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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政府除承认 《朴茨茅斯条约》有关中国的条款外，还同意增开长春、吉林、   哈尔滨等16处商埠，在营口、安东、沈阳等地划定日本租界等特权。从此，   沙俄势力退守东北北部，南部则归日本势力控制。       英俄两国皆欲染指我国西藏地区。1903年8 月，英国利用日俄交恶，派   遣侵略军攻入西藏。次年 8 月复侵入拉萨。但遭到了西藏军民的抵抗和全中   国人民的反对，其分割我国领土西藏的阴谋未能得逞。                           二 清政府推行 “新政”       1902年 1月7 日，西太后一行从西安回到北京。美驻华公使康格记述道：    “当西太后乘舆经过使馆人员站立的阳台时，她在轿中欠起身来，以非常和   蔼的态度向他们回礼”。1月28 日接见各国使节，“召见从头到尾是在格外   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这   件事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乃是因为这是西太后第一次在召见中公开露面”，   而不是在纱幕后面。2 月 1 日复接见使节夫人。她对那些经受过围困之苦的                                                                   ①   夫人们 “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西太后对   洋人的态度前踞后恭的变化，反映了她因列强容许自己继续执掌政权而决然    “结与国之欢心”，愿为效劳的卑劣心态。       同样让人惊异的是，3 年前曾亲手将戊戌维新打入血泊之中的西太后，   此时也打出了 “维新变法”的旗号，特令推行“新政”。其实，这是反映了   经过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不可能照旧统治下去了：其一，帝国主义既推   行 “以华治华”的政策，一个过于颟顸腐朽的封建朝廷并不符合其利益。它   们要求清政府有所振作，以便能承担起代理人的职责。总税务司赫德告诫清                                                                     ②   政府说， “认真改革才是最好的办法”，并为之拟定《更新节略》，正反映   了此种要求；其二，清政府的国家机器已运转不灵，衰朽已极。事实证明，   其军队不仅不足以抗击外国侵略军，甚至无力镇压像义和团这样的农民起   义。其财税制度也已千疮百孔，不仅有列强操纵海关税，地方督抚且各行其   是，截流财税。清政府财政拮据，难乎为继。而在庚子之役中，南方汉族督   抚竟然违抗朝命，联合发起 “东南互保”，更暴露出统治阶级内部满汉矛盾   的表面化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削弱。整肃朝纲，加强国家机器，已成清政府维   持统治的当务之急；其三，清政府虽重返北京，但其昏聩腐朽与丧权辱国的   行径，已大违人心。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已   日渐兴起。同时随着20 世纪初年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原遭压抑的资产阶级   上层要求变法的呼声也重新高昂起来。清政府为笼络人心，抵御革命，也不   能不注意改变自己顽固守旧的形象和适当满足资产阶级上层的要求。总之，   清政府推行 “新政”不是出于内在的变革要求，而是为了适应帝国主义侵略   政策的需要和维护自身封建统治的被动之举。当时的舆论界已经看到了这一   点： “及乎拳祸猝起，两宫蒙尘，既内恐舆论之反侧，又外惧强邻之责言，   乃取戊己两年初举之而复废之政，陆续施行，以表明国家实有维新之意”。①       清政府的 “新政”，始于1901年 1月29 日在西安颁行的谕旨。它说： ① 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 卷，第 388 页。 ②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九），第17，47—49 页。 ①  《论中国必革政治始能维新》，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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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需切   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 “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   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   始裕，如何而武备始新”，督抚以上大臣当各抒己见，限两个月内奏复。4   月21 日又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新政筹划机构，派奕劻、李鸿章、荣禄、昆   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处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内外大   臣纷纷议奏，其中又以刘坤一、张之洞会衔连上的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影响最大。       1901—1905年间，清政府颁行的 “新政”，主要有以下的内容：       编练新军  1901 年下诏停止武科举，淘汰绿营。1903年设立练兵处，派   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充会办大臣，铁良帮同办理。1904年练兵   处和兵部会同奏定 《新军营制饷章》和《陆军学堂办法》，计划全国编练陆   军常备军36镇。各省成立督练公所，由督抚兼管，设有将军都统省份，由将   军都统任督办。1905年又成立巡警部，派徐世昌为巡警部尚书，办理警政。                                                    ②       筹饷 “非练兵无以自强，而练兵必先筹饷”。练兵与筹饷是 “新政”的   两大重点，筹饷尤为先着。清政府既要偿付 《辛丑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   又要办 “新政”，财政竭蹶愈甚。为此，它百计罗掘，加捐加税。例如，1903   年便强制采取两项措施，一是用摊派法，勒令各省州县官吏每年上缴中饱浮   费320 万两；二是根据袁世凯在直隶筹集烟酒税80 万两的谎报，命令各省认                                                                       ①   真稽征烟酒税，摊定各省每年共缴640万两，两项合计近 1000万两。 此外，   巧立名目，层层勒索，无奇不有。       废科举，兴学校1901年清政府通令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各府州县   学改为中、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903年颁布各类学堂章程，统一全国   学制；1905 年废除科举制度，成立学部，同时在京师设立仕学院、进士馆，   各省设立课吏馆。此外，令各省派遣官费留学生，鼓励自费游学。学成回国，   经考核后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等各项出身。       振兴商务，奖励实业  1903 年正式成立商部，奕劻之子载振为尚书，并   聘请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张謇等充头等顾问。其后又颁布了一些有关商务   和奖励实业的章程，如 《商部章程》、《奖励公司章程》、《重订铁路简明   章程》、 《劝办商会简明章程》等。在这些章程中，清政府宣布自由发展实   业为合法，承担了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责任。       整顿官制  1901 年 7 月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 “班列六部之   前”，派庆亲王奕劻总理外务部事务。其后陆续裁撤了河东河道总督、湖北、   云南、广东巡抚及江宁织造衙门等闲曹和重迭的机构。同时裁各部书吏及各   省府州县差役，下令停止捐纳买官。       从表面上看，这些 “新政”与戊戌维新相类，实则二者性质不同。1901   年 1月西太后在西安发出 “新政”上谕时，即规定了它的性质：“世有万古   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   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即是说封建专制制度是万古   不变的， “新政”只是求在具体的统治方法上有所变通。所以它与康有为倡   变法水火不相容： “殊不知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 ②  《户部复奏练兵筹饷折》（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东方杂志》第1 年第 1 号， “财政”。 ①  《光绪朝东华绿》（五），总5013—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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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政”多有名无实。练新军，糜巨费，“而兵仍虚名”；讲筹饷，外   借 “新政”之名，“其实而饱私囊”；论兴学，清政府颁布的章程多，但真   正投资办实事的少。大部分学堂的兴办，经费多出自社会上的工商者和其他   阶层的人士；关于 “振兴商务”，虽颁布了奖励章程，但同时民政部却奏准   开设车铺捐，将全国商铺划成九等，按等纳捐。这是旧捐税之外的新捐税，   无怪乎张謇等人啧有烦言表示反对了。而且清政府在颁布的各种路矿章程   中，以及有关的法令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工商业的利益，也没有坚持保护，而   是讨好帝国主义者，因而激发了一系列收回利权的运动；至于整顿官制，撤   并了某些闲曹，实际无关大局，但它却成了满洲亲贵乘机排斥汉族官僚。实   行集权的口实。       清政府的 “新政”产生了复杂的影响，这与其主持者的主观动机并不一   致：       编就的新军在清政府镇压人民反抗的过程中虽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到后   来其中大部分为革命党人所掌握，新军反而成为发动辛亥革命颠覆清政府的   一支重要力量。为办 “新政”加捐加税，使清朝原本腐败的吏治愈加腐败，   由是激起的各地人民群众抗捐抗税斗争的持续发展，又成了加速辛亥革命高   潮到来的催化剂。       废科举兴学堂和 “奖励工商”虽非“新政”的重点，但其客观影响也不   容忽视，前者在教育史上有其地位，促进了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产主，   而且还有助于西学新知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后者虽然多属官样   文章，但有关政策法令的公布毕竟打破了 “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提高了   工业商者的社会地位，从而也有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清政府的 “新政”又为野心家袁世凯扩充个人势力提供了机遇。1901年   11 月李鸿章病死，清廷任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次年6 月实   授）。袁一到任，便抓 “练兵筹饷”。1902—1905年，先后编练成北洋6镇，   共计兵额六、七万人。又将盛宣怀控制下的大批洋务企业夺取过来，并加以   扩充。袁世凯以北洋6镇为政治资本，凭藉经济实力，结党营私，声势日盛，   左右了朝政。袁世凯势力的崛起，无论对清政府的命运，还是对20 世纪初年   的中国政局，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1895—1913年，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时期。1894年前，本国的近                                                   ①   代工矿企业总数约 200 家，资本总额3519.1 万元 ；但1895—1913年新开设   的资本在10000元以上的工矿企业则有549 家，资本额共达 120，288万元，   分别为前者的2.7 倍和 3.4 倍。而且，1895—1900年和 1905—1910 年，又   明显形成两个高潮。前一阶段共开设104家，投资2302.4万元，平均每年投   资额不到400 万元。后一阶段共开设306 家，投资7525.5万元，平均每年投                                                 ②   资额 1250万元，三者分别较前增长了两倍多。 值得注意的是，1894年前商   办企业虽在数量上远超过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办的企业，但其资本722.5 ① 吴承明：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 年。 ② 汪敬虞：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下册，第 6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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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万元仅占中国产业资本总数的20.5％。 而 1894—1913年官商合办、官督商   办、官办企业86 家，设立资本2949.6万元，仅占同期设立资本总数的24.5   ％。这一事实改变了本国工业资本的面貌。在甲午战争以前，官僚资本占主   导地位；从这时起，民族资本远超过官僚资本，成为本国工业资本的主体。   据统计，1894—1913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的速度达 15％。我们固然应当看到   其时中国工业起点低的因素，但这个速度仍然是可观的。       从发展部门看，1895—1913年中国资本主义工矿企业主要分布在以下行   业中：矿冶 （81 家）、纺织 （160家）、金属加工 （15家）、水电 （46 家）、   食品 （125家）、其他 （122家）。其中，包括纺织、缫丝、织染各部门在内   的纺织业设厂数最多，设立资本共3024.6 万元，也居各行业首位。在纺织业   中，属于官僚资本的企业仅4 家。所以纺织业是中国民族工业最集中和资本   实力最雄厚的行业。       在交通运输业，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显著的进展。甲午战争前，除了官   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外，民族资本的轮船业尚无规模可言。进入20 世纪后，   商办轮船公司接踵而起，局面大为改观。到 1911年，商办小火轮公司有561                            ①   家，拥有小火轮978 只。 一些稍具规模的轮船公司也出现了。据35 家轮船   公司统计，设立资本共约 1160万元，平均每家33 万元。这已与矿业投资相   当，为数不小。1913 年航运业总资本更达 2000 万元。另据海关登记，1894   年中国轮船为 140只，共 29410 吨；1912年增至897 只，共 95447 吨，计增                      ②   加541％和225％。       20 世纪初，在收回利权运动中，出现了商办铁路的高潮。1903—1910   年全国有 15 个省设立了 18 家商办铁路公司。到 1911 年，共实收股本 7000   多万元，修成铁路900公里。③       与近代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相适应，民族资本主义在金融业也取   得了进展。这集中表现为在收回利权运动中，中国私营银行的出现。1906年   在上海开业的信成银行，是第一家私营银行。此外较重要的有浙江兴业银行    （1907年）、四川银行 （1908 年）、裕商银行 （1911 年）等。迄 1911 年，   包括官办、官商合办在内，共开设华商银行达30 家。       从 1902年起，在全国许多省份先后创办了一批农牧垦殖公司，如江苏通   海垦牧公司、广东钦廉开垦公司、广西桂林广益公司等。虽然多数成绩并不   显著，但它毕竟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领域已经出现了。       20 世纪初年，民族资本主义较甲午战后又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但由于中   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它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   依然举步维艰。       此期帝国主义正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它们凭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   权，不仅向中国倾销商品而且大量输出资本，直接在华设厂制造，占领中国   市场。外资无孔不入，垄断了各个经济部门，不能不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造   成巨大压力。上述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是相对于自身低起点而言的，它与其   时在华的外国资本相比，则处绝对劣势。据统计，1913 年中国产业资本为 ③ 吴承明：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 ① 樊百川： 《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1985 年版，第 580—89 页。 ②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673、675 页。 ③ 宓汝成： 《中国近代铁路史料》，第1149—1150 页； 《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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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86.2 万元，其中官僚资本 14887.5 万元，民族资本 15498.7 万元；但同   年外国资本却高达 123709.4 万元，为中国本国资本的 4 倍，民族资本的 8   倍。而在 1894年外国资本仅为本国资本的 1.5倍。可见本国资本的相对力量                                            ①   大为削弱，民族资本的处境更加险恶了。 从民族工业的重要部门棉纱业来   看，由于外资产品充斥，国产机纱在华南、东北两大市场几无插足之地，前   者不足30％，后者不足20％。故中国纱厂只能“摭拾洋纱销余市场以自存”。   ②帝国主义还利用资金、技术等的优势，极力排挤、兼并民族工业。如盛宣怀   所办三星烟厂，即为 “英美烟公司跌价倾轧，尽致亏折”，同行“华商不下                              ①   二十余厂无不亏累停止”。 1910 年前中国商办纱厂不过 18 家，而至 1908   年竟有4 家遭外资兼并。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许多民资企业也都面临着朝   不保夕的命运。       封建势力的压迫，从根本上说，是表现为在社会生活中仍居优势地位的   封建生产方式对民族资本主义的严重束缚。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使广大人民   群众极端贫穷困苦，社会购买力十分低下，民族工业因之无法扩大所需的市   场。在封建制度下，地租率、借贷率和商业利润率都超过工业投资的利润率，   决定了社会资金的流向主要不是近代工矿业，而是土地、商业、高利贷。这   又造成了民族工业资金的短缺，从而不能不接受高利贷的盘剥，愈形竭蹶。   同时，清政府的苛捐杂税尤其是厘金，也是束缚民族工业发展的一大绳索。   光绪初年，厘金总额为 130余万两，光绪34 年增至 1776.2万两，宣统2 年                               ②   预算则骤增至4318.7 万两。 由于地方官吏上下其手，实际数额超过此数。   厘金为祸之烈，无异于竭泽而鱼，所以张謇愤然说： “过捐卡而不思叛其上                                                             ③   者非人情，见人之酷于捐卡而非人之欲叛其上者非人理”。 此外，封建官府   的敲诈勒索，巧取豪夺，更无处不有，无时无之。       因此，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相适应，20 世纪初年，初步壮大了的民族   资产阶级就以更加自觉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它要求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   力内外压迫，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革命性，也愈加鲜明。争取民族独立和发   展民族资本主义既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并且其时的无产阶级尚处在   自在的阶段，鲜明地揭出了这一时代主题并为之奔走呼号的民族资产阶级，   自然是最先进的阶级，充当了革命的领导力量。从根本上说，辛亥革命正是   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发生的。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日渐形成，民族资产阶   级的先天软弱性，也愈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它担心激烈的革命会招致帝国主   义的干涉，还会引起社会秩序大乱，从而危及自身的利益。它希望通过尽可   能温和的形式实现社会变革。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与自己最先进的政治代表   ——孙中山革命派间存在着差距。一些资本家看不到后者的纲领与策略，正   代表着自身根本的利益，而对之持疏离冷淡的态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此种矛   盾的性格，不能不影响辛亥革命的进程与格局。 ① 吴承明：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 年。 ② 严中平： 《中国棉纺织业史稿》。 ①  《盛宣怀未刊信稿》第188 页。 ② 罗玉东： 《中国厘金史》，商务印书馆，1947 年，第466—67 页。 ③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第4 卷，第 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