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8年5月3日夜杀起义者》: 这幅画反映了1808年人民反抗拿破仑侵略的历史事件。在这幅画中，戈雅并没有把起义者看做是失败者，而是把他们描绘成为英勇顽强、临危不惧的英雄，这与那些内心怯弱的刽子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画面上被屠者的前排里站着三个人，右边的一个是僧侣，正在作最后的祈祷，中间是一个神情坚定的农民，他抬头望着夜空，在农民身旁站着的是一个起义的市民，他正暴怒地举起了双手，好像在厉声咒骂敌人。而画中刑场的背景是马德里的郊外，作品画面上的色彩对比强烈，光源从下面照射上去，更渲染了动荡不安的气氛。 1808 年拿破仑的雇佣军入侵西班牙，腐败无能的卡洛斯王朝不战而降，不甘心做亡国奴的西班牙人民奋起反抗。5 月2 日，首都马德里附近的爱国志士在太阳门下发动了反抗侵略的武装起义，不幸起义失败，法国军队逮捕了大批革命志士。接着，法国军队无视西班牙的独立地位，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于5 月3 日的晚间和次日凌晨，枪杀了数千名起义者。极富爱国热情的画家闻知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极为愤慨和恼怒，挥笔创作了这幅揭露入侵者暴行，讴歌人民爱国热情的历史画——《1808 年5 月3 日夜枪杀起义者》。正如画家本人说的那样：“我要用自己的画笔，使反抗欧洲暴君的这次伟大而英勇的光荣起义永垂不朽。”画面上描绘的正是这一悲壮惨烈的一幕。灰暗的夜幕下，一束强光照射在起义者身上，他们中有神甫、教士、市民和农民，他们的表情有的愤怒、不屈，也有的惊恐万分、面露恐惧。画面的中心是一个穿着白色上衣的市民，他高举着张开的双臂，愤怒地瞪着敌人，有一种不服和恼怒，恨不得与敌人同归于尽或极为不甘心的神色。他的右边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农民，伸着脖子，一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样子，对他来说，死亡或许是一种根本的解脱。再右边是一个善良的神甫，他低着头，握着拳头，正在为地上死难的同胞默默哀悼，而对于自己所面临的绝境，已经置之度外了。他们的身后是两个年轻人，他们显然极为恐惧，一个面露怯色、惊恐万状；另一个绝望地双手捂面，不知所措。在他们的脚下，躺满了已经被屠杀的同胞，血流满地。他们的左边，即将被杀的人群排成了长长的队伍，看不到头。画面的右边，一队荷枪实弹的法国士兵正举枪瞄准这些正待处决的起义者，这些行刑者看不到脸面，只有平举的成排枪管发着寒光，让人想到这些杀人机器在手无寸铁的百姓面前的凶狠、残暴以及外强中干的本质。这幅作品描绘得极为出色，画家采取了对角线的构图方法，使整个画面显得丰富饱满，立体感很强，并充斥着艺术的张力。色彩的运用也极为完美，士兵身后的黑影和远处的夜色交融，是衬托色，是色彩的最低层次。这些色彩与士兵和死难者黑色、银灰色的衣服形成了色彩的交相呼应，并且士兵与死难者衣服的色彩也很相近，过渡得自然、和谐，使画面浑然一体。画中张开双臂身着白色上衣，被强灯光照射的人是全场色彩最亮丽的一个，这是色彩运用的最强层次，突出了枪杀的主题，使画面的色彩达到了最高点，也把画面的恐怖气氛渲染到了最高点。这幅画是戈雅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也是西班牙绘画史上不朽的爱国主义历史画杰作。
作为世界艺术史上艺术才能最全面的画家之一，戈雅被称为“画家中的莎士比亚”，他的艺术极为深远地影响了一代代画家，比如德拉克洛瓦、库尔贝、马奈等后来的著名画家都深受其影响。哥雅被称作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班牙最伟大的艺术家，他创作的主要题材是战争与暴政。 哥雅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西班牙画坛上，哥雅是一颗孤独而灿烂的星辰。他以极其多产而又风格多变的创作影响了后来的浪漫主义(如德拉克洛瓦)、现实主义(如杜米埃)、印象主义(如马奈)、以及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艺术。 哥雅的绘画才能是惊人的，他几乎在整个绘画领域都有卓越的成就：壁画、天顶画、架上油画(从肖像画、风俗回到历史画)，然后是插图、石版画和铜版画。他的作品触及到了激动十九世纪人类的各种基本问题，创造了无数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和新颖、尖锐、有表现力的艺术语言。 在哥雅之前，艺术从未如此强烈和全方位地反映过当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各种事件的生动联系，也从未如此强烈和深入地表现过内心世界的激越、动荡、阴郁和紧张。 他用隐喻的手法、纪实的风格描绘了一幅幅传世的历史画卷。 他的作品无论是描写平民日常生活的小品、逼真传神的人物肖像，或令人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都让人感到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哥雅的艺术是近代西班牙时代精神的艺术表现，对欧洲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拉图尔
法国“烛光画家”。以宗教和反映日常生活的风俗画的作品而闻名。在艺术史的长河中，拉图尔是一位非常神秘的画家。正确的生平和经历至今仍不明确。他在世期间可谓名利双收，但死后却默默无闻。拉图尔生活在战乱的年代，故乡饱受战争摧残，因此生平鲜为人知。他的作品含蓄、静谧、无论是探讨生死或是宗教画的主题，都带着一股神秘感。然而在那个世纪中叶，巴黎的艺术鉴赏品味发生了变化。凡尔赛式的宫廷风格开始吃香，拉图尔生动的古典含蓄风格不再时髦，因而逐渐被人们遗忘。直到二十世纪。现在他被认为是十七世纪最重要的法国画家之一，被人们尊称为“烛光画家”，他是极为特别的，极为个性的画家。他坚守着自己的绘画理念，在烛光的方寸之间描绘着自己的天地。造型简洁、背景井然、用色素雅而明亮、极富表现力……他的大部分画作都在刻画夜晚的场景，采用单独的蜡烛或火炬作光源产生阴影，营造出强烈的对比。从而形成了自己单纯简洁，一目了然的绘画风格。避免了许多作品中烦琐的背景描绘，融会，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凡的本领，更是画家于简单中见真知的卓越洞察力的体现。特别令人叫绝的是，似乎在他所有以“烛光”为主题的作品中，蜡烛均是被全部或部分遮挡住。这种利用烛光来营造独特氛围的绘画效果，构成别致的情境，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极具鲜明的艺术特色，十分富有代表性。他不仅用独特的手法刻画夜间，而且在他刻画白天的绘画上，又可以看出使用了非常精湛的用色技巧。他画世俗题材，也画宗教题材，都富有日常生活特色，即使圣经传说中的人物，描绘得也像当地农民，形象质朴，端庄自然，绝无宗教神秘气氛。拉图尔一生的作品都在描绘神秘的明暗，画面出现烛光、油灯或者不可知的发光光源，对象的受光部位明亮，背景深褐，明暗对比强烈，流露出一股神秘动人的气氛。画面构图严谨，具有雕刻般的充实感；他对画中人物的内心世界细腻表达，体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在控制色彩明度上，他成熟运用燃烧着蜡烛的夜光表现，以极端写实手法描绘光与影的变化；他风格独特，整个画面给人以深刻的感觉。令人想起15世纪的艺术（卡拉瓦乔对他在光的处理法有决定性影响）. 虽然拉图尔创作的题材主要是宗教画和风俗画，但两者往往又彼此糅合，作品中无论是人物还是周围的环境都极其朴素、真实，富有日常生活的特色。代表作《婴儿》（《新生儿》）. 《油灯前的墨大拉》
《油灯前的墨大拉》：整个画面基本处在黑暗的阴影中里，只有桌上的蜡烛形成微弱的光源，散发着橘红色的光，照亮不大的一片，没有人忍心打破画面的宁静。一个女子坐在桌前，用胳膊肘托着下巴沉思，她就是墨大拉。墨大拉是《圣经》中仅次于圣母玛利亚的女性，也被称为“墨大拉的玛利亚”。她原来是一个妓女，过着放荡淫逸的生活，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感召下，她改恶从善，成为基督忠实的门徒。她陪着圣母一起看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然后又在3天后目睹了基督的复活，成为神迹的见证者之一。在这里，拉图尔将墨大拉表现得朴素、哀婉，丝毫不见华丽的服饰和世俗的享乐，只有明晰、沉静的反省。若细心观察，或许你会体会出画家在构思上的一个秘密：墨大拉的头、膝上的骷髅头、桌上的书，正好形成一个三角，将中心的烛光围起来，以唯一的光源吸引人们的视线，使观者被眼前这种谧静的氛围所感染。
《婴儿》：从这幅《婴儿》我们可以看出 ，作品不但明晰、强烈、极富有生活气息，而且含蓄、温和、庄重而神圣，他那既忠实于现实又不奴化于现实的独特的烛光语言及其微妙的层次处理，不但使人感到亲切和耐人寻味，而且过目难忘。画已避免了以往的光的切割性弱点，以其严谨的结构和光的分析性表现而著称。圣母被画成农家产妇的朴素形象，圣安娜则是这个家庭中的一个长辈，或一个助产的邻妇。光源来自她的左手所持的一支蜡烛，她用右手挡住了蜡烛的火苗，使画面光明源似乎是从新生婴儿的头上射出的，它们照亮了两个妇女的胸部与脸部。显然，画家在光色设计上煞是费了一番苦心。构图的严谨性原是法国古典主义的传统，然而这里的写实性又略带风格主义的特色，因此在这幅画上，既有古典主义的宁静，也渗透着风格主义的色彩装饰效果。

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
雅克•路易•大卫出生于巴黎的一个五金商家庭，10岁时父亲过世，由皇家砖瓦匠的叔父抚养，酷爱绘画的大卫在亲友帮助下被送到布歇那里学画，布歇发现大卫的气质与自己的罗可可风格不一致，就将他转到皇家美术院教授维恩门下。大卫并不是天才，他个性沉默寡言，喜欢思考，不太合群，缺少典雅，使人感到少年老成，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勤奋刻苦精神，认真地学习过普桑、布歇、格勒兹和卡拉瓦乔。23岁的大卫第一次参加罗马奖考试，考题是智慧女神雅典娜与战神马尔斯的战斗，艺术风格基本上是模仿罗可可风格，但是人物形象情绪激烈、步伐沉重，因此画面很不协调而落选，直到27岁大卫历经3次失败后才获得罗马奖赴罗马留学。他在罗马学习期间为古代希腊罗马艺术遗迹所感动，产生了研究和学习的浓厚兴趣，他下决心暂时不搞艺术创作，专心钻研希腊罗马雕刻，认真画了4年的素描。在接受古代艺术影响的同时，大卫在思想政治上也受到古罗马共和政体的潜移默化，滋生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热情。后来他竭力想借用古代希腊罗马的艺术样式，传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思想感情。大卫最初的创作都是从古希腊罗马的传说和艺术中寻求美的源泉和理想，把古代英雄的品德和艺术样式视为审美的最高标准。他曾说过，古代是当代画家的学校，它是当代画家艺术创造取之不尽的源泉。后来由于接触到一些反封建的革命党人，他在政治思想和艺术观念上产生了一些变化，创作了一些富有时代精神的作品。从这时起大卫就勇敢地站在时代的高度，用自己的艺术为反封建斗争服务，逐渐走进现实主义潮流。他说过：“艺术必须帮助全体民众的幸福与教化，艺术必须向广大民众揭示市民的美德和勇气”。从此，大卫把艺术作为反封建的战斗武器使用，作为战士登上了画坛和政坛。他在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是《贺拉斯兄弟宣誓》。如果说罗可可艺术是路易十五时代为适应快要上断头台的没落贵族阶级的空虚心灵的需要，那大卫的艺术是直接为资产阶级大革命服务的。大卫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探索艺术创作，突破了古典主义的因袭陈规，比启蒙思潮下的写实主义更进一步地描绘了时代的革命斗争现实，他借历史题材揭示如何建立和巩固新的社会制度与新的社会风尚的革命思想。当大革命的风暴到来时，大卫不仅仅是画家，他还作为社会活动家、革命家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他被选为国民议会的议员，成为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的战友，并以国民教育委员的身份从事大量的革命艺术活动。他公开倡导艺术必须为政治斗争服务，他说：“艺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为了帮助某一个政治概念的胜利而存在”。在大革命中，大卫根据国民议会的建议创作了一些具有鲜明革命时代特征的肖像画，其中最杰出的是《马拉之死》。1794年是大卫艺术生涯中最光辉的年月，他的艺术充满了时代革命气息，具有鲜明的政治思想倾向性，并将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和现实的时代生活相结合，成为一位革命艺术家。但是随着“热月党”政变，雅各宾党政权被推翻，大卫被捕入狱，出狱后看到国家发生的变化令他触目惊心。革命的理想破灭了，整个社会陷于黑暗恐怖的深渊，这使大卫心灰意冷，又无能为力。从此在创作上他放弃了现实的题材，又沉浸在对古代社会的向往之中，再也没有画过富有革命激情的作品。他在那黑暗的岁月里停止了一切社会活动，情绪非常消沉，艺术生命也面临枯竭。这时的画家期望和平，在这样的心境下创作了《萨宾妇女》。我们从大卫的经历和艺术生涯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艺术家只有投身于时代的变革，才能创造出震撼人心的优秀作品，一旦脱离时代和人民大众，艺术生命也就枯萎了。大卫给后辈的艺术家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他曾说过一些激励人心的话，至今对我们艺术创造仍有教育意义，他说：“绘画不是技巧，技巧不能构成画家。”他还说：“拿调色板的不一定是画家，拿调色板的手必须服从头脑”。这些都成为画家的箴言。当拿破仑夺取政权建立帝制以后，大卫又为拿破仑服务，成为帝国的首席画家，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很多反映拿破仑的英雄业绩和形象的作品。1816年拿破仑被推翻，波旁王朝复辟，将曾对处死路易十六投赞成票的大卫驱逐，他被迫迁居比利时布鲁塞尔，最终客死异国。
《荷拉斯兄弟之誓》1782年，巴黎重新上演大剧作家高乃依(1606-1684年)1640年创作的悲剧《贺拉斯》。故事写的是罗马城和阿尔贝城之间发生战争，双方谈判各选三位勇士进行决战以定胜负。罗马城选了贺拉斯三兄弟，阿尔贝城推举了古里亚斯三兄弟，他们之间是亲缘关系，贺拉斯兄弟中老大娶古里亚斯兄弟的姐姐为妻；而古里亚斯兄弟中老三是贺拉斯兄弟的妹妹的未婚夫。这两对三兄弟之间的决战面临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和选择，结果是国家利益至上，大义灭亲，罗马城取得最后的胜利。达维德决定创作一幅以贺拉斯为题材的油画来表达他的政治信念和艺术思想。他为了发掘主题、深化艺术构思，深入体验古罗马时代的生活，他要求法国政府准许他回罗马去完成这幅作品。1784年他来到罗马，用了11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幅英雄主题的杰作。画面所描绘的是贺拉斯三兄弟向代表罗马王的父亲老贺拉斯宣誓效忠祖国的庄严场面。构图以老贺拉斯为中心，其他人物分列两边成视觉对称式均衡。老贺拉斯高举宝剑，三个儿子伸出有力的手臂作接纳状，人们手脚相对；在老人身后是一组陷入悲痛的女子，她们低首相依、无可奈何。人物的动势和组合都以直线和金字塔式构成，造成视觉上的单纯、沉着、稳定和强健的冲击力，全部人物被置于罗马圆柱式建筑大厅，这更增加了画面庄严神圣的气氛。画家精心选择了英雄出征前的宣誓和妻儿哭泣的情节，造成一种戏剧性的精神对比，形象地告诉人们：女人的眼泪也不能动摇英雄们尽忠报国的决心。达维德为了强调这个瞬间情节，着重加强了人物的形象表现力，集中刻画贺拉斯三兄弟的强健体魄、坚毅面貌、宽大步伐和伸向前方的手势，鲜明地揭示了三兄弟的英勇气概。女人们的情态是一组不可缺少的陪衬，她们的悲痛更加烘托出画面的悲壮气氛。作为画面中心人物的老贺拉斯，他是国和家的象征，他的庄严举止制约着三个儿子的行为，指示着他们履行国民的神圣义务、报效祖国。画家在人物造型上使用雕刻手法，形象坚实有力，重视素描的体积感，设色很单纯，可与雕刻相媲美。人物的背景建筑采用多立克柱式和厚重朴实的拱门，简单沉着、稳定、不可动摇，在精神和形式方面与前景人物相呼应，并突出主体人物。这幅画虽然是达维德早期作品，但表现出他的艺术思想和艺术技巧已逐渐成熟。当这幅英雄主题的作品在罗马问世时，立刻受到社会的关注和赞美，被认为是新古典主义最好的代表作品。不久达维德回巴黎参加了1785年举办的沙龙展览，获得了革命热情高涨的法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马拉之死》以肖像的形式，描绘了大革命的杰出领导人马拉被害的悲剧情景，画家用激情和正义的呐喊塑造了一个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英雄形象。马拉(1760-1793年)原是一位医学博士和物理学家，当大革命开始时他就毅然投身于革命，后来成为革命的雅各宾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进行激烈的斗争。1789年 8月他创办了《人民之友报》，因此人们称他为“人民之友马拉”。贵族大资产阶级很快认识到他的威胁，巴黎市长下令逮捕他，他不得不躲藏起来，昼夜在地下室中工作，致使患上了皮肤病，必须浸在温水中才能缓解痛苦。1793年，女刺客夏绿蒂•柯尔黛潜入他的工作地点用匕首刺杀了他。在马拉被害后两小时，达维德立即赶到现场为马拉画像，随即又到国民议会发表演说：“拿起笔为我们的朋友复仇！为马拉复仇！让他的战败的敌人重新看了他已变的面容而失色吧！”“我听见人民的声音，我服从他们。”这是一位革命艺术家的誓言。大革命前达维德描绘的是历史题材，借古喻今；大革命开始后他就转向直接描绘现实题材。这幅画中的马拉是生活中的真实的英雄。达维德曾回忆说：“马拉死的前夕，雅各宾俱乐部派我和摩尔去看望他。当我们看到他时，使我大吃一惊。在他的身旁放着木箱，上面有墨水瓶和纸，从澡盆伸出来的，是曾经写下关于人民福利呼声的手。”画家又说：“我认为把他描绘成我看到他的那种姿态--为人民的幸福而奋争写作的姿态，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正是他真实的形象达维德在塑造马拉的形象时，加强了面部的刻画，从那镇定而又坚毅的遗容中，揭示了马拉的性格特征，表现出他那不顾疾病缠身的痛苦而紧张忘我工作的坚强意志。画面上的马拉躺在浴盆中，露出了上半身，他侧垂着头，右手还握着笔，左手拿着刺客留下的字条，上书致公民马拉的言词。浴盆边的木箱上压着一张字条上写着：“请将这份钱转交给一位有5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已为革命牺牲了。”所有这些细节好像表明马拉并没有死，还在工作，只不过太疲劳暂时休息片刻。在这里，画家真实地塑造了一位已经死去但仍永远活着的英雄 。这幅具有历史意义的肖像画构图庄重、严谨，意境崇高，造型单纯而鲜明，用笔深沉而有力度，人物形象突现在抽象的背景上，犹如一尊浮雕。为使马拉的形象具有英雄气质，画家采用庄严的古代墓碑形式，把人物的肖像性与历史的真实性和革命领袖的悲剧性结合起来，使画面沉浸在肃穆、深沉的哀悼气氛中
《萨宾妇女》萨宾人是古意大利的一个民族，他们居住在阿比奈斯山脉中央地区，和罗马人相邻。传说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原为一个部落的领袖，叫罗马诺（后来的罗马城名依他名而定）。他早就觊觎萨宾妇女的美丽，一心想劫夺为罗马士兵之妻。他设计邀请萨宾人参加他们的宴会，乘机悄悄地打进萨宾城，劫夺了许多美丽的萨宾妇女和他们的财产。若干年后萨宾人强大了，他们欲报此仇，但是被劫的女子已为罗马人之妻，为罗马人生儿育女了，此时萨宾人打来，又势必使他们沦为孤儿寡母的惨境，因此妇女们拖儿带女地出来阻止这场亲人之间的战争。《萨宾妇女》描绘的正是这一情节。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是罗马人与萨宾人厮杀的激战场面，两队人马中间是一群妇女和婴儿，视觉中心描绘了一位美丽勇敢的女子，名叫艾埃茜妮，她奋不顾身地挺身而出阻止这场战争，孩子从她的怀抱中跌落在地，引起两位妇女来抢救孩子，她张开双臂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双方的杀戮，她身后的一位妇女高举婴儿，这一情节向人们宣布：为了我们共同的下一代，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成为画面的高潮和主题思想。画面构图和人物造型完全遵循古典主义法则：严格按黄金分割律配置人物，对称、均衡、变化中有和谐统一。画面前景那位左手握盾、右手作投掷标枪者是罗马王罗马诺，他背向观众，对面一位持剑举盾面朝观众的人是萨宾王都斯，双方构成势均力敌的阵势，举双臂的艾埃茜妮使箭拔弩张的敌对双方对称呼应。情势虽然万分紧张，但是画面人物动势和标枪、盾牌圆质的形和线的变化造成画面的稳定感。尽管人人内心激动，但神情毫无生气。画家着意于人物的裸体、半裸体造型，严谨的雕塑形体和细腻的素描功力使这幅激战场面变成古代标准人体展览，缺乏内在精神的感染力，这正是古典主义的缺憾。也反映出达维德此时艺术创造上追求单纯的形式美，理性构思和造型冲淡了艺术美的真实激情。人们认为这是画家在大革命失败后，悲观失望，意志消沉，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借复古以消愁肠。
《拿破仑越过圣贝尔纳山》在与奥国的干涉军战斗中，拿破仑以英勇大无畏的精神冒着冬天的严寒与雪崩的危险，出其不意地越过圣贝尔纳山险坡，带领主力军向敌人腹地前进。在画家的笔下，拿破仑被描绘成英勇、果敢、坚毅的统帅形象，他挥手勒马向上的雄姿以对角线趋势充满画面，整个世界统统在他的脚下，坡石上刻着永垂青史的名字。
《拿破仑一世及皇后加冕典礼》这幅巨幅的油画，反映了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加冕仪式的盛况。作品宏大的构图，众多的人物以及华丽的服饰和辉煌的色彩，体现了新古典主义美术的典型特征。画家用了两年时间（1805～1807）才完成这幅画。画面中心形象是拿破仑从教皇手中接过的王冠，赐给皇后约瑟芬。罗马教皇被请来参加仪式，想借教皇在宗教上的号召力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肯定称帝的合法权，不过只让他坐在祭坛前作为后盾而已。受加冕的皇后长长的皇袍由宫女罗席福柯拉夫人和瓦勒特夫人牵着，中间平台上坐着皇后的母亲，围绕中心周围站立着主教、王公贵族、将军、各国大使以及前来祝贺的外国国王、王后等，画中有近百人的肖像，据说很多是请真人来到画室画的。这幅画构图宏大，气势磅礴，构思巧妙，以肖像写实手法创作而成，虽为拿破仑歌功颂德，但作为历史画卷是不朽的。为了达到逼真，大卫把画中许多人请去作过模特儿，对于满是刺绣和金饰的服装，画家也作了一丝不苟的描绘。骄横一世的拿破仑，毕恭毕敬的约瑟芬，遭到胁迫而无可奈何的教皇，以及如此宏大场面中的每个角色，都鲜明生动，决无雷同。安格尔的艺术典雅精美，他精于观察，对形的追求以现实为基础，但这并不妨碍他进行夸张。

法国古典主义画家安格尔(Ingres)
生于蒙特庞省。他曾经向杜尔兹学习绘画17岁时到巴黎，投入大卫门下。当时，大卫正担任拿破仑的首席画师。出生于法国的蒙特庞省。17岁，他拜雅克•路易•大卫为师并在其画室学习绘画。大卫很欣赏安格尔，就像后来安格尔欣赏德加一样。这种关系如同维系着两个神秘世界密不可分的绳子一样，这根绳子的一头拴住古典主义的门环，另一头扣着印象主义的把手。安格尔极受达维特的喜爱，达维特曾为他画过一幅肖像：那微微皱起的眉毛下，有着一双认真思考的眼睛。1806年，安格尔赴意大利，1824年回到巴黎。后来，1834—1841年，他再度赴罗马，深刻地研究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古典大师们的作品，尤其推祟拉斐尔。经过达维特和意大利古典传统的教育，安格尔对古典法则的理解更为深刻，大卫流亡比利时之后，他便成为法国新古典主义的旗手，与浪漫主义相抗衡。作为19世纪新古典主义的代表，安格尔并不是生硬地照搬古代大师的样式，他善于把握古典艺术的造型美，把这种古典美融化在自然之中。他从古典美中得到一种简炼而单纯的风格，始终以温克尔曼的“静穆的伟大，崇高的单纯”作为自己的原则。在具体技巧上，“务求线条干净和造型平整”。因而差不多每一幅画都力求做到构图严谨、色彩单纯、形象典雅，这些特点尤其突出地体现在他的一系列表现人体美的绘画作品中，如《泉》、《大宫女》、《瓦平松的浴女)等。匀整的颜色如同镶嵌一样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色彩显示着形体，带有某些起伏的暗示，但没有求助于阴影。在1824年时安格尔在巴黎开办了自己的学校，那些追求原始主义的年轻人都投向了他。追求直率而纯洁的原始风格，把宗教画当作心爱的体裁，对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感兴趣，他认为使艺术健全的道路在于通过希腊人和拉斐尔去研究自然，注重细节的刻画，而主要是务求线条乾净和造型平整，他强调纯洁而淡漠的美，这是与达维特的艺术观点相对立的。在对待古希腊的态度上，安格尔无疑投入了更多的感情和热情， 此时安格尔是比大卫更纯正的浪漫主义者。
安格尔是一个对自然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多情者。安格尔在向希腊人和拉斐尔讨教之前，先学习了自然。他曾断言：“希腊人就是自然；拉斐尔之所以是拉斐尔，就是因为他比别人更了解自然。”不过，安格尔并不能完全放弃明暗的处理，他还使用很强的，鲜艳得过分而不真实的颜色，以弥补作品色彩的冷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安格尔的画通常会有这样的感觉：线条画得太乾净了。正是这种线条的乾净把安格尔引向抽象，会使画面毫无内容，但为了表现明暗和反射（使作品富有内容），他也会把线条打断，使之带有“绘画性”，可是在这种有如金属一般坚硬的“绘画性”中，却没有一般“绘画性”所必不可少的那种流畅和“灵魂”。安格尔的自然道路就是爱神的道路。他对女色的嗜好是深刻而一贯的。当安格尔的天才同青春美丽妖娆的女性结合在一起时，创造力往往是空前的。肌肉、曲线、酒窝、柔韧的皮肤——一切的一切，我们都可以从他的油画上看到。     安格尔愿意把自己称为历史画家，这是因为自17世纪“法兰西皇家绘画雕刻学院”成立以来，传统的古典主义信徒一直把历史画视为最高的等级（第一等级为历史画、神话宗教画；第二等级为风俗画、肖像画；第三等级为风景画、静物画），但是，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看，安格尔最出色的是肖像画和人体画，可是如果把他的肖像画和人体画再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他成就最高的是女人体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