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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失败                            一 武昌起义与各省响应       武昌成为革命首义之区，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诸多有利的因素。       武汉踞长江中游，为九省通衢之地，是当时仅次于上海的我国第二大工   商业城市。张之洞长期督鄂，热心洋务，在这里建立了一大批近代化的工商   企业和文化教育设置。因之武汉地区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   分子的力量较为雄厚。同时，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注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   又是一支易于接受革命思想的近代化军队。这些都为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客观   的物质条件。       湖北革命党人长期坚持艰苦深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则使这些有利的客   观条件得以进一步转化为现实的革命力量。从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湖北军   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直到文学社、共进会，湖北革命党人先后   组织了许多革命团体，表现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为策反新军，   他们中许多人长期投笔从戎，不惜从下级士兵做起。由于他们的努力，新军                                                      ①   有 5000 多人转向革命，约占湖北新军总数的 1/3。 这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奠   定了基础。       1911年的广州起义和四川保路风潮，使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清王朝   的统治愈加风雨飘摇。它在客观上又为武昌首义提供了良机。       9 月24 日，共进会和文学社正式联合成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   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两团体   的重要骨干刘尧澂、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同时，拟定了详细的起义计划，   推定了起义后军政府的负责人，并分别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   持大计，和到邻近各省联络策应。湖北革命党人为武昌起义作了较为周密的   计划和布署。       这时孙中山正远在海外筹款。黄兴等人虽赞成湖北革命党人的起义计   划，但却要求他们等待孙中山筹得巨款和购置大批军械弹药后再行发难。湖   北革命党人不同意坐失良机，决计于 10月6 日起义。后因准备来不及而延期。   10 月 8 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不慎爆炸受伤，被送入医院。   沙俄巡捕应声赶来，搜走了准备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等物。次日，   设在武昌小朝街指挥起义的秘密机关又遭破坏。蒋翊武逃脱，刘尧澂、彭楚   藩等被捕。湖广总督瑞澂下令杀害刘尧澂、彭楚藩和杨洪胜三人。同时，全   城戒严，按照查获的名单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形势危急，而起义指挥系统又   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湖北革命党没有束手待毙，而是积极   自行联络，勇敢地发动了武装起义。       10 月 10 日晚七时，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在熊秉坤率领下杀死反   动军官，首先发难。数十人直扑楚望台军械库，与内中革命士兵里应外合，   一举占领了楚望台。随后，步兵、炮队、辎重各营和陆军测绘学堂的学生闻   风响应，齐集楚望台，推举原日知会会员、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向总   督衙门发起进攻。瑞澂打穿督署后墙，仓皇逃命。经一夜激战，革命军攻克 ① 参见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 辑，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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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督署，占领了武昌， “18 星旗高播于黄鹤楼上，临风飘扬”。 起义取得了   胜利。接着，11、12 日，汉阳、汉口的新军也先后起义，武汉三镇全部光复。       起义胜利后，革命党人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建立革命政权。       10 月 11 日上午，革命党人聚集在咨议局，商讨组织军政府。大家都认   为必须立即结束目前群龙无首的局面，推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以号令天   下。但这时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孙武、刘公、蒋翊武等均避离武昌，与会者                                 ②   又 “佥以资望浅，谦让未遑”，于是决定与咨议局合作，并推举黎元洪为都   督。       黎元洪 （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   师学堂，甲午战争后，到湖北参与编练新军，得张之洞赏识，曾三次赴日本   考察军事，由管带升至协统。10 月 10 日晚，他亲手枪杀了两名响应起义的   士兵，后即隐匿在一个参谋的家中。黎并不乐意归顺革命，他是被革命党人   搜出，用枪逼着当上都督的，因此沉默、消极。革命党人设军令、参谋两部   处理日常军务，尤其是参谋部实为军政府的权力中枢机构。原咨议局议长汤   化龙，则被推为民政部长。湖北军政府是革命党、立宪派和旧官僚多种政治   势力组合的产物。       军政府成立第2 天，即通电全国，宣告光复。并宣布改专制为共和，废   除清朝皇帝年号。在陆续颁布的文告中，宣布废除厘金等苛捐杂税，实行司   法独立、整顿财政、保护工商业、安定社会秩序、革除社会陋习等政策。同   时制定了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 《鄂州临时约法》。这些情况表明，湖北   军政府虽是多种政治势力的组合，却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政权。       随着革命胜利的形势日趋明朗，黎元洪的态度也由消极变为积极。他不   仅剪去了辫子，且表示：“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败利钝，                     ①   与诸君共生死。” 但他同时却开始与汤化龙等立宪派结合，排挤革命党人。   汤化龙等人拉笼同盟会总部派来的居正，于16 日晚正式通过了一个诡称是同   盟会东京总部拟定的 《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据此，改组了军政府，由都   督兼总司令，改民政部为政事部，下设内务、财政、交通、外务、司法、编   制、文书七个局，综揽政务。政事部仍由汤化龙任部长，以下七个局的正副                                         ②   局长，“几乎成了清一色的旧派人物”。改组后的军政府，大权集中于都督，   立宪派地位大为上升，而革命党人却失去了实权。这引起了革命党人的不满。   10 月 25 日，他们凭藉还掌握着的军事力量，推翻了这个条例，重新制定了    《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新条例对都督的权力有所削弱，同时   取消政事部，将各局一律改部。在新增的6个部部长中，同盟会员占了3 名。   只给汤化龙留下了一个编制部长的闲职。革命党人的权力得到了加强。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起响应，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       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陕西两省。10 月 22 日，湖南革命党人焦   达峰、陈作新发动会党、新军在长沙起义，建立了湖南军政府，二人被推为   正副都督。湖南独立巩固了武汉革命军的后方，并派遣军队有力支援了武汉   的战斗。同一天，陕西革命党人钱鼎等也在西安发动起义，并于25 日组成军 ① 杨玉如： 《辛亥革命先著记》，第70 页。 ② 张难先： 《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 年，第266 页。 ① 张难先： 《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80 页。 ②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 辑，第 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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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10 月 23 日，江西九江新军起义，拥标统马毓宝为都督，成立九江军政 府。31 日，南昌新军起义，建立江西军政府。不久同盟会员李烈钧出任江西 都督。      29 日，山西新军起义，成立山西军政府，推举同盟会员、新军标统阎锡 山为都督。      30 日，云南革命党人李根源、罗佩金联络新军标统蔡锷在昆明起义，成 立云南军政府，推蔡锷为都督。      11 月 3 日，上海同盟会员陈其美、光复会员李燮和等发动工人、防营、 会党起义。次日攻克江南制造局，成立上海军政府。陈其美被举为都督。      上海起义的胜利，直接推动了江、浙两省的光复。浙江革命党人攻占杭 州。两天后，浙江立宪派首领汤寿潜由沪返杭任都督。5 日，江苏巡抚程德 全应革命党、立宪派和绅商的要求，也宣布独立，并出任都督。      4 日，安徽革命党人起义，寿州等皖北各地先后光复。8 日，巡抚朱家宝 在咨议局支持下宣布独立，自为都督。      6 日，广西咨议局中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劝说巡抚沈秉坤宣布独立，并 推其为都督，推布政使王芝祥和提督陆荣廷为副都督。后非广西籍的沈、王 离去，由陆继任都督。      9 日，福州同盟会员许崇智、孙道仁率新军起义，众举孙道仁为都督。      同日，广东独立，众举同盟会员胡汉民为都督。      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内地 18个省中已有 14个省举旗独立。革命浪 潮激荡全国，也带动了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的发展。农民 起而反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抗捐抗税。从武昌起义到 1912年底，全国农 村较大规模的群众起事达 150多次，有力地冲击了农村的旧秩序。各省纷纷 独立和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汇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清王朝的统 治四面楚歌，陷于土崩瓦解。      但是，各省独立的进程也暴露出革命党人各自为政，缺乏协调行动、统 一指挥的弱点。惟其如此，革命党人也未能随革命斗争形势的高潮，最终锻 炼和形成一个足以驾驭全局的统一和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样在其后愈加复杂 的政治斗争中，便不能不削弱了自己的地位。      在各省独立的过程中，立宪派以咨议局为依托，凭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 广泛的社会联系，积极参与或主动发动各省独立和组织共和新政权，有助于 减少阻力，加速革命光复的进程。但是，立宪派转向革命，使革命光复更多 地带上了 “温和”色彩，减缓了革命震撼的力度，也是应当看到的。不仅如 此，立宪派与革命党存在隔阂，在政治上感情上更接近于旧官僚，它日益自 觉地与后者携手排挤革命党人把持政权的消极倾向也已显露出来。以谭延闿 为首的立宪派勾结旧军官，在湖南独立后十天便发动兵变，杀害焦达峰、陈 作新，夺取政权，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同时，独立各省几乎无例外地都极力压制工农群众运动，解除民军武装。 这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脱离最广大的民众。它决定了革命党人不可能取得 真正的革命胜利。                          二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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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各省政权的相继建立，创设统一的中央政府问题被提到了日程上 来。      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既定目标，也是独立各省为统 一步调，进一步加强对清王朝作斗争提出的迫切要求。但是，因地方主义形 成的江浙、湖北等地方集团，都力图控制中央政府。在湖北、上海两地，几 乎同时都开始了筹建中央政府的活动。11月9 日，首义的湖北以都督黎元洪 名义通电各省，请派代表赴鄂商议成立中央政府。同时，集中在上海的革命 党人与立宪派已有在沪建立各省联合机构的成议。12 日，江苏都督程德全、 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合上海都督陈其美通电各省，要求派代表赴沪会议设立临 时议会机关。15 日，上海召开第一次各省代表会，定名“各省都督府代表联 合会”。联合会虽议决承认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军政府职权，但是强调代表 会应在上海召开。湖北方面表示异议，派居正等到上海，坚持代表会应移往 武汉举行。同时，多数省代表已经抵鄂，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重要领导人 也在武汉。上海方面只好同意各省代表赴武汉开会，但仍要求各省留一人在 沪，以 “联络声气”。      这时被清政府重新起用的袁世凯正耍两面派手法。他在北洋军队攻陷汉 口、汉阳取得军事胜利后，即令停止进攻，以诱惑革命党人接受和谈。11月 30 日，各省代表会在汉口英租界举行。汉口代表会成份十分复杂，革命派与 立宪派几乎占相等的多数，另有少数旧官僚、封建士绅，甚至还有清方的密 探在内。12 月 3 日，会议通过两项重要决议，一是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二是决定 “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这表明，包括革命派在内， 南方各派势力从一开始便对袁世凯抱有幻想。      会议期间，12月2 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加之汉阳失守后，黄兴及其追 随者自武昌返回上海，上海成了革命党人聚集的中心。这增强了江浙集团的 地位。宋教仁、陈其美等人于是决定联合江浙立宪派迅速在南京成立临时政 府，电催汉口代表速返上海。同时，由江苏、浙江、上海三个都督和留沪各 省代表匆匆选举黄兴、黎元洪为大元帅、副元帅，并由大元帅负责筹组南京 临时政府。湖北方面极表反对，通电要求取消黄兴的大元帅职位，汉口代表 会也不认其选举为合法。这样，上海的选举只好作罢。      12月12 日，各省代表由汉口、上海齐集南京，决定于16 日选黄兴为临 时大总统。这时又传来袁世凯的议和代表唐绍仪已抵汉口和袁本人主张 “共 和”的消息，于是决定缓举总统，虚位待袁，暂时承认上海所举之大元帅与 副元帅。但是，江浙军人以汉阳败绩为借口反对黄兴为大元帅，黄兴本人也 执意不就。代表只好再议决由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21 日，黎元 洪致电代表会，接受大元帅名义，并委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时黄兴获悉孙 中山即将归国，遂推辞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      12 月 25 日，孙中山抵上海，革命派的声势大振。他们立即决定推举德 高望众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立宪派和旧官僚也认为在争取袁世凯反正以 前，过渡总统 “非孙莫属”。12月29 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 1月1 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次日，通电各省改用阳历，以 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临时政府的人选，经反复磋商，最后由孙中山、黄兴提出一个包括革命 派、立宪派和旧官僚在内的九名国务员名单，1 月 3 日经代表会通过：陆军 总长黄兴、海军总长黄钟英、外交总长王宠惠、司法总长伍廷芳、财政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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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锦涛、内务总长程德全、教育总长蔡元培、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涛   潜。孙中山根据同盟会确定的 “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原则直接任命的各   部次长，除海军次长汤乡铭外，都是同盟会的重要骨干。       鉴于原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只有大总统而无副总统，宋教仁以湖南代   表身份提议增设一名副总统，获代表会通过。1 月 3 日遂选举黎元洪为副总   统。       1月28 日，在南京成立临时参议院。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由立宪派和旧官僚充任的实业、交通、司法、财   政、海军六部总长均未到任。汤寿潜 “力辞交通”，远走南洋；程德全认为   革命派 “一意孤行，颇难说话”，一直“养疴沪上”；张謇对实业部毫无兴   趣，根本不去就职。他们不愿与革命派共事，主要原因是未能控制南京临时   政府。各部几乎都由次长代理，即政府的日常事务实际上均由同盟会员主持。   同时，参议院43 名议员中，同盟会员占33 名，立宪派占8 名，其他2 名。   可见，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包括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三种势力，但革命派   居主导地位，它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领导的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政   府。                 孙中山、黄兴等出席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典礼       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的宣言书中宣布：将 “尽扫专制之流毒，                                 ①   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 临时政府的总方针是，对内实现民族、领土、   军政、内政、财政的统一；对外 “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   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   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   此种主张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睦邻友好、维护民族尊严的内外政策，体现   了现代文明国家的根本准则。尤其是强调团结与统一的对内政策，对于促进   当时各自为政的独立各省同心同德，一致对敌，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   发展的法令。在政治方面，根据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原则，   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人民享有选举、参政权和居住、言论、出版、   集会、信教的自由。通令保护华侨，禁止买卖华工。严禁人口买卖，禁止蓄   奴，承认 “蛋户”、“惰民”等所谓“贱民”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享有与其他   人同等的权利。为保护人民权利，命令官府焚毁刑具，禁止刑讯；整顿吏治，   严禁违法乱纪。同时，革除 “大人老爷”的称呼，剪除辫子，禁止缠足、赌   博、种植和吸食鸦片等等；在经济方面，颁布了保护工商业的法规，废除清   代的一些苛税，鼓励人民兴办实业，欢迎华侨在国内投资；在文化教育方面，   宣布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方针，提倡男女同校，废除小学读经，教科   书 “务合于共和民国宗旨”，禁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大清会典》、    《大清律例》、《皇朝掌故》等，一律废止。       一个政权的性质，不仅决定于它掌握在谁人的手中，更主要还在于它所   推行的政策实际上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南京临时政府的内外政策，集中体   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同样说明了它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权。       但是，其局限也是明显的。同盟会 “平均地权”的主张，在临时政府的 ①  《孙中山选集》（第2 版），第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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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法令中都没有反映。地主阶级的利益未受根本触动，广大农村封建生产   方式依旧存在。南京临时政府既未能积极反映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它也就不   可能获得最广大的农民阶级的支持。       临时政府主张对外维护民族尊严，但它又承认清政府同列强缔结的一切   不平等条约，及其所借的外债、所承诺的赔款和所让与的种种权益。它的目   的是幻想得到帝国主义的承认与支持。它暴露了临时政府对帝国主义的严重   妥协性。事实上，列强始终不肯承认南京临时政府。       南京临时政府从一成立便陷于严重的财政危机。原先清朝的许多苛捐杂   税业已废除，帝国主义把持的海关税却拒不交付临时政府，地丁等常税又被   独立各省截流，而军政用度浩繁，难乎为继。黄兴等拟向商界筹款，遭张謇   等人阻挠；临时政府乞求帝国主义贷款，又遭冷落；孙中山甚至准备将汉治   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以求日本贷款，结果又引起反对的风潮，立宪派借题   发挥，进行恶毒攻击，于是只好作罢。告贷无门，而军需孔亟，每日至陆军   部索饷者不下数十起。驻扎南京周围的军队嗷嗷待哺， “日有哗溃之虞”，                                       ①   致使黄兴 “寝食俱废，至于吐血”。       南京临时政府更深刻的危机，还在于作为它的领导核心的同盟会软弱无   力。同盟会早就处于涣散的状态。1912年3 月，同盟会改组，由秘密转为公   开。其新纲领虽然规定 “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但由于   放弃了 “平均地权”的主张，较之旧纲领，却是后退了。改组后的同盟会将   包括黎元洪在内的一大批官僚政客拉入组织，愈形涣散、庞杂。许多同盟会   骨干为谋求个人利禄，又不惜分离出去，与立宪派、旧官僚组合成各色政治   团体，反对同盟会，拆临时政府的台。孙中山等少数坚持革命初衷的革命党   人，处境孤立。       南京临时政府由于在政治、经济上处于软弱的地位，和其主持者革命派   的涣散无力，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双重压力下，最终不能不归于夭折。但是，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敲响了清王朝的   丧钟，宣告了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它作为辛亥革命胜利的重要   标志，有力地显示了中国的历史开始进入了民主共和的新时代。                      三 南北和谈与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引起了清廷和帝国主义的惊恐。清廷急派陆   军大臣荫昌率军南下进行镇压，但北洋军队早被袁世凯控制，荫昌指挥不灵，   难得作为。       帝国主义试图干涉中国革命。它们迅速将大批军舰调到武汉江面和中国   其他水域，向革命军施加压力。同时向沿海各口岸和北京使馆区增派军队，   并出兵占领北京至山海关的铁路，以阻止革命在华北地区蔓延。日本和俄国   还阴谋乘机出兵瓜分中国的蒙古与东北，只是因受英、美等国的牵制，未能   如愿。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和彼此间矛盾的制约，使帝国主义感到武装干涉革   命并非上策，转而宣布 “中立”，暗中破坏革命。为了维护在华的侵略权益   和保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秩序，帝国主义急需物色一个既能扑灭革   命又能替代清政府的人物。它们以为最适合的人选就是袁世凯。因此，它们 ① 张孝若：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辛亥革命》第8 册，第 5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