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资料证明，我国是世界上人类发源地之一。距今 7000 到 8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出现了相当进步的农业经 济。随着农业的出现，永久性的村落也开始出现。仰韶文化时代，聚落的规模已相当可观。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面积近 30 万平方米， 陕西西安半坡遗址，面积约 5 万平方米，临潼姜寨遗址，面积为 5.5 万平方米。这些村落都已有一定规模，特别是后两个遗址，在居住区 外发现了起防御作用的壕沟。距今 4000 至 5000 年的龙山文化时期，生产力有进一步的发展，氏族社会走向解体，部落之间的战争也日趋 激烈，这时出现了城市的萌芽——城堡。 筑城起于何时，古代传说是从大禹的父亲鲧开始的。考古发现，距今 4400 至 4000 年前 6 座古城遗址，其年代与上述传说大体符合。这 6 座古城遗址均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计有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淮阳平粮台古城、郾城郝家台古城、安阳后岗古城、山东章丘城子崖古城 和寿光边线王古城。另外在内蒙古赤峰地区也发现同期所筑的石城。以上 6 座古城中，面积最大者为城子崖古城，约 20 万平方米，面积 最小者为王城岗古城，仅 1 万平方米。由于它们规模小，功能单一，一般认为它们更具城堡的形态，离城市的标准尚有不小的差距。 公元前约 2000 年，我国进入传说中的夏代。70 年代以来，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夏和早商时期城市的遗址屡有发现，取得了重大突破。在 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了距今约 3600 年前的宫殿遗址，一般认为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城市遗址。在二里头还发现有青铜器、玉器、兵器 等，说明当时已形成国家。80 年代，在二里头附近的尸乡沟发现一座早商城址，被认为是商第一代王成汤所建的“西毫”，从而使人们推 论二里头遗址为夏最后一个王桀的都城。 商代前期的城市遗址，目前已发现 6 座，其中除 4 座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外，另两座分别位于长江中上游，即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和四川广 汉的三星堆古城。考古显示，它们已受到黄河中游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估计为方国的都城。商代最著名的城市，当属位于今河南安阳的殷 2 墟，其范围广达 30km 。总的说来，商代城市数量不多，规模也不大。继商之后的周王朝为巩固其统治，实行分封制。为防御侵占和保护 领地的需要，统治阶级把筑城看作是立国的一项根本方略。“立国”就是在自己的封域内选择适中的地点，营建可以防守的城池。因此， 早期城市的功能是以政治、军事为主的。周初的城市，主要仍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但向北已扩展至太原、北京附近，向南则至汉水、 淮河流域。自此之后，我国城市的分布就以这一地区为中心，逐渐向四周生发。 二、封建社会前期城市的发展 自春秋开始，我国奴隶制社会逐渐走向解体，至战国时代后期，封建制度最后得以确立。这一时期是社会的大动荡、大分化时期，也是经 济和城市的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其城市发展的主要特征如下： 1.都城—郡城—县城三级城市体系初步形成 西周覆灭后，周王室东迁洛阳，周的地位一落千丈，逐渐降为普通诸侯国，统一的国家逐渐解体。随着诸侯称霸，原先以王都镐京为首的 统一的城市体系亦逐渐解体。由于大国各自控制一块地盘，如晋控制了汾河流域诸国，齐控制了山东北部诸国，楚控制了豫南、皖北等地 的诸国，它们的都城逐渐发展为区域中心城市，对外控制着小国的政治，对内则控制着卿大夫的采邑。因此，春秋时期的城市体系呈现复 杂的局面，这就是多中心的两级双层耦合制。 随着兼并战争愈演愈烈，至战国时期仅剩下 7 个大国和为数很少的小国。与此同时，起源于春秋后期的郡县制日趋完善。这样，战国时期 城市体系的等级结构比春秋时期大为简化了。一方面，继续保持多中心的格局；另一方面，在各国内按郡县制（个别稍有不同），形成王 都—郡城—县城三级城市体系。秦朝统一全国后，中国古代都城—郡城—县城三级城市体系初步形成。 2.城市经济空前繁荣，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出现 如前所述，早期城市的功能以政治、军事为主，功能比较单一。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大大强化，从而导致 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出现。 考古显示，在很多城市内曾有大面积的手工作坊。如洛阳王城的冶铜作坊，面积达 20 万平方米。其它如齐临淄、秦咸阳、燕下都等均有 密集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赵邯郸、魏大梁为当时著名的冶铁中心。 西周时期，商业主要由官府控制，实行官商制度，严重妨碍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自由经商的热潮和独立的商人 阶级，并出现了黄金等贵重金属的流通，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商品流通和商业的发展。 在手工业、商业以及农业、交通运输业等各产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战国时期出现了众多的商业都会。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等载， 全国有 20 多个较大的商业城市。 3.城市规划有重大突破 早期城市，处于城乡刚刚开始分化的社会历史阶段，往往没有城墙，也没有全面的、有秩序的城市规划。西周时期，为维护奴隶制等级社 会，反映奴隶主利益的城市规划思想开始出现（见《周礼·考工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间战争频繁，为城市防御目的普遍修筑 了城墙，并在宫城外修筑第二道城墙，形成完整的城郭制度。在城与郭的组合上则有众多的变化，既有符合《考工记》所述的理想格局的 宫城居中型，也有双城并置型、多城组合型，后者占绝大多数，从而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城市布局多样化的特点。 公元 221 年，秦兼并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但是，秦在兼并战争中，对原六国城市造成严重的破坏。同时，由商鞅开始实 施的贱商政策也严重阻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贱商政策自汉武帝起全面推行，从而对汉代及以后中国城市的发展产生深远的不利影响。如 汉长安的人口仅 24 万，不及战国时齐都临淄的人口规模。小于长安的商业城市仅 5 个，大大少于战国时的数目。汉代，城市的发展主要 表现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以首都、郡府、县城三级行政中心城市为主体的城市体系。其次，随着四川盆地的开发和丝绸之路的开辟，城 市分布的地域范围较以前更为扩大了。 三、封建社会中期的城市发展 汉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城市的分布也以北方为主。东汉末期，北方军阀混战，黄淮流域遭到极大破坏。其后虽有魏晋时的短暂统 一，但不久北方地区接连受到边远地区游牧部落的侵占，经济又遭到极大破坏。与此相反，江南地区自孙吴以后，经济逐渐发展，至唐后 期成为我国新的经济重心。所以从三国以后，南方成为我国主要的城市发展地区，南方的城市发展水平逐渐赶上并超过北方，这是本时期 城市发展中的首要特点。 从东汉末年起至元统一中国，中国处于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循环之中。经过长达 400 年之久的封建割据，隋重新统一中国。隋 代，全国有郡 194 个，是秦时的 4.85 倍，县 1255 个，较秦增加了 50％左右。这意味着隋的城市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秦。隋的郡县比为 1:6.5，大大小于秦的 1:20，表明中间规模层次的城市数量逐渐增加，从而显示中国城市规模体系渐趋成熟化。 继隋之后的唐代行政区划有重大变化，在郡之上设道，全国分为 15 道，道驻地通常为区域中心城市。这样，形成了以首都、道治、郡府、 县城四级行政中心为主体的城市体系。这也是今天省、地、县三级地方行政区划的由来。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继战国时期之后，唐代大中商业城市再次大量出现。据统计，唐代城乡人口合计超过 10 万的大城 市有 15 个，其中北方地区仅 5 个，即长安、洛阳、汴州（今开封）、太原、魏州；南方地区有 10 个，即扬州、成都、苏州、常州、杭州、 湖州、会稽（今绍兴）、宣城、丹阳、广州。此外，还有一批数万人口的中等城市。 第 26 页 共 70 页
    自秦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确立，首都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唐代长安也不例外。据宋人宋敏求《长安志》称，长安所辖的长安、万 年两县有近 8 万户居民。根据户和人口比例，约 43 万人。加上不列户籍的宫中人口、僧尼道、禁军等，估计唐长安城内外总人口约 60 万， 这在当时世界上是规模最大的了。 公元 755 年的“安史之乱”爆发后，标志着唐代由盛转衰。唐末，著名古都长安、洛阳遭到彻底破坏，荡然无存，由此丧失了作为中国都 城的资格。 继五代之后的北宋是一个蓄贫积弱、苟且偷安的朝代。但由于它统一了当时中国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使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水平仍超过了唐代。北宋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时期。人们甚至认为在北宋时期，产生了一次“城市革 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城市商业空前发展，传统的坊市制被打破。早在二里头时期，中国就已出现了货币经济。但当重农的周王朝确立其统治后，商业就 开始退居到次要地位。在当时的城市规划中，市场被置于宫城之后的一个特殊地域，设立市官，定时交易，超过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都是不 允许的。春秋战国时代，城市商业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上述限制，但不久秦汉重农抑商的政策重新导致固定的、僵化的城市市场管理制度。 随着封建统治的加强，城市居住区也开始模仿市场管理制度，里变为坊，四周环绕围墙，设置管理人员，定时出入。唐长安、洛阳两城的 兴建，将上述坊市制度发展到顶峰。长安城居住区有 108 坊，其中市场仅分二市，各占两坊之地。尽管市场内拥挤不堪，营业范围却不能 任意扩大。 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终究要突破坊市制的桎梏。唐代晚期，军阀割据，中央政令不行，在扬州、成都等商业发达的城市中开始出现夜市。 五代时期，夜市进一步发展，致使宋太祖即位后不久正式下诏不得禁止夜市，于是，传统的市场模式的时间限制被消除了。北宋中期，又 出现了破墙开店的现象，封闭的坊开始瓦解。这样，坊市制度就全面崩溃了。坊市制度的崩溃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商业由定 时限地的古代型商业向全天的、不受地点限制的近代型商业转化，封闭的城市开始向开放型的城市转化。 （2）新型的城市型聚落——镇、市开始显现。我国的镇和草市均起源于南北朝时期。最初的镇属于边地军事系统中的低级驻军单位。宋 代，镇逐渐向地方行政系统转化，其中经济功能突出者，成为县城以下的城市型聚落，又可分为交通型、商业型、手工业型等不同职能类 型。著名者如港口镇青龙镇，为今日上海的前身，制瓷手工业镇景德镇等。宋代的草市则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附郭草市，本身属于城市的 一部分，是城市地域范围不断扩大的结果，其中有些草市的面积还大大超过城的面积。另一种是农村中的周期市场，属于农村聚落。但当 规模扩大后，可升置为镇或县。镇和草市的出现，使城市等级体系的层次更为丰富。 （3）大中城市继续发展，首次出现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北宋时，大中城市继续发展。首都开封城内的人口有近 10 万户，约 50 万人。 由于当时城市的发展已突破城墙的范围，估计盛期时开封城内外人口有 60 万。较唐长安城增长 1/3。加上十几万禁军、宫内人口、僧道、 游民等不入籍人员，开封人口最多时估计接近 100 万，是我国有史以来可以较为确信的第一个百万人口城市。南宋是偏居江南的小朝廷， 都城临安的人口少于开封，但估计仍可达 70 万人左右。开封和临安，在当时均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这足以证明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达 到一个新的高峰。 四、封建社会后期的城市发展 从元开始，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就再也未分裂过。元、明、清三代的统一局势，造就了我国城市发展史上最为雄伟、辉煌的都城—— 北京。但是，从总体看，随着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元、明、清时期城市的发展未能在宋代的基础上取得全面突破，在某些方面甚至有 所倒退。如明清时的海禁政策，就阻碍了港口城市的发展。又如，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南宋都城临安市中心的商业非常繁荣，已形成中 心商业区。然而，元大都乃至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却将皇宫置于全城的中心，并按《考工记·匠人》所述的“左祖右社”的思想布置了天坛 和地坛，这种“皇权至上”的布局充分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利用城市规划来维护其最后的统治。 明清时期城市发展中的最显著特征是在一些商品经济较发达地区，工商业市镇的大量涌现。它们不同于以往由封建统治者出于统治目的而 设的王都州府县城，而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按职能类型，这些市镇可分为手工业型和商业型两大类。手工业市镇又可分丝织手工业、制茶 叶、制糖业、制烟叶、制瓷业、矿业等不同类型。有些手工业市镇往往同时也是商业中心。从空间分布看，工商业市镇集中在商品经济比 较发达的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上。宋代长江三角洲上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有 71 个 市镇，明代增至 316 个，清代增至 479 个，平均每县分布 8 到 9 个市镇，构成四通八达、商品流通的市镇网络。 明清时期，大中城市也有一定的发展。除北京外，还有 30 多个大中城市，如南京、苏州、杭州、广州、福州、武汉、成都、重庆、开封、 济南、临清等。其中，广州作为明清实行禁海政策后的唯一对外开放城市，发展尤为迅速，至鸦片战争前夕估计人口达 80—90 万，成为 仅次于北京的全国第二大城市。苏州则是手工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在封建社会城市普遍为消费性城市的情况下，苏州已具备一定的生产功 能。从城市的分布看，明清时期的大中城市大部分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江浙两省差不多占了全国的 1/3，而整个北方仅占 1/4。愈偏北 和愈到内地，城市的发展就愈见低下。 明清时期，在一些工商业城镇中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这些资本主义萌芽却未能象同期的西欧城市那样导致资本主 义的产生。这就注定了中国城市要从领先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之上逐渐落伍。以首位城市的规模为例，19 世纪初北京仍是世界上唯一的百万 人口城市，估计人口为 110 万，伦敦居其次，为 95.9 万人。然而到 1850 年，伦敦人口已达 230 万，大大超过北京（估计为 165 万人）。 鸦片战争后，中国城市的衰落愈见明显。直到本世纪 20 年代上海兴起之前，中国没有一个城市可进入世界十大城市之列。 五、近现代社会时期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外国资本大举入侵，“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 的条件和可能”（《毛泽东选集》，第 589 页）。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工业革命的兴起，工业新技术和大机器生产的浪潮也波及我国，使我 国城市的发展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但是，由于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下，城市化进程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又是十分缓慢的。 据美国学者斯金纳的研究，1843 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约为 5.1％（不包括边远地区）。到 1949 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上升至 10.6％，仅增 加了 5.5 个百分点，同期世界城市化水平却增加了 22.8 个百分点。 近现代时期我国城市的发展具有以下两个主要特点： （1）二元结构的城市体系。1840 年的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打开闭关自守的大门，开始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从 19 世纪中叶起，资本主义 工商业首先在沿海沿江城市中出现，随后波及东北和内地广大地区。尽管这些发展从本质上说是服务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需要的，但 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形成一批近代工商业城市，其中上海、天津、大连、青岛、广州、重庆等城市迅速崛起，其地位逐渐超过邻近的苏 州、北京、济南、成都等传统城市。由于上海等城市代表了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它们逐渐成为全国或大区的经济中心，并形成以它们为中 心的商品生产、流通的经济网络乃至城市网络。另一方面，广大内地城市的变化不大，它们很少受现代经济的影响，其职能基本上仍起中 心地的作用。这样，我国近现代城市体系由一元的，以各级行政中心城市为主体的结构，转向以近代工商业城市为一方，传统的中心地城 市为另一方的二元结构。在这个二元结构中，近现代工商业城市居于统治地位。 第 27 页 共 70 页
    （2）城市发展速度加快，区域差异明显。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少新兴城市，它们多为矿业或工矿业城市，如抚顺、鞍山、 本溪、唐山、焦作、大冶、萍乡、玉门等。由于我国煤铁资源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使新兴城市也多位于东北及华北地区。这样，自魏晋 南北朝以来，我国城市主要在南方发展的趋势发生了逆转，北方再次成为城市的主要发展区，其中东北成为我国近现代城市化速度最快的 地区。 东北地区原来人烟稀少，19 世纪后期，清政府废除对东北地区的移民禁令后，人口才有显著增加。从本世纪初到 30 年代初，东北人口增 长了 3 倍。由于东北资源极为丰富，成为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的对象。30 年代，东北沦陷后，日本试图变东北为其附庸，在东北广泛 筑路开矿设厂，从而形成一系列大中城市。40 年代初，沈阳人口接近百万，长春人口达 80 多万，哈尔滨、大连人口超过 70 万，加上抚顺、 鞍山、本溪、吉林等城市，形成工业-城市密集带。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垮台，这些城市的人口急剧减少。 资本主义在南方的发展主要是在条件较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其中一些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发展尤快。如上海，鸦片战 争前人口仅为 10 多万，1949 年人口增至 545 万，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其它如武汉、重庆、南京、广州也先后成为百万人口的特大 城市。在长江三角洲，还形成由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城市组成的城市密集带的雏型。但是，在很多交通不便，又没有什么特殊资源 和外来经济条件刺激的地区，城市发展不快，甚至有所衰落，与内地偏远地区城镇的情况相似。 广大西部地区是近现代城市化进程中最落后的，除了在抗战期间部分城市的发展受到短暂刺激外，由于缺乏现代经济的支撑，绝大多数城 市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从城市职能到空间结构基本保持前工业社会城市的特征。 第四节 当代中国城市化的特征 1949 年以后，我国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和空间现象的城市化也开始了新的进程。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除了原 有的一批老城市得到改造和发展之外，还兴起了一大批新城镇。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有以下四个主要特征： 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波动性较大 在探讨建国以来城市化的特征时，人们普遍注意到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具有起伏波动的特点。和其它国家城市化进程相对照，我国城市化进 程中的这一特点更为显著。一般说来，我国当代的城市化进程可分为以下四个主要阶段：“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大跃进” 及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8—1965）、“文革”时期（1966—1976）和四个现代化建设时期（1977 年以后）。这四个阶段的划分从总体上 体现了建国后的不同历史阶段，但是，为了进一步探讨城市化波动的规律，特别是与经济增长波动之间的关系，对以上四个阶段有必要进 一步细分。 自 1953 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存在着比较显著的经济周期或波动。由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极为密切，城市化的波动与经济 波动之间也势必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表 5－6 中，经济波动用社会总产值年递增率表示，城市化波动分别用城市总人口和城市非农业人 口的年递增率表示。两个城市人口统计指标具有互补性，因为对城市总人口这一指标来说，1982 年以后，由于城市建制标准的变化已失去 统计意义，而城市非农业人口的统计是从 1962 年后才开始进行的。 表 5－6 显示，1953 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已有四次大的波动。下面我们根据经济波动，分析相应阶段的城市化特征： 表 5-6 当代中国经济波动与城市化波动之间的关系 （1）“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 1949—1952 年期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秩序安定，原先受战争影响迁往农村的人口，陆续返回城中。 1952 年，我国城市总人口为 7 163 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12.5％。1953 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我国经济发展，也是城市人口增长最 快的时期之一，其中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高达 3.3％，为建国后的最高时期，并且城市人口机械增长率更高，达 4.5％（城市总人口年 平均增长率为 7.8％），平均每年机械增加人口 250 万人。至 1957 年城市总人口为 9 949 万，城市化水平为 15.4％。 总的说来，“一五”时期成绩是主要的。但是，当时照搬前苏联的经济体制，过分强调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忽视第三产业的发展， 对以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深远的不利影响。 （2）“大跃进”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8—1965） 1958 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完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中国国情，工业的发展依赖于“人海战术”，使农村人口爆发性地进入城市，估计 总数达 2 000—3 000 万人，出现了“过量城市化”的现象。1960 年全国城镇人口达 1.31 亿，城市化水平为 19.7％，而人均占有的粮食 从 1958 年的 606 斤锐减至 1960 年的 433 斤。在这种情况下，从 1961 年开始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动员大批城镇过剩人口返回农村，使 之造成“逆城市化”现象。 1961—1963 年上半年间，动员回乡的城镇人口达 2 600 万。1963—1965 年间，由于调整市镇建制标准等原因，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城市化 水平上升，至 1965 年全国城镇人口仍保持在 1.3 亿的水平，但城市化水平下降至 17.9％。 （3）“文革”时期（1966—1976） “文革”时期，经济短期波动十分频繁，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降。由于推行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工厂内迁，大批干部、知识分子 受迫害被迁往农村，在全国范围内再次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估计总数亦达 2 000 万余人。 1971 年后，“上山下乡”运动逐渐停止， 随着“五小工业”的发展，城镇企事业单位也开始从农村人口中招收职工。因此，城市化进程开始缓慢恢复，但由于农村人口增长速度更 快，城市化水平仍有所下降，1976 年降至 17.4％。 （4）建设“四个现代化”时期（1977 年以后） “文革”结束后，曾有短暂的“洋冒进”。由于当时国民经济各项比例严重失调，不得不从 1979 年开始进行国民经济的第二次调整。调 整期间，经济增长速度较低，但城市化速度却较快，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落实各项政策，各类下放农村人员大规模返城，从而继 1963—1965 年后再次出现经济波动与城市化波动的不一致性。1982 年以后，两者之间的波动才趋于一致。 以上分析表明，导致我国城市化进程波动的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由于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特有的波动性，导致我国城市化速度慢， 水平低。以城镇非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计，1961 年为 16.1％，1980 年下降至 14％。即使考虑到 1961 年的城市化水平受“大跃 进”影响有高估一面，但至少可以肯定，从 60 到 70 年代，我国城市化水平没有提高。 二、乡村城市化开始显现 80 年代以来，我国经济逐渐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1982—1988 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递增率达 10.9％，其增长速度居世界前列。按一 般规律，城市化速度应该有所提高。然而，同期全国非农业人口年递增率仅 3.5％，只是由于放宽了设市、镇的标准，才使城镇非农业人 口年递增率达 4.8％，但仍远低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这种现象被称之为“过低城市化”（Under－urbanization）。 过低城市化的出现，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我国长期实行严格的控制“农转非”政策和控制农村人口进城的政策，这实质上是落后的 农业生产力对城市化进程制约的反映。其次，我国始终坚持“控制大城市规模”这一城市建设方针，也有效地控制了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大 城市。第三，我国城市化水平虽然比较低，但城市人口众多，存在一定数量的待业人口和大量的隐蔽性“失业”人口。通过合理配置生产 要素，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可以在少增加新就业人数的情况下，取得国民经济增长的较高速度。 第 28 页 共 70 页
    70 年代末，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同时使长期掩盖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也暴露了出来。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一方面在农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以吸收消化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制定了“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落户，务工经商 和办服务业”的政策，从而开始了 80 年代乡村城市化的进程。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化以就地为主，即所谓“离土不 离乡”， 他们不包括在城镇非农业人口的统计中， 于是使统计上的城市化水平上升比较缓慢。 这是产生“过低城市化”现象最重要的原因。 从我国现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空间转移的形式看，其中大部分确实不能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口。目前的空间转移有三种层次：①进 入城镇，包括招工进城的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和进城从事建筑业、运输业的农民（这一类农民流动性较大）；②进入集镇， 主要来自在集镇办企业中工作的农民和从事其它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其中大多数人白天进集镇工作，晚上回自己的村庄居住，因此没 有实现完全的空间位移；③就地转换，主要是在村及村以下企业中工作的农民，其绝大多数只有职业转换，没有空间转换。从 1978—1988 年，国家招工的农民有 1110 万，而在各类乡镇企业中工作的农民达 9 000 多万人。其中大多数属就地转化型，到城镇上去的仅占一小部 分。因此，就总体而论，我国农村工业化的速度要大大超过乡村城市化的速度。 各地农村在发展乡镇企业时，根据当地的条件，创造出不同的发展模式。以企业所有制的支配形式划分，有以乡、村两级集体所有制为主 的长江三角洲模式，有以个体所有制为主的温州、阜阳等模式，还有以集体所有制企业结合“三资”企业混合型的珠江三角洲模式。一般 来说，乡镇办的企业规模较大，并多位于乡镇上，因此，以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为主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农村小城（集）镇 发展较快，面貌有较大改善。以上海郊区为例，平均每一乡镇上集中的农村务工劳动力达 3 000 多人。即使如此，这些地区农村工业化的 速度也高于乡村城市化速度。至于个体所有制乡镇企业为主的广大地区，不仅企业本身缺乏规模和集聚经济效益，而且由于缺乏工业的带 动，小城（集）镇发展也比较缓慢。 乡村城镇化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特点，在考察各地区城市化水平时，对此必须要有足够的重视，以消除统计口径带来的区域城市化 水平的误差。 三、城市规模体系的动态变化加速 解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速度比较慢，但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城市化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意味着要增加 100—200 万城市人口。因此，解放以来我国城市的数量及人口的增长速度还是相当快的，与此同时，城市规模体系的结构也有较大变化。 建国后 40 余年中，大城市及中小城市数量增加的速度非常快，1993 年 100 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已达 32 个，50—100 万人口的大城市达 36 个，中小城市数量也急剧增长（表 5－7）。此外，我国建制镇的数量已超过 1 万个。 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是城市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整个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波动必然影响各级城市数量的变化。 表 5－7 显示， 由于“大跃进”的影响， 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数量 1960 年比 1957 年分别增加了 1/3 和 1/2， 而中等城市数量反而有所减少。 在其后的国民经济调整和“文革”中，特大城市中的“逆城市化”最为显著，1970 年的人口仅相当于 1957 年的人口。80 年代后，由于发 挥中心城市的作用，特大城市的数量及人口才有显著增加。另一方面，尽管几十年中强调“积极发展小城市”，但 1978 年的小城市数量 及人口均低于 1957 年的水平，直至 80 年代后才有显著增加。可见，正常的城市化进程必须要有政治稳定作保证。 表 5－7 各时期城市规模及分组人口的变动 四、城市化水平的省际差异显著 我国城市化水平的省际差异显著，除京津沪三直辖市外（亦不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的省区多位于东北、华北、 西北，如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青海等省区。中等城市化水平的省区主要在沿海和中部地区，如广东、湖北、山西等省区。 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省区从西南向中部地区延伸，如云、贵、川、桂、湘、豫、皖等省区。东部沿海一些省区，如江苏、山东等的市镇非农 业人口绝对数都很大，但其反映城市化程度的指标并不比新疆等省区高。 我国城市化程度的省际差异是自然、政治、经济等因素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综合作用的结果。许学强利用 1978 年的资料，以各省的人口 数、人口密度、土地面积和工农业产值比值、人均工业产值、人均农业产值、人均国民总产值等分别代表各省区人口和经济的特征，检验 它们与城市化程度的省际差异之间的关系。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影响城市化水平省际差异的两个主因子：工业化因子和人口密度因子，两 者可解释 77.5％的变量变差。 然后再将这两个因子作为变量， 以城市化水平为因变量， 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其负相关系数达 0.86 （在 0.01％ 的水平下显著），能解释 74％的城市化水平的省际差异，多元回归式为： 城市化水平（％）=13.17+3.35 工业化因子-4.14 人口密度因子。 这一回归式非常有价值地说明，一个省区的城市化水平，不仅与工业化进展有正相关，而且与人口密度有负相关。这就不仅解释了我国东 北、西北和华北部分省区城市化水平提高较快，而东部沿海省区提高较慢的原因，同时也可说明，在一个国家内可能会存在两种不同的城 市化模式。由于这两类省区的条件和基础不同，因此，所执行的工业布局方针和户口管理制度等有一定差异，这就势必影响其城市化速度 和空间形态。可以认为，我国城市化水平的省际差异是工业布局和控制市镇非农业人口增长政策的产物。前者促进了人口密度低的东北、 华北、西北部分省区的城市化，后者制约了东部和中南部分省区的城市化。 80 年代以来，各地控制市镇非农业人口增长的政策都有所放松，但由于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明显扩大，使东部沿海一些原来城 市化水平较低的省区的城市化水平上升较快。这表明，归根结底，经济增长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更大些。如广东省 1993 年的城市化水平 达 22.2％，较 1978 年增加 10.6 个百分点；同年，江苏省的城市化水平达 21.7％，较 1980 年增加 9.6 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这两个省农 村中的职能型城市化水平十分显著，实际城市化水平较统计数字还要更高一些。 第五节 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预测 80 年代初，我国城市地理学界率先就公元 2000 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进行预测，其后对城市化水平的预测波及其它学科。由于各个学者对 制约城市化发展的主导因素理解不同，预测的方法和结果也有所不同。目前，国内有代表性的预测法有以下几种： 一、商品粮供应率预测法 这一方法是由吴友仁提出来的，其理论依据显然来自于城市化的两个前提。根据他的观点，我国变农村人口为城镇人口，变农业人口为非 农业人口的速度和规模，归根结底取决于农业生产水平。由于我国城乡人民的主食以粮为主，解决粮食的基本国策是依靠自力更生和立足 于国内，所以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速度，变农业人口为非农业人口的速度，最终都将取决于粮食生产的水平，取决于粮食产品的商品 率。 预测分高、中、低三个方案进行，即假定粮食产量以平均每年分别递增 5％、4％、3％的速度，推算 20 世纪末我国粮食生产的水平，再拟 定届时粮食商品率为 20％，城市人口人均用粮 700 斤计，推算商品粮可能供应的非农业人口数和城市人口数。按粮食不同增长速度，2000 年我国城市非农业人口分别可达到 3.55 亿、2.82 亿和 2.32 亿。考虑到解放以来，我国粮食增产速度以 4％左右居多，三方案中中方案的 预测结果比较切合客观实际。此外，吴友仁也考虑了未来基本建设投资额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等情况，最后得出结论：假如粮食年平均增长 速度为 4％，基建总投资较解放后前 30 年提高 1 倍或更多，到本世纪末全国人口为 12 亿，城镇人口将达到 3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25％。 第 29 页 共 7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