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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遵宪的诗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于政治风云、民族战争、异乡情趣、   声光化电等，无不涉猎，用艺术手段生动地展现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   他的许多诗篇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民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悲惨命运，表达了   作者的民族义愤。他写的 《逐客篇》揭露了美国掠夺华工、虐待华侨的罪行。    《冯将军歌》赞扬了爱国将领冯子材率部英勇抗击法国侵略军的英雄事迹。    《台湾行》则以十分沉痛的心情描写了台湾人民暂时失去祖国的痛苦，热烈   地歌颂了他们高昂的爱国热情。黄遵宪还擅长写长诗，《美国留学生感赋》、    《纪事》等诗均是千言长篇，弥补了中国诗作缺乏长篇的不足。他的诗作在   近代中国有 “史诗”之称，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为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的诗作，抒发自己的理想抱负，充满激情。   其 《东事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一诗，表达了对统治者卖国行   为的无比愤怒和不畏艰难推进维新变法的决心。谭嗣同的 《狱中题壁》，则   充分显示了这位激进的维新志士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崇高的人格： “望门投止   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②       维新派的 “诗界革命”虽然没有完全突破旧诗形式的束缚，实现诗体的   真正解放，但它在创作方向及内容等重要方面对中国旧的诗歌传统进行了改   革，对当时的诗歌创作发生了很大影响。此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诗人们继   承了这些成果，继续借诗歌反映现实，使之成为宣传共和革命的有力工具。   秋瑾、章太炎、柳亚子、高旭、马君武等都曾发表过不少通俗晓畅，脍炙人   口的革命诗歌。尤其是以陈去病、柳亚子等为首的 《南社》诗人，更是成绩   卓著。他们的创作实践，为五四时期的诗歌革命开辟了先路。 ②  《谭嗣同全集》，上册，第2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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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西方近代科技的引进      19 世纪 60 年代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报刊、学堂、出版机构的陆 续增多，西学传播的渠道大大拓宽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首先被 有组织、大规模地引入中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江南制造局翻译 馆、同文馆和广学会，是当时翻译介绍西学的 3 个重要机构。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立于 1868年6 月，是江南制造局的附设机构。著名 科学家徐寿是译馆的创始人和组织者。译馆聘用中西学人作为译员。华籍译 员有徐寿、华蘅芳、李善兰、徐建寅、赵元益等；西籍译员有伟烈亚力、傅 兰雅、玛高温、林乐知、金楷理等。在 19世纪后期，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曾经 是中国最重要的译书机构，也是传播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主要场所。据 《江 南制造局记》一书统计，自1868年至 1905年，该馆所译西书共 178种。但 这个统计并不完备，实际数字要在 200种以上。      北京同文馆也设有译书处，组织师生译印西书。译员主要是在馆内任教 的外藉教师，如丁韪良、德贞、毕利干、骆三畏等。据统计，  30 多年中， 该馆翻译出版的著作共 100多部。      广学会是西方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一个出版机 构。  1887 年由英、美基督教传教士成立于上海。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任 第一任董事长，传教士韦廉臣、李提摩太先后担任总干事。在不到40 年的时 间内，广学会先后编译出版了包括宗教、哲理、法律、政治、教育、实业、 天文、地理、博物、理化等多方面的书籍，多达2000种以上。同时还出版《万 国公报》、 《中西教会报》等十几种中文报刊。在这些出版物中，西方科技 知识是它们宣传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译介西学的过程中，许多中外学者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代表人物 主要有徐寿、华蘅芳、傅兰雅等人。      徐寿 （1818—1884），字雪村，江苏无锡人。早年专心于自然科学研究， 60 年代初入曾国藩幕府，参与军械修造工作。曾与华蘅芳等人研制出中国第 一艘蒸汽轮船 “黄鹄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立后，他与傅兰雅等通力合 作，共译书 17部 （105本，168卷，2272 幅图），内容涉及化学、数学、医 学、兵学及工艺制造等。他的译著尤以化学最为系统精当，影响亦大。沿用 至今的命名化学元素中文名称的原则就是由他创立的。除此以外，他还参与 格致书院、 《格致汇编》的创办、编发工作，为向国人普及科技知识作出了 贡献。格致书院建成后，徐寿出任第一任主持，既讲授科学理论知识，又做 实验向听众演示，把那些深奥难懂的科学理论讲解得十分通俗，受到听讲者 的欢迎。徐寿之子徐建寅也是当时的一位著名科学家。他先后译出 《化学分 原》、 《汽机必以》、《声学》、《电学》等西书16 种。1901 年徐建寅在 汉阳钢药厂监造无烟火药，不幸因火药爆炸，以身殉职。      华蘅芳 （1833—1902），字若汀，江苏无锡人。早年博览科学书籍，尤 精数学。后与徐寿父子同入曾国藩幕府，专办制造事宜。他参与筹建江南制 造局翻译馆，并担任算学、地质学方面的翻译工作。先后与西籍传教士玛高 温、傅兰雅等合作译成西书共 12部 160余卷，著名者有 《微积溯源》、《地 学浅释》、 《金石识别》等。此外，华蘅芳还先后主讲上海格致书院、湖北 自强学堂、两湖书院多年，造就科技人才甚众。      傅兰雅 （1839—1928），英国传教士，1861 年来华。先在北京同文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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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英华学堂任教，后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译员，在这里先后工作了 28   年。他独译或合译的西书共有 129部。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译书有一多半是经   他之手而成。傅兰雅还与徐寿等人创办了上海格致书院，主编 《格致汇编》，   致力于科技知识的普及工作。  1896 年他辞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职务，被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聘为汉学教授，仍与中国友人保持联系，为江南制造局   再译成西书 14部，并以私人名义资助在中国开办盲童学校。       据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统计，从咸丰末年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由江南制造局、京师同文馆、广学会、金陵书局、益智书会等单位刊印的各   类西书共353种，其中科技类译著不下 300种，从介绍的内容看，既有基础   科学，如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等，也有   应用科学，如冶炼、制造、化工、开采、纺织、驾驶、军械、医疗等，几乎   涉及到当时西方科技的各个领域。单科译介也很全面、系统，如当时出版的   物理学译著，对力学、电学、声学、光学、汽学、水学、热学等分支学科都   作了较为详备的介绍。  1879 年出版的 《电学》是傅兰雅和徐建寅根据瑙埃   德 （Henry  M.Noad）所著 《电学教科书》译成。全书10卷，附有插图，详   尽地介绍了静电学、电磁学、生物电流、电化学、电热、电话、电报等，详   细反映了 19世纪中期以前的西方电学概貌。徐寿父子与傅兰雅合译的化学类   著作不下20种，如 《化学鉴原》及续编、补编、《化学求数》、《化学考质》、    《化学分原》等。这些书阐述了化学的基本原理和各种重要元素的性质，对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化学的定性及定量分析等知识，都作了系统的介绍。   此外，西方科学界的各种理论，如宇宙生成说、太阳黑子理论、生物进化学   说、地层构成理论等，也都先后被介绍到中国。牛顿、哥白尼、伽利略、康   德、达尔文、赖尔、爱迪生等世界科学巨匠的名字，逐渐为国人所熟悉。       此期西方科技知识的进一步传播，不仅有利于中国科技的发展，而且也   促进了国人的自然观的进步。例如，李善兰接受了哥白尼、刻卜勤、牛顿等   人的科学理论后，便对 “天动地静”、“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作了有力   的批判。郭嵩焘根据所学的化学知识，对宇宙物质构成有了新的认识，说：    “本质不变者凡六十三种（案：指当时发现的63种化学元素），养气、炭气、                      ①   轻气三者为大纲”； 薛福成则借助生物进化论，对动植物及人类演化的过程   作出科学的说明： “盖自土、水、风、火咸备而植物生；又久之而化生、湿   生之物生，虫鱼是也；又久之而卵生之羽族生；又久之而胎生之毛族生；最                                        ②   后，人类蕃育，而地球于是乎大成。” 由上可见，这个时期的部分知识分子   已经能够初步运用科学知识说明自然现象及其发展历史。近代唯物论的自然   观在他们的思想中初步形成了。 ①  《郭嵩焘日记》，第3 册，第221 页。 ② 薛福成： 《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出版1985 年版，第4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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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辛亥革命与清政府的覆亡                     第一节 20 世纪初年的中国社会状况                          一 帝国主义侵略的新态势       从总体的发展态势上看， 《辛丑条约》订立后，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改   变了以往公开倡言瓜分和采取军事入侵咄咄逼人的方式，转而鼓吹 “保存主   义”和推行较为 “温和”的“以华治华”的政策，即通过利用清政府作为自   己统治中国驯服的工具，加紧对中国进行野蛮的经济掠夺。所以，20 世纪初   年，中国面临帝国主义侵略的新形势，民族危机深化了。       1902年9 月，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 《通商航行条约》，其中规定华商在   各处设厂制造须与洋商在通商口岸设厂一样，由海关征收 “出厂税”；英商   可以加入中国股份公司；扩大内河航行权，整顿长江水道和增开商埠。次年，   美、日也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同样的条约，获得了同等的侵略权益。这些新   的侵略权益，大大方便了帝国主义对华的经济掠夺。       帝国主义对华的经济掠夺，首重铁路修筑权。因为据此不仅可以扩大在   华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而且可以对铁路沿线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的渗透，从而不断伸展其势力范围，有效地将整个中国置于自己的控制   之下。西方学者曾一再指出： “使任何地域转化为殖民地的最有效的方法是   修筑铁路，……正是基于这个理由，从 19世纪的后半期至世界大战爆发的前                                                    ①   夜，各国都热心地来从事中国铁路的建筑事业。” 其实，当时日本的 《朝日   新闻》也并不隐晦这一点，它说：“铁路所布，即权力所及。凡其他之兵权、   商权、矿权、交通权，左之右之，存之亡之，操纵于铁路两轨，莫敢谁何。   故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死生存亡系之。有铁路权，即有一切权；   有一切权，则凡其地官吏，皆吾颐使之奴，其地人民，皆我俎上之肉”。这                                                   ②   是在无形中 “亡人国”、“分人土”的绝妙方法。帝国主义对中国铁路的掠   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便开始了，进入 20 世纪初年，则达到了高潮。1901   到 1909年间，它们修筑了粤汉、道清、正太、滇越、安奉、沪宁、潮汕、京   绥、陇海、广九、沪杭甬、南浔、津浦、吉长共 14条铁路干线。加上此前已   修筑的吴淞、京奉、台湾、东清、东清铁路南满州支路、京汉、胶济 7条铁   路，共达 21 条。这是已成的铁路，此外还有未成的铁路 11条。迄 1911年，   在中国土地上共修筑铁路 9618.1 里，其中帝国主义控制的铁路达 8952.48   里，占全长的94.1％。而中国自主的铁路仅有665.62 里，占全长的6.9％。   ③帝国主义攫取的铁路修筑权，实际包括投资、筑路、经营、管理、收益分配   等各项权利；同时还常常可以曲解不平等条约和各种合同条款的规定，任意   侵夺沿路的开矿、伐林、征收税捐等等铁路以外的权益。所以铁路成了它们   掠夺中国经济的重要工具。这也就是帝国主义列强间围绕着路权问题，争夺   日益激烈的原因了。       帝国主义掠夺的另一重点，是采矿权。  1902 年中英 《通商条约》曾规 ① 转引自陈晖 《中国铁道问题》， 1955 年版，第 11 页。 ② 宓汝成：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 册，第 684 页。 ③ 严中平等编：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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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清政府 “应招徕华洋资本兴办矿业”。其后的中美、中葡商约又进一步   明确规定，准许外国人 “在中国地方开办矿务”。正是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   依据，各国竞相在华掀起掠夺矿权的浪潮。据统计，1895 到 1911 年间签订   的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矿权的约章共有41 项，其中 1901年后签订的占27项。   约章期限短者一般为二、三十年，长者竟达五、六十年。所涉矿区，遍布贵   州、云南、广西、四川、福建、浙江、安徽、山东、直隶、热河、奉天、吉   林、黑龙江、西藏等全国十几个省区。例如，英、法夺得云南七府各种矿开   采权；英国还夺得安徽、铜陵等六处、四川乐山等八州县以及奉天、直隶、   西藏等多处的煤、铁、金、石油各矿的开采权；俄国夺得黑龙江、吉林境内   中东路沿线30 里的煤矿及西藏的煤、铜、铁各矿的开采权。到辛亥革命前，   帝国主义在华已开采的矿区共有34处，准备开采的矿区共有 25处。前者资   本额达4100 余万元，后者达8200 多万元。二者合计，共 59处，资本总额为                                                                             ①   1.2亿多元。而同期中国自办的新式矿区89处，资本总额仅2200 多万元。   可见中国矿业为外资所压倒。不仅如此，帝国主义在已夺得采矿权的地区，   极力限制和排斥华人设矿。1902年， 《中俄黑龙江煤矿条约》规定：在东清   铁路两侧 30 里内的煤矿，归俄人开采；30 里以外的煤矿，包括华人在内，   任何人欲开采，须先和东清铁路公司商议，若后者也想开采，则拥有优先权。   这实际上是承认了由俄国垄断黑龙江全省的煤矿开采权。1904年，德国公使   照会中国外务部，要求议定矿务续章四款，其中也竟然提出：在胶济铁路附   近 30 里内，中国人已开之矿只可用土法开采，不得用机器；在德人开矿的   15里内，各华矿一律停止开采。②       进入 20 世纪后，帝国主义掠夺性的对华贸易和资本输出，也获恶性膨   胀。1901至 1911年，它们强迫清政府新开对外通商口岸37处，加上此前已   开放的45 处，总数共达 82处。通过这些众多的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大量倾   销其过剩的产品，造成了中国外贸的巨额入超。1903年外国进口商品总额为   4.83 亿多元，但同年中国土货出口总额仅为 3.47 亿余元，入超高达一亿多       ①   元。 1896 至 1900 年，帝国主义在华开办的工矿企业 29 家；1901 到 1911   年，新增 91 家，较前增加了两倍多。据另一统计资料，1894 年外国在华企                                                      ②   业投资为 1.09亿元，但 1914年却增至9.615亿元。 外资在华榨取了高额利   润。1903 年外人在华企业盈余就高达 2490 万元。如果加上同年外债赔款本   利 6890 万元和上述同年外贸入超一亿多元，那么仅此三项，1903 年一年帝                                       ③   国主义就从中国掠走银元约两亿元。可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造成   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但问题又非止于此，由于外资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部   门，且占据优势，帝国主义实际上又控制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命脉。例如，在   辛亥革命前，它们已垄断了中国生铁生产的 100％ （1910年）、内外河航运   的84.4％ （1907年）、③铁路的93.1％ （1911年）、煤矿的76.3％ （1911         ④   年）。 此外，继英、德、日、俄在华设立银行之后，美国花旗银行、比利时 ① 汪敬虞编：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 140—147 页；下册，第 870—877 页。 ② 同上，上册，第32、30 页。 ① ③严中平等编：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86—88 页。 ②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529 页。 ③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7、221 页。 ④ 汪敬虞编：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4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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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比银行、荷兰银行等也纷纷在中国开设。到 1913年，各国在华共设21 家   银行和 101个分行。这些银行是列强对华输出资本的重要工具。它们借助投   资、贷款、发行纸币等手段，控制了中国的工矿、交通和金融业，以及海关、   常关和盐课，从而使帝国主义进一步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帝国主义的野蛮掠夺，使中国陷入百业凋弊、国衰民穷的悲惨境地。“经                                                                ①   济既尽，国家随亡，于是分割土地以为殖民地，中国完结矣！” 严酷的现实   使人们认识到，庚子之役后帝国主义所以仍保留清政府，并倡言“保存主义”，   不是强盗突发善心，只不过是改行其 “灭人国”的新法而已。这即是借用通   商、筑路、开矿等所谓”文明之手法”，行无形瓜分，其于中国为祸尤烈。   1903年 《湖北学生界》第 3 期上有人撰文尖锐地指出：“今外人之对我中国，   曰势力范围，曰特别利益，为各国独营之政策；曰商务，曰开矿筑路，曰内   河航行，为各国公同之政策。美其名曰交通利益，输入文明。从表面观之，   一似平和无事，依然锦绣之山河，而不知夺我主权、灰我民气之狡谋，其毒   不知儿千万倍于枪林弹雨也。夫岂必待屠鼎、易器、改正朔、易服色而始谓   之亡国哉”？ “无形之瓜分，更惨于有形之瓜分，而外人遂亡我四万万同胞   于此保全领土、开放门户政策之下”。帝国主义侵华的 “文明之手法”，未   能瞒过中国人民的眼睛，所以进入20 世纪初后，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不   是走向低潮，而是走向更高的阶段。       当然， 《辛丑条约》的订立和帝国主义侵华的态势发生上述的变化，既   没有消除其彼此间的激烈争夺，也不意味着它们全然放弃了对中国发动军事   侵略的企图。此期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日俄战争和英国入侵西藏，就是两个   突出的事例。       沙俄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趁机占领了我国东北全境。 《辛丑条约》签订   后，仍拒不撤兵。1902年4 月订立的 《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在   一年半内分三期撤出。但到 1903年 10月第三期届满，俄军非但不撤，且增   兵重新占据奉天省城，命令各家各户悬挂俄国国旗。其妄图变我国东北为“黄   俄罗斯”的野心，昭然若揭。但这便与同样觊觎我国东北领土的日本的侵略   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英国为沙俄宿敌，美国也不愿沙俄独占东北的权益，   二者支持日本与俄国抗衡。       1904年2 月6 日，日本对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由   是爆发。这是一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清政府却置国家主   权和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竟划辽河以东为 “交战区”，宣称“彼此均系友   邦”，当信守 “局外中立”，完全暴露了它无耻卖国的嘴脸。日、俄双方在   海上和陆上展开了历时一年多的激烈火并。在旅顺口附近进行的多次海战   中，俄国舰队受重创。同一时间，日本陆军一路自新义州攻入中国境内，进   逼辽阳；一路从貔子窝登陆，攻占金州、营口，切断了俄军主力与旅顺口及   海上之间的联系。1905年 1 月，旅顺口俄军投降。2、3 月间，双方集结 60   万兵力在沈阳展开大会战。俄军败绩，日军进占开源、铁岭。沙俄为挽回败   局，由欧洲调舰队东来，结果5 月间在对马海峡全军复没。同年9 月5 日，   在美国调停下，日、俄签订了 《朴茨茅斯条约》，其中规定，俄国将租自中   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他有关的权益全部 “转让”   给日本。12月，日本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 ① 铁崖： 《敬告全蜀》，《四川》第1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