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等作品中的诗意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曹禺总是带着极其丰富的想象和理想的情绪去观察和描写生活。他不是先有主题，而是在朦胧的诗意般的感受和想象中，抓住最激动人心的创作冲动或灵感开始创作构思。他的创作类似于诗人写诗，是从体验、感受和印象出发，如创作《雷雨》是先有了“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创作《日出》是先想到了几句诗：“太阳升起来了……我们要睡了”。因此，具有浓郁的情感色彩和主观因素，表现出强烈的抒情特征。在《雷雨》和《原野》中都表现了一种“不是爱便是恨”的极端感情。即使是情感的激流转入地下的《北京人》和《家》，情感冲突仍然难以解脱，随时可以爆发。
第二，剧情与现实的联系并不紧密，生活表现的逻辑也不严密。我们在前面曾说到，曹禺熟悉生活，但不写身边琐事。他并不满足于仅仅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进行描摹，而是基于自己对生活的深切体验去想象和表现他所熟悉的生活，虽然也反映出了生活的某些本质，但却常常造成作品主题的“多义性”。在《雷雨》、《日出》和《原野》中，都有一种让人不可解又惊畏的神秘力量，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也都是在经过研究者们研究之后才给予“追认”的。
第三，时空感不确定，常带有偶然性或传奇色彩。特别是《雷雨》和《原野》，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虽然有一个大致的范围，但情节大起大落，人物性格激烈而极端，背景设计富于象征性，整体氛围的营造更近于诗意化。这与在曹禺戏剧中大量存在的象征性意象有直接的关系。在教材中，我们谈到，这种象征性意象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来呈现的：即，以场景道具的方式，以人物性格的方式，以作品命名的方式。

269、论述《雷雨》的戏剧冲突
《雷雨》通过对一个家庭的剖析，暴露了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本家家庭的罪恶，并据此反映了五四前后30年间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又对从周家的丑恶腐败的揭露中，预示那畸形的社会制度必然崩溃的命运。《雷雨》深刻的思想性和现实性是通过剧中尖锐而强烈的人物之间的戏剧冲突表现出来的。剧本共写了8个人物，人物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全剧围绕这8个人物展示了其间尖锐强烈的戏剧冲突，并以主要戏剧冲突为经，以次要戏剧冲突为纬，构织成一张纵横交错的冲突网，通过这些互相影响的，环环相扣的冲突推动着剧情发展，刻画了人物性格，表现了深刻的主题思想。剧本首先从周萍与蘩漪及蘩漪与四凤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写起，从而揭示了其它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周萍慑于传统道德与父威，为与后母的乱伦感到后悔，他抓住了四凤不放手，想由一个新的灵感来洗涤自己而此前蘩漪因不满周朴园的专横与冷酷，不顾名节与周萍发生了关系，并把周萍看成是唯一能带自己逃出周家牢笼禁锢的救星。对于周萍转向四凤而疏远自己，她要不择手段挽回周萍的心。四凤成了解决周萍与蘩漪矛盾冲突的关键人物。
周朴园训子，逼妻喝药两个情节，展示了周朴园与周萍和蘩漪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父亲要维护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希望儿子能继承周家大业，而儿子却无所事事，整日在舞场鬼混。面对父亲的严厉训斥，儿子做贼心虚地由惊到恐，生怕自己所干的坏事被发觉，直到周朴园说出真正所指，周萍才如释重负。这个情节准确而生动地写出了周萍惧怕父亲知晓自己与后母乱伦的畏怯心理。至于喝药这个情节更形象地勾勒出周朴园这个封建家长的形象。蘩漪本来没病，而周朴园却要她就是自己不保重自己，也应当替孩子们做个服从的榜样，甚至令周萍跪下劝蘩漪把药喝下。他的话就是法律，在周家谁也不能违背。
周朴园是周家悲剧的制造者。随着侍萍的出场与周朴园相遇，一方面向读者交待了周鲁两家第二代几个成员之间的错综复杂的血缘关系(当然剧中人并不知)。另一方面交待了周朴园的与侍萍之间30年前的恩怨，为30年后他们的后辈之间的恩怨找到了根源。再一方面，加重了侍萍对四凤又像当年自己年轻时一样当使女的担心。这一担心为后面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可见侍萍成了连接剧中前后戏剧冲突的网纲。
周朴园与侍萍生了两个儿子，两人都想见自己的亲生骨肉，然而各自的立场不同，只有尖锐的阶级利益冲突。周萍成了父亲的帮凶，鲁大海是工人运动的代表，与反动资本家周朴园成了对立面。兄弟之间，父子之间展开了唇枪舌战，甚至大打出手。侍萍想认大儿子也只能欲言又止，话到嘴边又改了口。母子相见不相识，父子重利轻情，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这是多么尖锐而激烈的冲突！
周朴园与鲁大海的戏剧冲突是代表着两个阶级的矛盾冲突。这一戏剧冲突并未贯穿全剧始终，也没有对其他冲突造成影响，就主题而言，剧本并不是在表现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竞争。周朴园决定辞退鲁贵，鲁大海，四凤。鲁家成员离开周家，似乎周萍与蘩漪的矛盾冲突可以解决了，情节跌入峰谷。但随着周萍夜闯鲁宅，剧情又推向高潮。侍萍对四凤的担心得到了证实。她年轻时被周朴园玩弄后抛弃，30年来过着悲苦的生活，年老后自己的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且女儿与自己的儿子乱伦。她的命运悲惨到极点。如果没有周朴园与侍萍30年前的矛盾冲突，就不会派生出30年后周鲁两家成员间的冲突了。侍萍真是哑巴吃黄莲，有口说不出。出于万般无奈她只能同意周萍带四凤远走他乡。这个决定促使周萍与蘩漪冲突进一步恶化，预示着蘩漪悲剧发生的必然。
蘩漪的“雷雨”性格决定了她不会让周萍与四凤一起走。她要抓住周萍不放手，作困兽之斗。她关上门，叫出周朴园来认亲家。周朴园要周萍认母，真相得以大白。剧中人此时才彻底了解各自的关系，连“导演者”蘩漪也不胜惊愕，大叫“天啊”。也就在此时，绷紧的冲突的弓弦断了，一连串的矛盾最终爆发:有的死，有的逃，有的疯，在周萍与蘩漪这一戏剧冲突中，蘩漪作为失败者不足为奇。一因她的抗争带有极端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二因她生活在周朴园这样的家庭。三因她把“幸福”寄托在周萍这样一个封建资本家家庭的不肖的一代身上，即使没有四凤的介入，也不可能获得幸福。周朴园与蘩漪的戏剧冲突实质是封建专制与资产阶级争取个性解放，婚姻自由之间的矛盾。造成四凤羞愧难当跑出大厅而触电，周萍无地自容而自杀的原因是，他们明白二人是兄妹关系这个现实。如果没有30年前周朴园与侍萍的矛盾冲突，就不会有30年后这种兄妹关系存在，周萍与四凤冲突的悲剧性质就改变了。蘩漪这个人物对于揭露周朴园的专制！冷酷的确是很有力的。统观全剧，《雷雨》中8个人物之间无一不有冲突。全剧以侍萍的命运悲剧为主线贯穿始终，以周朴园与侍萍的戏剧冲突为轴心，跟其它冲突构织成纵横交错的冲突“网”。

270、结合《雷雨》，《日出》两部作品，分析曹禺戏剧的艺术成就
曹禺的出现在中国话剧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他的《雷雨》和《日出》，是现代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无论在人物形象、大型化的结构、戏剧语言等方面的创造上，他所达到的水平，都高于过去的剧作家，把我国话剧艺术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他创造了现代话剧中第一批够得上艺术典型的人物形象。如周朴园、蘩漪、陈白露、李石清等重要人物。他的剧往往人物很少，《雷雨》总共8人，《日出》稍多，也不过15人，但绝大多数人物都性格鲜明，就连一些次要人物，也都写得活灵活现。他的人物形象能够站立起来，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写出了他们性格的多面性。
曹禺剧本的戏剧冲突都是相当尖锐、紧张的，不断地深化着，最终引向大爆发。他对冲突的组织，则是紧凑的。《雷雨》用锁闭式结构，剧本所要表现的便是各种冲突的最后结局，这些冲突的缘由，则在人物的对话中用回叙的方式来交待。《日出》用人像展览式，剧中人物虽有主次，但并无中心人物，而且互为宾本，交相映衬；冲突也非单线的，而是多线索交错，目的在于通过较多人物的塑造，共同地完成主题。
《雷雨》的情节结构，是一幅以血缘亲子关系纵横交织的网络整体。以亲缘关系连结了冲突各方的人物，使结构十分紧凑。在一天时间里了结周朴园几十年的冤孽，所以一开幕各种关系均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日出》的结构，既不是纯粹由人像展览构成的横断面结构，亦非单纯情节与性格的纵深展开。而是二者结合成的一个以潘、李冲突为贯穿主线，勾连出上下层社会两个扇形横断面的辐射结构。
 语言对塑造舞台上的人物形象，其重要性超过了小说等文体。“高度性格化，富于动作性，有诗意、有境界，声调铿锵，节奏鲜明”是曹禺戏剧语言的最大长处。曹禺让剧中人物一张口，就可使观众看到其身份、地位、职业、教养、性格特征等等。有些对话看来平平淡淡，却因只能出于某一特定环境下某种人之口，故对塑造人物形象也起重大作用。
在曹禺的高超的话剧艺术创作中，更多地吸收了西方戏剧的优点，经过消化、融汇，使这外来的戏剧形式为我所用，第一次在较大的思想容量和深刻性上表现了中国的民族生活。惟其如此，它才是话剧艺术在中国成熟的标志，它使这种外来形式在中国的土壤上扎下了根。《雷雨》明显地受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响。侍萍重新出现在周公馆，她极力使女儿免蹈陷阱却偏偏落人陷阱，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捉弄，正是命运悲剧影响的表现。《雷雨》又有明显的莎士比亚式的性格悲剧的意味。这特别表现在塑造“雷雨”式的人物蘩漪之上。这个“雷雨”性格对周家矛盾的公开爆发，对促成悲剧起了极重要的作用。《雷雨》更是一出社会悲剧。《雷雨》写出周家的悲剧原因，根本是因为周朴园等对侍萍、蘩漪、四风等各种类型妇女的压迫、蹂躏造成的，而且它还涉及了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可以说曹禺对欧洲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在艺术上都有所吸收，他把这些集中在一起，从本民族的生活出发，写出了中国现代第一出真正的悲剧，用西方悲剧观念来衡童也是够标准的一出悲剧。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话剧艺术已为中华民族所掌握。
曹禺把刻画血肉丰满、高度个性化的人，作为话剧文学创作的核心，运用动作停顿、哑场、气氛、渲染、象征和表现等多种艺术手法，充分揭示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多面性和立体性。
 
271、古希腊悲剧
古希腊悲剧并不一定要有我们今天对悲剧所理解的悲惨结局。它的结局一般都是平静与和解的，如埃斯库罗斯《普罗米修斯》三部曲，就是以普罗米修斯与宙斯的最后和解为结局的。对希腊的悲剧观众来说，希腊悲剧所取材的神话传说已经是为他们所熟知的。悲剧并不能靠悲剧情节之"悲"来吸引观众。观众的兴趣并不在于追求故事情节的兴趣。最早的古希腊悲剧只有歌队的演唱。悲剧的歌队来源于酒神颂。酒神节则是大规模演出悲剧的时候。酒神颂就是山羊歌。山羊既是酒神的祭牲，也是获胜的奖品。它与悲剧以表现英雄们受苦受难的主题之间，应该是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的。另外，古希腊悲剧中一个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的命运观。可以这么说，没有命运观就没有古希腊悲剧，它就无法展开，所以命运观制约着古希腊悲剧的本质属性。

272、契诃夫
契诃夫， 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后期转向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都曲折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剧本故事虽取材于日常生活，情节朴素，进展平稳，但却富有深刻象征意义。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

273、易卜生
 易卜生，挪威戏剧家和诗人。剧作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阶段。浪漫主义戏剧有《觊觎王位的人》、《布兰德》。《彼尔•英特》是他过渡到现实主义创作阶段的哲学剧，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之后的《玩偶之家》是最主要的现实主义阶段的代表作，是一出标准的社会问题剧，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在欧洲戏剧发展史上都属创举。他的四大社会问题剧还有《社会支柱》、《群鬼》、《人民公敌》。象征主义阶段写了《野鸭》、《罗斯默庄》等。易氏被称作欧洲现代戏剧之父。主要成就在现实主义戏剧方面，以四大社会问题剧为最高标志。他又是民族戏剧的创始人，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一批戏剧家，也影响了世界戏剧舞台。

274、奥尼尔
奥尼尔，美国戏剧家。代表作有《毛猿》，《琼斯皇帝》等。《琼斯皇帝》是一部表现主义的剧作。它描写一个岛上的黑人首领琼斯的悲剧故事。他背叛了自己的种族，遭到黑人群众的反对，企图穿过一座森林逃走，结果被追捕者杀死。这个剧本不分幕，只分场，许多场面只是描写琼斯一个人在森林里的活动，他的紧张的心情，恐惧的心理，精神恍惚和下意识的行动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种种幻象等，都是表现主义的创作特征。《毛猿》的主人公扬克是一艘远洋轮船上的司炉，以身强力壮得到同伴的敬畏而自豪，但遭到旅客中一个有钱的女人的侮辱，便到去寻找他的生活地位，最后只好与动物园的一只大猩猩结交朋友，结果却死在它的大力拥抱之中。剧本表明在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社会，象扬克这样的工人只能忍受非人的待遇。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只会遭到更加悲惨的结局。奥尼尔是美国戏剧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剧作家。美国戏剧真正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在20世纪20至30代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局面，获得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首先应该归功于奥尼尔在戏剧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

275、简述希腊悲剧对曹禺戏剧创作的影响
曹禺在读大学时开始对希腊悲剧着迷，他的《雷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构思完成的。希腊三大悲剧作家都有突出的命运观，在他们看来，人的悲剧是非人力所能左右的，是不可知的命运造成的，因而希腊悲剧也称为“命运悲剧”。在《雷雨》中，世界的残忍和冷酷，人的盲目的挣扎，情爱不可避免地走向乱伦，特别是四凤自觉不自觉地重蹈母亲侍萍的覆辙等等，都表现了某种命运悲剧的因素。但希腊悲剧对曹禺话剧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内容上，还更多地表现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如结构上的集中严谨以及倒叙式方法，剧情设置和情节安排上蘩漪遭周萍遗弃后由爱而恨的报复等。《原野》的复仇精神也受到《美狄亚》的影响。

276、简述莎士比亚戏剧对曹禺戏剧创作的影响
有人说，曹禺从希腊悲剧中汲取的主要是激情和悲剧精神，而在莎士比亚那里学到的则是“变异复杂的人性，精妙的结构，绝美的诗情，充沛的人道精神，浩瀚的想象力”。莎士比亚被称为“第一个把精神痛苦写到至极的作家”，他对人物很少作单一的或静止的描写，而是对其性格和情感作生动细致的描写，其人物大多复杂丰富，富于发展变化。因此，莎士比亚悲剧也称“性格悲剧”。《雷雨》的悲剧可以说直接与蘩漪的“雷雨式”性格有关，而曹禺笔下的许多人物（包括次要人物）都具有复杂而偏执的性格。此外，莎士比亚的诗人气质和用诗体写成的戏剧，对曹禺也是一个致命的诱惑。曹禺甚至还曾翻译过莎翁的名剧《柔密欧与幽丽叶》（即《罗密欧与朱丽叶》）。

277、易卜生戏剧对曹禺戏剧创作有什么影响？
曹禺在中学时代就曾演出过易卜生的戏剧。曹禺曾说：“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我为他的剧作谨严的结构，朴素而精练的语言，以及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所发出的锐利的疑问所吸引”。易卜生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广泛的，五四时期出现的大量的“问题小说”和“问题剧”都是学习易卜生结果。有人甚至认为，易卜生的影响已不限于文学，包括整个社会，他笔下的娜拉，几乎成了“妇女解放”的代名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刻有力的揭露，因此，易卜生戏剧又称“社会悲剧”。有人认为，曹禺从易卜生那里学到的比从莎士比亚那里学到的还要多，不仅学会了如何关注妇女问题（在蘩漪、陈白露身上可以看到娜拉的影子），也不仅学会了如何关注社会问题，学会了如何面对“我们的遭遇”，而且，更学会了如何安排人物与事件的复杂关系，如何制造悬念，处理高潮，如何运用象征的手法等等。比如，他也像易卜生一样，把次要人物也当作主要人物来写，以至于《雷雨》的主角是谁也成了一个问题，蘩漪、侍萍、周朴园三个人物主次难分。

278、《原野》对奥尼尔剧作有什么借鉴？
有人认为，与其说曹禺是中国的易卜生，不如说曹禺是中国的奥尼尔，因为两人的情况更为相似：他们都学习过易卜生，都富于激情，都善于写悲剧，都喜欢表现人物的命运，都热衷于新的样式和新的技巧，也都对自己国家的戏剧事业作出过特殊的贡献，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奥尼尔的出现使美国的现代戏剧走向了成熟，而曹禺的出现也正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的成熟。曹禺并不喜欢奥尼尔的后期作品，但他早期的《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等现实主义作品和《琼斯王》（又译《琼斯皇》或《琼斯皇帝》）等表现主义作品都对曹禺产生过重要影响。《天边外》是奥尼尔的成名作，主要写兄弟二人梦想当水手，梦想天边外的理想生活，愿望无法满足而造成悲剧。《安娜•克里斯蒂》主要写父女间的矛盾，写一个女人的不幸命运的悲剧。曹禺剧中的蘩漪、周冲、仇虎、金子等也都是有着强烈欲望和追求的人物，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家》等经典剧作也都是写亲人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原野》更是在情节安排和艺术手法的运用上都直接受到了《琼斯王》的影响。因此，也有人认为，曹禺与奥尼尔的相似，主要还不是形似，而是神似，是同样喜欢用不平常的人物命运来吸引观众，是同样喜欢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进行精确的描绘，对人物的命运进行出色的处理。

279、论述曹禺的话剧受欧美戏剧的影响
曹禺话剧的成功和他在后来创作风格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对外国戏剧的学习和借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希腊悲剧的影响。曹禺在读大学时开始对希腊悲剧着迷，他的《雷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构思完成的。希腊三大悲剧作家都有突出的命运观，在他们看来，人的悲剧是非人力所能左右的，是不可知的命运造成的，因而希腊悲剧也称为“命运悲剧”。在《雷雨》中，世界的残忍和冷酷，人的盲目的挣扎，情爱不可避免地走向乱伦，特别是四凤自觉不自觉地重蹈母亲侍萍的覆辙等等，都表现了某种命运悲剧的因素。但希腊悲剧对曹禺话剧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内容上，还更多地表现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如结构上的集中严谨以及倒叙式方法，剧情设置和情节安排上蘩漪遭周萍遗弃后由爱而恨的报复等。《原野》的复仇精神也受到《美狄亚》的影响。
第二，莎士比亚的影响。有人说，曹禺从希腊悲剧中汲取的主要是激情和悲剧精神，而在莎士比亚那里学到的则是“变异复杂的人性，精妙的结构，绝美的诗情，充沛的人道精神，浩瀚的想象力”。莎士比亚被称为“第一个把精神痛苦写到至极的作家”，他对人物很少作单一的或静止的描写，而是对其性格和情感作生动细致的描写，其人物大多复杂丰富，富于发展变化。因此，莎士比亚悲剧也称“性格悲剧”。《雷雨》的悲剧可以说直接与蘩漪的“雷雨式”性格有关，而曹禺笔下的许多人物（包括次要人物）都具有复杂而偏执的性格。此外，莎士比亚的诗人气质和用诗体写成的戏剧，对曹禺也是一个致命的诱惑。曹禺甚至还曾翻译过莎翁的名剧《柔密欧与幽丽叶》（即《罗密欧与朱丽叶》）。
第三，易卜生的影响。曹禺在中学时代就曾演出过易卜生的戏剧。有人认为，曹禺从易卜生那里学到的比从莎士比亚那里学到的还要多，不仅学会了如何关注妇女问题（在蘩漪、陈白露身上可以看到娜拉的影子），也不仅学会了如何关注社会问题，学会了如何面对“我们的遭遇”，而且，更学会了如何安排人物与事件的复杂关系，如何制造悬念，处理高潮，如何运用象征的手法等等。比如，他也像易卜生一样，把次要人物也当作主要人物来写，以至于《雷雨》的主角是谁也成了一个问题，蘩漪、侍萍、周朴园三个人物主次难分。
第四，奥尼尔的影响。奥尼尔的出现使美国的现代戏剧走向了成熟，而曹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的成熟。曹禺并不喜欢奥尼尔的后期作品，但他早期的《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等现实主义作品和《琼斯王》（又译《琼斯皇》或《琼斯皇帝》）等表现主义作品都对曹禺产生过重要影响。《天边外》是奥尼尔的成名作，主要写兄弟二人梦想当水手，梦想天边外的理想生活，愿望无法满足而造成悲剧。《安娜•克里斯蒂》主要写父女间的矛盾，写一个女人的不幸命运的悲剧。曹禺剧中的蘩漪、周冲、仇虎、金子等也都是有着强烈欲望和追求的人物，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家》等经典剧作也都是写亲人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原野》更是在情节安排和艺术手法的运用上都直接受到了《琼斯王》的影响。因此，也有人认为，曹禺与奥尼尔的相似，主要还不是形似，而是神似，是同样喜欢用不平常的人物命运来吸引观众，是同样喜欢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进行精确的描绘，对人物的命运进行出色的处理。
第五，契诃夫的影响。无论是希腊悲剧，还是莎士比亚和易卜生，都很重视戏剧的集中性和动作性，都要求有紧张激烈的戏剧冲突和曲折跌宕的戏剧情节，剧中的中心事件往往都是生活中少有的，人物性格也过于强烈，戏剧结构更是力求紧凑严密。但这一传统的戏剧观念在契诃夫这里得到了改变。因此，曹禺在读了契诃夫之后感叹：“原来在戏剧的世界中，还有另外一个天地”。曹禺的话剧从“戏剧化的戏剧”变为“生活化的戏剧”正是从他学习契诃夫开始的。在《日出》中已经可以看到契诃夫的影响，但真正另辟蹊径，去探索“契诃夫式”的创作方法的作品，则是《北京人》和《家》，因此，契诃夫曾经影响了曹禺整个40年代的创作，给曹禺戏剧风格带来了全新的变化。

280、比较《原野》与《琼斯皇帝》
《原野》与《琼斯皇》的联系是复杂的、内在的，不是具体的艺术技巧，而是从中显示出的剧作家人生观、艺术观的相同或相似。奥尼尔出生于流浪艺人家庭，历经坎坷，多灾多病，他认定宇宙间弥漫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它把人当作玩偶，要挫败人的意志和追求，认为人无论怎样挣扎，最终必然是失败或死亡。琼斯即是人、人类的象征，他是一个被奴役的黑人，受尽了苦难，突然间，命运把他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但不久，他丢掉了王位，再一次沦为惶惶不可终日的逃犯，在黑森林中跑了一夜，不过是转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起点，等待他的，是不可避免的死亡。奥尼尔指出，“我们本身就是悲剧，是已经写成的和尚未写成的悲剧中最令人震惊的悲剧，”《琼斯皇》便是这种悲剧感的形象体现。曹禺也有这种悲剧感，《原野》就是强烈的悲剧感凝结。仇虎一家、焦大星一家，连同花金子的命运都是悲惨的，他们都是命运的奴隶，鬼使神差地聚在一起，互相伤害、折磨、残杀，共同走向毁灭。与悲剧感相适应，两位戏剧大师都刻意渲染一种神秘气氛。表现主义反对现实主义按照现实的本来面目描写现实的原则，主张用主观感受的真实去代替客观存在的真实，集中笔力挖掘人的精神世界，描写人物的非理性的下意识活动，从而走向神秘主义的境界。《琼斯皇》描绘了一个神秘的环境：寂静的森林，紧张的鼓声，黑色的怪影。剧本一幕又一幕地展现了琼斯的种种幻觉，在这种氛围中，琼斯仿佛返回到人类之初，面对原始的大自然惊奇、恐惧。无独有偶，曹禺也感到大自然的神秘，“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原野》描绘的即是一个神秘的世界，莽莽苍苍的原野，乌金一般直伸到天际的铁轨，一个白痴，一个酒鬼，一个充满着原始的爱和恨的复仇故事。剧中的人物是神秘的：仇虎和花金子的强烈的爱和恨都是怪异、变态的，焦氏更是一个蛇蝎似的怪物。 
奥尼尔揭示了美国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塑造了各种身份的人物形象，现实主义地反映了生活。但是，从根本上说，他对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并不关心，游离于现实斗争之外，成了这一斗争的局外人。《琼斯皇》虽然写了黑人苦难的民族历史，涉及到种族问题，但剧本的主旨绝不是揭示种族压迫，歌颂黑人的反抗精神，而是表现人与命运的冲突，甚至只是呈现出一种抽象的恐惧心理。曹禺痛感到祖国贫穷落后，深知同胞灾难深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自觉地继承“五四”新文学的战斗性和现实主义传统，反帝反封，追求科学民主，以戏剧为武器，鼓舞人民起来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特别是《原野》创作之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东北、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种气氛中，虽然曹禺的灵魂深处，郁结着一种强烈的、混沌的、无意识的情感，渴望宣泄出来，但剧作家自觉地压抑它，不去展示抽象的恐惧心理，描写抽象的人。因此，《原野》尽力去反映一个阶级斗争的主题，仇虎是被压迫的农民，而焦阎王是一个罪恶累累的军阀、恶霸地主，仇虎的反抗和悲剧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个戏写的是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混乱初期，在农村里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五四运动和新的思潮还没有开始，共产党还未建立。在农村里，谁有枪，谁就是霸王。农民处在一种万分黑暗、痛苦、想反抗但又找不到出路的状况中。”所以曹禺不可能把《原野》写成另一部《琼斯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