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解释：意识形态并非由统治阶级加诸被统治阶级之上，而是一个实践中不断被复制与重组的过程，也就是人们思考、行动及了解自身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过程。（意识形态＝过程？难以理解）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P155－156人在认识过程中随时受到现存的各种思想体制的制约和束缚，人的主体是一个受到各种限制的、早已由一系列对世界的表象系统所决定了的“屈从体”。主体觉得自己是自我满足的，觉得自己在直接把握现实，但这些都是“想象”的结果。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个人同他的存在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表现。（意识形态＝表象？通吗？）P159
汪丁丁《回家的路》：所谓主流意识形态，就是那些与权势、利益、名声和文化主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宏伟叙事”。社科98年版34页
 
关于广告的意识形态分析P159－160
 
布尔迪厄：一切形式的统治都建立在不知情之上，也就是说，被统治者是同谋。《自由交流》53页
 
福柯：纪律是权力的一种类型和操作形态。两种社会控制纪律的模式，一是纪律封锁，是禁令、栅栏、等级化、分离化，是传播的断裂。另一种是纪律机制，是监视技术的多样化和交叉，是控制的软性方法，功能性的权力实施技巧，“只要由注视的目光就行了。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行自我监视。……在现代权力技术中，注视占有重大的地位。”P166《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97年版158页
 
用福柯的理论说明电视是一种监视系统P169－170
 
权力生产真理，权力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P167
在一个媒介化过程中，权力和媒介的结盟为了通过象征权力的表现去生产真理，随着真理的再生产显现了权力的本性。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纪律机制，而是产生幻想、诱惑、敞视。电视是一个“组织机器”，成为“被颠覆的敞视”，从而实现了电视的象征权力功能。
事实上，从观众的角度而言，对丰富而完整的知识渴求，可能永远被挑逗、被耽误、被延迟。电视的功能就在挑起观众的欲望，它承诺的是放在遥远的未来，但是它的策略却是让我们在满足欲望的期盼中进行永无休止的消费。……传播成为权力认可的仪式，传播的话语规则体现了话语的社会结构，表明了谁可以讲话，可以讲多少，可以讲什么，以及在什么场合讲。传播所产生的意义和快感本身成为社会权力的形式，它行使监督的权力，揭露世界的权力，侦察人民的秘密的权力，监视人类行为的权力。……自相矛盾的是，权力可以因此而使人民从使他们臣服和顺从的自身力量中解放出来。P170－171
人类科学生产出的知识和真理，在某个层次上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这与它们被用以约束和规范个人的方式息息相关。……不仅传播行为与人的内在生存逻辑相一致，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知识的制造和传播批准了权力的行使，并使其合法化。P171
 
结构主义语言学宣告了人的主体性的终结。不仅语言是被结构的，而且人的意识和观念也是被结构的。它在一定意义上借用了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概念：多重决定论。这使得结构主义不是一种意义的理论，而是一种组织逻辑的理论，是反历史主体的。P173而符号学重新把人的主体性放在结构当中，它考虑到了语言本身的转化和人的伦理反思的可能性，倾向于主体的决定作用，符号的意义成为多变的和可转化的，意义成为争鸣和论战的场所。但是，符号学没有意识到意义不是符号本身的一种特质，而是可以将符号置于其中的各种社会关系的一种特质。P175
 
博德里亚（法国学者）提出“激进的符号技术”，形容社会符号化过程产生了社会、文化、经验和主体性的新形式，整个社会进入一种符号化再生产状态。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衍生扩展的符号体系，瓦解了真实与非真实的界限，模拟秩序逐渐消除实在与表象、客体与符号、能指与所指、客观实在与技术干预之间的界限，事物有其形无其实，影像本身就是虚拟的实在。“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用符号来使实在消失并掩盖它的消失。艺术和传媒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它们也都不能逃脱同样的命运。”（《完美的罪行》，商务00年版10页）P175－176
 
结构主义是静态分析，随着以德里达为首的解构主义学术思潮兴起社会背景再次走上前台，除了社会政治秩序、婚姻家庭秩序和伦理道德规范以外，还包括创作习惯、接受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民族性格。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打开了所有封闭的文本，各方面之间的对话成为阐释传播行为的依据和出发点。P176
 
电视展示事件，推波助澜，让新闻主题向戏剧化发展，重在感情冲击；报刊让读者思考，提出新闻主题的发展背景和可能前景，重在理解；广播主要是对新闻主题进行综述和解释，使人能够想象和理解。
大众媒介对社会起着结构化的作用。所以，对信息的认知、社会环境氛围、公共舆论定势、政治宗教信仰、文化功能状态和社会制度革新等内容，成了传播学研究的指涉对象。P180
 
电视生产是一种制度（看来应指中国）建置，以制度化的方式运营着，并且传达着主持运营者的意向，以这种意向影响着社会。电视摄像机不是客观世界的复印机，剪辑更不是无意图编码，电视作品无疑是一种选择化、功能化、价值化的文化产品，通过规范的传播系统，日常化地介入观赏者的经验领域，按照它的安排看什么和不看什么，想要摆脱它的支配几乎是不可能的。P181有一些电视的基本节目程序和场面调度，除了被呈现的内容风格以外，还有被强调和被忽略的信息，我们还要问：这个节目之内有什么东西被视为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P182总是有固定的栏目向我们重复故事和观念，而不是为了向我们提供知识。电视属于回归的流派，回归到我们已知的事情。广告和新瓶旧酒式的电视节目不断的循环。我们称之为真实的东西，要依赖我们的传感系统，依赖信息的开放程度和我们之间的关系。P184
 
真实问题。真实的效果要看它的对象，真实效果不是通过客体，而是通过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和接受者双方之间的关系来完成的。真实可能把冗余信息、一致性、舆论倾向这些已经进入想象关系的内容予以裁剪。利奥塔说：“真实总是以原告为条件。”真实对现实的切入会带来冲突和永无休止的争论。赤裸裸的不一定是真实，但真实肯定是赤裸裸的。很难说所有的信息都是原汁原味，没有什么信息不被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权力切断、检查和化装。P184－185
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一次新闻记录的过程，都有可能是失真的过程。更何况很多事实，在它发生过后一秒钟，真相就已经变得扑朔迷离，例如40年前美国总统肯尼迪之死。P200
关于新闻真实的社会学维度P351－352
 
新闻不是一门类似于数学那样的纯科学，它揭示了一种实用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关系或力量的评估指引着新闻的内容。P187
 
关于新闻的运作认识，包括真实性、客观性、新闻价值等等P209－230新闻传播如何变成了策划业务P228
 
决定消息的种种因素P188
 
反复播放的节目预告虽然可能缩短节目播出时间，但可以从心理上保证在受众身上榨取最后的“剩余价值”。P186
 
康德式的记者职业伦理是不现实的。当今记者的职业伦理应该是笛卡儿式的，搁置所有的知识，着手特殊而确定的事例，然后系统地进行演绎，就是在不同的意图和倾向中妥协。换句话说，是要把握一种“类”的本质，在追求真理的昭示下追求公认的判断，向知识、理性、必然性看齐。这里注意两个概念：1，新闻不是科学，而是一门艺术。原来意义的再现永远不可能存在，记者只是在解释当中自然流露相应的价值判断，用有利于信息接受者和信息阐释者的方式来介绍信息。信息在于区分，不在于煽情（这句话什么意思？）。2，开放性观念。“我们都熟知这条规律：任何一个新闻机构甚或一种表达方式，越是希望触及广大的受众，就越要磨去棱角，摈弃一切具有分化力、排斥力的内容”。（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辽宁教育00年版51页）
 
撇开传播机制的各类操作成本不谈，仅仅按照传播效率法则，最具有传播力的信息，不是最复杂的信息，而是被简化的信息。P188－190
 
对经验来说，事实顺序是第一位的；对意义来说，逻辑顺序是第一位的。P190
 
电视批评。看电视与人们的阅读经验不同，阅读可以自行控制，而视网膜则是电子束的直接扫描目标，观众是视听的俘虏。电视传播环境本身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渗透到现实生活中：1，传播内容成为日常生活的标志性印记。惟有可以传播的东西，方被视为现实。历史掠影的大事记，都不得不采用媒介记录的素材作为凭据。2，日常生活内容按照传媒显现的方式进行，尤其在流行文化领域。3，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安排和某些事件的产生，一开始就考虑到传媒表达的可能性。P191－192大众传媒在公共生活中的组织功能和仪式作用越来越突出，尤其在时间选择和形式方面的设计，都是有规则的。P193
大众型传媒与新闻事件的同谋关系制造景观效果，精英型传媒是要建立知识形象的参照系，这类传媒与新闻事件的同谋关系是靠评论。稀释手法、距离效果等维系。P213
 
大众传播的流量状态对人和环境的影响无所不在，成为人对现实的感知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来源，传媒产生的效果在日常生活中留下了痕迹。P193－194
 
在场与符号。信息传播的符号运作中，没有什么东西是直接在场的，人们不可能认识任何在场的东西。我们通过那些本不属于在场概念的特征给予在场这个概念，才能理解在场的意义。这就是说，受众在接受到信息传播符号时，他理解的符号来自于他的选择，而纯而又纯的“在场”概念是不存在的。没有任何东西直接呈现在眼前，我们只有通过符号系统才能达到它，所有理解和认知都是严格地用符号来传递，我们所面对的永远只是这个世界的再现。结果，在场被不在场规定。P196
被媒介化的事件经常被套入已经具备时间和空间框架的形式，而社会的时空架构携带着自己的标记来为它们在事件中的性质和形式定性。P197
 
传播的社会基础是不平衡的，会产生难以理解和误会的风险，比如对事件的“直播”或“现场”转播，需要对现场不断重新制作，用符号取代现实，借助操作的双重性来延宕现实的运作，如战争中的技术模拟，逃避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距离。P198
 
人们是在不知不觉中监控着社会环境，以便根据周围的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期望和行为，透过在场的自我呈现来发展和他人的社会关系，并赋予相互期待的社会角色。而社会能动者为推动社会发展，会透过“框架”的尺度界定出社会情绪，打造集体认同，以及创造、阐释和转化的机会。
 
法国人埃文•戈夫曼（E.Goffman）的“社会框架”概念P198 多数情况下我们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李普曼）P212
 
视听传播改变了传统的语言结构。信息的视觉化简化了信息传播的循环成本，影视文化的普及和互联网的问世，更使当今世界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景观的世界，一个越来越视觉化的世界。大众传播不仅要说，要展示，而且要让人看到。视听传播对媒介系统的表意功能发生了重大影响，改变了传统的语言结构。现代传播技术构成了人类新的经验和新境界，人们没有耐心听解释，却乐于事实的“加温”。P222
 
大众传播的发展改变了人和历史的进程，传媒是信息的翻译者和人性的参照系，它丰富了人类的经验。传播行为在改变人、文化、生产、意义的世界观，而社会系统当中的利害关系创造了一种可能性，使人们体验到种种张力、冲突、斗争及其不同种类的消解手段，我们也总是习惯于在任何像故事那样呈现其自身的叙事表现中，寻找这些消解手段。P230
 
大众媒介为了维持公共的、共同的社会生活，很大程度上起着形成社会现实、维持常态的作用；同时，它们也是各种标准、模式和规范的主要来源。当今的文化模式是通过各种媒介技术来实现的，这也是对社会形象、社会记忆的控制。P256
 
技术是一种追求效果的行动，所有与自然相区别的活动即技术。没有了通讯联络的服务，某些制度是不能够运行的，从文字到网络。当今人类的传播状态中，选择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是社会公共活动和企业经营管理的一大赌注。P232
 
科学的中心往往是传播的中心。新的文化技术的发明会通过社会扩散对接受它的人们的表达方式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公共生活的变化。P234
 
计算机仅仅有语法而没有语义。人的意识、思想、感情、情绪以及心理所有的其他特征远非语法所能包容。模拟永远不能构成复制。P240计算机是控制论最重要的成果，它使传播的爆炸成为现实。P244
 
人类对影像的操纵能力可以为人类自己的需要制造无穷的新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媒介不是信息，而是信息成为媒介。被表现的知识和影像语言成为自我意识和社会实践的工具，我们自己的行动在我们周围构成了一个属于我们的影像的世界。假如我们缺失了这种影像，就标志着世界变得晦暗，我们失去了观看自己的角度。P246－247
 
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和软件的视觉化能力，结合成一种使人完全不是按照传统方式来观看事物的能力，人们进入虚拟世界和虚像世界。其技术形式表现为模拟、身临其境、远程展示、身体完全沉浸、互动性、网络化交往。虚拟世界的影像扩大了人类的能力，使人有了另外的思想方式。网络就是新生活。计算机网络传播的图像性，使信息传播更接近于视觉感受，图像大于概念，感觉优于意义，直接知识的快餐模式替代了间接知识的反复推敲。P247－248
 
言论自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权威可以让芸芸众生用一个大脑思考，用一种声音说话。学会非线性思维。选择的自由必然伴随着选择的焦虑。P254
 
关于网络的评价P257－266网络是一种更为完备的“圆形监狱”。技术程度越高，对技术的依赖性就越强，因而也会变得更加脆弱。P262我们都是技术报复的承受者，电子计算机容量不断更新所带来的残酷速度和效率，形成一个巨大陷阱，越是强大的系统，人们就越要花时间去维护，去开发，去学习。不断更新的技术对我们的社会表象有一个持久地模式化和修改的作用，小的技术原因可以产生大的文明效果。我们的思想和阅读的格式、记忆和想象的稳定，总是围绕着一定的技术状态，技术手段总是在锻造康德所说的“超验主体”。P271
虚拟现实真身带来了一种对所有事物都予以简单化的趋向，传播活动本身冒着一种自我想象或自恋游戏的风险。P265
 
关于大众文化P277－286 复制不但是一种具体的产品，同时也是一种思想，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既然一切都可以复制，那么，在大众文化中就有可能呈现一种同质或趋向同质的现象，这就是一些学者所发现的现代文化现象：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在不同的地域和语境中共享同一种文化。P284
 
大众传媒要赢得受众，就要加强被传播的内容本身和受众现实之间的联系，如关注各种各类的人的命运，关注人的内心的不同感受以及他们的深层心理状态，关注与他们生活相联系的社会大背景的变迁，等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全球性的“大众通俗新闻”（popular journalism）。大众通俗新闻的出现是媒介话语的范式转变，从权力话语向身份话语转变（从人治话语向自治话语转变）。“真人秀”不过是把人类的个体经验、窥视欲望与自恋情结加以综合的一种传播震撼形式。自从隐私性话语成为传媒的主要内容之一后，传媒空间由此消除了外部与内部空间、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区分，传媒不再仅仅是人的力量的外在化表现，而是人自身成为传媒系统的终端。P288
新闻故事转向自我认同和生活方式的叙事，通过媒介，这种表达被放大和沟通，用沟通替代强制，用快感来替代禁忌，人们的心理行为成了消费对象。卡拉OK三大要诀：大胆、大声、大概。大众消费热情的膨胀，欲望、快感、交流成为个人生活和心理的惟一价值坐标。于是，人们陷入一个普遍的自恋循环，爱自己和寻求别人对自己的确认，是现代人心理的深层动机，这暴露出现代人的敏感和脆弱。在社会空间出现、蓄积、充塞着某种无名的暴力情绪，无指向的冲动和激情，欲望无法满足的焦虑和日渐严重的生存危机与身份危机。到处都是反差、分歧、二律背反。P290－291
 
媒介文化的意义在于提供一种个体性的情感记忆和社会认知，由具有心理替代功能的个性故事去推广一种有代表性的世俗神话，既满足了人们的渴望心理与渴望行为，也表露出人们不甘于失败和不愿行动的心态。借助大众传播的公共性来为私人话语开辟空间，大众传媒所创造的媒介空间不再具备传统意义之下的公与私的差别。P293
 
市场化的传播活动不再追求主体与词汇的一致性，而是服从于传播效果的表演性，从而以装饰性了结了主体形象在大众社会当中的传播定位。P295受众参与，自我表白成为自我展览的同义词。大众传媒把传播中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融为一体。个人话语一旦经过大众传播的装饰，就有可能被转化社会交换意义的公共话语，通过节目主持人或报道记者的引导、分析和透视，更加具有传播感染力。P296－297
 
因上演话剧《格瓦拉》而掀起的格瓦拉中国媒体风暴说明，一个被广告化的媒介事件的意义不在于文本，也不仅在于人们用文本做什么，而在于从作为一个整体的媒介策划中产生出来的媒体再生产的活动所具有的传播效力和市场效应。这恰好说明，广告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被消费，甚至象征意义上的消费，而不一定是指导消费。P305
 
为推广政治理念或者产品概念而策划的媒介战役的实施，专业术语称之为媒介投放。P309
 
过度的使用和普及媒介，把公众牢牢的固定为媒介的受众，经常被认为是一种降低社会行为和社会参与勇气的因素，它阻碍工作或削弱对更重要的事情予以投入能力，是家庭和社会生活的摧毁因素。简而言之，是一种反文化的行为。显然，“消失的地域”并不利于人们主动的社会参与。P310－311
 
传播过程是一种价值化行为和诱惑方式。我们可以想象，出于经济原因或政治原因，一场铺天盖地式的媒介战役把大剂量的媒介信息注射进受众的感官，在他们的心理上产生图腾式的崇拜幻觉，制造一种自发的信仰。P312－313
 
法国学者诺阿、孟克：“一个社会的文化模式也是以它的记忆为基础的，而对社会记忆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权力的等级。可以接触日益增多的信息来源将引起一些根本的变革，并且由于取得知识的方式改变，就会影响到社会结构。”《社会信息化》商务85年版113页）
 
法国人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通过一种社会感应术，成千上万的个人都被施加魔法似的形成了相同的思想和影像。这些东西就像无线电波一样，从一个人传播到其他人。当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时，我们所看到的景象是令人担忧、难以忘怀的。其中一大帮彼此素不相识的人，被同样的情感本能的支配着。他们就像一个人那样对一条标语，或者一个口号做出反应，并且自发地融为一个集体性实体。”江苏人民03年版33页
 
“现实”分为三种：一种是真实的现实，一种是媒介构建的象征的或表现的“现实”，一种是受众从媒介上理解的“现实”。媒介提供的现实，是真实生活经验的“膨胀”，不等于是社会现实，目的在于迎合大多数人的口味或遵循传播者的意图。新闻是一种与事件相关的“发起人”和“策划人”之间的策略赌注，从而实现传播意图。P320
 
在理性和进步还没有被普及到地方，人们把能够给自身带来希望的事物确定在人们自身之外，一个清官或一个明君，人们依恋这种外在的东西作为精神资源或恒定的文化发动机。P324
 
被意识形态化的人文知识是权力的修辞学。P 325
 
法国人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人们从未证实过自愿的沉默是一种错误。算得上罪行的，是把沉默强加于人。”（《后现代道德》，学林版00年135页）某种思想宣称是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的惟一正确的揭示，是全体人民共同愿望的真正代言人。一旦制度化并被上升为意识形态，一种思想学说的符号便具有强烈的排他性。P326当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成为主流时，它拥有对文化传播资源的无偿占有权和分配权，构成自上而下的纵向传播网络，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意识形态话语是一元的和排他的，对大众民间话语和知识精英话语采取拒斥性批评和否定，其基本话语模式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禁欲主义等。这种话语权虽然并不取代管理权力，但是可以对后者施加影响，从而取缔或创造后者（管理权）的合法性。在那个充满假象的世界，只有祭祀的典礼和仪式，只存在一种形式主义的、与现实脱节的语言，一种祭祀的、假装的和伪造现实的语言。P328－329 一旦失去心灵的自由，任何决定论或独断论的意识形态的至高无上，必然通向奴役之路。P330
 
“词句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了事物。改变词句，或者更笼统地说，改变表象，早已是改变事物的一个方法。政治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事关词句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地了解现实的斗争，几乎总是不得不从反对词句的斗争开始。”（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97年版136－137页）语言作为权力的代表，其对世界的塑造作用表现为对人的基本组织能力、基本理解力、基本判断力和基本感受力的删除、改写甚至灌注。P327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等等对人的话语方式的设计和制约，也就制约了人们的思想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乃至存在方式。例如“文革”中给事实归类、排队、区分主次，怎样使归类问题的意义固定下来，使人们一提起某些事就会自然联想到它的原因、动机、结果、意义等。P328
 
陈家琪《话语的真相》，上海人民99年版；陈家琪《沉默的视野》，上海文艺01年版。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蜘蛛策略》，演绎了一个历史的悖论寓言：人类社会的一个运行机制是把牺牲品或牺牲者神圣化，作为象征意义上的社会躯体的化身。P331人们需要神话作为存在的理由，而这个神话正是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注脚。P332
 
从语用学的观点来看，一个新闻机构的记者应该理解没有原始状态的真实，而应该针对原始新闻事件找到一种话语。对信息因素的选择，首先体现了制度的秩序。比如说，一个新闻标题往往暗示出话语的社会框架，这个社会框架先天性的安排了即将出现的新闻陈述。所以对一个读者来说，每天接触到的新闻信息要么是新鲜的内容，要么是已经知道的事情；要么是被调查出来的信息，要么是冗余信息的重复。读者在知晓和相信之间往返。记者、编辑部和公众之间，存在着一道具有社会意识标记的信息栅栏。P333
 
报道的五个环节：定位报道主题，选择最有意义和最便于传播的信息因素，在各个因素之间导入一种等级秩序，确定报道基调，加上解释使信息更容易理解。P333
 
哈贝马斯关于传播行为的“四个有效性的要求”(validity claims)：可理解（comprehensibility）、客观真实（objective truth）、道德适当（moral correctness）、真诚（sincerity）P342《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01年版64页
 
一个媒介（或一个机构）资助的民意测验本身起着一种自我强化某种舆论倾向的作用，民意测验激活了一种竞争性的模仿。从控制论的角度来说，一个事物的结果反而殖生出那种得以维持和发展的状态。从语用学的角度来说，把一件事情说好，有时候等于把一件事情做好，例如建立知名度或者信任关系，或者是丑化什么。P347－348
 
现代社会成为一种观察别人的社会。P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