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报》在政治上坚持抗日，在抗日救亡高潮中，《立报》主张“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积极报道各界就往组织的活动，多次报道八路军的战绩，曾详细地介绍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七君子”事件等。
《立报》在业务上也有许多独创，它取精编的原则，简单扼要但重大新闻无一遗漏。创刊不到半年，销量已超过10万份，到“八一三”抗战时，销量已达20万份，创当时中国报纸销售的新纪录。
1937年11月25日，《立报》因上海沦陷停刊。停刊社论严正声明:“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1938年4月1日，《立报》在香港复刊，1941年12月24日终刊。
10.《新民报》
1929年9月9日在南京创刊。创办人陈铭德、吴竹似、刘正华等。社长兼总经理陈铭德，总编辑张友鸾，经理邓季惺。
九一八事变后，《新民报》及时报道时事消息及百姓抗日的热情，由此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1937年7月改组，成立南京新民报社股份有限公司，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兹任董事长。
1938年1月15日迁重庆出版。
1941年11月1日《新民报》增出重庆版晚刊，1943年6月18日出版成都版晚刊，1945年2月1日增出成都版日刊。成都重庆两报社总主笔均为罗承烈。主笔有赵超构、张恨水、张慧剑、张友鸾的等，时称“三张一赵”。
迁到重庆后的《新民报》，版面由过去的对开两张，改为4开1张。言论立场为“中间偏左”，重视副刊，讲究编排与标题制作。其副刊由张恨水及张慧剑主持。
成都重庆两社4报成为国统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11.十年内战时期的《大公报》
《大公报》从1926年由新纪公司复刊开始，发展十分迅猛。
1936年4月创办了上海版，同时发行于津、沪两地，成为有影响的全国性大报。其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注意形成自己的办报特色及新闻特色；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
在事业发展的同时，《大公报》在政治上开始出现了亲蒋趋势，在九一八事变中，追随蒋介石，大力宣传“缓抗”，在西安事变中，《大公报》也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奉蒋介石为“国家中心”，批评、谴责东北军，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对共产党、红军既作过一些客观报道，也作过一些攻击和诬蔑。在皖南事变中，更是明显地体现了大公报的亲蒋立场。
但从抗日救亡的角度来说，《大公报》还是起到非常积极的舆论引导作用的。
1938年10月中旬《大公报》由汉口迁往重庆。重庆版的《大公报》的总编辑是王芸生。在此期间，《大公报》发表了许多坚持抗日救国的立场、反对妥协投降、揭露国民党人腐败行径的言论。重庆版《大公报》一直到1952年8月4日终刊。
1941年5月15日，因为《大公报》在中国新闻界的成就，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评选《大公报》为最佳外国报纸，赠予荣誉奖章，并在奖状中给予高度的赞扬。
第十部分

第三节.“九一八”前后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事业
1.邹韬奋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杰出的新闻出版工作者、报刊评论家。在办报活动红，他从一个杂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坚决反帝的爱国者，最后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他青年时受梁启超、黄远生作品的影响，立志做一名新闻工作者。
他从1926年接办《生活》周刊开始他的新闻生涯，1944年因病去世。前后18年时间，曾主持创办过《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大众生活》（香港版）等多种刊物。他创办的“生活书店”在全国拥有56处分店。他的思想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接受了社会主义的观点。其间三次流亡、一次入狱，但始终坚持真理，为新闻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经历和生命。
2.邹韬奋的办报经历
1《生活》周刊
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1925年10月在上海创刊。
1926年由邹韬奋接编，从此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进行了不断的改革。
此刊的宗旨以九一八事变为界，有较显著的变化。此前，邹韬奋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出发，主张开明政治和振兴实业，在此思想的指导下，《生活》周刊以“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为宗旨，强调为民主说话，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有趣味有价值的报道内容。他的小言论写得很有特色，很受读者欢迎。
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两年间，发行量大增。因时局变化，1929年第5卷起，《生活》周刊渐以重职业教育变为以时事政治为主要内容，开始将“主持正义的舆论”，引导读者关心政治作为刊物的宗旨。
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的思想开始出现社会主义倾向，此时的《生活》表现出坚定的抗日立场，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抨击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生活》还发表大量的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数次发起为支援抗日武装力量捐款的号召。《生活》的立场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发行量不断上升，打破当时杂志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1933年，生活出版合作社成立，《生活》周刊由该社出版发行。《生活》的反帝爱国立场，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敌视，邹被列入暗杀名单，被迫出国开始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于同年12月16日被国民党查禁。
2两年的流亡生活，使邹韬奋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了比较，这是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看清了世界大势，看到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也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出路。
1935年邹韬奋回国，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
《大众生活》创刊于1935年11月16日。邹韬奋主编。在创刊词中，邹韬奋以“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为指导思想。
创刊后不久，“一二.九”爱国运动爆发，《大众生活》积极报道了这一伟大的运动，这个时期，《大众生活》的发行量高达20万份，再破当时期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1936年2月19日，《大众生活》被国民党当局查封。邹韬奋避走香港，这是他的第二次流亡。
3邹韬奋流亡香港期间，在港创办了《生活日报》和《生活日报星期增刊》。
《生活日报》1936年6月7日创刊于香港，邹韬奋任社长。
《生活日报星期增刊》与之同时出版。
该报大力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反对内战。为扩大该报在全国的影响，根据中共南方组织的建议，《生活日报》在出版55天后自动停刊，拟迁上海。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未能在上海复刊。
④虽然《生活日报》未能在上海复刊，邹韬奋将《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改名为《生活星期刊》在上海出版，继续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生活星期刊》于1936年8月23日创刊。周刊。邹韬奋主编兼发行人。同年11月22日，邹韬奋和上海救国会的六位领袖一同被捕，引起全国震惊。即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邹入狱后，《生活星期刊》由金仲华主编，坚持原刊发行宗旨。同年12月23日发行至第28期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⑤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邹韬奋于8月19日创办了《抗战》3日刊，大力宣传全面抗战。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该刊迁至武汉。
⑥1938年7月7日，迁到武汉的《抗战》与李公朴主办的《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3日刊。邹韬奋任主编及总发行人。
1938年10月，《全民抗战》迁到重庆出版。
1941年2月22日“皖南事变”后，《全民抗战》被查封。邹韬奋第三次流亡。
⑦1941年5月流亡香港期间，邹韬奋复刊了《大众生活》周刊，香港沦陷后，他离开香港，1942年11月进入苏北革命根据地。
1944年病逝。
3.邹韬奋的贡献和评价
邹韬奋自接办《生活》周刊到逝世，一直从事报刊出版事业。他最突出的办报作风是热心为读者服务，立足于大众立场。在他一生的新闻活动中，始终是以读者的利益为重心来进行报刊活动。
在报刊经营上，邹韬奋也同样以维护大众利益为准则，对于骗人、害人的广告、一概拒绝登载，他认为广告业和言论新闻一样，是要向读者负责的。
他逝世后，毛泽东曾为他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4.范长江
中国现当代著名记者。
1933年下半年开始为《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和《大公报》撰稿，从此开始他的新闻生涯。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范长江向《大公报》提出申请:以旅行记者的身份，到中国的西南、西北进行考察，同时为《大公报》撰写通讯。这次考察历时10个月。他追踪红军足迹，把旅行见闻以通讯的形式陆续发表在《大公报》上，首次公开报道红军长征，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这些通讯后由《大公报》集结成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发行。
1936年夏，范长江回到天津，成为《大公报》的正式记者。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范长江为了解真相，不惧危险，到了西安。经周恩来引导到延安采访。在延安，毛泽东与范长江彻夜长谈。这次采访，使他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返回上海第二天，即1937年2月15日，他就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接着又发表了《西北近影》、《陕北之行》等系列通讯。范长江的这些通讯打破了蒋介石的新闻封锁，向广大读者介绍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真实面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形象，宣传了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通讯后来与其它通讯一起汇编成《塞上行》一书。
5.范长江通讯的特点
范长江的通讯不同于一般的旅行通讯，它主要以政治局势为报道对象。
他的作品能在当时产生强烈的影响，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范长江敢言人所不言，能见人所不见，他以高度的政治敏感与新闻敏感，使其报道的内容既富有时代特征有别开生面，他以公正的态度、独到的见解为读者提供了新的未知领域——中国工农红军的所在地延安，并使读者认识到了陕北延安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
他的通讯的另一个特点是笔触细腻生动、文史功底深厚。他在通讯中，博用典故，广引诗文，历史与现实交融，时代的脉搏仿佛震响在历史的长廊中。范长江的通讯令读者了解新闻事实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作者文采的飞扬。
6.史量才
1908年担任过《时报》的主笔。1912年10月，从席子佩手中购得《申报》。1927年买下《时事新报》绝大部分股权。1929年又购进《新闻报》的大部分股权，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报业资本家。
史量才历来主张报纸不与任何党派发生关系，在政治斗争中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出于爱国热情，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申报》也因此一改过去保守、谨慎、中立的态度，转向积极抗日，发表了许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文章。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史量才发起组织了“上海地方维持会”，并发动各界积极捐款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及救济难民。
由于史量才主持的《申报》及积极主张抗战，反对内战，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史量才也因此遭到蒋介石的嫉恨，蒋介石亲自下令谋划刺杀史量才。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从杭州养病返沪的途中，被军统特务枪杀。这一事件发生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上海5000多人参加了史量才的追悼会。
7.十年内战中的《申报》
在史量才的主持下，这一阶段的《申报》不仅在政治上明显地趋向进步，在业务上也有显著的改革与发展。主要在于:
1        从报纸的版面与内容上实行改革；
2        开办各种社会文化事业，为读者服务，为社会服务；《申报》创办了《申报月刊》；开办申报流通图书馆；创办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业余实习学校和妇女实习学校；出版了《申报年鉴》、《申报丛书》；还出版了中国国内最早的《中国分省地图》；还有影响最大的副刊改革。
3        对副刊《自由谈》的改革
《申报》副刊《自由谈》创办于1911年，属中国报刊中创办时间最长的副刊之一，过去一直是“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派”的大本营。从1932年12月1日起，史量才特聘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青年作家黎烈文，代替原主编周瘦鹃，开始了《申报》的副刊改革。
黎烈文思想倾向进步，报纸办得非常有活力而且品种齐全。散文、随笔、速写、评论、翻译无所不有。其中尤其是针砭时弊的杂文最受人欢迎，当时左翼作家鲁迅等每隔两三天发表一篇化名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并因此“引来了杂文的全盛时期”。
此时的《自由谈》成为左翼作家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揭露黑暗统治的重要阵地。《自由谈》于1935年11月被迫停刊。
8.《民生报》
1927年，成舍我在南京创办。这是成舍我创办的第二份小型报。
《民生报》最初日出4开一张，后逐渐增加到日出4小张。
《民生报》版面生动活泼，内容短小精悍，并以电讯快捷、言论公正、敢于批评时政受读者欢迎。在南京的发行量比《中央日报》还要高。据成舍我自言，《民生报》不仅是当时南京“第一份小型报”，“也是民国政府统治下首都最早的一份民营报。”
《民生报》创办了近8年，1934年7月，因该报登载了揭发汪精卫部下贪污渎职一事，触怒了汪精卫。《民生报》被封，成舍我也因此被拘禁40余日。出狱时，南京宪兵司令部出示五项条件，勒令其遵守。
成舍我出狱3天后，汪精卫的部下劝他向汪请求原谅，如此则五项条件全部取消，《民生报》也可恢复出版。早到成舍我的断然拒绝。
9.《立报》
成舍我结束了《民生报》的一切业务后，东走上海，与上海同业朋友重新筹划集资创办报纸事宜。
1935年9月26日，中国著名的小型日报《立报》在上海出版。社长成舍我，张友鸾、萨空了先后任总编。资本全部出自以新闻为职业的同人。
成舍我强调，不与任何党派发生经济关系，不招官股、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津贴。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保证“立场坚定，态度公正”的办报基本原则。
《立报》出版前，曾公布发刊要旨:携带方便、印送迅速、内容丰富。出刊时，提出了“报纸大众化”等口号及编辑方针。
《立报》在政治上坚持抗日，在抗日救亡高潮中，《立报》主张“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积极报道各界就往组织的活动，多次报道八路军的战绩，曾详细地介绍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七君子”事件等。
《立报》在业务上也有许多独创，它取精编的原则，简单扼要但重大新闻无一遗漏。创刊不到半年，销量已超过10万份，到“八一三”抗战时，销量已达20万份，创当时中国报纸销售的新纪录。
1937年11月25日，《立报》因上海沦陷停刊。停刊社论严正声明:“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1938年4月1日，《立报》在香港复刊，1941年12月24日终刊。
10.《新民报》
1929年9月9日在南京创刊。创办人陈铭德、吴竹似、刘正华等。社长兼总经理陈铭德，总编辑张友鸾，经理邓季惺。
九一八事变后，《新民报》及时报道时事消息及百姓抗日的热情，由此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1937年7月改组，成立南京新民报社股份有限公司，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兹任董事长。
1938年1月15日迁重庆出版。
1941年11月1日《新民报》增出重庆版晚刊，1943年6月18日出版成都版晚刊，1945年2月1日增出成都版日刊。成都重庆两报社总主笔均为罗承烈。主笔有赵超构、张恨水、张慧剑、张友鸾的等，时称“三张一赵”。
迁到重庆后的《新民报》，版面由过去的对开两张，改为4开1张。言论立场为“中间偏左”，重视副刊，讲究编排与标题制作。其副刊由张恨水及张慧剑主持。
成都重庆两社4报成为国统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11.十年内战时期的《大公报》
《大公报》从1926年由新纪公司复刊开始，发展十分迅猛。
1936年4月创办了上海版，同时发行于津、沪两地，成为有影响的全国性大报。其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注意形成自己的办报特色及新闻特色；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
在事业发展的同时，《大公报》在政治上开始出现了亲蒋趋势，在九一八事变中，追随蒋介石，大力宣传“缓抗”，在西安事变中，《大公报》也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奉蒋介石为“国家中心”，批评、谴责东北军，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对共产党、红军既作过一些客观报道，也作过一些攻击和诬蔑。在皖南事变中，更是明显地体现了大公报的亲蒋立场。
但从抗日救亡的角度来说，《大公报》还是起到非常积极的舆论引导作用的。
1938年10月中旬《大公报》由汉口迁往重庆。重庆版的《大公报》的总编辑是王芸生。在此期间，《大公报》发表了许多坚持抗日救国的立场、反对妥协投降、揭露国民党人腐败行径的言论。重庆版《大公报》一直到1952年8月4日终刊。
1941年5月15日，因为《大公报》在中国新闻界的成就，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评选《大公报》为最佳外国报纸，赠予荣誉奖章，并在奖状中给予高度的赞扬。
第十一部分

第九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新闻事业
第一节.抗战初期国统区的新闻事业
1.《救亡日报》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是国共两党联合创办的一张宣传抗日救亡的报纸。
1937年8月24日创刊，由27人组成编委会，由共产党人、国民党人以及其他抗日人士。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
从整体上说，报纸是在进步力量的主持下进行工作的。它在整个办报过程中，始终坚持团结抗战的正确方向。为办好报纸，在报社工作的人一律不拿工资、不拿稿费，许多社会名流也纷纷为它义务供稿。
这份报纸突破了当时一般报纸的格调，不登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的消息，而以专稿、长稿、评论、特写及文艺作品为主，因此当时被称作“报纸杂志化”。
由于该报坚持抗战的旗帜鲜明，同时常登载精辟的战局分析和占地采访，所以深得广大读者的喜爱。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救亡日报》出至22日停刊，迁往广州，广州沦陷后在桂林复刊。它始终保持革命立场，宣传抗日，同时办出了独特的风格，真正做到了周恩来为报纸制定的宣传方针。成了各界人士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
2.《抗战》三日刊
1937年8月19日创刊，邹韬奋创办并主编。
在创刊号上表明其宗旨“力求适合抗战紧急时期的需要”。
该刊系统报道国内外时事并作出评论，注意反映人民群众在抗战时期的呼声，曾刊登过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报道过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等人关于抗战的通电及文章。
该刊每期的《战局一览》和战地通讯很受读者欢迎。
上海期间，还出版过6日1期的《抗战画报》。
同年9月，由于租借当局施加压力，《抗战》从第7号起改为《抵抗》三日刊。
11月，宣布迁武汉出版，并恢复原名。
《抗战》三日刊与《生活》周刊、《大众生活》一脉相承，一注重读者、服务受众为办报准则，同样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1938年7月7日，武汉《抗战》与李公朴主办的《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邹韬奋任主编和总发行人。
3.《大公报》汉口版
创刊于1937年9月18日。
1938年，王芸生从香港绕道汉口，任编辑部主任。上海《大公报》的一部分工作人员也来到汉口。
汉口《大公报》多次发起救济受伤将士的运动，报社声誉大增，报纸发行量达5万多份，创武汉报业发展史发行之最。
1938年10月17日，汉口版《大公报》发表休刊移渝声明。次日，全馆人员和大部分器材设备运往重庆。
4.《群众》周刊
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第一个刊物。
1937年12月11日在武汉创刊。由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实际主持人为徐涤新。以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及抗战路线为宗旨。
武汉沦陷后停刊，同年12月在重庆复刊，抗战胜利后，迁上海出版。
1947年3月2日停刊。
5.《新华日报》
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大型机关报。
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武汉。开始由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1939年1月后改为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华岗。该报设编辑委员会。对开4版，每日有社论。
《新华日报》在武汉期间最重要的功绩是宣传了持久战的思想。发表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文章。还根据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基本观点，发表了许多社论，批驳“亡国论”与“速胜论”的错误论调，说明了抗日战争的前途，坚定了国统区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在武汉新闻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该报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向国统区人民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光辉战绩，同时也如实报道国民当局对在台儿庄战役及其他战役中的英勇奋战的精神。《新华日报》这种真诚的态度，赢得了国统区人民的信任，扩大了党在国统区的影响。
武汉阶段的《新华日报》由于受到王明路线的影响，因此，也宣传过右倾投降主义思想。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判和纠正了王明的错误。此后，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兼任《新华日报》董事长，该报开始在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领导下进行工作。此时，武汉形势日趋紧急，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决定将《新华日报》分批迁移:一部分留守武汉，一部分迁至重庆，另一部分迁往西安。
1938年10月24日夜，日军已逼近武汉市，《新华日报》仍坚持出报。25日清晨，《新华日报》出版了侵略军占领武汉前的最后一期报纸后，工作人员撤离，届时，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进入市区。
6.“青记”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支持下的国统区合法的新闻记者团体。由范长江、羊枣、夏衍、恽逸群等人发起创办。
1937年筹备于上海，前身是上海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938年3月30日在汉口正式成立，这是武汉新闻界的一件大事。
“青记”是一个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新闻记者组织，它团结了全国广大进步记者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同时，还推动了新闻业务的研究。
总会创办的《新闻记者》月刊，由范长江主编，是一份有较大影响的新闻刊物。
1941年总会被国民党重庆当局查封。
7.“国新社”
国际新闻社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公开合法的新闻通讯社。以“青记”成员为骨干，筹备于武汉，1938年10月20日成立于长沙，后迁到桂林，公开对外发稿。11月在桂林成立总社，香港原有的国际新闻社成为桂林总社的分社。同时在重庆设立了国新社办事处，成为正式向国内外发稿的全国性通讯社。
该通讯社的主要创办人和负责人是范长江、胡愈之等。
国新社的政治主张是抗日和民主，在抗日战争的各个时期，该社的主要业务是向大后方的报刊和海外华侨报纸发送新闻通讯和专稿。
在抗日宣传报道上，国新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新社桂林总社和重庆办事处被查封，香港分社坚持到香港沦陷后才停止活动。
第二节.国统区新闻界的联合与斗争
1.国民党新闻统制的加强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更加强了法西斯的新闻检查。抗战一开始，，国民党当局就实行了“战时新闻管制”。
1938年7月，国民党颁发了《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与此同时，还颁发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规定“原稿审查”制。但是对外不对内。
1939年5月，国民党颁发了《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
1943年4月始，陆续颁布了《非常时期报社通讯社杂志社登记管制暂行办法》、《非常时期军办报社通讯社杂志社登记管制暂行办法》、《国民军事教育新闻发表标准》等。
1944年6月，颁布《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
1939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式成立了“战时新闻检查局”，各省市成立了新闻检查所，主要县市成立了新闻检查室。至此，图书杂志的审查和新闻检查几乎遍及一切重要城市。
2.《新华日报》重庆版
㈠《新华日报》重庆版反对国民党新闻检查的斗争
《新华日报》在汉口坚持出版到沦陷的最后一天，即1938年10月25日。同一天，由于周恩来等事先做好了准备，部分先迁至重庆的《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出版了重庆版《新华日报》。其间，由吴克坚、章汉夫先后任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