年间校辑杜甫别集，感叹杜诗“不为近世所 尚”《题杜子美别集后》。他写诗发扬杜诗关注重大时事的传统，而摒弃了一味追求藻丽的 （ ） 风尚。梅尧臣于天圣九年（1031）调任河南县主簿，他同任职于西京留守钱惟演幕府的欧阳 修、谢绛等人结为诗友，相互酬唱，一时间使洛阳成了诗歌创作的一个中心。他们这时虽未 提出矫正昆体的口号，但已经开始了改革诗风的创作实践。以后随着政治改革斗争的激化， 他们以诗歌干预现实的意念更加自觉。 梅尧臣于庆历年间所作的几篇有名的诗文， 鲜明地揭 橥了革新派诗人的创作旨趣。苏诗激情坌涌，梅诗覃思清切，各擅其长，齐名一时，深受欧 阳修推重。欧阳修诗坦易疏畅有似李白，而议论英发处则于韩愈为近。北宋诗到梅、苏、欧 三家，已洗尽了浮艳积习，完成了诗风改革。叶燮《原诗》云： “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 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发挥 铺写，曲折层深以赴之，竭尽乃尔。 ”叶梦得《石林诗话》说： “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 以气格为主。 ”可见变尽昆体而显示出宋诗独立面目者，始于梅、苏、欧三家。 北宋前期诗歌的革新历程，与古文运动相似，它随着政治改革的深入而发展，革新派诗人的 创作观念也与故家波澜莫二。革新的派诗人大多是主张文风复古的古文家，如王禹偁、苏舜 钦、欧阳修等人都是诗文兼擅的。以此，他们对创作大抵强调发扬风雅美刺等观照现实的诗 歌传统，以诗歌作为“正始雅音”来参预政治改革的意识也比较自觉。不过诗歌风格的演变 与古文着重发展韩、柳文从字顺的一面而走上坦易明畅的路子有所不同，它以杜、韩为主要 师法对象而走向了深窈奇崛一途，在承传变化唐音的基础上创造了与唐诗韵味迥异的宋调。 北宋前期诗坛拟可分为两段而观之。第一阶段是指在太祖、太宗、真宗三朝（960-1022）六 十余年的整个北宋初期，诗坛表现为对晚唐诗风的延续，可称为“唐风笼罩”的时期；第二 阶段是指仁宗、英宗两朝（1023-1067）的四十余年，宋诗逐渐形成了自身特有的风调，可 称为“宋调初成”的时期。 第二节 “唐风笼罩”的北宋初期诗坛 宋朝的建立， 一方面结束了残唐五代的割据纷争， 形成 “一轮倾刻上天衢， 逐退群星与残月” （赵匡胤《咏初日》 ）的一统局面，另一方面采取了发展生产的有力措施，使社会经济和农 业生产迅速发展，兵乱田荒的局面逐渐变为“稻穗登场谷满车，家家鸡犬更桑麻” （滕白《观 稻》的繁荣景象。但是宋诗并未能与宋初社会发展产生同步性，因此，宋代的时代的开始并 不意味着具有独特风貌的宋诗开始。在太祖、太宗、真宗三朝（960-1022）六十余年的整个 北宋初期，从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看，实可视为唐代诗风尤其是晚唐诗风的延续，半个世纪 的宋初诗坛处处体现出唐风笼罩的特点，活跃着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三个主要作家群。以 时代先后而论，则白体为先导，风行于太祖、太宗朝（960-997） ；自太宗后期至真宗时，出 现了晚唐派；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 ，西昆体开始兴起，其声势达于仁宗期。这三派的 创作内容及风气是一脉相承的，大都是唱和酬答之作。 一、白体诗及王禹偁诗 （一）宋初的唱和诗风与白体诗
    宋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重文轻武。宋初的最高统治者为了安定封建秩序，加强中央集权制， 在政治上采取了偃武修文的策略，并使之形成普遍的社会风气。 《宋史·文苑传序》云： “艺 祖（赵匡胤）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 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 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尹，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为了颂扬圣明和粉饰太 平，赵宋王朝有意提倡应酬赠答的诗赋。 特别是太宗，常常舞文弄墨，附庸风雅，每逢庆赏、 宴会，便宣示御制诗篇，令大臣们唱和。所以宋初文坛盛行的是唱和诗。于是白居易的元和 体便成了时流学习的榜样。众所周知，白居易一生的诗友前半期是元稹，后半期是刘禹锡。 他们曾写过许多唱和诗，次韵相酬，编篡成集。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说： “予始与乐天同 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遣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 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竟作新词， 自谓为元和体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 、 、讽谕等篇，时人罕能知者。 ”元和体诗可分为 二类： “其一为次韵相酬之长篇排律”“其二为杯酒光景间之小碎篇章” ； （见陈寅恪《元白诗 笺证稿》附论[丁]元和体诗） 。两者互相渗透影响，就形成了宋初以小碎篇章互相唱和的白 体诗风。 据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所列举，白体诗人主要有：李文正（昉） 、徐常侍昆仲（徐铉、徐 锴） 、王元之（禹偁） 、王汉谋（奇）等五人。其中徐锴、王奇二人诗集已失传，李昉有文集 五十卷，亦已不传，唯其与李至酬唱合集《二李唱和集》尚存。五人中，只有徐铉、王禹偁 有完整诗集传世。 （二）王禹偁 1．生平及著述 白体诗人的杰出代表是王禹偁。王禹偁（1054-1001） ，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山东钜野）人， 家世务农，父亲以磨制面粉为生。艰苦贫寒的农村生活，砥砺了他的志向，为他后来认识社 会，理解生活，走上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打下了基础。 他自幼奋发求学，五岁能诗，九岁能文。 相传济州从事毕士安有一次在筵席上出了一句诗： “鹦鹉能言难似凤” ，座客皆不能对。碰巧 王禹偁替他父亲给公府送面，来到阶下，竟不假思索地对了一句： “蜘蛛虽巧不如蚕” 。毕士 安听后大为赞赏，连声夸他是“经纶之才” ，爱重地呼为“小友” （见邵博《邵氏闻见后录》 卷十七。唐李泌幼时聪敏，宰相张九龄颇加爱重，称为小友，见《新唐书·李泌传》 。毕士 安在这里是以王禹偁比李泌） 。 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 ，王禹偁三十岁时进士及第。初授成武县主簿，次年改知长洲县。 太宗端拱元年（988） ，他被召赴京，任右拾遗、直史馆。次年正月，太宗诏文武群臣各陈备 边之策，他献《御戒十策》 ，三月，太宗亲试贡士，召他作歌，他写了《皇帝亲试贡士歌》 ， 得到太宗的赞赏，被任命为左司谏、知制诰。这是他仕途上最得意的时期。然而他没有利用 谏官的职位阿谀奉承，以求自己青云直上，而是以国事为重，对朝纲弊端不遗余力地抨击批 评，因此得罪了皇帝，触怒了权贵，以致“八年三黜” 。第一次被黜是在淳化二年（991） 。 妖尼道安诬告徐铉（事见《东都事略》卷三十八） ，王禹偁上书为徐铉辩护雪诬，触怒皇帝， 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后召还京师，为翰林学士。第二次是太宗至道元年，因“谤讪”罪被 贬，出知滁州。真宗即位，召还，预修《太祖实录》 。因秉笔直书，被宰相张齐贤加以“议 论轻重其间”《宋史》本传）的罪名，在咸平元年（998）遭到第三次罢黜，出知黄州，故 （ 后世称他为王黄州。连遭罢黜而不改初衷，曾作《三黜赋》 ，表示“屈于身分不屈其道，任 百谪而何亏！。他卒于真宗咸平四年（1001） ” ，仅四十八岁，一生创作的诗歌和散文甚多， 可惜大部分已散佚，现存《小畜集》三十卷，自序说： “因阅平生所为文，散失焚弃之外， 类而第之，得三十卷，将名其集，以《周易》筮之。遇小畜卦，所以叫《小畜集》 。后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