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写社会横剖面，视野转向社会的两极对立。它控诉“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制度。“不足者”与“有余者”的矛盾对立是剧作的基本戏剧冲突。陈白露具有多重复杂性格，这在她与潘月亭、方达生、“小东西”等人物的关系中得到鲜明表现。《日出》采用“人像展览”式的结构方法，用许多人生片断塑造人物，表达主题。全剧以陈白露的休息室和翠喜的卧房为舞台场景，通过陈白露，方达生作为串线人物，联系着人、鬼两个世界。
《原野》的视野转向农村，写农民向压迫者反抗复仇的题材。仇虎生长于“原野”，被囚于“牢笼”，一旦挣脱肉体的镣铐，就爆发出“虎”一样的野性的复仇力量。与焦母的冲突，同花金子的性爱，都充满着原始的生命强力。“父债子还”的封建宗法伦理思想，使顽强不屈的反抗走上歪曲的道路；良心的自责与痛苦导致神经错乱，使他奔突于“心狱”。他的野性反抗没有冲破封建思想的囚牢，最终毁灭了自己，成为一个悲剧英雄。《原野》描写现实题材，主旨却要求充分揭示人物心灵冲突的悲剧。作者借助表现主义手法写人物的精神幻觉，这对主题的表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取得了较强烈的效果。
《北京人》返归作者熟悉的家庭题材。剧本以“争棺”为情节的外部框架，以大家庭的冲突为内部线索，写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没落。作家没有局限于大家庭经济拮据和伦常无序的暴露，而是着眼于封建文化的整体清算；不仅揭示封建文化的腐朽，而且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真金，指明走向新生活的精神力量。这与40年代反思民族文化传统的文学潮流相一致。
《家》是对巴金同名小说的改编，有增有减，作了新的艺术创造。剧本以觉新、瑞珏、梅三人的婚姻爱情悲剧为主线，着重控诉宗法制大家庭的腐化和旧式婚姻制度扼杀青春、爱情的罪恶。瑞珏从新婚到病亡的悲剧，是全剧艺术构思的中心。她是作者继蘩漪、陈白露、愫方等悲剧女性形象之后的又一新的创造。她身上那些东方女性的美德，被作者极富诗意地表现出来。

247、简述《原野》中的仇虎形象的典型意义
仇虎形象的典型意义就在于，作者对其内心深处的矛盾斗争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示，在完成复仇任务之后，却陷入了极度的心理恐慌和迷惘，经过一番苦苦挣扎和自我拷问，最终也没有走出自己的心灵世界，直至自杀身亡。剧本塑造仇虎形象时可谓苦心孤诣。其中富有神秘色彩的环境描写更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戏剧正面表现的，是八年后仇虎逃出牢狱来到焦家报一家两代之仇，而当仇虎来到焦家时，焦阎王已经死去，焦家只剩下瞎眼的焦母，时时渴望逃离焦家的新媳妇，也就是仇虎昔日的恋人花金子和善良的焦大星(焦阎王的儿子)以及无辜的婴儿小黑子。然而报仇心切的仇虎却杀了焦大星和小黑子，表面上的胜利最终为他带来了心灵深处的忏悔和恐惧，导致他在痛苦和悔恨中走向了灭亡。内心的矛盾冲突使得他精神崩溃，无法自拔。仇虎的复仇心理来源于他的悲惨经历，八年前，恶霸地主焦阎王占了他家的地，害了他一家人：活埋了他父亲仇荣，卖了他妹妹，并使他妹妹被活活折磨死，还烧了他家的房子，诬告他是土匪，把他送进监狱，并叫人打瘸了他的腿。仇虎在狱中整整待了八年，当他逃出时，他的整个身心已被复仇这一冲动所异化，仇恨占据了他的整个心灵。仇虎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对复仇过程以及复仇后灵魂深处激烈的斗争的描绘来完成的。
复仇是导致他心理失衡!精神崩溃的缘由，而他最终的心理矛盾冲突得以强化并且致使其走向灭亡则既是情节的高潮，同时也是这一形象塑造达到的高潮。仇虎复仇后内心的矛盾冲突也表现出他良心未泯的一面"虽然复仇体现出了他的恶，但实际上他是徘徊在善恶之间。他的善，主要表现在他与焦大星和小黑子的关系中。仇虎和焦大星曾是好朋友，结义兄弟，他在狱中时，焦大星曾多次看望过他，而小黑子跟他更是无冤无仇。对于是否报仇，仇虎动摇过，徘徊过。仇虎杀人前的矛盾，杀人后的恐惧，自责，深入一步体现出悲剧的成因。

248、试析《雷雨》的结构特点
《雷雨》完美的结构体现了曹禺无与伦比的戏剧天才，是长期以来研究中的重点。《雷雨》包含两个时态的悲剧：过去时态即周朴园与鲁侍萍的情爱悲剧，现在时态即蘩漪、周萍与四凤间的乱伦悲剧。一个长达三十余年涉及两代人的故事要在不足一天的舞台时间内演绎完，这需要高度的剪裁技巧。第一幕一开场，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曹禺的匠心独运。鲁贵与四凤的谈话看来像父女间的家常闲聊，却提示了许多重要的信息，不仅包括他们各自的身份、地位与习性，还揭示出剧中主要人物间的关系、四凤与周萍的情爱、周萍与蘩漪的暧昧、蘩漪对四凤的敌意等，对于舞台上正面展开的情节，这是近前因；而谈话同时透露了鲁侍萍要来周家这个重要规定情境，为揭开现时态悲剧的远前因埋下伏笔。之间再穿插进周冲来客厅寻找四凤、鲁大海来周家见周朴园这样的过场戏，将周冲对四凤的爱慕、鲁大海对周家的仇恨也展现出来。至此为止，剧中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已基本明朗，按下不表的只有鲁侍萍与周家的关系，它将作为后面情节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推动力量而存留。如何使事态在一天之内迅速到达悲剧的终点?曹禺巧妙地利用了现在时态与过去时态交织而成的合力制造情节发展的势能。舞台上正面展开的是悲剧的现在时态，蘩漪、周萍与四凤的情爱纠葛是其中的主线。作为后母的蘩漪渴望抓住是儿子也是情人的周萍，周萍却恐惧父亲权威的威胁，转向下等然而健康的四凤以求获得新生，三个人之间形成的追捕关系不断地将过去的故事卷入其中。先是在周家，蘩漪为挽留周萍支走四凤，叫来鲁侍萍，导致三十年前的悲剧显影，侍萍认出周朴园和亲生儿子周萍；蘩漪尾随周萍到鲁家目睹他与四凤的幽会，绝望中将周萍的退路堵住，致使二人关系暴露，侍萍发现了兄妹间的乱伦关系；回到周家，就在四凤与周萍征得侍萍同意准备远走时，蘩漪叫来周朴园，导致血亲关系及乱伦真相的暴露，发现与突转的适时运用使情节急转直下，迅速抵达毁灭的结局。蘩漪的“雷雨”性格使她成为情节发展中最强烈的推动力量。曹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的情节安排不仅为推动剧情服务，而且时时映射人物自身的性格、心理与情感。
前后照应、左右埋伏是戏剧写作中经常运用的手段，它使结构合情合理，同时又意味深长。《雷雨》中多次提到的那根走了电的电线引起观众的注意，形成一种悬念，当它最后导致四凤与周冲的死亡时既不使人感到突兀，又体现了冥冥中的天意。
《雷雨》的序幕与尾声在演出中通常被删掉，以至许多人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序幕、尾声的舒缓与本事的紧张形成强烈的对比，如果说本事如夏日午后一段离奇憾人的梦，对于观众，序幕与尾声恰好起到了导入梦境与导出梦境的作用。这样，序幕与尾声就如一幅画的框子，使作品与现实隔开，从而得到更好的欣赏。

249、分析《日出》的戏剧结构艺术
曹禺自己说，他写《日出》的时间，决心舍去《雷雨》中所用的结构，不再集中于几个人身上，而想试探一次新路，用片断的方法写起《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如果中间有一点我们所谓的“结构”，那“结构”的联系正是那个基本观念，那第一段引文内“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另外，人们还发现，曹禺在写《日出》时，曾“沉醉于契克夫深邃艰深的艺术里，”“想再拜一个伟大的老师，低首下气地做个低劣的学徒。”据此，历来学者都认定，《日出》的结构是借鉴契克夫戏剧《三姊妹》式的散文化结构，用一个统领全剧的观念，将各种场景和人物事件连缀起来，纯粹取消了习惯上说的戏剧情节。然而，这一切均不完善。除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观念结构要素和契克夫散文式结构要素外，曹禺还说：“我讲过《日出》并没有写全，确实需要许多展开。”但是剧本却“无可奈何的收场”了，他自己承认这是“失败”，“犯了‘倒降顶点’的毛病”。对此，他曾想“写一篇长序，痛快淋漓地发挥一次”，但由于当时中国“这块‘自由土’”，“不准人有舌头”和自己“不大会议论’而未能实现，最后采取了这样一个补救方案：’我在《日出》前面赘附着八段引文”，将“多少欲说不能的话藏在那几段引文里。”这意思是说，《日出》剧本虽然没有写全，但那几段引文却补救了这个缺憾。无疑，在“全”与“不全”、“失败”与“补救”里边包含着结构问题。具体地讲，曹禺在写作《雷雨》时并没有明确地要针贬社会的目的，只是写到后来才隐约感到他在“诽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但当他写作《日出》的时候，便明确地意识到这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已经腐烂到不能自拔的地步。因此，他不仅大声疾呼要埋葬这个社会；愿与这个社会同归于尽；而且还强烈地要求一线光明，要创一个伟大的未来。另外，他还意识到一种新生的力量，即承担埋葬这个社会、创造伟大未来这一历史使命的劳动者。
在谈到剧本的结构时，曹禺还说：“《日出》希望献于观众的应是一个鲜血滴滴的印象，深深刻在人心理也应为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此外，作者在《〈日出〉跋》中多次提到“印象”这一概念。而且在谈到第三幕不该保留的时候，更直截了当地说：“若认为小东西的一段故事和主要的动作没有多少关联而应割去，那么所谓的‘主要的动作’在这出戏里一直也并没有。这里我想起一种用色点点成光阴明亮的后期印象派图画，《日出》便是这类多少点子集成的一幅画面。”这意思是说他要直接呈现给读者的是种种散状式的印象，而读者则可从获取的各种印象中汇聚形成一种观念形态。具体到结构问题上，也可以这样说，印象派的绘画技法和构图方式也是《日出》的一个重要的结构因素。
应该说这种方法，在曹禺构想《日出》时不是原样照搬，而是进行了适当的选择和剔除。印象派画家作画时的主观感受和印象可以看作曹禺构想《日出》时从长期对整个社会感受而得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的观念，由此出发，曹禺选择了最能体现这种观念，而且是不很连惯的细节和场景，并在描绘这些细节和场景时，几乎是近于自然主义的。这里，我们要着重提到剧本第三幕在这种结构形态中的作用。用传统的戏剧眼光去看，《日出》第三幕是与整个作品没有什么关联的一场戏，说它是节外生枝也不过分。但就整个《日出》剧本来说也并没有什么矛盾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等线索。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去强求和责备第三幕的多余呢? 另外，作者在某些具体情景的描绘上，借助印象主义的表现手法，也达到了“用色点点成光影明亮”的效果。如在描写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人们时，多次间杂进打夯工人们的夯声、号子声以及室外强烈的光线，暗示出与这个黑暗的世界形成对照的另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界。这正好体现了印象派画家“把自然界物体在光的不同照射下所表现出来的色彩”，和突出主观印象所感受到的明暗调色板块的构图技法。
总之，印象派绘画技法，契克夫剧本创作的散文式结构法，《日出》剧本前的引文与“损不足以奉有余”的观念，共同组成了《日出》结构的四个要素。

250、试述曹禺的生平及1949年以前的创作历程
曹禺生于1910年卒于1996年（终年86岁，与沈从文同寿），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原名万家宝，字小石。“曹禺”是他在1926年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
1926年（16岁）开始在天津《庸报》副刊《玄背》上连载小说《今宵酒醒何处》，第一次使用笔名“曹禺”。后陆续在《南开周刊》、《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发表诗歌、杂文，以及莫泊桑的翻译小说等多篇。1927年（17岁）参加排演丁西林、田汉和易卜生的剧作。1928年（18岁）担任《南开双周》的戏剧编辑，并开始构思《雷雨》。
1933年（23岁），开始写作构思了长达五年的剧本《雷雨》和毕业论文《论易卜生》。1934年1月，由郑振铎主编，巴金、靳以编辑的《文学季刊》创刊，巴金在靳以那里看到《雷雨》后，主张立即发表，7月，《雷雨》发表于《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当时并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而引起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好评。1935年，由东京帝国商科大学的中国学生译为日文，由留日学生剧团中华话剧同好会于4月27日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首演，郭沫若看后立即撰文《关于曹禺的〈雷雨〉》，大加赞赏。8月17日，在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作国内的首次公演（也是该剧第三次公演），立即引起轰动。 1936年《雷雨》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36年5月，在巴金等到人的鼓励和催促下，开始创作《日出》，6月至9月开始在《文季月刊》第1-4期上连载。8月，应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余上沅邀请，赴南京任教，讲授“剧作”、“西洋戏剧”和“现代戏剧与戏剧批评”等课程。1937年4月至8月，《原野》在靳以主编的《文丛》第一卷第2-5期上连载。 1938年初，随剧校迁往重庆。10月，与宋之的合作改编《全民总动员》（原剧为宋之的、陈荒煤、罗烽、舒群集体创作的《总动员》），当月公演，轰动重庆。1939年春，随校迁往江安。暑假期间，创作《蜕变》。夏末去昆明导演《原野》和《黑字二十八》（即《全民总动员》）。1940年秋开始创作《北京人》，翌年公演。1942年初辞去剧校教职，夏，到重庆唐家沱，创作改编巴金的《家》。1943年8月，为创作历史剧《李白与杜甫》做准备，与友人赴西北旅行，回重庆后以此行的感想创作表现大后方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矛盾的《桥》。1946年，与老舍同时接到美国国务院邀请，经上海赴美讲学，并两次会见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1947年返回上海，后进入上海文华影业公司任编导，写成电影剧本《艳阳天》，自导演。1948年底，到香港。1949年初经中共地下党安排经烟台到北平。


251、蘩漪
蘩漪是《雷雨》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她是一位新旧结合的人物，按剧中的提示，她是一位“受过一点新式教育的旧式女人”，这对于认识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她才既渴望自由的爱情，又无力摆脱家庭的牢笼，甘愿受周朴园的凌辱。在这样一个新旧参半的女性身上，作家有意识地强调了“原始的野性”，而点燃这一野性的火种，就是五四时期所有年轻人都向往和渴望的“爱情”。蘩漪阴差阳错地爱上了丈夫前妻生的大少爷，但这种爱情并没有美好的结果。爱情的破灭使她想毁灭一切。这是一个矛盾的形象，在剧作家笔下表现着鲜明的性格特征。

252、周朴园 
周朴园是《雷雨》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是一位既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又有封建专制思想的新兴资本家形象。他的性格特征，主要是通过他与侍萍、蘩漪两位女性形象以及他与鲁大海等人物的关系表现出来的。他对侍萍的爱是有过真情实感的，只是他性格中懦弱的一面使他不能与自己出身的阶级彻底决裂，最终又回到封建的阵营之中，背叛了侍萍，也背叛了自己的理想。作家通过周朴园与侍萍的关系，主要考察了他的历史，而通过他与蘩漪的关系，则集中展示了他在现实中作为一个封建专制家长的表现。而他与鲁大海，以及与鲁贵等人的关系，又从不同的侧面补充了他作为一个资本家的本质特点。

253、花金子 
花金子，在《原野》中是一个贯穿全剧的人物。她对仇虎那炽烈的真爱，对焦母刻骨的仇恨，对大星的同情怜悯，始终伴随着她走完了全剧。“金子”有着纯真、善良、泼辣、奔放、敢爱敢恨的个性，同时也有着一种长期被扭曲、压抑的“黑色心态”。
金子的悲剧在于:她本身有着一顺纯朴、善良的心。在她的心里，在她那“黄金铺满的地方”的向往里，应该都是美好的。但因为变态的“瞎老太婆”——焦母的干涉、虐待，在她身上滥施封建家长的淫威，使她的心灵长期被压抑、扭曲了。这就构成了悲剧的开端。仇虎的归来，使得她奋不顾身地要走，一起去寻的她梦里见过的地方。但这毕竟是梦，她不知道在哪儿，到哪里去找，一切又是那样地茫然。这就使得悲剧的发展与结局不可避免地产生！

254、陈白露
陈白露是《日出》中的主要人物。她是一个出走的“娜拉”，毅然走出了家庭的圈子，拥抱了整个社会。但生存的压力却使她喘不过气来，她是泥淖中一颗的露珠，魂牵梦萦地渴望拥抱日出，因为只有日出拥有最蓬勃的生命力，只有日出能使她的心灵焕发出使她自己炫迷的光辉。可她那脆弱而短暂的生命又经受不起这理想之光的如此强烈的照射，于是她只好躲在黑暗中，怀抱着理想永远睡去。她最后选择了自杀。她的自杀应该说是“哀莫大于心死”的必然归宿。正是这个人的灵魂的毁灭，提示了血腥的金钱社会对人性摧残的惨烈。

255、简要分析《雷雨》中“蘩漪”这个人物形象
蘩漪是一位新旧结合的人物，按剧中的提示，她是一位“受过一点新式教育的旧式女人”，这对于认识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她才既渴望自由的爱情，又无力摆脱家庭的牢笼，甘愿受周朴园的凌辱。蘩漪虽然是周朴园明媒正娶的妻子，但只是他的第三任妻子（第一任是侍萍，第二任是赶走侍萍后娶的名门小姐），两人只有夫妻之份，并没有夫妻之情，周朴园当着周萍、周冲两个儿子的面逼她喝药的细节就是明证。在这样一个新旧参半的女性身上，作家有意识地强调了“原始的野性”，而点燃这一野性的火种，就是五四时期所有年轻人都向往和渴望的“爱情”。我们也可以看到，蘩漪之所以像几乎所有的大宅院中的姨太太一样阴差阳错地爱上了丈夫前妻生的大少爷，并不是因为她天生的变态，而是环境所迫，在她平时接触的人中，无人可爱。而她从来就没打算走出家庭（在这一点，她实际上并不如娜拉勇敢），也与她是一个“旧式女人”有关，她不愿也不敢走出家庭，一方面是因为她没有自立的能力（这与社会有关，娜拉的教训是很好的前车之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不愿放弃养尊处优的太太生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在蘩漪身上，作家并没有像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品一样，要体现“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她与周萍的相爱，并不是为了反封建，也不是为了追求个性解放，除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对自己丈夫不尊重自己的一种报复。而在她的思想深处，有许多沉重的无法消除的封建思想意识，如她很看重“名分”，即使是与周萍相爱也有一种想摆脱摆不脱的“犯罪感”，对周冲与四凤的相爱，也觉得门不当户不对，自己已经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但仍然用封建婚姻的标准去要求（实际上也就是残害）下一代。蘩漪的种种表现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个人物并不是曹禺理想中的人物，但作家却对她充满感情，特别是对她的身上表现来的“蛮性”的原始力量加以礼赞，则显然与作家自己的人生经历和阅历有关。他从小受到的家庭压制和由此形成的软弱性格，在蘩漪身上，都找到了可以寄托的载体。人总是越缺乏什么，越是希望得到什么。

256、简要分析花金子的性格特征
花金子是曹禺笔下一个独具个性的理想化人物，她的性格与其说是现实生活造成的，不如说是按照作者的理想造就的，金子并非一个现实性的“普通农村妇女”。花金子最能代表《原野》崇尚原始精神的写作意图，她身上满蓄着野性激情和对生命的憧憬，较之仇虎，理性文明给她造成的“精神创伤”少得多了。作为女人的金子身上所具有的野性气息与仇虎相比并不相上下。如果说仇虎充盈着生命力的怪异粗犷的形象如原野中的一头雄狮，那么，泼野、妖媚的金子就是一只美丽而危险的花豹，这只花豹也一样狂野不羁。这个“野地里生、野地里长”的女人，丰沛的生命活力并没有被苦闷的生活窒息，反而在压抑扭曲的环境中更加蓬勃地生发，甚至越发强悍，更加趋近了原始蛮性的人的特征。然而，在与仇虎重逢之前的金子却是过着“死了”一般的日子。金子与婆母暗地里斗争。在这种令人憋气的生活的压抑之下，金子，内心的火山一点点积郁起来，伺机而发。
仇虎的越狱归来正好引爆了这座火山。金子与仇虎炽烈的情爱向来被人们认为:原本不安分的金子被仇虎的彪悍气质所及引，以致一见面就投其怀抱。曹禺自己也在剧中写道，金子对仇虎是出于“肉体的爱恋”而后才升华为“灵性的”—简言之，是性的吸引力。但是细读原作，却找不出充足的证据来明示这一点，曹禺想把金子对仇虎的爱写成“原野人”本能的身体吸引之下原始情欲的爆发，以区别于“文明人”的爱情行为，但我们看到的恰恰是“灵性”居多的“仇花之恋”。金子是那么珍惜人生，并努力使这仅有的一次生命过得幸福自由一点。她几乎是本能地渴求做一个人，她清醒“一个人活着就是一次”，她要好好地活，而“在焦家，我是死了的”。这样的金子爱上虎子—个外表粗犷、内心机敏又本性善良并承诺实现她“飞”的梦想的男子，又怎能说只是“肉体的爱恋”呢? 金子以蛮性判处了文明教化的死刑，她的“真人”本性更体现在杀人之后不会有仇虎式没完没了的罪恶感。实际上，束缚着仇虎走出黑林子的道德良心等“铁镣”缚不住花金子。让仇虎无法释怀的杀人、私奔在金子看来也不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值得深思的是，金子作为剧中最“原野”的人，却以逃离原野剧终。野地里成长的她向往的是一个非原野的“黄金铺的好地方”。金子出逃与仇虎之死是否表明了野性与文明的双向死亡?曹禺对野性的激情礼赞变成了对野蛮文化的一曲挽歌，呼唤原始力的动情之作，无奈中刚好走向它的反面——金子走了，她抓住的第二根稻草仇虎终究也是自身不保，她只有一个人负着重任，也怀着憧憬走了。仇虎的仇恨还会折磨金子多久?她外出寻找希望又会碰得怎样的头破血流?一切都让人不敢深想。综上所述，《原野》不但塑造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女性形象，而且相对于“表现原始的力”的剧作主旨而言，真正能作为“真人”化身的，不知不觉间还是身为女人的花金子——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曹禺对女性始终如一的关注与崇敬。

257、简析《日出》的思想艺术特色
《日出》没有传奇性的故事。学生出身的交际花陈白露，住在大旅馆里，靠银行家潘月亭的供养过着夜生活。童年和学生时代的好友方达生闻知她堕落了，从家乡跑来"感化"她，让她跟自己结婚并随自己回去。但对社会和恋爱家庭生活都已失望的陈白露拒绝了他。此时同楼的孤女"小东西"为了逃避蹂躏闯到她的房间，她虽全力救助，但终于还是被黑帮头子金八手下的人卖到妓院里，不堪凌辱而死。潘月亭也被金八挤垮，银行倒闭。陈白露慑于黑暗之浓重，看不见出路，黯然自杀。方达生则表示要与黑暗势力抗争，迎着日出而去。
《日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比《雷雨》更成熟，更显露了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作者利用陈白露的"休息室"和翠喜的"宝和下处"有限的空间，召来了三教九流，全声色地表现了魑魅魍魉盘据的旧世界，揭示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剥削制度的本质，因而使《日出》既有鲜明的时代性，又具有深广的历史内容。在艺术上，作者"试探一次新路"，他舍弃了《雷雨》中"太象戏"的结构和"用的过份"的"技巧"，采取了与表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横断面的描写"。用"片断的方法"，用"色点点成光彩明亮的后期印象派图画"的技法，写出"社会的真实感"，因而《日出》具有纪实性的特点，开放、真切、自然。人物形象的刻画，仍是《日出》最成功之点。对于陈白露和李石清，作者主要是写他们性格的复杂性、内心的激烈冲突和他们被窒息被毒化的心灵历程。而对胡四、顾八奶奶、张乔治、福生等形象的刻画，则是着眼于他们性格的主要特点，用夸张、重复、强调的手法，使它更突出，更鲜明，如：胡四的"贱"、顾八的"俗"、张乔治的"洋奴相"。翠喜的刻画体现了作者主观的感情与客体描写高度有机的融合。他写出了一个老妓女的职业特点、生活习惯、人生哲学和感情表达的方式，没有人为美化她，但却写出了与粗俗的外表形成对比的"一颗金子的心"，使这个悲剧形象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258、简析曹禺剧作中的死亡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