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有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和作品还有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萧乾的《流民图》，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赛上行》等。
游记重要的有：朱自清的《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王统照的《欧游散记》；郁达夫的《屐痕处处》、《达夫游记》；钟敬文的《湖上漫拾》等。

第十七章     40年代文学思潮与运动
一、战争对文化的制约
30年代末期和40年代是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战争时期，也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转折时期，文学自觉的担负起了民族救亡的使命，战争与救亡成为这个时期文学的特色。战争与救亡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心理、创作方式、题材、风格与审美选择，不同区域的社会状况与政治文化背景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发展，决定了文学的潮流与趋向。本阶段文学的区域化特征很明显，可以分为：国统区文学（重庆、昆明为中心）、解放区文学（延安为中心）、沦陷区文学（北京为中心）、以及上海为中心的孤岛文学。
战争也改变了人们对文化、民族、历史、生命、人性的认识，极大程度的激发了人对文化、生命的自觉性。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加强了和世界文学的联系和交流。
（一）抗战初期的救亡文学（1937.7－1938.10）
高扬英雄主义的文学，五四文学启蒙、个性解放和社会革命的主题让位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文学观念空前统一。
1938年3月28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出版会刊《抗战文艺》，将不同政治观点的文艺家联合在一起，各种观念的文学汇流到救亡的大时代主题方向上来。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许多作家深入到群众在，投笔从戎，用文学作为时代的号角。爱国主义的主题和共同的思想追求，英雄主义的调子，成为这个时期文学统一、鲜明而单纯的色彩。体裁出现小型化、轻型化、速写化、及时化倾向。
文体上，报告文学和通讯成为热门的体裁；诗歌朝广场艺术发展，追求通俗、鲜明、昂扬色彩，出现了墙头诗、传单诗、枪杆诗等便于宣传鼓动的形式；大众化小型轻便的文艺形式出现，以便有力配合抗战的宣传工作。
抗战初期的文学服从和服务于“救亡”这一时代中心，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宣传性，表现了现代文学与民族命运血肉联系的特质，但文学时代性战斗性的获得，后果是文学多样性、个性和创造性的丧失，体现出了现代文学的不成熟。所有抗战初期的文学存在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满足于“廉价地发泄感情或传达政治立场”，这也是民族心理的不成熟在文学上的体现。
（二）理性沉思的文学（1938.10－1944.9）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人们的心理从初期的英雄主义和昂扬色彩逐渐沉静下来，开始理性的思考战争前途和民族命运，出现了“新的苦闷和抑郁”，民族精神更加成熟和觉醒。表现在文学上，首先是爱国主义主题的扩展与深入，一方面转向历史，在漫长的民族历史中寻找民族的脊梁，发掘民族的美德，总结民族的经验教训，作为现实的借鉴，形成了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历史剧创作热潮；或者思索民族文化传统与民族性格的优劣得失，如萧红的《呼兰河传》、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北京人》、《家》等；或者是探讨战争环境中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与发展道路，出现了现代文学史上知识分子创作的又一个热潮，如路翎《财主底儿女们》，沙汀《困兽记》，艾青的《火把》等。这一时期的重要文学形式是长篇小说、多幕剧、长篇叙事诗和抒情诗，文学呈现出强烈的史诗格调。
（三）讽刺与暴露的文学（1944.9－1949.9）
194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成立民主政府的主张，国统区掀起了民主运动的热潮，文学再一次承续了与民族命运的血肉联系。对黑暗的诅咒和对腐朽现实的否定，以及知识分子在一个新的时代道路前的自省与历史总结成为文学的重要内容。在期待、愤懑、焦躁不安等各种情感和情绪中，讽刺成为文学的主流手法，如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升官图》，宋之的的《群猴》，吴祖光的《捉鬼传》等。钱钟书的《围城》、张恨水的《八十一梦》等也显示出浓厚的讽刺和喜剧色彩。
（四）乐观英雄主义的解放区文学
解放区文学呈现出明朗、素朴的色彩，政治上翻身的农民，要求文化上的翻身。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解放区乃至中国以后很长一个阶段文艺的法典，专业作家与群众文艺相结合，表现在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赞美以及对群众斗争生活的热情描绘，文学的视角转向了普通的民众，文学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出现了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歌剧《白毛女》。
解放区的文学主要是在政治的直接拖动下单向突进式发展的文学运动，强调了配合与服务于政治，相对忽视了文学自身的规律性，过分强调了工农兵方向，造成了表现对象的单纯化，强调了对农民传统艺术形式的继承，放松了对艺术多样化手法的自觉自觉追求，强调文艺的通俗性，忽视了文艺的高雅之别。
主要作家作品有：小说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孙犁的《荷花淀》；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柳青的《种谷记》；欧阳山的《高干大》；草明的《原动力》；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政治委员》；邵子南的《地雷阵》；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华山的《鸡毛信》；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春种秋收》等。
戏剧有马健翎的新秦腔《血泪仇》、《穷人恨》；新秧歌剧《兄妹开荒》（王大化、李波、路田编剧），贺敬之等集体创作的新歌剧《白毛女》；话剧《把眼光放远一点》，李之华创作的《反“翻把”斗争》、《红旗歌》（刘沧浪等集体创作）等。
诗歌有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张志民的《死不着》等。
解放区文学的特征：服务于时代政治的功利性；艺术追求的乡村化；作者心态的“工农兵”化。
缺陷：注重政治功利性，忽略了文学的艺术本体追求，缺少意蕴丰厚的艺术典型，艺术创新不足，艺术个性模糊，艺术意识的现代感缺乏；强调艺术的大众化，过分倚重于乡村文化和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学的启蒙和创新精神散轶；放弃了对外国文学的学习，形成了当时和以后一段时间文学和文化的故步自封。
（五）沦陷区文学
主要集中于华北和东北沦陷区，受到日伪文化政策的影响，一方面转向乡土文学传统，以揭示沦陷区人民真实的生存困境与不屈不挠的生存意志；一方面重视对人的日常平凡生活的重新发现和肯定转向写苍凉的人生，在平凡生活中去发现永久的人性。如张爱玲为代表的作家。沦陷区文学另一个发展方向是雅俗文学的逐渐合流，出现了刘云若、秦瘦鸥等新言情小说作家，文学呈现出雅俗共赏的局面。
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延讲》发表的时代文化背景
1、革命政党对文艺的要求与作家创作的作品实际成绩间存在差距，五四以来的文艺运动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展反映不够，对艺术的现代化追求超过了对民族化、大众化的认同。
2、抗日民主根据地大批文艺工作者是来自于城市的知识分子，如何与工人、农民、军队相结合，消除隔膜，表现他们的革命人生，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3、战时的政治军事体制以及解放区工农兵读者对文学的特殊要求和期待迫切需要宣传式的作品，当时的知识分子作家感兴趣于高雅艺术品的创造，不愿意做文化的普及工作。
4、在创作手法上，来自于国统区的文艺家习惯采用暴露与讽刺手法抨击时政，到解放区后，创作思维难以改变，对革命阵营内部的问题也采取同样的方法。
5、当时在解放区关于文艺问题的争论日渐强烈，有必要统一思想和认识。
（二）《延讲》的主要内容
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上做的系列报告，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延讲》是马克思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结果，是二战后马克思文论中最有体系色彩，影响最大的论著之一。它后来成为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共产党制定文艺政策和指导文艺运动的根本方针，成为中共文艺政策的法典。
毛泽东是从政治策略的角度，从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角度思考文艺政策的。他回答了政党如何领导文艺的根本政治性问题。包括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艺批评标准、对文化遗产的批评继承、文艺队伍建设、统一战线等文艺的外部问题，对文艺的内在规律性探讨较少。《延讲》的中心问题是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的正面回答，目的在于求得文艺对革命的有力配合。
毛泽东强调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强调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在谈到如何为群众服务时提出了文艺家的“思想改造”问题，他从政治家的角度要求文艺家思想的统一，立场的转变，要求文艺家与工农兵相结合，这是《延讲》理论体系的核心。
毛泽东进而指出，超阶级的艺术，与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要求文艺工作者自觉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提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看法，这容易被误解为单纯强调文艺服务于政治，容易导致在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题材和手法单一的缺陷。
毛泽东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谈论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当时急需统一思想，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时代环境中，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毛泽东作为中共的领导人，具有不可怀疑的权威性，容易使执行文艺政策的人教条化、绝对化的理解，尤其是毛泽东的文学家气质，速决式的思维方式，忽视了文艺作为特殊的上层建筑和精神产品的复杂性以及它的相对独立性，用战争速决的方式解决思想和精神问题，是值得商榷的。
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文学与革命关系问题：文学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必须为革命服务。
文学如何为工农兵服务问题：如何处理普及与提高，解决文学的源与流的关系。在普及中提高。文学的源是生活，流是传统。
文学要加强统一战线。
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提出要开展文艺斗争，开展整风运动。
（三）《延讲》的主要特点：   
主要讨论的是文学与革命的关系问题，把文学作为革命的一部分，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功利性，而不是文学的审美性，回答的主要是维新为什么的外部问题，而不是文学是什么的内部问题。
发表与中国特定的战争历史条件下，受制与毛泽东个人的文化和文学修养，因此《延讲》具有历史局限性和个人性。
从文学的作家、作品、读者、社会四个要素来讲，《延讲》主要讨论的是作家与社会的关系，忽视了作品构成与读者审美因素，因此《延讲》只是文学的部分理论。
（四）《延讲》的历史意义
3、 规范、指导了解放区的文艺创作，带来了文艺创作的新气象。
2、促进了解放区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带来了解放区文艺的新形式。
3、加强了文艺思想的统一和创作方法的统一，使文艺更好的服务于大众、服务于战争的需要。
4、解放后成为中共制定文艺政策的法典，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
三、文艺思潮的论争
（一） 对抗战文艺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
针对抗战初期文艺小型化、群众性、概念化的特点，梁实秋基于新月时期的文艺思想，认为文艺的超阶级性和表现普遍的人性，批判抗战文学中的“抗战八股”，要求文艺游历抗战、游历政治与宣传。梁实秋“抗战无关论”得到沈从文是应和，从京派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想出发，在《文学运动的重造》一文中提出把文学从“商场”和官场解放出来，建议作家做些与抗战、政治、宣传无关的事情。对此，文艺界许多作家、批评家提出了批评意见，强调了特殊历史时期对文学的某些合理化需求和对抗战的配合。
（二） 对战国策派的批判
    是抗战时期在西南地区的教授学者组成的一个综合性社团流派。，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刊物而得名。他们的哲学基础是尼采的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历史观标举战国历史形态，声称的“争于力”的战国时代的重复。在文学上主张以恐怖、狂欢和虔恪作为创作的“三道母题”，鼓吹自我，强调心灵，提倡超阶级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新华日报》、《群众》杂志以及解放区的报刊都发表了对之的批判文章，简单的把战国策派斥责为反理性的法西斯文艺理论，有失之偏颇。
（三）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在毛泽东的号召和指导下，直接推动了“民族形式”的讨论。
同时，在国统区也展开了民族形式的讨论，论争的焦点主要是民族形式的来源问题。一方主要以林冰为代表，重视民间旧形式，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等文章中，提出了创造新民族形式以及创造新民族形式的主要途径是运用民间形式，偏执处主要是强调民族形式的同时，排斥了对外国文学以及其他形式的借鉴，这与文学五四传统和文学发展的实践是不符的。另一类观点是完全否定民间形式有可以批判继承的合理成份，认为旧形式都是封建“没落文化”，全盘肯定五四新文学，忽视了新文学中确实存在与人民大众脱节的弱点。胡风等人综合了以上两种观点，认为创造新民族形式的必然与必要，同时，也不应该排斥外来经验，强调了五四新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但对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承续关系没有给予充分的阐释和重视。
抗战时期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是继五四时期“平民文学”和“为人生的文学”和30年代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之后，在抗战文学的通俗化、利用旧形式等艺术实践基础上的又一次富于文学本体意义的建设性讨论。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既是文学大众化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发展的结果，也是新文学建设的世界化、现代化、民族化的必经步骤。是新文学在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问题上所进行的更深层次的探索。但由于民族战争的特殊环境，参与讨论的文艺家自然具有较强的民族文化自珍意识，加之讨论者认识上的偏狭，一些人将“民族化”与“大众化”、甚至“通俗化”相等同，忽视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而对民间文艺和文艺旧形式的利用过于看重，片面的着眼于文学的形式，而降低了文学的内容和艺术性，无疑会导致了艺术创作上价值的偏颇。导致重形式，轻艺术的后果。
（四）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关系的论争
一次是延安整风初期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关系问题的论争以及引发的对王实味等人的政治批判。
王实味等人在强调文学的真实性与独立性的前提下，提出政治家的任务是“偏重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的任务“偏重改造人的灵魂”。王实际味等人的观点符合文艺的规律性认识，但却在特定的政治时代，文艺论争被政治斗争所取代，王实味后被作为反党集团分子被处决。
对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置疑，认为创作的最主要因素是作家的思想认识，胡风认为作家应该表现“到处都是生活”，而批评者认为生活依照政治标准进行划分，有主流与支流、本质与非本质、光明与黑暗之别，艺术家应该体现主流、本质和光明的生活面为主要对象。胡风的理论应该是对文学艺术不成熟但极富价值的思考，是对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某些局限的一次反思，这对后来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在理论上具有借鉴意义。
胡风的文艺思想：
胡风（1902－1985）：原名张名贞，张光人，诗人、文艺理论家。1925年考入北大预科，1929年入日本庆应大学英文科学习，1933年因在日本留学生中组织左翼抗日文化团体被捕，被驱逐出国。回国后担任左联的宣传部长和行政书记，与鲁迅交往颇深，为整理、出版鲁迅遗著作了大量工作。抗战期间主编《希望》、《七月》杂志，形成了以其为中心的“七月诗派”。同时还提出了系列文艺主张“主观战斗精神”，“现实主义”理论等。1954年7月向党中央呈递《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受到错误处理，1955年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受到批判，监禁达25年之久。1979年恢复自由，1980年平反，1988年整个“集团”彻底被平反。
他提出了“主观战斗精神”的口号。这是创作主体对现实的把握方式，一种能动的创造力量。作家在创作中必须保持强大的主观力量，突破现实的表层，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本质，作家要突破和超越现实，作家必须具备强大的主体精神结构。
现实主义理论：现实主义是现实人生和客观真理结合的主观战斗精神，他反对客观主义和公式化，对客观主义而言，要发挥主观战斗性，相对于公式主义而言，要具有客观真理性。
（五）对唯政治倾向和非政治倾向的讨论
    1945年围绕《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而展开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对抗战文学创作中公式化原因的讨论。王戎等以“唯政治倾向”否定《清明前后》。这次争论实际上是对评价文艺价值标准的讨论，后演化为在国统区展开对《延讲》精神的领会的讨论，加深了文艺工作者对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统一性的认识

第十八章   40年代小说（一）
一、概述
战争并没有打断文学的发展，由于战争的阻隔，文学形成相对特色的区域。
（一）抗战题材小说
反映抗战现实，富有时代感。丘东平的《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姚雪垠的《差半车麦  》、陈瘦竹的《春雷》、碧野的《乌兰不浪的夜祭》、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等。
（二）暴露与讽刺（社会剖析和世情讽刺）——国统区小说创作
战争爆发后，知识分子从救亡的英雄主义激情中逐渐沉静下来，发现了社会中更多的腐败、肮脏和丑陋，这是暴露与讽刺的前提。
1、张天翼：《华威先生》，写了一个挟一党私利和一己私利的抗战官僚的典型。《谭九先生的工作》、《“新生”》（《速写三篇》），长篇讽刺童话《金鸭帝国》。
2、沙汀（1904－1992）：原名杨子青，四川安县人。曾经与艾芜一道受到鲁迅的奖掖。创作受俄国文学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写实精神、批判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主要作品有：《法律外的航线》（1932年）、《土饼》（1936年）、《苦难》（1937年）、《播种者》（1946年），长篇小说《淘金记》（1943年）、《困兽记》（1945年）、《还乡记》（1948年）（三记），《勘察加小景》（1948年）、中篇小说《奇异的旅程》（1944年），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等。
沙汀小说中浓烈的川西北地方民俗色彩，描写四川巴蜀文化中人物的众生像。
3、艾芜：《丰饶的原野》、《一个女人的悲剧》、《芭蕉谷》等。
4、钱钟书（1910－1998）：见后。
（三）体验与追忆
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对现实苦难的关注。
路翎：《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代表作《财主底儿女们》。主要写流浪者和知识分子。
爵青的《欧阳家底人们》。
冯至的历史诗剧：《伍子胥》。
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果园城记》、《结婚》等。
汪曾祺：继承了沈从文文化小说的路子，《复仇》、《老鲁》、《鸡鸭名家》
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
夏衍的《春寒》
（四）通俗与先锋——都市新小说
予且的新市民小说
张爱玲（1920－1996）：见后。
苏青的《结婚十年》、《歧途佳人》
梅娘的《蚌》、《鱼》、《蟹》（水族系列）
徐訏的《鬼恋》、《风萧萧》
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等
二、    钱钟书
（一）钱钟书简介
钱钟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小说家、学者。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绛结婚，同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秋归国，先后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1941年回家探亲时，因沦陷而羁居上海，写了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解放后任清华大学教授，1953年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副院长。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钟书知识渊博，通晓多种外语，对文学、历史、美学、心理学造诣颇深，曾对中西文论、诗论、中西文化作过精微的比较研究，见解精卓，被称为学术泰斗。作品主要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1年）、短篇小说集《人•鬼•兽》（1946年）、长篇小说《围城》（1947年）、诗学著作《谈艺录》（1948年）、学术著作《宋诗选著》、《管锥篇》等。
（二）、冷热钱钟书
但从建国到文革30年间的中国新文学史上钱钟书一直湮没无闻，直到1980年11月《围城》才由人民出版社重印。美籍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用了二十九几页的篇幅介绍《围城》，说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详细评述的作家有：鲁迅、叶绍钧、冰心、凌叔华、落华生、郁达夫、茅盾、老舍、沈从文、张天翼、巴金、蒋光慈、丁玲、肖军、吴组缃、张爱玲、钱钟书、赵树理。篇幅最大的是张爱玲，43页，鲁迅27页，茅盾的评论为25页和10页，老舍的评论是24页和10页。对解放前文学和整个战后文学总共用了28页，对钱钟书一部《围城》的评述用了29页。）
80年代，《围城》成为畅销书。有七种文字的译本在国外流行。1984年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和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首次介绍钱钟书）开始用几百字的篇幅介绍《围城》，钱理群的《中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把钱钟书作为一个重要的作家进行了介绍。郭志刚认为《围城》是可与《阿Q正传》、《子夜》比肩同立的杰出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新《儒林外史》，是对对行将崩溃的旧社会的一幅生动而真实的写照，宣告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失败。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钱钟书被塑造成一个高山仰止的“文化精英”、“文化昆仑”形象，被称为“国学大儒、“大师”、“文化奇人”，成为中西合璧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钱学”成为80年代、90年代的一门显学。
在90年代，一些新锐学者也对钱钟书提出了质疑。《当代文坛报》发表了《钱钟书热：世纪末的人文神话》，说钱钟书不是当代的文化大师，他恰恰代表了中国文化体系性建构的欠缺。蒋寅在《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中认为媒体的加入和钱学者“种种廉价的赞美和庸俗化研究”，使钱钟书的本来面目模糊不清，主张“解构钱钟书的神话”，让钱钟书回到“优秀学者”的本位上去。
1999年的《十作家批判书》，对《围城》的经典进行了解构，称其为当代的一部“伪经”，“《围城》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小说”。余杰说钱钟书“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
（三）《围城》
1、故事概述
以方鸿渐人生途中留学深造、谈情说爱、谋事求职和婚姻家庭几方面为主线，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汇碰撞和抗战时期国难家愁的时代潮流之中，反讽的描绘出了现代儒林人物的群像。上大学期间，未曾谋面的周姓未婚妻突然夭折，对包办婚姻心存不满的方鸿渐，在顿感解脱中心生哀悯，一封情真意切的吊唁信，使他意外获得了周家的资助，从而得以赴欧洲留学。四年学习，一无所成。迫于长辈的催促，买一纸假博士证书回国。在回国的法国邮船上，被浪荡的鲍小姐玩弄，在敷衍追求者苏文纨的过程中，真心爱上了苏文纨的表妹唐晓芙，但由于苏的离间而爱情未果。于是在爱情失意中受同病相怜的赵辛楣之邀，与知识界的投机人物李梅亭、顾尔谦和女大学毕业生孙柔嘉搭伴离开上海前往湖南三闾大学任教职。内地交通的落后混乱、旅馆的肮脏龌龊、地方权贵的霸道势利、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以及李梅亭半是文学专题卡片半是准备高价倒卖的西药行李箱，构成了一副副鞭辟入里的讽刺场景。在三闾大学，充满了倾轧斗争，方鸿渐事事不如意，最后以拒绝做媒而导致被解职，外部柔顺内藏心机的孙柔嘉设下圈套，成功追求到方鸿渐，于是，二人一同返回上海，途经香港而仓促成婚。在上海，由于方鸿渐的家庭危机四起，在报馆辞职后，最后家庭破裂。方鸿渐最后一无所有，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只好开始准备他新一轮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