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生产上长期推行“以粮为纲”，忽视“多种经营”；在流通领域国营商业一统天下；在户口制度和各项福利政策上，长期城乡分割 等种种原因，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小城镇已经大面积衰落，在农村集聚了几亿的剩余劳动力，农民生活极其困难。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后，尽快转化这巨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中国城乡发展中头等大事。由于国家拿不出很多钱把农民安置到城市，城市本身有大 量隐形失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因此发展乡镇企业，复兴和发展小城镇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既是发展的需要，也是发展 的必然。 小城镇重点论特别强调中国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剩余劳动力就地消化”，“小城镇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化过程中的蓄水 池”，“发展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唯一道路”等观点，认为这正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大城市重点论的主要观点是：①认为“大城市的超前发展是工业革命以后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即大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比城市人 口增长快，比总人口增长更快”。“控制大城市发展是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的人为办法”，“大城市是国家的‘超级金 库’，是带动中小城市和乡镇快速高效发展的火车头”，“控制大城市人口的方针是脱离了财政经济利益的片面方针”。②大城市在经济 上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高于中小城市是主张发展大城市的主要依据。 很多人从成本效益分析入手， 认为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组的人均产出、 职均产出、单位土地面积产出和单位投资的产出都表明，随城市规模等级的提高，效益/成本比越来越大，发展大城市最经济。还有人从 资金投入的边际效益分析认为，每单位新增投资所产生的新增工业产值，也是 200 万人口以上规模组城市远远高于其它规模组。有的分析 还认为，中国百万以上人口大城市的综合投入系数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小城市却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中国百万以上非农 业人口的大城市较高的产出水平并非是国家集中投入的结果，而恰恰是在国家较少的投入下取得的。③有些学者论证了大城市不仅有经济 规模效益的优势，而且也有社会规模效益、环境规模效益、建设规模效益方面的种种优势。而且把按城市规模等级分析得到的结论进行了 推广，认为“城市规模越大，城市效益越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中等城市重点论者是认为大城市和小城市都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端，主张确立以发展中等城市为中心的城乡网络结构。大、中、小合理结构 论者主张完善城市规模结构，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有人具体建议中国东部应以发展小城镇为主，中部应以发展中等城市为主，西部要以 发展大城市为主。 三、城市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对于大、中、小城市发展重点的争论虽然也涉及到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但主要的分歧还是在城市经济效益上。 城市有没有最佳规模或合理规模呢？在理论上是有的。城市经济学家巴顿给出了城市规模的成本效益曲线。 图中 AB 是平均效益曲线，表示由于城市规模扩大而增加的平均每人的效益从开头迅速增长，后来上升趋势减弱，最后下降。MB 是边际效 益曲线，表示城市每增加一个单位成员应有的效益。AC 是城市平均生活费用曲线，它随城市人口增加，城市面积扩大而趋于上升，但在人 口极少的情况下，开始可能有些下降，MC 是边际费用曲线。P1 是城市最小合理规模，人口少于 P1 的城市是不经济的。P2 是城市生活每人净 效益最高时的规模，AB 与 AC 之间的差最大，对现有的城市居民是最理想的规模。但这时 MB>MC，城市人口仍然要增加。P3 是城市所得到 的总的纯效益达到最高时的规模，这时的社会效益最高，对决策者最理想。但这时 AB＞AC，对个人来说，只考虑平均效益，因此人口可能 继续迁入。P4 处于 AB=AC，这时如不能制止人口增加，城市就要超出最佳规模的上限而不经济。 需要注意的是，理论模型中的曲线形状不是很确定的，所以 P1，P2，P3，P4 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数值。当城市人口规模达到相当数量，由于 人口密度过高，效益下降时，人口会扩散，使人口密度下降，城市地域扩大，这时会产生新的费用/效益曲线，产生新的交点。 大量的实证研究也已证明，城市合理规模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不同的评价角度和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可以得出不同的最佳规模； 最佳规模是时间的变量，随着时间的变化，技术水平在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及价值所构成的标准也随之变化，相同的标准也会得出不同的 最佳规模。因此，对于某一特定的城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根据其具体条件，研究其合理规模是有必要的，而一个统一的、能被普遍 接受的城市最佳规模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也许它根本就不存在。 我国城市规模与工业经济效益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①随着城市规模等级的提高，我国城市按人口平均和按工业职工平均的工业产出水平 确实存在着逐级提高的总趋势。这种趋势反映在：各规模等级城市的人均和职均产出的最低下限值基本上随规模等级的提高而提高；分布 在平均效益值以上的城市的概率随城市规模等级而逐级提高；不同规模等级的人均产出和职均产出基本上随规模等级逐级提高。②单个城 市的产出水平和城市规模之间在统计上是一种弱正相关系，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因果关系（表 7－5）。 表 7-5 城市人均产出、职均产出（r）与城市规模（x）的一元回归结果 以上两点对于正确理解城市的规模效益是缺一不可的。看不到第一点，就会否定大城市的经济效益一般来说确实比中小城市好，从而片面 强调发展小城市和乡镇企业。看不到第二点，就会把大城市相对较好的效益优势强调到不恰当的程度，从而片面强调发展大城市，认为城 市越大越好。这两种倾向都是不足取的。 中国城市经济效益的多元回归分析进一步证明，影响中国城市间工业经济效益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城市规模，而首先是城市职工拥有 的固定资产值（即投资强度）和城市的工业结构（表 7-6）。城市规模因素在影响城市职均工业净产值的七个因素中排在第 5 位，对城市 百元资金利税率的影响力排在第 2 位。城市规模因素对城市工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力在不同地区间也有很大差别，在边远地区列七个因素中 的第 1 位，在内地居第 4 位，在沿海地区降到第 5 位（表 7-7）。 表 7-6 中国城市经济效益与七个因素多元回归的标准回归系数 表 7-7 三个地带城市职均产值多元回归结果 总之，关于大、中、小城市发展重点的讨论，很多是在定义概念、分析方法、约束条件不同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单就“要不要发展大城 市”，“要不要发展小城镇”来说，各家所言都有合理的成分。因为对于任何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国家，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大国，永远是 由大量不同规模的市镇组成的。处在城市体系不同层次的大、中、小城市都有各自特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经过 30 年缓慢的城市化过 程后，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一样，进入了全面迅速增长的阶段，各个规模等级的城市都要有大的发展，它们的发展不应该是互相对立 的，而是互补的和互相联系的。小城市的发展就包含了成为中等城市的因素，中等城市的发展也包含了成为大城市的因素，大城市的发展 也会带动中小城市。 但是，如果用小城镇的发展来排斥大城市的发展，或把大城市的发展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用它来排斥小城镇的发展，那么他们的道理都 不足以说服人。 各种观点的争论不管多么对立，我国的城市发展方针尽管改来改去，但是其思维的框架都是相似的，都是在城市规模的框框里转圈子，不 是发展这个规模等级的城市，就是控制那个规模等级的城市，可以称之谓“城市规模政策”。用单纯的规模政策作为国家城市发展的总方 针或基本方针，来指导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城市发展难免带有片面性。 第 38 页 共 70 页
    第一节 空间相互作用和空间扩散 地表上的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为了保障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城市之间、城市和区域之间总是不断地进行着物质、能量、 人员和信息的交换，我们把这些交换称之为空间相互作用（Spatial Interaction）。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才把空间上彼此分离的城市结 合为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即城市空间分布体系。 一、相互作用的分类 根据相互作用的表现形式，海格特（P. Haggett） 1972 年提出一种分类，他借用物理学中热传递的三种方式，把空间相互作用的形式分 为对流、传导和辐射三种类型。第一类，以物质和人的移动为特征。如产品、原材料在生产地和消费地之间的运输，邮件和包裹的输送及 人口的移动等等。第二类，是指各种各样的交易过程，其特点不是通过具体的物质流动来实现，而只是通过簿记程序来完成，表现为货币 流。第三类，指信息的流动和创新（新思维、新技术）的扩散等。这样，城市间的联系可表现为以下三种主要方式：货物和人口的移动， 财政金融上的往来联系和信息的流动。 相互作用的进行，需要借助于各种媒介，其中交通通讯设施是主要的手段。因为物质和人口的移动，必须通过各种交通网络；信息的转换 和流动，必须通过各种通讯网络。铁路网、公路网、航空网，以及水路、管道等，是城市对外交通联系的工具；电话、电报、传真、卫星 通讯等，是城市对外通讯联系的手段。因此，如果把相互作用赖以进行的各种网络和城市一起考虑，那么城市就是位于网络之中的节点 （node）。交织在城市中的网络愈多，说明城市的易达性愈好，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也愈重要。 二、相互作用产生的条件 美国学者厄尔曼（E.L. Ullman）认为相互作用产生的条件有三个：互补性、中介机会和可运输性。 1.互补性 最初，人们认为，地区间的职能差异是相互作用形成的条件。后来发现，这个假设的理由不很充分。因为，并非任何地方彼此间都存在着 相互作用。厄尔曼认为，从供需关系角度出发，两地间的相互作用需要有这样一个前提条件，即它们之中的一个有某种东西提供，而另一 个对此种东西恰有需求，这时才能实现两地间的作用过程。厄尔曼称这种关系为互补性（Complementarity）。正是这种特殊的互补性， 构成了空间相互作用的基础。厄尔曼提出的互补性侧重于两地间的贸易联系，互补性越大，两地间的流动量也越大。 2.中介机会 两地间的互补性，导致了货物、人口和信息的移动和流通。但是也可能存在以下情况：当货物在 A 和 B 两地间输送时，A 和 B 两地间介入 了另一个能够提供或消费货物的 C 地，从而产生所谓中介机会（Intervening Opportunities），引起货物运输原定起止点的替换。这时， 即使 A 和 B 两地间存在互补性，相互作用也难以产生。 实际上，与其说中介机会是相互作用产生的条件，不如说是改变原有空间相互作用格局的因素。一般说来，中介机会起两种作用：首先， 可以节省运输费用，这是商品流通的一个显著要求。假设 B 地和 C 地提供同一商品给 A 地，如果 C 地与 A 地间的距离较 B 地与 A 地间的距 离更近些，C 地就能起中介机会的作用。货物由 C 地运往 A 地的费用将比由 B 地运往 A 地便宜，结果 C 地的这项货物在 A 地的价格就将下 降而富有销路。其次，中介机会具有影响运输，特别是影响人口移动的过滤器作用。它导致地点上的置换，减少了长距离的相互作用。 准确地把握中介机会，可以促进一个城市、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发展；反之，则可能因失去良机，给经济发展带来负作用。 3.可运输性 除了互补性和中介机会外，空间相互作用产生的第三个条件是可运输性（Trans－ferability）。 尽管当代运输和通讯工具已经十分发达，距离因素仍然是影响货物和人口移动的重要因素。距离，影响运输时间的长短和运费。距离越长， 产生相互作用的阻力越大。如果两地间的距离过长，克服距离过长的成本超过了可接受的程度，那么，即使两地间存在着某种互补性，相 互作用也不会发生。所以，距离的摩擦效果导致空间组织中的距离衰减规律（Distance－decay Regularity）。 不同的货物，对距离的敏感性也不同，这和它们的可运输性有关。一般地，货物的可运输性是由单位重量的价值所决定的。单位重量价值 低的货物运输距离较短，而单位重量价值高的货物运输距离较长。非常明显，笨重的砂土砖石的运输距离，将大大小于精密仪表、电子元 件的运输距离。 可运输性除对货物的运输有影响外，对人的购物出行也有显著影响。人们通常走较少的路去购买低价值的货物，而走较多的路去得到高价 值的货物，从而促成商业中心等级体系的出现。 不过，货物的可运输性会随时间而变化。这主要受运输工具改革、生产发展和资源减少等因素的影响。现代运输发展的总趋势是，货物的 运输距离不断加长。如 1957 年，我国铁路每吨货物平均运距为 420km，1980 年则达到 525.6km，增加了 100 多千米。 厄尔曼提出空间相互作用的三个条件是在 1956 年，因而对物质流的论讨较多。比较而言，对货币流和信息流的探讨较少，由产业组织的 演变对空间相互作用产生的影响也未提及。例如，货币的流动受距离衰减规律的影响就较小。在通讯手段高度发达、全球金融网络业已形 成的今天，国际金融业务可实行一天 24 小时的运转。再如，跨国公司的发展已导致全球工厂的出现，这使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日益重要。 在跨国公司的垄断下，货物的可运输性已不成为一个重要的制约空间相互作用的因素，而跨国公司以外的中介机会亦很难参与跨国公司内 部的贸易。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货币流和信息流在空间相互作用中的地位将日益重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它们独自的特点。 城市间、 三、城市间、城市和区域间的相互作用 1.结节点、结节区域和城市等级体系 城市是人类进行各种活动的集中场所，通过各种运输通讯网络，使物质、人口、信息不断地从各地向城市流动，这种过程类似光线的聚焦 作用，而城市就是各种网络中的聚焦点，或称结节点。结节点连同其吸引区组成结节区域。城市对区域的影响类似于磁铁的场效应，随着 距离的增加，城市对周围区域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并最终被附近其它城市的影响所取代。每一个结节区域的大小，取决于结节点提供的商 品、服务及各种机会的数量和种类。一般地说，这与结节点的人口规模成正比。很明显，村庄的吸引区小于集镇，集镇的吸引区又小于城 市。不同规模的结节点和结节区域组合起来，形成城市等级体系（The Urban Hierarchy）。 如果把不同规模的结节区域或不同层次的城市体系重叠在一起，可以发现它们具有马赛克式的镶嵌构造特征。小的结节区域总是镶嵌在大 的结节区域中，大的结节区域又镶嵌在更大的结节区域中。如此向上，直到等级体系中的最高一级结节区域。由克里斯塔勒和廖士所提出 的中心地理论就是探讨城市等级体系的理论，我们将在下一节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城市间的相互作用，除了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垂直联系外，还存在着与同一等级其它城市间的横向联系。实际上，即使属于同一等级的城 市，由于其规模、职能各不相同，其吸引区的大小也不同。因此，结节区域的划分，或称城市吸引区边界的确定，就成为一项比较复杂的 工作。 2.城市吸引区边界的确定 划分结节区域，确定城市吸引区的边界，是研究城市间、城市与区域相互作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很明显，它也是城市体系、城市经济区 研究中的一项基础工作。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城市吸引区的范围，城市空间分布体系规划等工作就无从做起。 第 39 页 共 70 页
    格林（H.L. Green）曾探讨了纽约与波士顿在新英格兰南部的相互影响。他根据五项指标：铁路通勤人员的流动方向、报纸发行范围、电 话呼唤方向，以及公司、银行负责人的办公地点，分别测量了纽约与波士顿之间的平均边界，即在这一条边界上纽约与波士顿的影响相同， 然后综合出一条纽约和波士顿之间的模式边界。在模式边界的靠纽约一侧，纽约的影响大于波士顿；反之，在模式边界的靠波士顿一侧， 波士顿的影响大于纽约。实际上，情况更复杂些，由于各功能的吸引范围不同，在纽约与波士顿之间存在着一条中间分界带。在中间分界带内，纽约（或波士顿）某些功能的影响更强些，而某些功能的影响更弱些。 赖利（W.J. Reilly） 1931 年根据牛顿力学中万有引力的理论，提出了“零售引力规律”，其公式为： 式中， 和 为从一个中间城市被吸引到 a 城和 b 城的贸易额； 和 和 a 城和 b 城到那个中间城市的距离； 和 为 a 城和 b 城的人口。 根据这个规律，一个城市对周围地区的吸引力，与它的规模成正比，与离它的距离成反比。 康弗斯（P.D. Converse）发展了赖利的理论，于 1949 年提出“断裂点”（BreakingPoint）概念。两个城市间的分界点（即断裂点）可 以用下列公式求出： 式中， 为从断裂点到 A 城的距离； 为 A 和 B 两个城市间的距离； 为较小城市 B 城的人口； 为较大城市 A 城的人口。 按照这一公式，A 城由于规模较大，其吸引区也较大，因而将断裂点推向更靠近 B 城的地方。 断裂点公式在实际运用中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因为城市人口规模不完全反映城市的实际吸引力。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选择出若干有 代表性的指标来确定城市吸引区的边界将更符合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 结节区域，或城市吸引区、城市体系的概念意味着在系统内部的各种相互作用流比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流更密集。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 因素对相互作用流构成障碍，从而形成城市吸引区的边界。首先，各种地理边界——河流、山脉、海洋等等，都会有效地限制城市之间的 相互作用流，甚至限制同一系统内部的互相交流。如上海的黄浦江，其宽度达 400—800m，使得上海城市的发展长期偏居浦西一隅。如要 开发浦东，就必须克服自然障碍物的影响。其次，政治边界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不过，政治边界常常沿着地理分界线的走向。在各种政治 边界中，国家的政治边界通常是影响相互作用的最大障碍。但是，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区域集团的形成，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或地区边 界的作用已不如过去那样明显。例如，我国实行开放政策后，珠江三角洲凭借邻近港澳的有利地理位置，发展很快，这就使得香港经济吸 引区的边界迅速北移。在一个国家内，地区之间的边界对相互作用流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象我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行政 边界往往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再加上商品经济的不发达，解放后的前 30 年中对横向经济联系加以种种限制，使得行政边界在确定城 市体系边界时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我国目前进行的各种经济区划、城市体系规划多以省域、县域为主的原因。相比之下，跨行政 区域的规划往往收效不大，因为这牵涉到利益在各地区之间重新分配的问题。从目前的各种跨行政边界的城市经济区情况看，弱弱联合或 强弱联合的情况较好一些，究其原因，在于各城市之间的互补性程度较高；而强强联合形成的城市经济区问题就较多一些，特别是随着产 业结构的趋同化，互补性降低竞争则趋激烈。在此情况下，只有重塑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与其它城市形成新的互补关系，才可能稳固经 济区的存在与发展。 3.相互作用模式 各种相互作用模式的产生，旨在寻求空间组织中相互作用的特点和规律。比较著名的有引力模式、潜力模式。 （l）引力模式。 引力模式是各种相互作用模式中最简单的一个。引力模式是根据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推导出来的。该模式认为，两个城市间的相互作用与这 两个城市的人口规模（表示城市的质量）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其一般形式如下： 式中， 为 i 和 j 两个城市间的相互作用量； ， 为经验确定的权数； 和 为 i 和 j 两个城市的人口规模； 为i和j 两个城市间的距离；b 为测量距离摩擦作用的指数。 这个引力模式的特点是简单明了，但要应用于实际却比较复杂。难度较大的问题是式中的变量如何确定的问题。 引力模式中确定城市质量一般用人口规模，有时也用其它指标。如艾萨德（W.Isard）就认为，在探讨大城市的移民问题时，城市的就业 机会和收入水平在反映城市的吸引力方面更具代表性。又如，考虑市场问题时，城市的零售总额比人口规模更多地反映出城市对产品的需 求量。更好的方法是，选取若干个相互独立又能反映城市实力的指标，采用数学统计的方法构造出一个指数，用这个指数来表示城市的质 量。 引力模式中的距离，一般用 km 表示。但随着各种现代化运输工具的发展，传统的距离概念正受到挑战。在交通便捷的地方，空间上的距 离被“缩短”了，因此也可以用时间、运输成本等特殊距离单位来衡量两地间的距离。 引力模式中的质量加权问题更为复杂。在一些应用中，人口的加权取值 1，这等于没有加权。如果选用别的适当的数值将能更好地改善这 个模式的性能。质量加权的基本原理，是要显示人口规模不能反映出的人口结构上的差异，因此，人口性别、年龄、收入、职业、受教育 水平等因素都可以作为“权数”来考虑。但是，要加权，就将使引力模式变得复杂，计算困难。而不加权，公式的适用范围和客观性都受 到局限。 引力模式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距离指数 b 的选择。 理论上认为， 应等于 1.0 或 2.0 b （即取平方） 但经验研究显示， 值可以在 0.5—3.0 ， b 的幅度内变化，其原因在于不同货物的可运输性不同，从而影响了距离指数的值。 （2）潜力模式。 根据引力模式，我们能计算一对城市间预期的相互作用量。如果我们计算一个城市与城市空间分布体系内所有城市（包括它自身）的相互 作用量时，那么，只需要应用引力模式分别求出这个城市与其它每一城市的相互作用量，然后再求和，就可以得到。总结成公式形式如下： 上述公式即为潜力模式的公式。式中的符号与引力模式中的符号意义相同。 i 城面积的平均半径。 将上述公式两边同除以 ，得到下式： 有时采用 i 城与离它最近城市之间距离的一半，也可以用
    这一公式意味着 i 城的相互作用总量表现为每人或每单位质量的相互作用量。 以上公式中如采用城市人口作质量单位，计算出的潜力称为人口潜力，它表达了 i 城与城市系统内所有其它城市相互作用可能性的强度。 如果对城市系统内每一个城市分别计算出其潜力，根据计算结果可以画出潜力等值线，从而绘出等人口潜力面。美国 1940 年的_等人口潜 力面，纽约的潜力最高，达 550 以上。以纽约为中心，人口潜力向西、南、北三面渐减。但在西海岸三大城市，即西雅图、旧金山、洛杉 第 40 页 共 70 页
    矶附近，人口潜力又有所回升。总的趋势是，它与人口密度的分布大致相同。但人口潜力分布是在经济空间中反映了人的相互作用，因而 对经济活动的区位决策更为重要。 潜力模式中的质量，可以用其它变量代替。如哈里斯就曾用零售额求得等市场潜力面，用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求得制造业的潜力面。借助于 这些分析，可以更有效地指导以消费为指向的企业布局和制造工业布局。 四、空间扩散 空间扩散（Spatial Diffusion）是和空间相互作用既有一定联系又有区别的一个概念。作为物质流、货币流或信息流，空间扩散与空间 相互作用有相似之处。但是，采取空间扩散方式的流是在时间与空间中进行的，每一种流动的现象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从源生地产生， 经过若干时间后扩散到承受者身上。在自然界中，典型的空间扩散现象如火山爆发后的火山灰扩散；而在人类社会中，疾病的传染，知识 和时尚的传播以及城市的蔓延等等也采取空间扩散的方式。因此，空间扩散导致自然或人文景观的转换，这与在一个现存结构中维持日常 功能所必需的相互作用不同。 扩散过程是多学科的研究对象。 生物学研究动植物种群的空间扩散过程。 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研究的扩散问题是城市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增长极理论就是研究经济增长中的扩散与回流的问题。瑞典学者哈格斯特朗（T. Hagerstrand）于 1953 年在其论文“作为空间过程的 创新扩散”中首次提出空间扩散的问题。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篇论文的重要性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 1959—1960 年间，哈格 斯特朗执教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后，空间扩散的研究才逐步盛行，并被人们誉为本世纪人文地理学研究中两项最重大的贡献之一（另一个为 克里斯塔勒首先提出的中心地理论）。 1.空间扩散的基本概念 空间扩散有三种基本类型：即传染扩散、等级扩散和重新区位扩散。 （l）传染扩散 现象从一个源生点向外作空间扩散，如果是渐进的、连续的过程，我们称之为传染扩散（Contagions Diffusion），其特征如同一块石子 落入水中后产生的波纹运动。以新事物的扩散为例，通常，当新事物刚出现时，只是为一小部分人所了解、掌握。 然后，通过人与人的相互接触，新事物逐渐由已知者传播给他们的朋友、邻居、亲戚等等。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将了解掌握这 项新事物。这一扩散过程同传染病通过与病人的接触传播开来近似，故称之为传染扩散。由于距离的摩擦阻力效应，事物的扩散随着距离 的增大而逐渐被削弱。 采取传染扩散的例子很多，如城市对周围农村的影响即为一例。又如城市化的近域推进也是一种传染扩散，而且由于城市化的近域推进在 不同时期有不同特征，向外扩散过程中的波状现象特别明显，形成城市地域的圈层结构。 （2）等级扩散 对人文现象的空间扩散来说，采取完美的传染扩散的方式是很少有的。因为在现象的扩散过程中，地理距离并不总是起着非常强大的影响 作用，社会等级、城市规模等级等有时也在起着十分明显的作用。例如，价格昂贵的耐用消费品的扩散就与收入等级有关，而某些新思想、 新技术在城市中的传播亦往往跳跃紧邻的小城市，在距离较远但属同级规模的城市中首先被接受，然后向次一级的城市扩散。这种形式的 扩散称之为等级扩散（Hierarchical Diffu- sion）。等级扩散的产生，在于某些新事物在最初被接受时具有较高的“门槛”，从而妨碍 了它们迅速的传播，只能采取逐级向下扩散的过程。一般地说，等级扩散只产生于人文现象扩散的场合，自然现象的扩散不采取这种方式。 （3）重新区位扩散 在传染扩散中，假如扩散导致更多的接受者，那么就称之为扩张型扩散（Expansion-type Dif- fusion）。反之，如果接受者的数量没有 增加，仅仅发生了原有接受者的空间位移，我们称之为重新区位型扩散（Relocation-type Diffusion）。其典型例子就是移民过程。 实际上，现象的空间扩散过程常常采取多种方式。例如，城市化的近域推进，就建成区的向外扩张而言，是扩张型扩散；而就人口的重新 分布而言，具有重新区位型扩散的特点。 对人文现象扩散的时间表现来说，通常呈“S”型的曲线。即扩散的初始阶段，接受者的比率呈缓慢上升趋势；经过若干时间后，阻碍新 事物传播的各种障碍被消除，接受者的比率急剧增加；随着接受者的比率趋于饱和，曲线再次呈缓慢上升的趋势。 2.空间扩散的研究 自哈格斯特朗开创空间扩散的研究后，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发展很快。在所使用的数学方法不断深入的同时，对空间扩散过程的障碍、阻 力、特征以及在城市和区域规划中的应用的探讨也不断增加。 （1）阻力的作用 哈格斯特朗最早探讨的是农业创新的扩散。很明显，大多数人在接受该项创新之前，需要有一个劝说的过程，使人们了解、证实并能亲手 操作这项新事物。但是新事物被接受的阻力因人而异，从而影响接受的时间长短、所形成的空间格局和接受者比率的饱和程度。 研究表明，新事物接受者的数量和时间分布呈正态分布型，即在新事物传播的最初阶段，只有少量的、富于革新、勇于承担风险的人才会 接受，大多数人由于更强的阻抗心理，则采取旁观的态度。随后加入接受者队伍的人数逐步扩大，这又可分为早期接受者和后期接受者两 种类型。最后剩下少量的顽固派分子或反应迟钝者。另一方面，时间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独立影响。在扩散的初期阶段，持怀疑和抵触情绪 的人的比例较高，但当达到某个关键的接受者的比例之后，往往会出现接受的“赶浪头”效应。这一效应加强了扩散过程在时间上的不平 衡性：初始由于只有少量的创新者和风险承担者，使创新接受的速度较慢，随后由于“赶浪头”效应出现爆炸式的增长，最后由于接受者 的数量趋于饱和，传播的速度再次下降。 （2）障碍的作用 障碍在空间扩散中可以起重要的限制作用。障碍可以分自然障碍，如河流、湖泊、山脉、沙漠等；文化障碍，如语言、种族、宗教上的差 异等；社会障碍，反映在阶级、年龄、性别、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政治障碍，如民族性、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以及态度、个性等方面的精 神障碍。 一般地，现象的空间扩散会随距离的增加而衰减，从而表现为一条下降的连续曲线。但当空间扩散遇到障碍时，原先的曲线将会改变。莫 里尔（R.Morrill）将障碍分为两种类型：不可渗透的完全障碍和可渗透的部分障碍。在前一种情况下，当现象扩散到障碍物前时会因不 可渗透形成反射，从而增加了在障碍物附近地区接受某种现象的可能性，使原先下降的曲线又恢复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如在自然界中， 迎风坡降雨量的增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后一种情况下，现象扩散到障碍物前时遇到严重阻碍，但其部分影响仍可渗透障碍物继续传 播。这样，原先连续下降的曲线在通过障碍时将中断，然后在一个低得多的起点上随距离增加而下降。莫里尔认为政治边界，如国境线就 起这种作用。 在现实生活中，现象的扩散往往会遇多种障碍的影响，其表现形式也更复杂。表 8-1 是上海出版的三家报纸在邻近地区的发行情况，它可 以反映中心城市信息的扩散特点。 第 41 页 共 7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