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心地理论强调了城市间的等级联系，而忽视了那些并非同一个子系统（处于不同区域）中的第二级或更低级中心地之间的横向联 系，也忽视了同一个子系统中同级中心地之间的横向联系。在中心地模式中，仅仅假设功能上的相互依赖性存在于分级水平之间，而不是 存在于整体的系统之内。 当前，中心地理论的研究中出现了与其它理论，如城市规模分布理论、增长极理论相互结合的趋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第五节 核心与边缘理论 核心边缘理论也是一种关于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和扩散的理论，为了讨论这一理论，先要介绍有关空间发展的几个概念。 一、均衡增长与不均衡增长 均衡增长论以纳克斯（R.Nurkse）为代表。他认为，落后国家和地区容易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影响资本积累。恶性循环表现在供给和需求 两方面。供给方面是由于低的储蓄能力，引起资本不足，造成生产力低下，导致供给水平低，进而又影响储蓄能力，引起资本不足……如 此循环不断。在需求方面，由于购买力低，缺乏投资诱因，部分地造成资本不足，造成生产力低下，导致收入少，购买力低……如此循环 不息。 为了打破这种贫困的恶性循环，纳克斯主张均衡发展的策略。他认为，落后国家和地区维持各部门均衡发展，可以避免供给方面的困难， 避免恶性循环的发生。如工农协调，社会基础设施配套，支持和鼓励多部门的发展，诱发许多关联性生产，使各产业间互相购买彼此的产 品和劳务，并且在空间上建立许多据点，凭借便捷的交通联系，将其发展效果波及邻近地区，导致国家在空间上呈现活跃的景象。同样， 纳克斯认为，多部门平衡投资，可以使各部门互为顾客，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收入、提高购买力，使国内需求扩大，诱发投资， 扩大生产。因而，他认为，平衡增长是提高增长速度的工具。 不均衡增长以赫希曼（A.O.Hirschman）为代表。他不同意仅靠增加资本就可打破恶性循环的说法。他认为，管理人才的培养和开发策略 的制定与资本同等重要。有些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不是因为缺乏资源、生产因素和资本，而是因为富者奢侈浪费，加上错误的投资策略。 他认为，对不发达国家来说，多部门的齐头并进，多元发展，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些国家缺乏资金。最现实的办法是在各部门之间，保持 某种比例的不均衡增长。不均衡就有压力，压力本身推动发展。在不均衡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干预，支持发展某些私人资本不愿意投资 的薄弱部门。如果政府在不均衡发展过程中不能做到不断地产生诱发性的决策及行动去克服不断出现的在供求上的比例失调，那么，这个 政府就无力采取一系列的均衡增长所要求的主动性的决策。 不发达国家的资金有限，如将有限的资金均匀分配于各个发展据点和发展部门，这样不仅效果小，而且还会互相抵消，正如把几块小石头 均匀投入水面，引起的波纹小，且互相冲突，效果消失。因此，应该集中有限的资金，投入重点地区和主导部门，通过横向水平关联效应， 吸引相同产业的发展和集中；通过前向关联效应，利用主导部门的产品发展再加工的企业；通过后向关联效应诱发原材料生产，扩大经济 效果。为了此策略的成功，就必须认真选择重点地区和主导部门。 日本宫译建一曾根据下列公式选择战后开发日本北海道的主导部门： 式中 k——为区域或城市经济增殖数； a——为附加价值率=成品价格—中间产品价格/成品价格； b——区域内所得比例，即总利润减去流出外地的利润； C——消费随收入增加而增加的比率； m——区域内从外地购进物品的价值率； r——原材料自给率。 k 值越大的部门，投资效果越好。 二、生长极理论 生长极理论首先由法国经济学家普劳克斯（F.Perroiix）于 1950 年提出，后经赫希曼、鲍得维尔（J·Boudeville）、汉森（M.Hansen） 等学者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受到区域经济学家、区域规划师及决策者的普遍重视，不仅被认为是区域发展分析的理论基础，而且被认为 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并非均衡地发生在地理空间上，而是以不同的强度在空间上呈点状分布，并按各 种传播途径，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些点就是具有成长以及空间聚集意义的生长极。 根据普劳克斯的观点，生长极是否存在决定于有无发动型工业。所谓发动型工业就是能带动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工业部门。一组发动型 工业聚集在地理空间上的某一地区，则该地区透过极化（Polarization）和扩散（Spread）过程，形成生长极，以获得最高的经济效益和 快速的经济发展。这种发动型工业应该是产品增长率特别高，与其它产业的关系特别密切，产品有全国性或世界性市场，产品增殖效果好， 市场对该产品需求的弹性高，具有高度的空间集中倾向。 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随着发动型工业的生产发展和规模扩大，于是，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随之下降。由于发动型工业与其他产业关系密 切，发动型工业的产品大部分用于发展与其有垂直关联的工业，因此当发动型工业成本下降时，关联工业成本也下降，加速了关联工业的 发展。为了节省运费，关联工业必然向发动型工业所在地集中，以便获得空间集聚效益。通过上述过程，生长极逐渐形成和发展。 普劳克斯含糊地提到生长极的空间集聚，但没有重视生长极的空间度量。后来赫希曼首先将空间度量引进到生长极的概念中。他指出，经 济发展不会同时出现在每一地区，但是，一旦经济在某一地区得到发展，产生了主导工业（Master Industry）或发动型工业时，则该地 区就必然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使经济发展进一步集中在该地区，该地区必然成为一种核心区域（Core Region），而每一核心区均有一影 响区（Zone of Influence）。约翰·弗里德曼（JohnFriedmann）称这种影响区为边缘区（Peripheral Region）。 许多学者认为，核心与边缘的关系是一种控制和依赖的关系。初期是核心区的主要机构对边缘的组织有实质性控制，是有组织的依赖。然 后是依赖的强化，核心区通过控制效应、咨询效应、心理效应、现代化效应、关联效应以及生产效应等强化对边缘的控制。第三是边缘获 得效果的阶段，革新由核心区传播到边缘，核心与边缘间的交易、咨询、知识等交流增加，促进边缘发展。随着扩散作用加强，边缘进一 步发展，可能形成较高层次的核心，甚至可能取代核心区。 核心与边缘间有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 前者主要是核心向更高层次核心的联系和从边缘区得到原料等。 后者是核心向边缘提供商品、 信息、 技术等。通过两种联系，发展核心，带动边缘。 在区域发展过程中，核心对边缘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效果。一种是负效果，由于核心自身的利益，使边缘的劳动力、资金等流入核心区，剥 夺了边缘某些发展机会，这时以前向联系为主，是极化作用的结果。第二种为正效果，核心发展所得利益扩散到边缘，使边缘农产品及原 料的销售量增加，就业机会扩大，次极核心发展等。这时后向联系明显，是扩散作用的结果。 核心三、核心-边缘模式 以核心和边缘作为基本的结构要素，核心区是社会地域组织的一个次系统，能产生和吸引大量的革新；边缘区是另一个次系统，与核心区 相互依存，其发展方向主要取决于核心区。核心区与边缘区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系统。 第 46 页 共 70 页
    这个模式经过了高度的提炼概括而显得很简单。但实际上，一个国家有多个核心和由依赖关系的类型所决定的边缘网络。核心和边缘间的 控制依赖关系是模式的基础，是内部（空间的）发展变化的根源。由于在边缘区可出现城市型聚落，在核心区也会有农村型聚落，因此， 边缘区也可能变成城市化地区，不过并没有改变其对核心区的依赖地位。 一个空间系统发展的动力是核心区产生大量革新（材料、技术、精神、体制等），这些革新从核心向外扩散，影响边缘区的经济活动、社 会文化结构、权力组织和聚落类型。因此，连续不断地产生的革新，通过成功的结构转换而作用于整个空间系统，促进国家发展。 除了产生革新外，此模式还包括了四个基本的空间作用过程，联系空间系统中的核心区和边缘区：革新的扩散、决策、移民和投资。用宽 窄不同的箭头表明作用力的大小。从核心向边缘和从边缘向核心的动态过程的作用力是不对称的，说明核心与边缘间的控制依赖关系不平 等。这种不对称，在空间系统的组织中产生了一系列的不均衡。从核心作出的决策控制边缘区的多，由边缘产生的决策对核心区影响少。 大量的资本由边缘流入核心，而边缘区的人口也同时涌进核心。此外，革新不断地从核心扩散到边缘，不断加深了边缘对核心的依赖关系。 这四种不均衡的过程可能产生来自边缘区的社会政治压力，如果压力受到控制和失败，不均衡状态就会维持下去，否则，空间系统的发展 将停滞或完全被打乱。 每一个动态过程都会影响整个空间系统中的次系统：革新扩散改变了核心和边缘区的空间系统的社会文化类型；决策过程产生了核心和边 缘区的权力关系类型；人口迁移导致了核心和边缘区的聚落类型的变化；投资过程影响到核心和边缘区的经济活动类型。 各种空间类型又是相互关联的。权力和社会文化类型的结合可形成为现代化的空间组织，而经济活动和聚落类型的结合又产生了特有的经 济空间组织。最后，这两个次一级的空间组织的结合就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空间组织。 空间组织，不论哪个层次，都不可能不受外部影响。因此，模式还考虑了外生核心区对空间动态过程和空间类型的影响。所研究的整个空 间系统，一方面是更高层次的外生核心区的边缘，处于依赖（或部分依赖）地位；另方面又是较低层次的边缘区的核心区，处于控制（或 部分控制）地位。 我们相信，在研究一个国家的发展时，这个模式是有用的。一般来说，如果这四个基本过程取得成功，国家就能通过一系列的结构转换， 达到高水平的空间结合。国家地域的结合是国家发展的关键。 所谓空间结合可以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由于城市和区域相互交换的数量增加，而形成一种复杂的有机结合的劳动地域分工。第二 个意思是，在一定地域内有日益广泛的共同的社会生活基础，或者更准确地说，形成了一种全社会共享的社会文化结构，这里包括语言、 文化价值、政治立法、政治制度以及市场经济等。第二个意思可以当作第一个意思的前提条件。 在核心-边缘模式中，共同分享的社会文化在图的右边，以现代化空间组织表示；不断加深的劳动地域分工在图的左边，以经济空间组织 表示。两者的结合，将使国家有可能成为一种在空间上有组织的社会系统。 第六节? 第六节??中国城市空间分布 在结束本章之前，我们还要分析城市空间分布。重点是以中国城市空间分布为例，分析空间分布类型、市镇密度及空间分布模式的演变。 一、空间分布类型 我们可以用归纳法，将城市空间分布归纳为规则的或不规则的分布，聚集的、随机的或均匀的分布。最邻近分析指出，当最邻近指数为零 时，属聚集分布；当最邻近指数为 1 时，属随机分布；当最邻近指数大于 1 时为均匀分布。而中心地学说描述的城市体系的最近邻指数为 2.15，因而，可以说，中心地均匀分布系统只是城市空间统计分布的一个极端。 城市空间分布是动态的，其发展演变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1）离散阶段（低水平均衡阶段）：对应于自给自足式，以农业为主体的阶段，以小城镇发展为主，缺少大中城市，没有核心结构，构 不成等级系统。 （2）极化阶段：对应于工业化兴起、工业迅速增长并成为主导产业的阶段，中心城市强化。 （3）扩散阶段：对应于工业结构高度化阶段，中心城市的轴向扩散带动中小城市发展，点—轴系统形成。 （4）成熟阶段（高级均衡阶段）：对应于信息化与产业高技术化发展阶段，区域生产力向均衡化发展，空间结构网络化，形成点—轴— 网络系统，整个区域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城市化区域。 我们曾采用柯尔摩哥洛夫-史密尔诺夫公式 （???????????－Smirnov） 和罗伦兹曲线 （Lovenz Curve） 来检验我国 1978 年 1497 座万人以上城镇的空间分布类型。 首先，使用方格分析法构造实际频率数组，并用柯尔摩哥洛夫-史密尔诺夫公式对城镇分布是否服从于泊松分布，即是否属于随机型进行 检验。如果计算的 D 值小于查表的临界值，城镇分布服从泊松分布，即为随机型。否则为非随机型。 在全国地图上将全国划分为 304 个小方格子，观察每方格所包含的城镇数，检验结果见表 8－4。从表中可知，计算的结果，D 值（0.476） 大于 99％置信水平上的临界值（0.074），说明我国万人以上的市镇分布不是泊松分布，即不属随机型。 接着用罗伦兹曲线检验我国城镇分布属聚集型还是均匀型。罗伦兹曲线是用观察数据的累积百分数绘成的曲线。如果城镇分布是均匀的， 则累积百分比曲线就是对角线，如果累积百分比曲线在对角线以下，则表示城镇分布是趋向集中的，其集中程度可用 I 指数表示： I 值越小，空间分布越集中。根据表 8－4 中的方格观察数据进行计算，并绘成罗伦兹曲线图。计算结果为 I=1744.75/5000≈34.9％，它 告诉我们，我国万人以上的城镇分布属集聚型。 经过 30 多年的建设，在我国西半部市镇稀少的地区出现不少新城镇，城镇分布的集聚程度有所缓和，这一点可从 1953、1963、1978 年我 国城镇分布的最邻近分析的结果得到证明。1953 年最近邻指数为 0.8501，1963 年为 0.9050，1978 年为 0.9163，愈来愈接近 1，说明我国 城镇分布愈来愈接近随机分布，但到 1978 年为止，仍然为聚集分布。 表 8－4 柯尔摩哥洛夫-史密尔诺夫 D 值检验表 我国市镇分布主要集中在东半部。以京广铁路和京哈铁路为界，东半部集中了我国特大城市 9 座，占特大城市总数的?????％，大中 城市 61 座，占 70.93％，小城市和万人以上的城镇 671 座，占 48％，而其土地面积仅占全国的 1/7。具体而言，主要集聚在几个平原三角 洲和交通线上，初步形成了辽中南、京津唐、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四个规模特别大的城市集聚区。 二、城镇密度 城镇分布还可用城镇密度度量。 1978 年我国每千平方千米的国土上平均有万人以上城镇 0.156 座。 正如上面所说， 我国城镇分布属集聚型， 因而城镇密度省际差异大。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和福建密度最大，每千平方千米有万人以上城镇多于 0.410 座；江西、湖北、河南、 山东、湖南、吉林、辽宁和河北等密度较大，每千平方千米在 0.227—0.409 座之间；四川、广西、山西、贵州、黑龙江和陕西密度较小， 每千平方千米?????—0.226 座；云南、内蒙、甘肃、宁夏、新疆、青海和西藏密度最低，每千平方千米少于 0.116 座。将上述资料 绘成我国各省区城镇密度图，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国各省城镇密度从东向西有规律地递降。 第 47 页 共 70 页
    我国各省区城镇密度的省际差异，是自然、政治、经济、人口和历史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说，经济、人口因素对城镇密 度的影响，已经反映了自然、政治、历史等方面的作用。为此，根据资料收集与数量化的可能性以及省际的可比性，选择了经济和人口因 素方面的六个因子进行回归分析，试图对平均密度的省际差异进行定量的解释。选择及计算结果如表 8－5。 表 8－5 因子选择与资料矩阵 表 8－6 城镇密度省际差异回归分析结果 表 8-6 告诉我们，六个因子中，人口密度与城镇密度的相关性最显著，相关系数为 0.87，因素贡献的 F 检验值最大，为 195.58，说明人 口密度较大的省区，城镇密度也大。东半部省区一般是人口多，土地面积小，人口密度大，虽然城镇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不很高 （一般为 12％左右），但城镇非农业人口的绝对数都很大。城镇数目多，因此形成较高的城镇密度。相反，西半部省区大多土地辽阔，人 口稀少，虽城镇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高（一般在 20％左右），但城镇人口的绝对数却很少，城镇数目不多，因此城镇密度低。 表 8－6 还告诉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与城镇密度关系也很大。工农业总产值可以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程度，它与城镇密度的 相关系数较高（0.63），因素贡献的 F 检验值可在 99％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国民经济越发达的省区，其城镇数目越多，城镇密度越大。 城镇人均工业产值大体上反映了各省区的工业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进而反映了工业发展概况。城镇人均工业产值与城镇密度的 相关系数和 F 值都较高，分别为????、18.15，说明人均工业产值越高的省区，城镇密度越大。各省区铁路长度指数，农业人均粮食 产量与城镇密度的单相关不显著，但两者的因素贡献的 F 检验都在 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因此，被选入了回归方程。而城镇扩散系数与 城镇密度的相关关系不显著，F 值最小，因此未被选入回归方程。最后的回归方程为： y＝0.1033＋0.0004x1－0.0008x2－0.0012x3＋0.0006x4＋0.0013x5 由于回归方程的复相关系数大（R=0.96），F 值高（50.36），估计标准误差小（0.0635），估计值与实际值相比，超过两个标准误差的省 区只有山东。因此，该回归方程能较好地解释我国各省区城镇密度的差异。 三、我国城市经济影响区域的空间组织 城市经济影响区是城市经济活动影响能力能够带动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大地域范围。确定城市影响区的基本方法是，首先构造城市经 济影响力的复合指标，然后按复合指标将各城市分成不同的等级，最后按城市间影响力交互作用的原理，主要用新断裂点公式求解各级城 市影响区。 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投资、市场和技术经济水平的影响三个方面。据此，在城市统计资料的现实可能条件下，选择了 直接或间接反映城市在这三方面影响力的指标 25 个（1982 年数据）。然后通过各指标间的相关分析和分布频率分析，剔除了相关性较高， 可能产生重复影响的 10 个指标。余下 15 个指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 15 个变量中提取前三个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 8－7。结果表明，决 定我国城市经济影响力大小的决定因素是第一主成分中的?项城市规模指标。 原始资料矩阵经标准化处理，消除了变量间量纲和量级上的差异，再作加权处理，就得到了 232 个城市的经济影响能力的相对值。用聚类 方法，把 232 个城市的影响力分成?个等级（表 8－8）。 表 8－7 城市经济影响力的主成分分析结果和变量权重 续表 表 8－8 中国城市经济影响域系统 一级中心 6 个，基本上相当于全国性的大区级中心城市，西北、西南缺一级中心。二级中心 25 个，相当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区次中心或 省区中心。其中，把西安、兰州和重庆、成都、昆明分别作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西北和西南的大区级经济发展中心。第三级中心 63 个， 为一般省级中心和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内经济区中心。第四级中心为省、区一般经济区中心，地方性主要城市及职能比较专业化的城市，共 96 个。第五级为一般地方中心及具有特殊职能的城市，共 42 个。 研究者取城市铁路、公路或水路的实际距离和以城市综合经济影响力指标替代人口规模，用断裂点模式来划分城市的经济影响区域，最后 所得区域系统的主要特点是，一二级区域与我国的大区和省区的格局基本一致。但成果表现在地图上并不注重于边界的准确性，而侧重于 表现经济联系方向。 从一级影响区看，以京津为中心的华北区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及内蒙的中段；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区包括江苏、浙江、安徽和福 建北半部；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包括东北三省和内蒙东段；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区基本包括湖北、江西、湖南三省；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 区包括两广、海南和福建南部；以西安、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内蒙西段；新疆因距西安、兰州过远，且乌 鲁木齐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故以乌市为中心的新疆区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以拉萨为中心的西藏也较特殊，因缺乏资料，该研究未予涉 及。 每个一级城市经济影响区以下，一般由几个地域较完整的省区组成二级影响区域单元。打破省内界线的主要例外是福建分别以福州和厦门 为中心，分为两个三级区域分属华东和华南；内蒙分成三块分别成为东北、华北、西北大区的子系统。其它省区在边缘部分也有一些小的 交错，如赣州为中心的赣南主要受粤北韶关影响，南阳为中心的豫西南主要受鄂西北襄樊影响等。 四、城市经济区 我国的城市经济区是以大中城市为核心，与其紧密相连的广大地区共同组成的经济上紧密联系、生产上互相协作、在社会地域分工过程中 形成的城市地域综合体。它是为了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为目的的一种综合性的城市地域的空间组织形式。它与综合 经济区的区别主要在于城市经济区更注重中心城市的合理联系以及它在组织区域经济中的关键作用。城市经济区的划分要以城市经济影响 区的分析为基础，二者的结构要素是相似的。但城市经济影响区更侧重于客观的现状分析，城市经济区要在现状分析基础上为组织经济发 展和建设提供具体的空间组织方案，带有一定预测和规划的意义，为了便于实施，习惯于和某级行政单元相一致，给出明确的边界，尽管 这种边界仍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象征性。 系 顾朝林最近将图论原理与因子分析方法相结合，应用 33 个指标对全国 1989 年的 434 个城市进行了综合实力评价，借鉴经济区划的 理论和 链方法，提出了我国两大经济地带、三条经济开发轴线、九大城市经济区和 33 个Ⅱ级区的城市经济区划体系的设想，为这方面 研究的深入提供了第一个讨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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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系统中，有一定实力的社会、经济、科技、教育和交通线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城市，称为一个 d 系，三个 d 系组成一个三角形的基本 经济单元，称之为 系。按照不同层次的 系，进一步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系联接起来， 即为链。一个 链的范围就是组建 城市经济区的范围。 434 个城市的实力指数的求取方法和度量城市经济影响力相对值的方法基本雷同，只是 所用指标和提取的主成分更多，对城市综合实力的 反映更加全面。按照计算所得的城市实力指数和实力指数差，把 434 个城市中的前 102 个城市分成三个 d 系层次。表 8－9 列出了其中前 二个 d 系层次的 42 个城市，便于读者和表?－9 加以对照。 表 8－9 中国城市实力指数及?系层次分析表（1989） 按照表中城市实力指数及 d 系层次分析可见， 我国的四个Ⅰ级 d 系城市， 构成了以北方京津、 中部上海、 南方广州为顶点的我国一级 系， 形成了我国东部经济发展地带；与此对应的是西部经济发展地带。 38 座Ⅱ级 d 系城市，它们在空间通道网的组合下构成了我国的Ⅱ 级和 链（表 8-10）。在这个基础上，再参照全国省际货物流量流 向，从建立全国分区城镇体系入手，提出了我国可逐步建成九个Ⅰ级城市经济区。它们是： 1.沈阳经济区。以沈阳为中心，哈尔滨和大连为副心，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和内蒙古东三盟一市在内的东北城市经济区。 2.京津经济区。以京津为中心，济（南）、青（岛）、徐（州）为副心，包括河北、山东二省，京、津二市及苏北、皖北，豫东北、内蒙 古锡盟和河套地区在内的华北城市经济区。 3.西安经济区。以西安为中心，郑州、兰州、包头为副心，包括山西、陕西、宁夏、甘肃四省区及青海东部地区在内的西北城市经济区。 4.上海经济区。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副心，包括上海、江西（除赣州地区）两省（市）区及苏皖中南、浙东北在内的华东城市经 济区。 5.武汉经济区。以武汉为中心，长（沙）、株（洲）、（湘）潭为副心，包括湖北、湖南两省区及豫南在内的华中城市经济区。 6.重庆经济区。以重庆为中心，成都、贵阳、昆明为副心，包括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区及桂西、陇南武都地区在内的西南城市经济区。 7.广州经济区。以广州—香港为中心，台北、福州为副心，包括广东、福建、海南、台湾四省区以及桂东、浙南和港澳地区在内的东南沿 海城市经济区。 8.乌鲁木齐经济区。近期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包括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地区、昌吉自治州和塔城地区的乌苏县所辖的地区。远 期可进一步扩大到包括整个新疆和青海柴达木盆地在内的外西北城市经济区。 9.拉萨经济区。因青藏高原远离大经济中心城市，自然环境恶劣，人烟稀少，经济基础薄弱，区域交通网络还未形成，暂时划出以拉萨为 中心包括西藏自治区及青海玉树自治州在内的青藏高原城市经济区。 中国有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城市体系，理清楚全国城市经济区的空间组织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有不少问题还值得研究。 表 8－10 我国Ⅱ级 和 链组合表（1989） 第一节 城镇体系规划的提出 一、城镇体系的基本特征 城镇体系（Urban System）也称为城市体系或城市系统，指的是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或国家中，由不同职能分工，不同等级规模，联系 密切，互相依存的城镇的集合。它以一个区域内的城镇群体为研究对象，而不是把一座城市当作一个区域系统来研究。 城镇体系具有所有“系统”的共同特征： 整体性：城镇体系是由城镇、联系通道和联系流、联系区域等多个要素按一定规律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其中某一个组成要素的变化，例 如，某一城镇的兴起或衰落；某一条新交通线的开拓；某一区域资源开发环境的改善或恶化，都可能通过交互作用和反馈，“牵一发而动 全身”，影响城镇体系。 等级性或层次性：系统由逐级子系统组成。城镇体系的各组成要素按其作用大小可以分成许多等级，如全国性的城镇体系由大区级、省区 级体系组成，再下面还有地区级或地方级的体系。这就要求制订某一级城镇体系规划时要考虑到上下级体系之间的衔接。 动态性：城镇体系不仅作为状态而存在，也随着时间而发生阶段性变动。这就要求城镇体系规划也要不断地修正、补充，以适应变化了的 实际。 从城镇体系的个性特征来看，它既不是简单的机械系统或自然系统，也不是严格的经济系统或政治系统，而是兼有自然、经济、政治、文 化等多种层面的社会系统。社会系统的开放性特点，使城镇体系很容易受到来自外部的、难以预料的复杂影响，因此，就系统的变化状态 而论，它有高度的不稳定性。作为社会系统的另一个特点，城镇体系不能象自然系统那样，通过某种已知的变化可以得到明确的决定性的 结果。城镇体系的演变，虽然有总的规律性趋势可循，但对每个具体变动的反馈都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按系统的规律性质 而论，不属于必然性系统，而属于随机性系统 二、城镇体系规划的提出 我国以往的城市总体规划基本上是以单个城市的合理发展为目标制订的，城市发展的区域研究常常被忽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 “就城市论城市”的城市规划不符合城市的本质特征。本世纪 80 年代，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国土规划在我国不约而同地受到重视，普 遍开展，区域城镇体系规划也应运而生了。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家十分重视发挥城市的作用，提出“要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带动周围的农村，统一组织生产和流通，逐 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经济区”。在这种指导思想下，1983 年以来，大面积推广了“市带县”和“整县改市”的行 政体制。这时，市政府的管理对象已经不是单个城市，而是一个相当大区域的城乡兼有的聚落群体，各市领导为了指导全局的发展，客观 上对城镇体系规划提出了要求。 1984 年公布的我国城市规划条例第一次提出： “直辖市和市的总体规划应当把行政区域作为统一的整体， 合理部署城镇体系”。 从那以后， 地理界以及城市规划部门积极进行了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实践，积累了一些经验。 1989 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进一步把城镇体系规划的区域尺度向上下两头延伸，明确规定“全 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分别编制城镇体系规划，用以指导城市规划的编制”，“设市城市和县城的总体规划应当包括市或县的行 政区域的城镇体系规划”。这样，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级市、县级市、县域的城镇体系规划都摆到了议事日程上。 我国已经形成一套由国土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分区规划→城市详细规划等组成的空间规划系列。城镇体系规划处在 衔接国土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地位。城镇体系规划既是城市规划的组成部分，又是区域国土规划的组成部分。城镇体系规划应以区 域国土规划为指导，但它又以其特有的综合特点充实国土规划，并与国土规划的主要成果综合规划有极密切的联系，组成区域经济与社会 开发的总体结构。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国土规划先行一步，先有国土规划大纲，明确了区域资源利用和经济开发方向，提出重点开发地区， 第 49 页 共 7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