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演变出三个指标来分析城市的职能特点：①城市的优势职能（Dominant Function）：根据城市基本职工构成中比重最大的部门来确定。 在优势职能的分析中发现，加拿大 80 个城市中有 61 个城市的优势职能是制造业。若单纯用优势职能进行分类，必然掩盖同以制造业为主 的大量城市之间的职能差异，因此提出又一个指标加以补充。②突出职能（DistinctiveFunction），作者借用纳尔逊的平均职工比重加 标准差的方法来分析突出职能。分析发现，加拿大城市的突出职能的差异与批发业的比重有很大关系。③城市的专业化指数。麦克斯韦尔 使用了厄尔曼和达西建立的专业化指数公式： 式中 i 为各经济活动部门； 为 i 部门职工在总职工中的百分比； 为 i 部门的最小需要量。 专业化指数最低的城市 S 值只有 1.16， 最高的城市 S 值达到 1952.46。 通过上面三个指标的分析， 作者选择城市的制造业基本职工百分比、 批发业基本职工百分比、专业化指数和人口规模四个要素，把所有城市标在一幅坐标图上。然后根据这些要素的特点，把加拿大的城市分 成五个职能类： （1）专业化的制造业城市，共 31 个，它们都有很高的专门化指数，制造业的比重很大，批发业的比重很低。 （2）区域首府（类型 1），17 个城市，绝大多数分布在加拿大边缘地区，制造业相对不重要，批发业比重较高，专业化指数也不高，主 要职能是地区性的集散中心。 （3）专业城市，有 8 个高度专业化的城市，其中有全国的政治中心渥太华和西部的政治中心维多利亚。其余 6 个是专业化指数极高的采 矿业中心。加工工业和批发业的比重很小。 （4）四个主要的大都市中心，即蒙特利尔、多伦多、温哥华、温尼伯。制造业和批发业都较发达，反映了综合性的大都市职能特征。 （5）区域首府（类型 2），共 20 个城市，制造业相对来说比较重要，但在其它职能特征上各不相同，可以看作是（1）、（2）、（3）类 城市的过渡类型。 麦氏用于分类的资料虽与前人一样，但在处理和运用这些资料时能博采众长，开始突破单要素的框框，采用多个指标，初步考虑了城市规 模的因素，表达方法也较新颖直观，这都是优点。可惜分类结果比较简单。 六、多变量分析法 随着统计资料越来越丰富，除劳动力以外的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各种城市统计资料也日益齐备。同时，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们 驾驭大量的复杂变量进行客观分类成为可能。在西方社会里，特别是进入城市化高级阶段的发达国家，城市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如种族 和民族矛盾，收入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差异，人口和家庭的频繁流动，新旧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等等，客观上也需要寻找这些城市问题发展 的规律性。在以上背景下，一种不同于传统方法的多变量分析法发展起来了。当 60 年代地理学的计量化运动发展到高峰的时候，也是这 种城市分类方法最盛行的时候。常用的分析技术是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 通过主成分分析，可以把许多的变量组合成少数几个具有综合性质的“因子”，每个因子有不同的“载荷量”，载荷量大的前几个因子为 主因子。每个城市对应于各个主因子有自己的一套因子率得分。这套因子率得分等于把每个城市放入一个多维的分类空间中，经过合适的 归并技术最后就得到若干城市组群。聚类分析可以不经过主成分分析，直接用资料矩阵经标准化后，由计算机自动计算城市样本之间或城 市组群之间的“距离”，进行逐级归并。计算“距离”的方法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聚类分析方法。 在许多多变量城市分类的成果中，最大的一个资料矩阵可能要数贝里 1968 年的美国城市分类。他收集了 1762 个城市的 97 个变量。这样 庞大的资料矩阵，若用手工分析，工作量难以想象，而计算机做起来却轻而易举。 应该指出，城市的多变量分类已经不限于城市经济的职能分类，而是扩展到了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广义的城市综合特征的分类。表 6 －8 是贝里在美国城市分类中对 97 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后所得到的前 14 个因子，从这些因子反映的内容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经济 职能只占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表 6－8 1960 年美国城市体系的特征因素 城市多变量分类在分类结果上也不同于传统的城市职能分类。因为分类的类别不可能由研究者事先确定，它只能由计算机输出结果后，由 研究者逐一分析，对特征概括命名。每一类型所包含的内容比传统的城市职能分类更综合、更丰富。而对研究者来说，类别的命名也更困 难，有时不得不更抽象。 第三节 中国城市职能分类 一、区域性城市职能分类 已故地理学者孙盘寿先生的“西南三省城镇的职能类型”是我国区域性城镇职能分类研究中最早且比较深入系统的一个例子。分类的对象 包括四川、贵州、云南三省 22 个城市和 515 个非农业人口 2000 人以上的镇（包括部分乡村中心）。由于资料的局限性，作者没有采取一 揽子分类的方法，而是采取两种分段处理。一是把 22 个城市和 515 个镇的职能类型分别处理，重点放在城市；二是在城市的职能分类中， 对城市的基本类型和城市的工业类型又分别处理，然后加以综合。 对城市部分分类的思路是先利用城市职工部门构成的资料，取其中工业、运输、科教文卫、机关团体四个部门的职工比重进行城市基本类 型的划分。因为工业是所有城市的第一大部门，平均占全部职工人数的一半，工业的门类又多，因此又利用工业职工的部门构成资料，取 其中冶金、煤炭、化学、机械、食品、纺织、造纸七个部门，进一步划分城市的工业职能类型。 分类的定量标准主要借用纳尔逊的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但按这个指标进行的分类发现有许多不理想的地方。例如，符合分类标准进入工 业城市的只有个旧、东川；分入运输城市的有西昌、宜宾、内江、绵阳；分入科教文卫城市的有南充、绵阳、自贡；分入机关团体类行政 职能的城市有乐山、绵阳、西昌……一共是九个城市；其余象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 13 个城市都属于综合性城市。作者为了弥补这 种方法的不足之处，对纳尔逊方法的分类结果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只有某部门既达到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的分类标准，又在本市部门结构 中居于首要地位，才被确定为城市的基本类型或工业职能类型。同时把城市各种职能在全部城市中所居地位以及在城市本身的重要性作为 辅助指标，供划分职能类型时参考。甚至可以这样说，调整后的分类结果，包含的纳尔逊方法的成分已经不多（表 6－ 9）。 划分镇和乡村中心的职能类型，主要的客观标准只是地（州）县驻地，代表是相应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类中心镇占了 515 个镇中的 64.7%。根据非农业人口的规模，细分为大、中、小三个等级。至于其它城镇很难准确地划分，只能参考工矿企业分布及有关文 字资料，定性地归入工商业镇、矿业镇、加工工业镇、郊区镇、区中心和乡中心等类。 表 6-9 西南三少城市职能分类系统 二、全国性城市职能分类 由于一直缺乏必要的系统资料，职能分类这一个城市地理里传统的热门课题，在我国却相对门庭冷落。在西方国家，这方面研究的高潮早 已过去。1985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首次公布全国 295 个城市（包括辖县）各工业部门的产值及其它有关资料，为进行全国城市的工业职能 分类提供了可能。1988 年和 1991 年相继有两篇关于我国工业职能分类的文章，在理论上提出了“城市职能三要素”。这三个要素是：① 专业化部门，可能是 1 个也可能是几个部门具有为区外服务的作用。②职能强度，取决于城市为区外服务的部门的专业化程度。若专业化 程度很高，则该部门产品或服务输出的比重也高，职能强度则高。③职能规模，职能强度很高的小城市，对外服务的绝对规模却不一定大； 第 34 页 共 70 页
    相反，一些大城市对外服务在城市中所占的比重可能不高，但绝对量可能很大，影响很广。城市职能三要素，互有联系，缺一不可。明确 城市的专业化部门是首要的。在专业化城市之间，职能强度成为城市职能的主要差异因素，职能规模的差异常退居次要地位。在专业化程 度并不高的综合性城市，职能规模往往构成城市职能的主要差异。职能规模也反映城市在职能等级体系中的地位。 我国城市工业职能分类，在方法上进行了多种方法的对比，扬其长、避其短，最后采取了多变量分析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295 个城 市 16 个工业部门产值的百分比值和 3 个城市规模变量，组成 295×19 的资料矩阵，首先借助于沃德误差法的聚类分析取得科学、客观的 分类结果，再借助于纳尔逊统计分析的原理对分类结果进行特征概括和类别命名。沃德误差法与其它聚类分析的不同在于它把平方误差 （Error sum of square）作为样本信息损失的标准，聚类过程中每一步的归并以增加的平方误差和最小为原则，遵循了组内变差最小、 组间变差最大的原则。 中国城市职能分类的类别体系也不同于国外以往的成果。过去的分类结果，或者是一个城市被分入由一个主导部门命名的类别，或者一个 城市按部门被分到几个职能类别，实际上没有形成系统的类别。前者过于简单，后者过于繁琐。而中国城市工业职能分类是在聚类分析基 础上，形成由大类、亚类和职能组组成的三级分类体系。大类反映我国城市工业职能的总体差异，亚类反映城市工业职能的基本类型，职 能组则是对亚类内城市更详细的分类。从类别的命名上可以反映出不同城市的主导工业部门（兼具市内规模最大、市外专业化程度较高的 部门）、主要工业部门（城市中规模较大的部门）、专业化部门以及职能强度（专业化的或高度专业化的或综合性的）和职能规模（国家 级的、大区级的、省区级的或大型、中小型的）等特征上的差异。信息丰富而不繁琐，类别清晰但不粗陋简单。 表 6－10 中国城市工业职能分类系统表 迄今为止，我国全国性的综合性城市职能分类，还没有理想的研究成果。主要障碍不在于方法技术，而在于仍然缺乏系统适用的统计资料。 可以相信，不久的将来，空缺将得到弥补。 第七章 城市规模分布 在一个区域或国家，因各城市所处的内外条件不同，会形成城市间不同的职能分工，同时也形成不同的城市规模。城市规模主要有人口规 模和用地规模两种表达方法。因前者资料比较容易取得而更为常用。城市人口规模常常是城市极重要的一种综合性特征。现代城市最大的 已达上千万人口，小的只有百千人。我们不免要问，一国或一地区城市规模的分布有没有规律性？ 第七章 城市规模分布 在一个区域或国家，因各城市所处的内外条件不同，会形成城市间不同的职能分工，同时也形成不同的城市规模。城市规模主要有人口规 模和用地规模两种表达方法。因前者资料比较容易取得而更为常用。城市人口规模常常是城市极重要的一种综合性特征。现代城市最大的 已达上千万人口，小的只有百千人。我们不免要问，一国或一地区城市规模的分布有没有规律性？ 对城市规模分布的解释 第二节 对城市规模分布的解释 一、城市规模分布的类型 学术界一般习惯于把城市规模分布分为首位分布和位序-规模分布两种基本类型，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属于过渡类型（图 7－4）。 贝里（B.J.L. Berry） 1960 年曾经选择 38 个国家的城市资料作过分析，与位序-规模分析所不同的是横坐标为对数尺度的城市规模等级， 纵坐标是正态概率尺度，表示某规模等级城市占 2 万人以上城市数的累计百分比。最后把各国分等级的城市规模分布连成线。接近于直线 的符合对数正态分布，已有人证明，对数正态分布和位序-规模分布实质上是同一类型的规模分布；成明显折线的，说明有规模等级的缺 失，为首位分布。 图 7-4 城市规模分布类型 贝里在分析中发现，38 个国家中有 13 个国家属于对数正态（位序-规模）分布；有 15 个国家属于首位分布；其余 10 个国家属于过渡类型， 其中有的偏于接近对数正态分布，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有的偏于接近首位分布，如马来西亚、巴基斯坦。 二、对城市规模分布的理论解释 从方法论上来说，解释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从变量和过程中抽象出一定数学关系，如对数正态分布、帕雷托分布等，来证明特定的规 模分布类型；另一种通常不表现出数学关系，而是提出一种关于各种变量之间的原因性论点。按理论解释的模式来分，有随机模式、城市 增长模式、迁移模式、城市等级体系模式和考虑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诸因素的机制分析模式。 各种随机模式是解释城市位序-规模分布最有影响的理论。有一种流行的随机模式来自系统论的熵最大化原理。贝里和加里森首先把这一 原理用来解释城市规模分布。他们认为，当影响城市规模分布的力量很多，其行为也很混乱时达到的稳定状态，这时的城市规模分布与只 由极少数几个力量影响下产生的规模分布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只有少数几个力量强大的因素作用的国家，城市规模常产生首位分布，这些 国家一般是人口少、面积小的小国，或城市化历史比较短的国家，或有单一出口的殖民地历史的国家；而位序-规模分布是许多种力量在 很长时间里作用的结果，以致一旦获得了位序-规模分布，那么这些力中的任何一个很可能只是产生一种随机的相对微小的作用。这种分 布通常在工业经济发达的国家或那些面积大、历史久、人口多、条件复杂的大国出现。 虽然随机过程已被反复证明可以产生位序-规模分布，但有人认为它也有缺陷，因为许多随机模式没有注意位序-规模分布可能有不同的斜 率。 大量的文献都断定经济力量是城市社会组织的中心要素， 这种观点也正在受到挑战。 强调政治因素的人把国家看作是城市体系的决定因素， 经济力量只被认为是一种中间变量。认为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区位选择受到经营欲望的强烈影响，倾向于直接接近政府权力中心。有人 用亚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首都的政治作用不断增强作为主要原因来解释这些国家首位度的增加。认为国家结构的集中化程度高，常呈首 位分布；社会主义的政府类型而常常与首位分布相联系，非社会主义的政府类型而常常与位序-规模分布相联系；政府控制越强的国家， 企业紧靠权力中心布局的动力也越强；民族主义精神强的国家可产生首位分布等等。支持这些解释的证据往往是轶事式的，并不很严密， 因此常常可以找到一些相反的例子。 埃尔·莎科斯（E.Shaks）于 1972 年提出了一个经济发展城市规模分布的动态模式，试图将城市规模分布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联系起来。 他认为位序-规模分布是与社会均衡发展相联系，这种均衡是在经济发展起飞前和发展后产生的。首位分布是社会不均衡发展造成的，这 种不均衡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按此模式，一个国家或区域，在经济起飞前是属均衡状态，是位序规模分布，在经济大发展过程中， 均衡状态被集中发展几个经过选择的大城市所动摇，城市规模呈首位分布。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发展渐渐从大城市转向中小城市，城市系 统的均衡状态又逐渐恢复，在新的基础上，再现位序规模分布。 三、城市规模分布类型的利弊 到底是首位分布好还是位序-规模分布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有许多人对首位分布提出种种指责。 譬如说， 首位分布对国家经济发展有一种寄生作用； 首位分布的空间集中是资源的一种低效利用方式， 有损于更合理的资源利用；首位分布代表了一种超国家的倾向，这种倾向不利于全国动员，因此对经济增长有害；首位分布反映了许多社 会方面的不平等，等等。 第 35 页 共 70 页
    也有许多人从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角度提出不同见解， 指出空间集中的有益影响。 例如， 有人认为首位分布允许资金和人才的更大积累， 有利于知识的更加专门化和思想的广泛交流；大城市内的各种运输成本一般比城市间的运输成本低，因此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是最高的； 首位城市常常是交通运输网络中效益最好的地方，是革新的源地，比乡村地区更能吸引投资，等等。 如果换一种方式来问，首位分布和位序-规模分布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没有联系？ 一种很流行的观点是，城市的首位分布是和经济发展的低水平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有人说，经济不发达是造成城市首位分布的原因。反之， 经济发展是城市体系均衡发展的原因。斯图尔德（Steward，C.T.Jr）则把首位分布与农业经济，位序-规模分布与工业经济分别联系在一 起。 而一些实证研究，并未证明上述观点是普遍正确的。在图 7－5 被贝里分为对数正态分布的 13 个国家中，既有西欧、北美很发达的国家， 也有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被分为首位分布的 15 个国家中，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它们之间并没有规律性。贝里还检验过城市 规模分布类型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也没有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 尽管对国家城市规模分布有过大量的研究，但是缺乏共同性的发现，原因就是这些研究在样本、研究方案设计、度量和分析技术等方面都 缺乏可比性。至少在目前把城市规模分布归为首位分布与位序-规模分布两大类的前提框架下，不能一概而论地说首位度大一定不合理， 首位度小就一定合理。人们还没有真正理解城市规模分布形成的机制。 第三节 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 我国城市位序一、我国城市位序-规模法则的验证 贝里 1961 年的研究已经把中国列入对数正态分布类型。严重敏、宁越敏（1980）和许学强（1982，1993）先后用全国城市的详细人口资 料，进行了位序-规模法则的检验。他们的不同视角在于前者以第一大城市上海为基准，以斜率指数等于 1 的理想模式考察了我国 1952 和 1978 年 10 万人以上的城市规模分布的变化，后者则不以第一大城市的实际规模作为截距，而是跟踪了 1953、1963、1973、1978、1990 年我国前 100 位城市的位序-规模分布状况，并预测了 2000 年的状况。许学强得到的结果如下： 王法辉（1989）和陈勇等（1993）后来用位序-规模分布和帕雷托分布检验过我国历年的城市规模分布状况。 帕雷托分布的形式是： N 为城市人口大于 （门槛城市人口数，例如 20 000）的累积城市数， P 为城市人口规模，两边取对数： 1gN=lga-b1gP 其形式与位序-规模分布非常相似，只是在分析中把横坐标和纵坐标对调了一下，斜率 b 是位序-规模分布斜率 q 的倒数。这两种模型在实 质上是一样的。 以上这些统计分析适合于一定时段内城市规模分布的趋势性概括，可以得到几点共识：①我国的城市规模分布无疑属于相对均衡的分布类 型。这是和我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悠久的城市发展历史，发育了数量庞大的城市，国家城市体系由明显的大区级、省区级和地方级的 地域子系统共同组成分不开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可能形成很高的首位度。②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总趋势是日益均衡， 但各时期的波动很大，主要反映我国政治经济政策和经济过程的不连续性，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上下起伏较大。其表现就是在双对数坐标图 上，位序-规模分布的斜率趋于减小，帕雷托分布的斜率趋于增大，但中间过程的波动都较大。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位序大城市人口增 长加快，首位度指数有所回升。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国高位序城市，特别是最大城市的实际规模比它们的理论规模小得多，从国家城 市体系的背景上看，它们还有着可观的发展前景。 二、我国城市规模等级结构的变化 规模等级结构的分析比统计分析要直观具体一些。表 7-1 用若干典型年份表示了我国城市规模等级结构的变动。从中可以看出在 60 年代 以前， 我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无论在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中的比重都是上升趋势， 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强， 中小城市的比重在下降。 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情况相反，因这一时期国家投资重点放到中西部，搞“三线”建设，大量城市人口、特别是大城市人口“下放”农村， 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受到削弱。“文革”动乱使新设市镇的建制工作处于停顿状态，有些小城市在晋升为中等城市的同 时，没有新的小城市递补，因此相对而言，中等城市增长最明显，小城市没有得到发展。整个来说，这是一个城市发展停滞、萧条的阶段。 进入 80 年代，改革开放使城市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除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以外，在行政体制上大量的县改市、乡改镇。10 年间，新 设市 244 个，使小城市的个数和人口数在全国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中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原有的特大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回升，又有 一批大城市进入了特大城市，所以特大城市规模的人口比重也有明显上升。城市规模结构上形成了“两头升，中间降”的马鞍形格局。形 成这种格局的主要原因，一是行政体制上的变化，二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与城市增长的互动作用在增强。 表 7－1 我国城市规模等级结构的变动 续表 表 7-2 1978—1990 年我国城市规模等级演变矩阵 三、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省际差异 我国的城市规模分布属于均衡的位序-规模分布，并不等于说我国内部各省区也都是这种类型。比较它们的区域差异，寻找导致这种差异 产生的原因和演变的规律性，有助于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区域政策。 首先需要找到一种各省区间描述城市规模分布的可比的方法。首位度指数太简单，位序- 规模模式则由于回归拟合程度的不同，不具有可 比性。我们尝试用下列三个指标来描述各省区的特点。 （1）省区内第一大城市的规模（P），反映省区城市规模等级体系的层次高低。 （2）省区内最大城市占省区城镇人口的比重（R），反映城市人口在第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简称首位比。 （3） 城市规模等级体系不平衡指数 （S） 反映各规模等级城市分布的均衡程度， 。 不平衡指数采用罗伦兹曲线中计算集中指数的公式求得： 此处 n=17，即把当时全国的 3000 多个市镇的规模按一定规则细分成 17 个等级，最高等级大于 500 万，最低等级小于 5000 人。 各规模 等级按占城市人口的比重从大到小排序后，第 i 级的累计百分比。如果城市人口平均分布在 17 个等级中，则 S=0，如果分配极不平衡，集 中在一个规模等级，则 S=1。 把 1980 年 26 个省区（京、津两市与河北合一，上海和江苏合一，当时海南尚未建省）的三项指标值落到坐标图上，采用多元统计的逐步 判别法，得到最佳的分类结果。 我国省区的城市规模分布被分成 6 个类型（表 7-3）。 第Ⅰ类是沪、京、津三个超大城市所在的两个省区。虽然首位比相当大，但各规模等级城市发育完善，更有多个大中型规模的核心城市带 动地方经济，小城镇也很发达。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核心区。可称为高级首位型，以苏沪最典型。 第Ⅱ类是辽、黑、鲁、川、粤五个省区。它们也有强大的中心城市，而且高位序城市不止一个，其它等级的城市也基本齐全。首位比和不 平衡指数都属中等，是我国经济相对发达或经济规模较大的省区。属于中级平衡型。 第 36 页 共 70 页
    第Ⅲ类是我国重点开发的两个内地省区鄂和陕。首位城市武汉、西安早先就是超越本省意义的华中和西北的中心城市。省内二级中心不够 发育，解放后中小城镇虽有发展，仍不足以改变首位比大的特点，可称为中级首位型。 表 7-3 我国省区城市规模等级体系分类结果（1980） 第Ⅳ类有湘、内蒙古、豫、吉、皖、闽、浙、赣、桂等九个省区。中小城市较多，第一位城市的规模相对于全省的人口规模来说并不突出， 甚至很多情况下偏小，首位比和不平衡指数在各类型中最小，是我国过去工业投资相对较少的农业省区的类型（吉林例外），称为初中级 平衡型。 第Ⅴ类有晋、云、贵、新、甘等五个省区，原来经济比较落后，除山西外，多数位于边远地区，解放后开发性投资较多，省会城市的高速 度增长是这些省区城市体系变化的最大特点。属于开发中的初中级不平衡型。 第Ⅵ类省区青、藏、宁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城市体系很不发育，数量不多的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在规模不大的省会城市，首位比和不平衡 指数特大，属于初级首位型。 以上六个类型的差异，可以用六个典型省区的城市规模分布曲线直观地表现出来。这六条曲线的第一大城市的规模等级由大到小递变，以 苏沪最大，超过 500 万；以西藏最小，只有 10 万。城市首位比基本上高低交替出现，以西藏最高，湖南最低；规模分布的不平衡系数， 以湖南最小，向两侧增大，西藏特大。检验 1964—1980 年各省区城市规模分布的变动情况，反映了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普遍趋势。 用 1980 年分类的判别函数对 1964 年各省区的 P、R、S 三项指标值也作判别分类。结果证明，确有一些省区在此期间已经发生了类型上的 进步。黑龙江省由Ⅳ类变到Ⅱ类，广东由Ⅲ类变到Ⅱ类，陕西由Ⅴ类变到Ⅲ类，江西由Ⅴ类变到Ⅳ类，山东由Ⅳ类变到Ⅱ类，甘肃由Ⅳ类 变到Ⅴ类，由此可以初步提炼出我国省区城镇规模分布的演变模式。 如果能找到省区的城镇规模分布类型与哪些因素有关，也就有可能解释推动城镇规模分布类型由低级向高级变化的动力。用 7 组 17 个变 量的相关分析表明（表 7-4）： 表 7-4 1980 年省区城镇等级体系（r）与 17 个变量的相关系数表 （1）省区的城镇规模分布类型与市镇有关的人口数量因素关系最密切，职工（特别是工业职工）和城镇人口多的省区就处在城镇规模分 布的较高级类型。 （2）与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密切的关系，但主要取决于工商业发展水平，与农业发展水平虽有某种正相关的联系，但相关的显著性 程度很低。 （3）与省区交通网密度有明显关系，偏僻、闭塞、交通网稀疏的省区，一般处于较低级的城镇体系类型。 （4）人口密度是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开发程度的集中反映，人口密度较大的省区，城镇规模分布一般处于较高级类型，西部低密度人口 省区处于低级类型。 （5）用城镇人口比重来衡量的城市化水平与城镇规模分布类型间没有直接联系。这与其他学者的结论类似。 第四节 城市规模发展政策的讨论 在本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之间，西方曾经热烈讨论过城市最佳规模的问题。我国在 80 年代也在讨论类似的问题：中国城市发展的战略 重点应该放在什么规模的城市？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 一、我国城市发展方针的来龙去脉 早在 1945 年，毛泽东主席在《论联合国政府》一文中就正确预言“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 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毛主席讲的这个 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城市化过程。当时他把建设大城市与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和城市化过程联系在一起。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的城市建设方针是“重点建设，稳步前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当时围绕着 156 个重点项目的布局， 被确定为重点建设的新工业城市如太原、包头、兰州、西安、武汉、大同、成都、洛阳等很快都发展成大城市或特大城市。 从 50 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 60 年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苏关系、大陆与台湾的关系都很紧张。出于对国际严峻形势的估计，毛泽东 的城市思想发生了变化。从开始的“集中”发展转向“分散”发展，开始强调“控制大城市规模和发展小城镇”。显然，这种思想是国家 处在“备战、备荒”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 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从 50 年代后期到 1976 年间，国务院和国家建委一再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搞小城市的方 针。实际上，这些方针也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在困难时期和“文革”期间，连城市规划工作也被停止了，城市处于乱占乱建的状态。新 建工业区以那时的大庆为榜样，不搞集中的城市，“三线”工业则强调进山、入洞，否定用城镇形式来组织工业。整个六七十年代城市人 口反向流入乡村，大城市发展极为缓慢，小城市也没有发展起来，建制镇的数量还有所下降。 1976 年“四人帮”被打倒以后，中国城市的复兴面对着巨大的困难：国民经济严重的比例失调，财政赤字，消费品短缺，人口生育高峰和 知识青年回城高潮叠加，城市就业压力巨大，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长期不足所累积的后果日益显露，尤其是大城市，各种“城市病”全面爆 发。1978 年全国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把“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正式确立为国家的城市建设方针。 1978 年以后，国民经济进行了几年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目标是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压缩重工业和基本建设规模，压缩长 线产品生产，这使许多重工业中心和综合性大城市因调整而一度经济不景气。相比之下，一批以轻纺工业为主的中小城市脱颖而出，成为 “明星城市”。农村经济改革也要求小城镇长期萎缩的局面彻底改变。于是 1980 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补充了对中等城市的对策，把 “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作为国家的城市发展总方针。定义市区非农业人口超过 50 万的城市为大城市， 20—50 万的为中等城市，不到 20 万的为小城市。 随后，城市发展方针被纳入城市规划法中。明确提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 二、关于城市规模发展战略的讨论 80 年代，关于我国城市发展战略讨论焦点是大城市规模要不要控制，发展小城市（镇）是不是中国城市化的唯一道路。其观点概括有这样 几种：①小城市重点论；②城乡一体化论或城乡融合论；③大城市重点论；④中等城市重点论；⑤大、中、小合理结构论。城乡一体化论 或城乡融合论的理论依据和小城市重点论是类似的，可以和小城镇重点论合流为一类观点。大城市重点论者虽然不一定反对发展小城市， 但反对把小城镇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途径或唯一途径，他们积极主张发展大城市。中等城市重点论和大、中、小合理结构论介于两派之 间，带有强烈的中性色彩。 小城镇重点论的主要观点有：①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寻找依据，认为“缩小以至消灭城乡差别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大工业 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配，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裂的条件”。在他们看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因此主 张尽量发展小城镇，主张工农一体化，城乡融合。②从社会制度的差异上寻找依据。不少人认为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数目的急剧增加， 规模不断膨胀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恶果。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和工业都出现了向大城市以外地区疏散的现象，表现资本主义发 展走了一条弯路，中国不能重蹈发展大城市的覆辙。③有充分的国情基础。中国本来就人口多耕地少，人地矛盾尖锐。1949 年以后，由于 第 37 页 共 7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