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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       1910年 11月13 日，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同盟主要干部会议，商定具体   起义计划。会后，革命党人全力以赴，分头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孙中山亲   自在华侨中募捐，并派人购运枪械。1911年 1 月 18 日，黄兴、赵声在香港   建立统筹部，二人分任正副部长，并在广州设立秘密机关38处。黄兴还组织   了一支800 人的敢死队，以为起义的中坚力量，同时联络了新军与会党。其   构想是占领广州后，即分兵出湖南、江西、福建，与长江各省义军汇师北伐，   推翻清廷。海内外革命志士，群情激昂，争相赴义，准备投入战斗。       统筹部定于4 月13 日发难，推赵声为起义军总司令，黄兴为副司令。但   4 月 8 日发生了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事件，同时，党人由香港运到广州   的炸弹又被清军查获，清朝当局加强了戒备；而起义所需的款项和部分枪械   尚未到齐。革命党人只好将起义日期推迟到4 月27 日。黄兴先期潜入广州，   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五号建立起义指挥部。其时广州城内已是风声   鹤唳，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等防备愈严，形势危急。党人有主张   缓期再举者，但黄兴以为不可，决定将原定十路进攻的计划，改为合力进攻   总督衙门。27 日 （阴历3 月29 日）下午4 时，黄兴率敢死队120 余人，毅   然起义。他们臂缠白布，勇猛攻入督署。粤督张鸣岐先已逃往水师行台。黄   兴等放火焚督署后复出，途遇大批清军，双方展开激战。革命党人虽重创敌   人，但自己也伤亡惨重。黄兴多处受伤，后化装突围，返抵香港，起义失败。   此役同盟会牺牲会员 100多名，其中72人的遗骸被收葬于广州东郊黄化岗，   故称 “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虽然使同盟会的力量遭受重大损失，但它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革命党人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大无畏精神，使清朝统治者尽成惊弓之   鸟，惶惶不可终日；同时它又极大地鼓舞了各地的革命志士，有力地促进了   武昌起义的爆发。孙中山后来说： “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   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   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   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①       革命党人发动的一系列武装斗争所以均告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未能深入   地去发动、组织民众，尤其是未能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众。他们主要依靠会党   与新军的力量。会党群众虽然多出身农民，但由于长期游离于农村经济生活   之外，实成游民。他们不乏反清斗争的勇气，却缺少纪律性。新军也有部分   来自农民，但它毕竟是清政府的统治工具，革命党人对新军也缺乏做长期细   致的争取、转化工作。革命党人与会党、新军联络，不等于与农民阶级结盟。   而脱离了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他们依赖外部的款项、枪械和军事骨干力量，   在沿边沿海城市发动武装起义，便成了单纯的军事冒险行动。此外，缺乏周   密的部署、强有力的统一指挥和严格的组织纪律，也是造成历次起义失败的   重要原因。       反清起义的不断失败，在革命派队伍内部产生了某些消极的影响。一是   部分党人对艰苦的革命宣传组织工作愈无耐心，转而从事暗杀活动。但是，   暗杀统治阶级中的个别人物，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清王朝的统治。此种看似   勇敢的个人恐怖活动，实则反映了部分党人对革命失去了信心，铤而走险； ①  《孙中山全集》，第6 卷，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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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加剧了同盟会内部的离心倾向。由于孙中山、黄兴把主要精力用在华南 地区发动起义，东京的同盟会总部日趋涣散。1907年8 月，部分同盟会员成 立了共进会，不仅将同盟会 “平均地权”的纲领改为“平均人权”，而且在 组织上独成系统。原属光复会的陶成璋等人更公然与孙中山对立，并于 1909 年正式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与同盟会立异。1911年 7 月，宋教仁等在上 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提出“以推覆清政府，建立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 抛弃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中部总会虽然声称奉东京总部为主体，但实际上 独成系统。同盟会内部的此种思想分歧、组织涣散的状况，严重地削弱了革 命派的整体力量，对其后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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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立宪运动的开展和清朝统治危机的加深               一 清政府的 “预备立宪”和立宪派势力的兴起       庚子之役后，清政府诏令推行 “新政”，把戊戌时期维新派倡言的一套   政治经济改革主张，又一一实行起来。这虽然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是，清   政府既做出了 “改弦易辙”变政的恣态，便不能不对海外的康、梁保皇党和   国内主张君主立宪的人们，产生鼓舞作用。从 1902年起，他们开始重新提出   立宪的问题。       1904年前后，由于两种因素的刺激，立宪派要求立宪的声浪日高。一是   1903年发生 “苏报案”后，革命风潮日炽，立宪派惧怕革命的发生将危及社   会秩序，因之急切催促清政府实行立宪以消弭革命。其时一家立宪派的报纸   大声疾呼： “近今评论家有曰：‘中国之专制一日不变，则革命之风潮一日                                                         ①   不息’。旨哉言乎！诚救时之良箴而渡世之宝筏也”； 二是俄国在 1904年   爆发的日俄战争中败北，使立宪派相信 “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   ②因之愈益坚决地要求清政府效法日本，改行立宪，以求富国强兵。       清政府的一些内外大臣，包括督抚和驻外使节等，受革命力量的震撼和   立宪派的影响，也纷纷奏请清廷为挽救危局，变通政体，改行宪政。1904年   春，驻法公使孙宝琦上书政务处代奏称： “倡论自下，恐为酿祸之阶；决议   于上，乃为致治之本。……吁恳圣明，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之国，                                               ①   先行宣布中外，于以团结民心，保存邦本。” 7 月，直录总督袁世凯、两江   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也联衔奏请立宪。在这种情况下，1905年底清政   府决定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分赴欧美日本各国考察政治。1906年载泽等先   后归国，奏称立宪有 “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   力主颁定国是，预备立宪。经过御前会议的一番争论后，9 月 1 日，清廷发   布 “仿行宪政”上谕，令从官制改革入手，重订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   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以为 “预备立宪基础”。       清廷 “仿行宪政”的上谕发布后，国内外的立宪派欢欣鼓舞，他们起而   组织各种立宪政治团体，以期推进立宪运动，敦促清廷及早建立君主立宪政   体。       1906 年 12 月，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举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   寿潜为副会长。据 1909年该会会员题名录统计，它有会员358 人。其中，工                                          ②   商企业界人士84 人，约占总数的23％。 人数虽不甚多，他们却是该会的主   导力量。从 1908年起，它出版机关报 《预备立宪公会报》，还编印了《地方   行政制度》、 《公民必读》等多种宪政书籍，设立了国会问题研究所。预备   立宪公会是其时成立最早，实力与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立宪团体。       1907年初，康有为将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10月，梁启超等在东京   成立政闻社，举马良为总务员，徐佛苏、麦孟华为常务员。翌年，其本部迁   上海，并派员分赴北京、两湖、四川、福建、广西等开展活动。为取得合法 ①  《立宪法议》，《时敏报》1904 年 11 月 12 日。 ② 沈祖宪： 《容庵弟子记》，卷3，第 18 页。 ①  《内务》，《东方杂志》，第1 卷第7 号。 ② 李新主编： 《中华民国史》第1 编下，第46—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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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政闻社特别声明： “所执行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                                                                        ①   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 政闻   社成立时，号称数百人，但实际活动分子不过数十人。1908年8 月遭清廷查   禁，但其骨干分子继续在国内活动。       此外，有影响的立宪团体还有：湖北的宪政筹备会、湖南的宪政公会、   广东的自治会、贵州的宪政预备会等。据统计，在整个立宪运动中，国内外                                                 ②   成立的各种大小不同的立宪团体，约有85 个。 立宪团体的建立，表明立宪   派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他们正迅速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   量。       但是，清廷的预备立宪从一开始便缺乏诚意。1906年底，官制改革出台。   内阁、军机处一仍旧贯，中央设的11个部，不仅徒具虚名，而且不顾满汉对   等的 “成例”，把主要权力公然集中到了满洲亲贵的手中。同时，新官制还   在 “以专责成”的名义下，把地方督抚的兵、财两权收归中央。清廷编制的   外省官制虽然遭到了大多数督抚的抵制，仅成具文，但它却以明升暗降的办   法，于 1907年把汉官僚中最有势力的袁世凯、张之洞内调为军机大臣。       清廷一方面热衷于借官制改革行满洲亲贵和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于编纂   宪法、开咨议局等其他 “预备立宪”事宜，则只空列题目，不办实事。这引   起了立宪派的强烈不满。清廷为表示预备立宪非徒讬空言，于 1908年颁布了    《钦定宪法大纲》及《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明定以九年为立宪的预备   期限。同年 11月，西太后与光绪帝先后死去，不满3 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   元宣统，由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载沣为了稳定风雨飘摇的清朝政权，   继续借预备立宪笼络人心。他下令各地加紧筹备立宪的各项事宜，务必按时   开办省咨议局。        由是，立宪派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地方咨议局选举，以便以此为基础，进   一步聚集力量，把立宪运动推向前进。       1909年 10月14 日，全国各省 （除新疆暂缓外）咨议局同时成立。一些   著名的立宪派人物，成了各省咨议局的议长、副议长、常驻议员。如江苏的   张謇、奉天的吴景濂、四川的蒲殿俊、山西的梁善济、湖南的谭延闿等当选   为议长，湖北的汤化龙、福建的刘崇祐、四川的罗纶等当选为副议长。各省   咨议局多为立宪派所控制。       各省咨议局的成立，为立宪派提供了参政议政的讲坛。他们在咨议局中   力图监督地方政府，提出了改革弊政、维护与发展工商业的种种议案，揭露   和抨击地方官吏的专制与腐败，如此等等，对于打破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   传播民主宪政的知识和激发民众参政议政的热情，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立   宪派惧怕革命，力主以立宪排拒革命，是不可取的；但其努力推进立宪的实   践，增强了人民的民主意识，削弱了清王朝统治的社会基础，在客观上又有   利于革命运动的发展。       同时，各省咨议局的成立，又不仅使立宪派获得了代表民意的合法身份，   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而且为立宪派进一步走向联合，提供了新的基础。   例如，在咨议局基础上衍生出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咨议局联合会等，都说明   立宪派团体进一步打破了地域界限，正趋向全国性的大联合。立宪派愈益成 ① 宪民： 《政闻社宣言书》，《政论》，第1 号。 ② 张玉法： 《清季的立宪团体》，第90—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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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统一的社会力量，它对辛亥革命和民初政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咨议局成立后，立宪派即着手发动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                  二 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和反清力量的交汇       立宪派不满意清廷对预备立宪的敷衍，从 1907 年起便开始组织请愿活   动，要求速开国会。是年，政闻社致电宪政编查馆： “开设国会一事，天下   观瞻所系，即中国存亡所关。……乞速宣布年限，期于 3 年，召集国会。”   同时，预备立宪公会也两次致电宪政编查馆，强调时局堪忧，惟速开国会可    “使举国之人，心思耳目，皆受摄以归于一途，则忧患可以潜弭，富强可以   徐图”。它要求 “决开国会，以2 年为限。”各省立宪派还发起请开国会的   签名活动，并派代表入京呈递签名请愿书。预备立宪公会、政闻社等，则在   上海共同组织 “国会期成会”，以为联络。受其影响，一些督抚和驻外使节   也奏请召开国会。对此，清廷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指斥政闻社 “内多悖   逆要犯”， “阴图煽乱”，将其查禁，并将与它有关系的法部主事陈景仁革   职，以为警戒；另一方面则推出 《钦定宪法大纲》等，将立宪派的注意力引   向开办各省咨议局。所以立宪派的请愿活动一时沉寂下来。但是，1909年 10   月各省咨议局成立后，立宪派既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便不能不卷土重来。他   们在 1910年发起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径将立宪运动推向了高潮。       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       1909年 10 月 1 日江苏咨议局成立后，议长张謇即通电各省咨议局，约   请共同发动速开国会请愿运动。11月，16省咨议局代表55 人齐集上海，举   行 “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1910年 1 月 16 日，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在   北京将请愿书呈递都察院代奏。清廷以 “国民智识程度”不足为由，加以拒   绝。第一次请愿失败。       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       第一次请愿失败后，代表们即在北京着手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并致电   各省，要求设立分会，发动绅、商、学各界广造声势，准备第二次请愿。同   时，黎宗岳等在京成立国会期成会，作为国会请愿的后援组织。梁启超则在   日本创力 《国风报》，徐佛苏也在京主持《国民公报》，为之制造舆论。6   月16 日，立宪派组织了10个请愿团，向都察院上书。但清廷坚持九年期限，                                                                   ①   不容提前： “兹事体大，宜有秩序。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第二次请   愿又告失败。       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       立宪派并不气馁。他们决定向资政院、摄政王上书，同时各地咨议局向   地方督抚上书，双管齐下。立宪派还在京召开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推汤化龙   为会长，通过了向资政院提出的速开国会的议案。1910年 10 月 7 日，国会   请愿代表团赴摄政王府上书，载沣拒不见。9 日又向刚刚成立的资政院上书。   资政院接受上书后，于22 日通过了请速开国会案，并上奏清廷。与此同时，   各地咨议局也组织了颇具声势的地方请愿活动，促使 18省督抚将军于25 日   联名致电军机处，请代奏恳求 “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以明年开设国 ①  《谕旨》，《东方杂志》，第7 卷第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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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会”。 第三次请愿由于得到了督抚和资政院的支持，清廷不得不做出让步，   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定于宣统五年 （1913年）召开国会，并立即重定官   制，设立内阁。这时，立宪派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认为请愿已取得一定成   效，停止请愿活动；另一部分人则坚持宣统三年 （1911年）召开国会的原议，   准备再行组织请愿。对此，清廷采取了强硬态度，令将赴京请愿的东三省代   表押解回籍，宣布禁止请愿。至此，请愿活动走到了尽头。国会请愿代表团   被迫宣布解散。       清廷推行预备立宪，巩固皇权是其既定方针。《钦定宪法大纲》关于“君   上大权”，就规定皇帝有颁行法律、黜徙百司、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   议院、统帅陆海军、总揽司法权等至高无上的权力。载沣执政后，没有放松   这一既定方针，相反，变本加厉，谋求皇族集权。他上台伊始，便将汉族大   臣袁世凯罢免，将其驱逐回河南原籍。接着，载沣又自任代理陆海军大元帅   职，并令其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任军咨大臣，实现了集军权于皇室。1911   年 5 月，清廷宣布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的第一届责任内阁成立。在 13   位内阁大臣中，汉族4 人，满族9 人，其中皇族又占7人，被人讥为 “皇族   内阁”。载沣集权于皇族的用心，于是暴露无遗。       立宪派愤懑已极，指斥清廷所为无非 “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                ①   实则专制”。 立宪运动宣告完全失败了。       清廷的倒行逆施，促成了各种反清力量在 1910—1911年的大汇合。       立宪派同样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一个政治派别。它领导立宪运动的目   的，在于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这在本质上与借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的   清廷的预备立宪不同，而与革命派民主共和的主张相通。只是因惧怕革命将   引起剧烈的社会震撼和相信清廷尚有可为，所以立宪派主君主立宪的取向。   这也是它乐与清廷合作推进立宪运动的政治基础。立宪运动的失败既证明了   清廷顽冥不化，无可救药，而革命在事实上已成无可阻挡之势，在这种情况   下，他们决心舍去清廷，顺应潮流，投向革命，就是合乎逻辑的了。第三次   请愿失败后，请愿代表中除了少数人还想等待清廷成立责任内阁外，大部分   的代表即向各省咨议局报告对清廷已无可指望，决心 “将以各省独立要求宪         ②   政”。  “皇族内阁”成立后，清廷仍一意孤行，拒绝立宪派的最后忠告，少   数人对其尚存的一丝温情，自然也消融在愤懑的冰水之中了。立宪派转向革   命，资产阶级的两个派别终于汇通了。       与此同时，清廷出卖路权，引起铁路风潮，又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把各阶级、阶层的人民推向了反清革命的阵营。       1911年5 月，清廷借口铁路国有，将已归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利权出   卖给了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并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   派他南下强行接收川、粤、鄂、湘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这激起了包括革命   党人、立宪派在内的四省各界人民的一致反对，酿成了铁路风潮。湖北、湖   南、广东的农工商学各界，纷纷罢工、罢市、罢课，群情激愤。四川的反抗   尤烈。6 月，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组织了保路同志会，参加人数达几十万。   四川各界人民的保路斗争，由罢工罢课罢市发展为全省的抗捐抗税，最终又 ①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 卷第 11 号。 ①  《咨议局联合会宣告全国书》，《国风报》，第24 第 14 期。 ② 伍宪子： 《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第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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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党人的引导下，发展成了武装起义。9 月初，川督赵尔丰逮捕保路同 志会和川路股东会负责人，并枪杀请愿群众数十人，制造了流血惨案。这成 了引发全川武装暴动的导火线。革命党人龙鸣剑等组成保路同志军进攻成 都；革命党人吴永珊、王天杰等则在荣县宣布起义，建立革命政府。清廷急 令端方率兵由鄂入川，但全国革命之势已成，清廷顾此失彼。端方尚在西进 途中，武昌城头却已高揭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