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所创作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中都有自杀、死亡或疯狂，可见，死亡成了曹禺剧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表现内容，仔细体味每部剧中关于死亡的描写，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死亡如同一面多棱镜，从现实生活中折射出每个人物的性格、人与命运之间的奥秘和潜在的生存哲学。
（一）、死亡是灿烂生命的极致
《雷雨》中的蘩漪，《日出》中的陈白露，《原野》中的仇虎，他们面对生死时所作出的挣扎与努力，勾起了每一个渴望生命真实与自由的人对他们的赞美与憧憬。陈白露的死，仇虎的崩溃，蘩漪的发疯是他们以自己的挣扎来血祭理想、自由之美好，抗议规范的社会，是他们热爱生命的强烈表现，曹禺肯定了他们现世的合理要求和生存价值，“向死而生”，死亡成就了他们生命的完整，又是对生命本质的说明。然而，无论他们怎样顽强、坚韧、挣扎，走向人生终极的过程何曲折艰辛都不可避免地在地狱相见，这既是对生命生存的肯定，也是对生命终极无可奈何的喟叹，显示了曹禺极其鲜明的宿命观。同时，陈白露、蘩漪、仇虎们在谋求生存、谋求灿烂的生命中既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家庭，给周围的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不幸，这一结果的出现也显示了曹禺的思考：如何使人的生命力在荒谬的世界中得到积极的发挥，如何在文化悖论所布下的生存陷阱中做出有意义的选择?
（二）、死亡是煎熬生命的解脱
在曹禺的剧作中周萍、曾文清、焦大星是一些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人，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走向死亡，尽管他们的死亡远不如蘩漪、陈白露们那样令人震动，自我毁灭也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但是，死亡也只能是他们厌倦生命后唯一的选择了。
周萍是一个情感矛盾的奴隶，盲目地爱着，盲目地挣扎着。他和蘩漪乱伦释放情欲，面对道德天理，他违背良心、人性，最后，他逃避、背信弃义；面对咄咄逼人的蘩漪，性格中的孱弱使他最终不能对蘩漪负责，因此，也不会对四凤负责，四凤只不过是一棵救命的稻草，洗涤灵魂的工具，一旦跳出生活中罪恶的陷阱，他还会犯下新的罪恶。在剧终周朴园让周萍认侍萍时，噩梦醒来，他感到茫然而无地自容，这就丧失了人的本质，最终只能以死来了结。
曾文清善良、有才气，能诗善画，从最基本的文明素质来看，即使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也是社会上有贡献的可造之才。但是，封建大家庭的娇生惯养使他染上了士大夫的恶习，他胸无大志、醉生梦死，懒散、怯懦，缺乏迎难赴前的勇气，以至失去反抗或挣扎的能力。生活的权利被剥夺了，精神被虐杀了，生活的乐趣被淘空了，自杀成了最后的解脱。
周萍们生不如死的煎熬，在生命无法自我忍受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自杀，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链条，自杀是最后一次自己决定自己，主宰自己生命形式的行为。选择自杀，与其说是超脱人世，不如说是清醒、坦然地面对痛苦的生命、面对死亡，死亡会消解一切，会使他们痛苦的人生根除，应该说，只有死亡才属于他们自己。
（三）、死亡是实现生命幻想的手段
《雷雨》中的周冲、四凤，《家》中的瑞珏、鸣凤，《北京人》中的瑞贞，他们有着原始的生命活力，健康、纯洁、朴素、浑圆，爱幻想，有着人类一切和谐的真实的生存愿望，对社会、对家庭、对爱情有着一切青春萌动时的欲望，他们是最有资格生存下来延续生命的力量。然而，他们都被社会、被周围的一切牵引着，不由自主地走向了死亡，走向毁灭。
曹禺从感悟生命出发书写死亡，将死亡置于生存处境的链条中进行思考，把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遭遇透过死亡的程序来证明自己的看法，来安慰自己和满足自己，从而形成创作中的另一种景观——死亡是生命诗意所在，作为生命的终结，死亡并不可怕，死亡或许是生命的永恒。

259、论述基督教精神在《雷雨》中的体现
“原罪观”是基督教的重要教义，它认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因违背了上帝的意愿而造了罪，此罪一直传至亚当的所有后代，成为人类一切罪恶和灾祸的根由，因此，人生来就是负罪的，而且负罪是人类的宿命。这一教义要求人类洗心革面，不断地向上帝忏悔，上帝就会宽恕一切负罪者，并启示和感化他观念，曹禺在《雷雨》这部剧作中，即对负罪者给予了怜悯和同情。作家精心结构了“序幕”和“尾声”。“序幕”和“尾声”同在一所教堂附属医院（以前的周公馆）的一间客厅内展开情节。这所医院里住着周朴园的两位患了精神分裂症的昔日情人———蘩漪和鲁侍萍。“序幕”拉开，在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低回轻柔的音乐声中，一个面容憔悴的老人（周朴园）正在虔诚地向上帝忏悔。在这样的戏剧情境中，通过这所医院里看护的对话和周朴园朦胧的回忆，剧作追溯出一个曾经在周公馆里发生的悲剧故事。随着剧情的被推向高潮，剧中人物的悲剧一个个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周萍和四凤因兄妹乱伦关系的真相大白，一个开枪自杀，一个触电身亡；纯情迷恋着四凤的周冲因追逐四凤也魂归西天；鲁大海怀着一腔愤懑不知走向了何方；蘩漪和侍萍不堪忍受情感的剧烈创痛而精神崩溃；周朴园作为全剧惟一健在者和造成这一系列悲剧的“祸根”，无疑要经受道德良心的痛苦折磨。“尾声”又回到了“序幕”中演出的情景，负罪者周朴园作忏悔时的形象显得愈发憔悴苍老，这不由地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怜悯。显然，曹禺在《雷雨》中强化了道德感化的力量，并在精心构置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十字架上受难的基督、《b小调弥撒曲》、连绵不断的教堂钟声和合唱队颂主的赞美歌）中，把人们的审美知觉升华到一个神圣迷人的境界，让人们在恬然静穆的氛围中，潜心倾听上帝在“天国”发出的至善至美的教诲。显然，曹禺在《雷雨》中寄托了一个梦幻般的幻想，他启示人们要诚心向善，通过道德的内心约束，获得心灵的圣洁，最终“天国”的“光辉”便会普照人间。
《雷雨》中周萍和四凤兄妹二人的乱伦悲剧令人触目惊心。周朴园年轻时热恋身边纯洁善良的女仆侍萍，同她生下了两个儿子。然而，他为赶娶一位年青漂亮的小姐，竟然在大雪天把侍萍连同怀抱中的婴儿（大海）赶出家门。二十多年后，饱尝生活酸辛的侍萍，因来看望在周家做丫头的女儿四凤，奇迹般地与周朴园相逢。通过他们的谈话，道出了周朴园的长子周萍与四凤同母异父的关系，很不幸，这一对兄妹已成为热恋中的情人，而且四凤已怀有身孕，这样，一场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因此而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在基督教教义中，乱伦是大逆不道的，凡乱伦而违背“天命”的，必遭报应。观众感到，剧中周萍和四凤的悲剧命运也像是在劫难逃。值得人们细细品味的，是二十多年后，周朴园和侍萍虽都饱经人事变迁，却被命运驱使着重逢在周公馆，而且他们的儿女竟重犯了他们二十多年前犯下的错，以致酿成了这场悲剧。这使人联想到《圣经》中描写的人类始祖所遭遇的不幸，亚当和夏娃因偷吃了禁果，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这一罪过连累了他们的子孙后代，成为人类一切罪恶和灾祸的源头。剧中周家的悲剧因缘也可作如是说。既然人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负罪，那么，人们就要经常地忏悔，并通过扬善抑恶得到心灵的净化，《雷雨》在这方面显示的意旨是显而易见的。曹禺苦痛于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并希望宇宙中能有公正的“主宰”来行使它的“管辖”，使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希伯来的先知们称赞的“上帝”会如何呢？《圣经》上说：“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上帝。”基督教认为，人世间的邪恶混沌和不公都是因为人类违背了天命造成的，全知全能的上帝不会任其发展下去，必将赏善惩恶，把人类引向光明的彼岸。曹禺创作《雷雨》时，便感到宇宙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雷雨•序》）。他还感到郁闷的是，基督教推崇的赏善惩恶的上帝竟一味听凭恶欲横流，迟迟不行使他神圣的天职。在《雷雨》中他写出了一件件人间悲剧，同情和怜悯那些无辜的弱者的遭遇，同时希望赏善惩恶的上帝不再沉寂，“平地轰起一声巨雷”，把“盘踞在地上的魑魅魍魉击个糜烂”。《雷雨》里的负罪者周朴园给众人带来了灾难，灾难也同样降临到他的头上，他的一家人死的死，疯的疯，这使他的心灵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真比死还难受。《圣经》上写道：“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便有冰雹火炭。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多多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

260、结合具体作品分析曹禺作品的悲剧美学
曹禺以悲剧艺术的杰出成就对我国悲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首先，是悲剧主题。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人们的思想处于封建思想的禁锢之中，争取生存解放的战斗心理成为社会的普遍的心理。因此，当时的中国虽然不可能广泛产生西方世界由于物质生产高度发展，精神生活极端贫乏等因素引起的异化、孤独、绝望的社会心理，但也面临人的真正解放这一重要的课题。曹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开始自己的艺术探求。任何真正的艺术都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发现，曹禺作品的取材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的悲剧主题。剧作家在《雷雨》、《日出》、《原野》等剧本中大声呼喊:/摧毁这黑暗的社会吧，让人成为人、这是我们在曹禺剧作中听到的主旋律。罪恶社会对人的腐蚀吞噬，黑暗中的人渴望追求光明以及这种要求遭到扼杀——曹禺从这三方面有力地表达了严肃的人的主题。表现人的主题在中国新文学中并非自曹禺始，但曹禺悲剧主题的深刻性在于他把悲剧描写的重点集中在揭示人的深刻的精神痛苦上，他总是致力于表现人物深刻的内心痛苦，总是从解剖灵魂入手以淋漓尽致的笔墨将悲剧人物的内心痛苦一层层突现出来。因此，这些精神痛苦虽然埋藏得很深，不易为人觉察，却能比一般痛苦更能让人哀怜，引人深思。同时，曹禺的悲剧所描写的痛苦是清醒地意识到的痛苦，人物的心灵在痛苦中挣扎，都想摆脱这痛苦与不幸，却都绝望地发现自己无路可走，这痛苦属于他们也属于社会，这就使曹禺的悲剧主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深刻性。
其次，是悲剧冲突。从戏剧冲突的内在构成说，现实主义戏剧理论的悲剧冲突特别强调意志的作用，认为自觉意志是悲剧冲突的基础。在曹禺剧作中，人物都具有强烈自觉的个性意志，描写由个人自觉意志而产生的各种类型的戏剧冲突:人物在意志酝酿形成过程中产生的自我内心冲突;在执行意志时和别人的自觉意志发生的外部冲突;并把性格刻画和意志冲突的展开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曹禺的悲剧冲突同样致力于表现尖锐的心理冲突，不是直接描写心理冲突并使之外化，而是通过强有力的外部情节冲突来显示人物的心理冲突。在《雷雨》中几乎没有单独孤立的内心活动的描写，人物细腻复杂的思想活动都是通过富于表现力的行动表现出来的，而在《日出》中，情节冲突逐渐减弱，内在的紧张性却逐渐加强，到《原野》，作者的笔触直接伸入人物内心，全力描写人物内心的复杂活动，并且借鉴表现主义的手法，把内心活动具象化、感知化。在曹禺剧作中，悲剧冲突的外在表现在不同的剧作中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但总的来说比较注意戏剧冲突外在的紧张性。《日出》中，表面上没有了《雷雨》那种剑拔弩张的情势，而是平淡与紧张的统一，但在平淡中，埋着紧张的因子，潜伏着性格、意志、感情、利害等种种冲突。每一幕在开场时几乎都是谈心说笑，似乎平淡无奇，但潜流在暗中集合，最后奔突而出，人物性格在紧张的冲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特点在《原野》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第三，是悲剧人物。曹禺剧作的悲剧人物主要有两类。一类为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包括劳动妇女，如鲁侍萍与四凤，小东西、翠喜与黄省三，以及鸣凤、婉儿等人。另一类为封建阶级、资产阶级营垒里遭摧残压抑，受毒化控制的人，如蘩漪、陈白露、曾文清、愫方、焦大星等。这两类悲剧人物都是社会上的小人物、灰色人物。曹禺的悲剧是小人物的悲剧，是灰色人物的悲剧。作家笔下的悲剧人物都具有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丰富性格和复杂心理。作家总是力求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出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多层次，有意识地着力挖掘其性格不完全一致的情感和心智矛盾的侧面，把明显与隐晦、尖锐与缓和、激烈与平静交错糅合，使人物性格立体化。蘩漪性格的复杂性，为历来的评论家所称道。在刻画她的性格时，作家审美创造的视角凝聚在时代精神所引发人物心灵世界的强烈骚动上:在五四精神的启悟下，蘩漪热烈渴望个性自由与解放，确是“心比天高”;但当她试图冲破封建牢笼，同周朴园前妻之子周萍发生乱伦关系后，在她的潜意识深层却又不时窜出传统观念的幽灵，使她不自觉地为突如其来的犯罪感所困扰;而当周萍要悔改以前的罪恶同她断绝那种不正常的关系时，蘩漪又死死抓住周萍不放，一次次疯狂地去破坏周萍与四凤的关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妒恨与阴鸷。在《日出》中，作家更深入地揭示了陈白露在罪恶社会的逼迫、腐蚀下日益堕落又不甘沉沦，渴望自由光明又难以挣脱生活桎梏的灵魂剧烈搏斗，从而突现了她矛盾、分裂、忧郁、痛苦的内在复杂性格。

261、曹禺“四大杰作”
曹禺创作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四部话剧被称为曹禺的“四大杰作”。《雷雨》描写了周朴园一家的恩怨，时间几种，冲突激烈，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日出》以陈白露为线索展现了一个时代的广阔的社会画面，同时也寄予著作者对未来的希望。《原野》描写了仇虎的复仇及复仇后的矛盾心态，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北京人》返归作者熟悉的家庭题材。剧本以“争棺”为情节的外部框架，以大家庭的冲突为内部线索，写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没落。作家没有局限于大家庭经济拮据和伦常无序的暴露，而是着眼于封建文化的整体清算；不仅揭示封建文化的腐朽，而且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真金，指明走向新生活的精神力量。

262、曹禺“五大杰作”
曹禺创作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四部话剧再加上《家》被称为曹禺的“五大杰作”。《雷雨》描写了周朴园一家的恩怨，时间几种，冲突激烈，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日出》以陈白露为线索展现了一个时代的广阔的社会画面，同时也寄予著作者对未来的希望。《原野》描写了仇虎的复仇及复仇后的矛盾心态，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北京人》返归作者熟悉的家庭题材。剧本以“争棺”为情节的外部框架，以大家庭的冲突为内部线索，写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没落。作家没有局限于大家庭经济拮据和伦常无序的暴露，而是着眼于封建文化的整体清算；不仅揭示封建文化的腐朽，而且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真金，指明走向新生活的精神力量。《家》对巴金同名小说的改编，有增有减，作了新的艺术创造。剧本以觉新、瑞珏、梅三人的婚姻爱情悲剧为主线，着重控诉宗法制大家庭的腐化和旧式婚姻制度扼杀青春、爱情的罪恶。

263、侍萍
侍萍是《雷雨》中的一个人物。她是旧社会的下层妇女。 她纯朴善良、顽强有骨气，在她一生的遭遇中，集中表现了下层妇女所受的深重苦难。周朴园对她始乱终弃，她投河自尽遇救。三十年来她顽强挣扎生存，嫁给了周家的下人鲁贵生了女儿四凤。她的心愿是女儿决不能重蹈自己的路。当重新遇周朴园后，有骨气的撕碎周朴园想赎罪的五千元支票，决定立即带四凤走。当她知道周萍和四凤的关系后，决定让他们走，走的愈远愈好，并且永远不要回来。她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命运。侍萍身上集中了很多不幸，但她从来不想这些不幸的根源，只是把不幸归于命运，这也是她自己的不幸。

264、分析周朴园这个人物形象
周朴园是一位既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又有封建专制思想的新兴资本家形象。他的性格特征，主要是通过他与侍萍、蘩漪两位女性形象以及他与鲁大海等人物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周朴园与侍萍的关系以及感情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以前一般认为，周朴园从一开始就只是封建家庭的纨裤子弟，他与侍萍的关系充分暴露了他虚伪的本质，他的行为也就是“始乱终弃”的典型，先诱骗了侍萍，后又为了与门当户对的小姐结婚而抛弃了她，只是当他知道侍萍投河自杀后才为了自己的良心而产生了忏悔之情。但现在一般认为，周朴园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受新思想影响的年轻人，也曾有过想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要追求自由恋爱和婚姻的理想，因此，他对侍萍的爱是有过真情实感的，只是同《家》中的觉新等许多封建家庭的子弟一样，性格中也有懦弱的一面，不能与自己出身的阶级彻底决裂，最终又回到封建的阵营之中，背叛了侍萍，也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因此，他对侍萍的思念也不能就说是一种虚伪的表现。而当侍萍出现在他面前时的翻脸，也正是他不敢面对现实，也不想改变自己现状的懦弱的表现。作家通过周朴园与侍萍的关系，主要考察了他的历史，而通过他与蘩漪的关系，则集中展示了他在现实中作为一个封建专制家长的表现。而他与鲁大海，以及与鲁贵等人的关系，又从不同的侧面补充了他作为一个资本家的本质特点。

265、列出对《雷雨》主角是谁的几种不同理解
在《雷雨》中，周鲁两家八个人，谁是这部悲剧的主角呢？谁体现《雷雨》的题旨呢？历来有三种观点：
周朴园。他是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本家，他企图以个人意志建立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剧中八个人的命运都和周扑园相牵连，他是这个家庭悲剧的制造者。
侍萍。其理由是：《雷雨》的戏剧冲突是以侍萍的命运悲剧作为贯穿线索组织起来的。侍萍三十年后在周家客厅中的突然出现，是剧情发展的契机。她发现自己的悲剧正在女儿身上重演。三十年前周朴园玩弄了女仆侍萍，三十年后同样荒唐的周萍又玩弄了女仆四凤。如果三十年前还仅仅是少爷玩弄女仆，那么三十年后的重演却又加进了一个新的因素——兄妹乱伦。侍萍的突然出现引出了这个因素的被发现，使矛盾冲突陡然加剧。而且，对周朴园的罪恶的揭露，以侍萍这一角度最充分、最有力；《雷雨》的破坏性，即作者当时的思想还不十分明确谁是“破坏者”，剧情和环境限制了鲁大海，罢工运动只是副线，鲁大海不能成为主人公，而侍萍作为被侮辱、被损害的对象，她以自己的方式向周朴园作斗争。
蘩漪。在《雷雨》中，作为周朴园的主要对立对象，不是鲁大海，也不是侍萍，而是蘩漪。她在周家十八年，过着与世隔绝的、寂寞枯淡没有情感的生活。周扑园对她仅仅是为儿子作出服从的榜样。他到周萍身上寻找感情的寄托，不惜陷入“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可悲境地。周萍对她始乱终弃，父子两人将蘩漪逼上了绝境，她终于发出了”一个女子，不能受两代人的欺侮“的宣言，作一次困兽的搏斗，蘩漪身上长期遭受压抑的欲望、情感终于形成火山似的喷涌，周扑园所要建立的“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终于因她的“雷雨”爆炸而崩溃了。她以自己的性格力量导演了周家的悲剧，也酿就了自己的悲剧。
这三种观点实质上反映人们对于《雷雨》主题理解和阐释上的分歧。对此，作者又是怎样认识的呢？曹禺作过多种阐释，他曾经说过，写作《雷雨》时“并没有显明地意识到我要匡正、讽刺和攻击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彷佛有一种情感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诽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266、分析曹禺创作的成功及后来创造力的衰退与他的人格心理的关系
《雷雨》等作品的成功以及后来《明朗的天》等作品水平下降，其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如果我们从这个成功与作家的人格心理的关系这一特定的角度出发，就可以发现他从小生活的环境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可以这样说，正因为“家”对于前期的曹禺是一个无法挣脱的梦魇，他才会用几年的时间来构思一部关于家的作品，离家出走才会成为他创作中一再重复的潜主题，他也才会对易卜生、奥尼尔、契诃夫等作家的有关家庭和亲情的作品如此痴迷，才会在自己的作品倾注全付的心血去一再礼赞并不能完全作为社会理想形象的人物（除了蘩漪外，还有仇虎、金子等），才会将乱伦的情感（包括母子乱伦和兄妹乱伦）写得如此细腻和动情。而他在50年代身居高位后反而创作力衰退，则与他完全放弃自己以前的创作个性与适合自己的创作方法有关，也是他个性中处处小心谨慎的一面暴露无遗的必然结果。

267、比较曹禺的《家》与巴金的《家》 
小说《家》以爱情故事为情节发展的主干，作品主要描写了觉慧和鸣凤、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等几对青年爱情上的不同遭遇，以及他们所选择的不同的生活道路，集中批判了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可以说，小说《家》在三四十年代所以能产生积极而巨大的影响，与他的批判性的激进的主题是分不开的。
从小说《家》和戏剧《家》两书的情节结构比较来看，从巴金的小说《家》到曹禺的《家》，我们可以感觉到，书中所表现的重心明显发生了转移，从小说《家》中以觉慧的反抗为中心转向了以觉新、瑞珏、梅小姐三个人物的关系为主要的发展线索。在曹禺的剧本《家》中，曹禺对他(她)们爱情生活的关注与描写的重点，已经主要不是悲剧性内容的揭示，而是努力开掘与发觉内涵的生命力与美。在对小说《家》的改编中，对于小说中觉慧的描写以及她和许多朋友的进步活动都做了适当的删改，小说中如兵变和学潮等细节的描写在剧本中也是作为背景来处理的，之所以进行如此的改编，曹禺也曾说，他在进行剧本构思时，还是比较注重对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人物的发挥，这除了要考虑戏剧体裁的特点之外，还与他对有些生活的不熟悉有着很大的关系。
小说《家》和剧本《家》对开头的描写也存在着差异。小说《家》的开头是写觉慧和觉民在大街上走着，觉民、瑞珏结婚的场面在小说中也不过用了不到一百个字来描写。而在曹禺改编的剧本《家》中，这短短一段描写，却创作了整个第一幕戏，因为这一描写很容易尖锐地表现。剧本改编所要求的关于觉新、瑞珏和梅小姐之间的矛盾关系在那个晚上，两个陌生的人却要突然成为夫妻，那一刻更能够表现他们三人各自的情感。
从小说《家》和戏剧《家》两本书的人物形象的比较来看，为了改编的需要，曹禺在表达塑造人物形象时，像小说《家》中觉慧的朋友张惠如等人都没有出场，对于其它主要人物性格形象的塑造也发生了也许的不同变化在剧本《家》中，觉新这一人物被改编着给予了更多的理解与同情，是他的形象较之小说《家》中的形象有了更为具体的某种明朗的色彩，瑞珏则是改变者塑造的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也是一个典型的女性形象，她更多充满了“纯真”之气，她成了高家选择长孙媳时所有人心目中最为理想的人选，不管是高家所要求的柔顺的长孙媳妇，还是所要求和得来的亲家，显然，瑞珏都比梅小姐理想梅小姐则是一个性格孤僻，不容易和高家姐妹们相处的有脾气的大小姐，这也是改编者根据剧本需要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改编在对小说《家》的改编中，对觉慧和鸣凤两人的爱情，则是投入更大的激情，主人公鸣凤被塑造成一个聪明可爱，比较早熟的女孩子，从小痛苦的经历使她对生活有了自己的看法，晓得什么是压迫，知道前途的无望，而在小说中作为革命青年的觉慧对压迫的感受则不是很明显，直到鸣凤的死给他以及大的刺激，才使得他逐渐成熟起来在改编的剧本《家》中，作者塑造了另一重要形象就是冯乐山，他是现实中一类人的代表，是阴险、伪善的代表。
从小说《家》和戏剧《家》两书的语言对比来看，由于在改编过程中剧本因素的影响，在剧本《家》中，相对小说来说，语言的变化是最大也最为直接的，在改编中全是戏剧化的语言在小说《家》中作者所运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叙述，而在剧本《家》中，则是第一人称，对自、人物的心理描写，性格特征全是通过人物对话表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在小说中用第三人称描写的环境在剧本中成了人物活动的背景由于剧本中的字数要比小说少，语言也需要简练，剧本《家》便有了自己的语言特点一一化繁为简。
总之，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和结构以及语言的对比来看，我们可以看出，改编者并不只是照抄原著中的人物对话，并不是对小说的翻版，它是具有鲜明的戏剧特点，读起来处处动人，看似不忠实于原著，实则细细品位的话是在对原著深刻的理解之上形成的，应该是一部成功的改编艺术作品。

268、如何理解《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等曹禺话剧中的诗意特征？
“诗意”现象，是文体风格问题，也是对曹禺剧作进行整体把握的关键之一。有人认为，从《雷雨》到《王昭君》，曹禺一直在追求“诗与戏剧”的融合，在追求戏剧的诗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