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上述预测时间较早，80 年代以来有些情况已发生变化。如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随乡镇工业的出现而兴起的农村小城镇的 发展等等，都为城镇人口的增加增添了新的途径。此外，方法本身也有一些须商榷之处，如粮食产量不可能每年递增，而城市人口每年要 增加一定比例，用商品粮的供应情况不可能预测每一年的城市化水平。再如，通过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可解决一部分地区粮食不足的问题， 如近年来，广东省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解决城镇人口迅速增加而造成的粮食不足问题即为一例。 二、国民生产总值预测法 这一预测法的理论基础是世界各国城市化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1982 年，周一星在对世界 137 个国家和地区的 城市化水平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到一个一元回归方程式： y=40.55lgx-74.96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是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800 至 1000 美元，将这数字代入上述方程，得出的城市人口比例为 42.7％至 46.7％左右。考虑到我国实际情况，应将届时城市人口比例校正得低一些，即 30％左右。 采用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来预测城市化水平，无疑考虑得更全面一些。但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回归分析所揭示的只是一般规律，各国国情不 同，经济发展水平所对应的城市化水平有很大差异，预测的结果需要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校正。因此，这一方法只能预测未来城市化水平 的大致趋势。另外，采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指标也存在着技术性问题，因为这一指标通常用美元作单位，由此牵涉到物价水平、汇率 变动等问题。 三、多指标综合分析预测法 以上述两种预测法为基础，城市规划部门曾采取多指标预测后再加以综合的方法预测了 2000 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首先，按农业经济发 展水平预测，包括商品粮增长预测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预测两方面；其次，按工业增长速度预测；第三，按国民收入增长率预测；第四， 按基建投资可能性预测。最后研究结果，归纳为高、中、低三种方案，即全国 2000 年城镇人口分别达到 4 亿、3.6 亿和 3.2 亿左右。在对 城市人口数量预测的基础上，还就城市化用地规模进行了预测。 我国城市化水平预测的难度大大高于对总人口增长的预测难度，因为后者基本上是在一个封闭系统内进行（国际移民可忽略不计），而城 市则是一个开放系统，与农村存在着广泛的交流。因此，在预测城市化水平时，需要对城市和乡村进行广泛的分析。而且，不仅要考虑经 济因素，还要考虑社会因素，例如我国对城乡采取的不同生育政策对城市化的速度就有一定滞后作用。为此，当前急待发展一种系统分析 方法来进行城市化水平的预测。 第一节 城市经济活动类型划分与城市发展 在进行城市职能分类之前，有必要先介绍城市经济活动。 一、城市经济活动的基本与非基本部分 一个城市的全部经济活动，按其服务对象来分，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本城市的需要服务的，另一部分是为本城市以外的需要服务的。 为外地服务的部分，是从城市以外为城市所创造收入的部分，它是城市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这一部分活动称为城市的基本活动部 分，它是导致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基本部分的服务对象都在城市以外，细分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离心型的基本活动，例如，城市生产 的工业产品或城市发行的书刊报纸运到城市以外销售；另一种是向心型的基本活动，例如，外地人到这个城市来旅游、购物、求学或接受 医疗等。满足城市内部需求的经济活动，随着基本部分的发展而发展，它被称为非基本活动部分。细分也有两种，一种是为了满足本市基 本部分的生产所派生的需要；另一种是为了满足本市居民正常生活所派生的需要。 虽然基本部分是城市发展的主导力量，但不言而喻，基本和非基本两部分是相互依存的。城市的非基本部分应该和基本部分保持必要的比 例，当比例不协调时，就会使城市这架复杂的机器运转不正常。 城市经济活动的基本部分与非基本部分的比例关系叫做基本/非基本比率（简称 B/N）。例如，一个城市的钢铁工业，其产品的 80％供给 外地，20％在本城市消费，则钢铁工业部门在本市的 B/N 比是 1:0.25，就是 100:25。也可以按该部门产品从外地和从本地获得的收入来 求取 B/N 比。更多情况下是折合成劳动力来表示 B/N。如果城市各经济部门把从业职工划分成基本和非基本两部分，即可得到整个城市的 B/N。 现代城市的每一个经济部门都可能既为外地服务又同时为本地服务，不过二者的构成状况，即 B/N 可能很不相同。有时也把以基本活动部 分占明显优势的经济部门叫做基本部门，以非其本活动部分占明显优势的经济部门叫非基本部门。 一个城市，如果其经济生活中基本活动部分的内容和规模日渐发展，这个城市就势不可挡地要发展。如果城市的基本活动部分由于某种原 因而衰落（如采矿城市因矿产资源的耗竭，港口城市因港湾淤塞或腹地丧失，加工工业城市的输出产品失去竞争力等），同时却没有新的 基本活动发展起来，那么这个城市就无可挽回地要趋向衰落。当城市的条件发生变化，促进新的基本部分萌发时，衰落的城市还会复兴。 这是理解一切城市成长发展机制的钥匙。这就是城市经济基础理论。 二、划分城市基本和非基本活动的方法 城市经济基础理论中关于区分城市经济活动的基本和非基本部分的观念是简单明了的，但是具体区分起来却不那么容易。这里按发展顺序 介绍几种有代表性的方法。 1.普查法 通过发调查表和现场访问获得每一个企业和单位基本和非基本活动的信息，最后都折合成职工数，进而得到整个城市的 B/N。这一方法虽 然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结果，但整个调查过程非常繁琐、冗长和乏味。当城市规模较大时，工作量浩翰异常，如果想同时对比研究几个城 市，简直就无法靠个人的力量得到第一手资料。 2.残差法 这是霍伊特为了简化直接调查的程序而提出的一种间接方法。他先把已经知道的以外地消费和服务占绝对优势的部门，作为基本部分先分 出来，不再过细地区分内部可能包含的非基本部分。然后从基本活动不占绝对优势的部门职工中，减去一个假设的必须满足当地人口需要 的部分。他假设的比例为 1:1。 我国城市规划在调查基本人口时，为了简化过程也有采用这一方法的。不过为了比较准确起见，常常是分别和有关的主管部门共同讨论， 估计出每个部分的基本/非基本的合适比例。 3.区位商法（或宏观法） 这个方法的实质是认为全国行业的部门结构是满足全国人口需要的结构，因此各个城市必须有类似的劳动力行业结构才能满足当地的需 要。低于这一比重的部门，城市需从外地输入产品或取得服务。当城市某部门比重大于全国比重时，认为此部门除满足本市需要外还存在 基本活动部分。大于全国比重的差额即该部门基本活动部分的比重，把各个部门和全国平均比重的正差额累加，就是城市总的基本部分。 马蒂拉（J. M. Mattila）和汤普森（W. R. Thompson）首先提出这种方法，其数学表达式为 第 30 页 共 70 页
    式中为城市中 i 部门职工人数； 为城市中总职工数； 为全国 i 部门职工数； 为全国总职工数。 为区位商。 大于 1 的部门是具有基本活动部分的部门。 为剩余职工指数。 小于 0，则此部门只为本地服务； 大于 0，则为 i 部门从事基本活动的职工数。 B 为城市中从事基本活动的总职工数。 区位商法大大简化了区分城市基本和非基本部分的复杂过程。 但是，区位商法的假设只有在国家没有外贸出口和全国各城市都有相同的生产率和消费结构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对于重要的出口部门，用 全国比重去衡量城市满足本地需要的部分，显然标准就偏高了。城市之间在同一部门生产率的实际差别和消费习惯的不同也会影响计算的 准确性。 4.正常城市法 瑞典地理学家阿历克山德森在评价区位商法时，举例道：美国汽车工业职工占全国的 1.5％，但只有 12％的城市能有这么高的比例，最高 的底特律为 20％，而 70％的城市只有 0.2％甚至更少。那么，1.5％的全国平均比重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很难说清。为此，阿历克山德森 在 1956 年研究美国城市经济结构时企图为各部门寻找一个“正常城市”作为衡量所有城市应有的非基本部分的标准。低于这一标准的部 门，只为本地服务，在这标准以上的部分，是城市的基本活动部分。 阿历克山德森收集了美国 864 个 10 000 人以上城市的职工资料，按 36 个部门计算了每个城市的职工构成百分比。分别把每个部门的 864 个城市按职工比重从小到大排列起来，并据此画成各部门职工百分比的累积分布图。他经过大量的对比，最后确定选取各部门序列中第 5 个百分位（即第 43 位城市）城市的职工比重作为该部门满足本地需要的正常比重，并称之为 K 值。超出 K 值的部分为基本活动部分。 36 个部门的 K 值加起来一共是 37.7％（表 6－1）。意味着美国城市当时为本市服务的“正常的”职工比重应该在 37. 7％左右，即 B/N 约 1:0.6。 阿历克山德森在大量的城市中寻找一个所谓“正常城市”的思想颇有新意。然而，尽管他在研究中曾尝试使 K 值分别取第 1 个百分位（即 第 9 个城市）和第 5 个百分位城市的职工比重（表 6－1），经过大量对比，最后选用了第 5 个百分位，但这仍然带有较大的主观性，很大 程度上是经验性的决定。在实际上，接近于作者想象中的具有 37.7％非基本部分的所谓“标准结构”的城市，都是人口为 1—5 万的小城 市。连他本人也为此提出疑问，这样选择出来的 K 值是否适合于内部交换比小城市大得多的较大城市。 莫里塞特（I.Morrisset） 1958 年在阿历克山德森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工作，从原来 864 个城市中删去了 123 个部门结构比较特殊的 城市，余下的 741 个城市再分成美国东北部和西南部两个地区，又把每个地区中所包括的城市分成 7 个规模组，分别找出了 36 个部门每 个规模组城市的 K 值（表 6－2）。分析得到了两个重要结果： （1） K 值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是有差别的。经济发展较早，制造业高度专门化的美国东北部城市，除了制造业以外，其它部门的 非基本部分的比重（K 值）都比发展历史相对较晚、城市密度相对较小的南部和西部要低； （2）各部门的 K 值以及 K 值的和，无论在美国东北部或南部和西部地区，都随着城市规模级别的上升而提高，进一步证实了随着城市规 模的增加，城市的非基本部分一般也相应增加。这也就说明，阿历克山德森对 864 个从 1 万人到数百万人的庞大城市体系，统统使用第 5 个百分位的“正常城市”作为标准划分基本/非基本活动是不可取的。 表 6－1 阿历克山德森 36 个部门的 K 值 表 6-2 美国各部门职工比重、阿历克山德森的 K 值和莫里塞特的 K 值比较表 5.最小需要量法 1960 年厄尔曼（E.L.Ullman）和达西（M.F.Dacey）提出了另一种划分基本/非基本部分的方法，叫最小需要量法。它和区位商法、正常城 市法的不同在于：①他们认为城市经济的存在对各部门的需要有一个最小劳动力的比例，这个比例近似于城市本身的服务需求，一个城市 超过这个最小需要比例的部分近似于城市的基本部分；②把城市分成规模组，分别找出每一规模组城市中各部门的最小职工比重，以这个 比重值作为这一规模组所有城市对该部门的最小需要量。一城市某部门实际职工比重与最小需要量之间的差，即城市的基本活动部分，把 城市各部门的基本部分加起来，得到整个城市的基本部分。 用最小需要量法分析美国城市的经济基础，同样证实了城市的非基本部分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而提高（表 6－3）。 厄尔曼和达西按城市规模组来确定城市经济的基本/非基本部分，又向前跨出了一步，但仍不是尽善尽美。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先，假如被选择出来作为衡量某一规模组最小需要量的那个城市，经济结构恰恰很特殊，不能代表一般状况，那就会影响一大片城市的 计算的准确性。厄尔曼和达西的研究只把美国城市分成 6 个规模组，规模间也不连续，每个规模组只随机选择 38 个城市（100 万以上级别 为 24 个样本）。由于种种原因，的确使某些所选城市的代表性受到了怀疑。例如，首都华盛顿特别低的耐用品制造业和批发业比重被选 作 100 万以上城市的最小需要量指标就是最突出的例子（表 6－3）。 表 6-3 美国 14 个部门不同规模组城市的最小需要量（％） 另一更尖锐的批评认为，假如按照厄尔曼等的方法认为具有最小需要量比例的城市能满足自身需要，其余城市都有输出，那么就会得出一 个矛盾的结论：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输出，却没有一个城市需要输入。这一点也许正是最小需要量法与区位商法、正常城市法相比，在理 论上的一个漏洞。批评者半开玩笑地说：不是所有高于最小需要量的城市输出货物或服务，而是所有高于最大需要量的城市输出货物和服 务。 以上两个缺点已经被另一些研究者设法克服，使最小需要量法日益趋于完善。 为了避免第一个缺陷，穆尔（C.L.Moore）把城市按规模分成连续的 14 个等级，从每一个规模级的城市样本中，找出每个部门的最小职工 比重和中位城市的规模。然后将两者进行回归分析，利用回归方程可以求到任何规模城市某部门相应的最小需要量。数学表达式如下： 是 i 部门 P 规模城市的最小需要量， 和 是参数，， 用下式求得： 是第 j 规模级别城市中第 i 部门实际找到的最小职工比重， 是第 j 规模级城市的人口中位数。 穆尔对 1970 年美国 333 个城市的分析结果表明（表 6－4 ） ，大多数部门的城市规模级别与最小需要量之间有很高的正相关。出乎意料的是零售业相关性不强。建筑业、健康服务业和农业则没 有相关性，故没有包括在图表中。所有部门都表现出最小需要量随城市人口增加而上升的趋势，其中以耐用品制造业最显著。 ） 表 6-4 穆尔回归分析的相关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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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克服厄尔曼等方法中的理论缺陷，吉布森（L.J.Gibson）和沃登（M.A.Worden）改用各规模组中第二位最低的城市职工比重作为每个 规模组城市的最小需要量。他们为了从各种方法中找出最佳区分基本/非基本的间接方法，曾经对亚利桑那州的 20 个小城镇（人口从 1838 到 15 000）用普查法、三种不同比例的抽样调查法、两种不同标准的区位商法和四种不同的最小需要量法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证明，用穆 尔建立的最小需要量的回归模型所得的结果最接近于普查结果。用第二位最低职工比重的最低需要量法效果也相当好。 响基本/ 三、影响基本/非基本比率的因素 城市 B/N 在不同城市之间有很大差异。 首先是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大，非基本部分的比例有相对增加的趋势。城市越大，城市内部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的依存关系越密切，城市 内的交换量越多；城市居民对各种消费和服务的要求也越高；城市也越有可能建立较为齐全的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各种行业和设施。而小 城市一般只有很小一部分的生产和服务是维持本身需要的，基本活动部分比重较高。 在规模相似的城市， B/N 也会有差异。专业化程度高的城市 B/N 大，而地方性的中心一般 B/N 小。差不多规模的城市，如果一个是位于 大城市附近的中小城镇或卫星城，另一个是远离大城市的独立城市，则前者因依附于母城，可以从母城取得本身需要的大量服务，非基本 部分就可能较小；而后者必须建立自己较完整的服务系统，非基本部分就较大。 老城市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已经完善和健全了城市生产和生活的体系，B/N 可能较小，而新城市则可能还来不及完善内部的服务系统， B/N 可能较大。 城市经济的基本/非基本部分的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变化，厄尔曼等对美国 14 个部门 1940、1950、1960 三个年份的城市最小需要量 比重的分析发现，有些部门的最小需要量随时间变化相当稳定，而个人服务和专业服务两个部门的变化幅度相当大。可能因为家庭仆役人 数的减少， 前者的最小需要量 1940 年以来大大下降； 可能由于咨询业的发展， 后者的最小需要量大大上升。 穆尔的分析也表明， 1940—1970 年期间城市总的最小需要量比重，总的说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在大城市尤为明显，中等城市次之。在最低等级的小城市不仅增长的趋势不 明显，反而还略有下降。这种变化趋势还在不断发展中。 城市人口在年龄构成、性别构成、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差别对城市经济的基本/非基本结构也都有影响。 四、城市基本与非基本活动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城市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来自输出活动即基本部分的发展。由于城市基本活动的建立和发展，从输出产品和劳务中获得的收入增加。收入 的一部分导致基本部分的职工对本地消费和服务需求的扩大，也就导致了本地区非基本部分就业岗位的增加和收入的增加。基本活动收入 的另一部分则用于本身的扩大再生产，继续为城市从外部获得更多的收入……基本和非基本活动每一次的增加都要引起当地人口的进一步 增加，这样反过来又增加本地区的需求和本地区的人口。城市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基本和非基本两部分活动在一个地方循环往复、不断集聚 的过程。城市基本部分每一次的投资、收入和职工的增加，最后在城市所产生的连锁反应的结果总是数倍于原来投资、收入和职工的增加。 城市基本活动所引起的这样一种放大的机制被称作“乘数效应”。 从城市就业职工的结构来看，城市总就业（E）等于基本部分就业（BE）和非基本就业（NBE）之和，即： 这里的 m 就是乘数，它表示基本活动职工增加一个单位，引起城市总职工的增加量是基本职工增加的 m 倍。显然乘数大小和城市就业职工 的基本/非基本比率是有关系的。 城市人口（P）与城市就业职工（E）和基本职工（BE）之间也有一种乘数关系，乘数大小也和 B/N 比有关： 如果我们知道城市非基本职工（NBE）与它所服务的总人口（P）之间的系数 β，则 NBE=βP（β＜1） （6） 那么，从（l）、（4）、（6）三式可以得到以下三个经济基础方程式，说明城市或区域的人口和职工的发展与衰落是由基本部分的变动 来控制的。 根据这样的原理，假如基本活动的职工数一旦确定，就可以计算出相应的非基本部分职工和城市人口，计算程序的框图（图 6－3）。 在图 6－3 中，服务职工即非基本部分职工被细分成为消费者服务的职工和为基本生产服务的职工两个部分。并且假设城市已知的人口职 工比 α、消费者和服务职工比 、基本生产者_和服务职工比 是不变的。只要把基本职工数量输入后，就可确定最终造成的服务职工 和城市人口的增长量。利用这个结果，人们可以进而预测由于基本人口的增加，所需增加的新住宅单元数、中小学的班次、电话门数、公 共交通和上下水道设施等等。 第二节 城市职能分类方法 一、城市职能的概念 城市职能是城市科学里的专门术语，指某城市在国家或区域中所起的作用，所承担的分工。 上节已述，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活动是由基本、非基本两部分组成的。这两部分活动的发展常常互相交织在一起，但主 动和主导的因素一般来说总是前者。城市职能概念的着眼点就是城市的基本活动部分。有人把城市对内、对外进行的各种生产和服务活动 都归入城市职能范畴，这是不够严密的。 城市性质和城市职能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联系在于城市性质是城市主要职能的概括，指一个城市在全国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代表了城市的个性、特点 和发展方向。确定城市性质一定要进行城市职能分析。 城市性质并不等同于城市职能。城市职能分析一般利用城市的现状资料，得到的是现状职能，城市性质一般是表示城市规划期里希望达到 的目标或方向；城市职能可能有好几个，职能强度和影响的范围各不相同，而城市性质关注的是最主要、最本质的职能；前者是客观存在 的，可能合理，也可能不合理，而后者是在认识客观存在的前提下，揉进了人的主观意念，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 为了科学地制订城市的规划性质，有必要在理论上赋予城市职能和城市性质的概念一个时间尺度，以区别城市历史上的职能和性质、城市 现状的职能和性质、城市规划的职能和性质。在实践中要避免如下一些倾向： （1）既要避免把现状城市职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到规划的城市性质上，又要避免脱离现状城市职能的完全理想化地确定城市性质。 （2）城市性质的确定一要跳出就城市论城市的狭隘观念，在方法论上一定要眼睛向外，运用区域分析方法、城市间对比的方法、城市经 济结构分析的方法。 （3）城市性质对主要职能的概括深度要根据使用场合的不同而区别对待，用于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时，表达不宜过泛，以便于指导实践， 城市性质所代表的城市地域要明确。 按照城市职能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对许多城市进行的分类就是城市职能分类。类别的多少与考虑城市各个职能的精细程度有关。类别控制 在适当的数量，就必然要对城市职能加以概括，抓住主要的特征，而舍弃某些细节。 英国城市地理学家卡特（H.Carter）把城市职能分类方法按发展的时间顺序分为 5 种，我们顺着这个线索看看它的发展过程。 二、一般描述方法 第 32 页 共 70 页
    它由研究者首先确定一个城市类别的体系， 以描述性的名称加以命名， 然后研究者根据自己对每个城市的了解， 分别把城市归入各个类别。 在 1921 年发表的英国奥隆索（M.Auronsseau）的分类是这一方法的著名代表（表 6－5）。 表 6－5 奥隆索的城市职能分类体系 这类方法的致命弱点是任意性和主观性较大。分类的好坏完全取决于研究者对每个城市 职能特点的了解深度。确定一个描述性的城市职 能分类的系统相对说来并不困难，每一类里选取几个典型城市作例子也是容易的。难的是要使大量的城镇在分类表中都各得其所。因为这 种方法，一个城市只限于归入一类，绝大多数类别以一种职能命名，职能特点较为复杂的城市，不依靠一个客观标准，分类就遇到困难， 只能用主观判断解决。 三、统计描述方法 统计描述分类的城市类别仍是分类者事先决定的，但每一类增加了一个统计上的数量标准。以 1943 年发表的哈里斯（C.D.Harris）的美 国城市职能分类最负盛名（表 6－6）。 他把美国 605 个 10 000 人以上的城镇分成 10 类，给其中 8 类规定了明确的数量指标。指标一般包括两部分，第一是主导职能的行业职工 比重应该达到的最低临界值；第二是主导职能行业职工比重和其它行业相比所具有的某种程度的优势。例如，重要制造业城市（M’亚类） 其制造业职工必须至少占从业职工的 45%，同时，制造业在制造、零售、批发三业的总就业人数中占 74%以上。运输业城市的交通运输业 职工至少占城市从业职工的 11%，同时，不少于制造业职工的 1/3，不少于商业职工的 2/3，等等。把那些主导职能不明显的城市归为综合 性城市。作者没有为娱乐休养城市和政治中心城市找到合适的指标，这两类城市是凭印象分出来的。 哈里斯把美国城市职能分类的结果用分布图表示，并给予了合理的解释。 表 6－6 哈里斯美国城市职能分类的标准 用劳动力结构的资料为城市主导职能规定一个定量指标，显然比一般描述法前进了一步。不过，定量指标的使用尚不充分，例如，74%、 45%、60%、2.2 倍、l/3 等等只有作者自己知道其含义，是凭经验作出的主观决定，不易被他人所理解。它仍然没有超脱描述性分类的范 畴，不同的只是由以前的定性描述变成了数量描述。另外，除了增加了综合性城市类外，这种方法仍然没有解决一个城市只反映一个主导 职能的局限性，不能反映城市职能的复杂性。 四、统计分析方法 进入 50 年代，要获得一整套全国城市的劳动力结构资料已经不困难。城市职能分类开始探索用一个比较客观的统计参数来代替人为确定 的数量指标作为衡量城市主导职能的标尺。首先被使用的统计参数是平均值，然后是标准差。这就是统计分析方法进行城市职能分类的过 程。 1955 年纳尔逊（H.J.Nelson）的美国城市职能分类影响十分深远。纳尔逊的目标是试图_提出一种客观的、统一的、能被其他人检查和理 解的量测方法，来确定城市所承担的足以高出常态的主导职能。其研究的特点如下： （l）把美国国情普查中 24 个行业归并成 9 种经济活动，作为划分城市职能类别的基础。 （2）分别计算 897 个一万人以上城镇 9 种活动的劳动力结构百分比。并绘制了 9 个部门劳动力百分比的城镇频率分布曲线。普遍有峰值 出现。 （3）计算所有城镇每种活动的职工百分比的算术平均值（M）和标准差（S.D）。以高于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作为城镇主导职能的标准， 以高于平均值以上几个标准差来表示该职能的强度（表 6－7）。 表 6－7 美国城镇九种活动的职工平均比重和标准差 （4）按照上述标准，大约 48%的城市有一项主导职能，被分入一个类，16%的城市分入两个类，7%的城市分入三个类，不到 1%的城市分入 四个甚至五个职能类。还有 246 个城市没有任何一个部门的职工比重达到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的分类标准，它们被归入多样化城市类。 （5）作者的分类结果用代号列出每个城市的职能类别，并对每一类城市的地理分布作了简要说明。城市职能的表达方式举例如下: 华盛顿 Pb3F（公共行政 3 级，金融保险不动产 1 级） 底特律 Mf（制造业 1 级） 纽约 F2（金融保险不动产 2 级） 迈阿密 Ps3RF（个人服务 3 级，零售 1 级，金融 1 级） 厄尔森特罗（R3W3PsPbF（零售 3 级，批发 3 级，个人服务 1 级，公共行政 1 级，金融 1 级） 纽黑文 D（多样化城市） 以纳尔逊为代表的统计分析方法与过去相比有三点进步：①分类建立在比较客观、统一的统计推导的方法论基础上；②一个城市可以有几 个主导职能，属于几个城市类，较能反映实际的城市职能状况；③可以反映城市主导职能的专门化程度。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是：①它实 际上没有对城市职能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分类，或者说没有进行完全的分类。②城市有几个主导职能被筛选出来，与确定职能主导性的 标准有很大关系。应该说纳尔逊采用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的标准是相当高的。这是导致有 27.4%的城市被归入多样化城市的原因。③所有 城市，不论规模大小，全用一把尺子来衡量它们为外地服务的作用与城市非基本部分的比重随城市规模的增大而提高的原理相违背，应该 考虑城市的规模因素。 五、城市经济基础研究的方法 阿列克山德逊认为城市职能分类应该扣除掉城市非基本部分以后，在城市基本部分的结构基础上来进行，他的分类步骤如下： （1）得到美国 864 个城市 36 个行业的职工百分比，按行业把全部城市的职工比重从小到大排列，并画出累计分配曲线。 （2）从中找出第五个百分位的城市的职工比重作为这一行业的 K 值，某城市大于 K 值的部门即是这个城市的形成部门（即基本部门）。 （3）把超过 K 值标准 5—10 个百分点的城市称为 C 型城市，超过 K 值 10—20 个百分点的城市称为 B 型城市，超过标准 20 个以上百分点 的城市称为 A 型城市。 （4）一个城市可以有一个或几个形成部门。作者列出了每个城市的形成部门的类型。例如： 匹兹堡 B 冶金工业 纽约 C 缝纫工业、金融业 普林斯顿 A 教育 C 仆役、职业性服务 从方法论上看，阿列克山德森的方法与纳尔逊的相比，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判断城市主导职能的标准前者较低，后者较高；部门分类 前者较细，后者较粗。 麦克斯韦尔（J. W. Maxwell）对加拿大的城市分类是一个颇有新意的典型。他首先用厄尔曼和达西的最小需要量法计算出了加拿大 80 个 城市 13 个经济部门职工的最小需要量，在总职工结构中扣除掉城市的非基本职工，得到每个城市基本部分的职工结构。然后从这一套资 第 33 页 共 7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