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到达成都后,积极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儒家思想,改变了当地的风俗,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便是教育史上所称颂的“文翁兴学”,是封建国家兴办地方官学之始。
  汉武帝即位后,对此事极为赞赏,下令各郡国依仿蜀郡设立学校。两汉郡国学的办学目的主要有两项：其一是培养本郡的属吏,同时向朝廷推荐地方学校中特别突出的优秀学生。其二是通过学校定期举行的“乡饮酒”、“乡射”等传统的行礼活动,向社会普遍推行道德教化。


































第四章 封建国家教育体制的完备

1、《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科书。作者为颜之推,颜之推出生于士族家庭,世传儒家专门学术,颜之推少时即传家业。
  南北朝时期,玄学,佛学大为兴盛,颜之推亦受到影响。他晚年转而信笃佛教,主张儒佛调和,认为佛学为主体,儒学为附庸,从士族地主的立场出发,为保持自己家族的传统和地位,颜之推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写出《颜氏家训》以训诫其子孙,这部著作中包含了不少颜之推在士大夫教育,家庭教育等方面的真知灼见。
  《颜氏家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家庭教育著作,详细论述了儿童家庭教育和士大夫教育,成为后来封建社会家庭教育的重要材料。



2、《师说》
  《师说》是唐代文学家、教育家韩愈用于表达其教育思想的中国古代第一篇集中论述教师问题的著作。在本篇文章中他提倡尊师重道,对后人的师道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认为：
  （1）教师的任务就是“传道受业解惑”，即教师应该能够传授儒家仁义之道,讲授儒家经传以及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
  （2）“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即“道”是求师的标准,无论门第,出身、相貌如何,只要学有所成,并且合乎道德,就能够为人师表；
  （3）“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他强调应该建立合理的师生关系。



3、总明观
  南朝宋文帝当政时期,官学教育出现了暂时的繁荣。先后设立了儒学官、玄学馆、史学馆、文学馆,四馆并列。
  泰始六年,宋明帝以国学既废,诏立总明观（亦称东观）,置祭酒,设儒、道、文、史四科,每科置学士。总明观并不是纯粹的教学机构,而是藏书、研究、教学三位一体的机关。
  总明观的四科虽与元嘉时期的四馆分科相同,但它以总明观作为总的领导机构,在管理上更加完善,也使原来四个单科性质的大学发展成在多科性大学中实行分科教授的制度。







4、中央官学
  中央官学包括儒学与专门学校两类,在管理上,“六学一馆”组成了中央官学的主干,由国子监管理。
  “六学”是在隋朝五学的基础上增加了律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
  前三学似属大学性质,学习儒家经典。后三学属专科性质,医学亦属专科性质,直辖于太医院,不归国子监管辖。一馆指的是750年设立的广文馆,是为准备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人提供学习的地方。中央官学还包括各专职行政机构中附设的学校,如门下省的弘文馆,东宫的崇文馆。



5、“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韩愈教育思想最突出之点就在于他的著作《师说》 ,提倡尊师重道。教师的任务,“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的任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传道,即传授儒家仁义之道；二是授业,即讲授儒家的六艺经传与古文；三是解惑,即解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难问题。


























第五章 理学教育思想和学校的改革和发展

1、苏湖教法
  苏湖教法是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在苏州、湖州两地讲学时采用的教学管理制度。他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创行分斋教学制度。
  经义斋学习六经讲义,以培养高级统治人才,治事斋学习一些应用学科,属“达用”之学,培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学生可主修一科,兼顾他科。
  苏湖教法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创立的分科教学和学科的必修、选修制度,在北宋庆历兴学中得到推广,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三舍法
  三舍法是王安石改革太学时的一条重要措施。主要内容是：将太学分为外舍,內舍,上舍三个程度不同,依次递升的等级,太学生相应分为三部分。
  初入太学者,经考试合格入外舍,为外舍生；外舍升內舍,内舍生再接受生舍考试,并参酌平时行艺,逐渐升入內舍,上舍；根据上舍生的考试成绩和平时行艺决定授官或参加殿试、礼部试。
  “三舍法”是在太学内部建立起来的严格考试制度,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太学的教学质量。同时又把上舍考试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融养士和取士于太学,提高了太学的地位。
  三舍法是中国古代大学管理制度上的一项创新,不仅对宋朝的学校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



3、朱子读书法
   朱熹对于如何读书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的弟子将其概括为“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深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
  循序渐进即安排读书计划按照一定次序,不可急于求成；熟读深思即读书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于思考；虚心涵泳即虚怀若谷,平心静气地体会,反复咀嚼；
  切己体察即读书不能仅留在书本上,而必须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着紧用力即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勇猛奋发；居敬持志即读书时要精神专一,注意力集中并树立远大的志向,高尚的目标。居敬持志是朱熹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
  朱子读书法是我国古代最系统的读书方法,值得认真研究。



4、致良知
  王守仁十分重视教育对于人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学以去其昏蔽”的思想。他是用“心学”的观点来阐明这一思想的。
  “理”存在于“心”中,“心即理”；“良知即是天理”即是“心之本体”。“良知”不仅是宇宙的造化者,也是伦理道德观念。“良知”与生俱来,不学自能,不教自会；为人人所具有,不分圣愚；“良知”不会泯灭。
  然而,“良知”在与外物接触中,由于受物欲的引诱,会受昏蔽。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去除物欲对于“良知”的昏蔽。“学以去其昏蔽”的目的是为了激发本心所具有的“良知”。
  在王守仁看来,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实现“存天理、灭人欲”的根本任务。基于此,他认为用功求学受教育,并不是为了增加什么新内容,而是为了日减“人欲”。



5、监生历事制度
  洪武五年（1372 年）规定,国子监生学习到一定年限,分拨到政府各部门“先习吏事”,史称“监生历事”。
  监生历事的具体时间不相同,并有考核办法。明朝统治者选派监生历事,起因是为了弥补明初官吏的不足,然而监生通过历事,可以较广泛地接触实际,获得从政的实际经验,有利于他们的成长。
  因此,明朝监生历事制度,可视为是中国古代大学的教学实习制度。不过,此制实行到后来,监生日增,历事冗滥,已徒具形式,失去了其积极意义。



6、庆历兴学
  由范仲淹主持推动,庆历兴学的主要内容有三项：第一,普遍设立地方学校；第二,改革科举考试。规定考试先策,次论,次诗赋,罢贴经、墨义；第三,创建太学,振兴太学,选用拥护新政的学者石介、孙复主持太学讲学,将胡瑗的苏湖教学法引进太学。
  庆历新政实施不过一年多,便在旧官僚权贵的强烈反对下失败,兴学也告夭折。但毕竟促成了宋代学校教育的兴起,一些改革措施对后世也有重大影响。



7、积分法
  元朝国子学的重要特点是实行“升斋等第法”和“积分法”。
  “积分法”,与“升斋等第法”相联系。“升斋等第法”就是把国子学分为下、中、上三个等级六个斋舍,学生按程度分别进人各个斋舍学习不同的内容,依据其学业成绩和品德行为,依次递升的方法。
  从汉人学生由中斋升入上斋,蒙古、色目学生由下斋升入中斋时起,开始实行“积分法”。其方法是根据学生月考成绩,优等者加一分,中等者加半分,下等者不加分,年终积至八分以上则升上一等级,不能升级者来年积分归零。
  “积分法”是累积计算学生全年学业成绩的方法,它始行于宋朝太学,至元朝国子学趋于完善,明代国子监又对此法进行继承和发展。由于“积分法”注重学生平时的考试成绩,故具有督促学生平时认真学习的积极作用。



8、六等黜陟法
清代地方官学生源资格等级的升降条例。地方官学生员分为三等：廪（lin3）膳生、增广生、附学生,学生按岁、科考试成绩分为六等,决定升降惩罚。
  岁试得一等成绩者,依次递补廪膳生缺额,二等成绩者,依次递补增广生缺额,均给赏；三等成绩者,不升不降；四等成绩者,挞责；五等成绩者,廪膳生降为增广生,增广生降为附学生,附学生降为青衣；六等成绩者黝革。
  科试为每届乡试前举行的考试,仍分六等黜陟,岁试中获得一、二等成绩者,方可获得参加乡试资格。 
  其基本特点是对生员进行动态管理,把生员的等级与学业成绩紧密挂钩,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学校教育质量。这是清朝在地方官学管理上的重要创新。



9、社学
  社学是设在农村地区,利用农闲时期,以农家子弟为对象的初等教育形式,它对于发展农村教育文化事业具有一定意义。
  元制五十家为一社,每社设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师,令社中子弟于农闲时人学,以学习《孝经》 《论语》 《孟子》 等为内容。社学是元朝在教育组织形式上的一种创新。
  明承元制,于洪武八年（1375 年）下令广为设置,以十五岁以下儿童为对象,内容增《御制大浩》 、明朝律令及冠、婚、丧、祭等礼节。清初则规定各直省的府、州、县各乡置乡学一所,选择品学优异者为教师,免除差役,供给凛食。



10、《四书章句集注》
  《四书章句集注》是北宋朱熹的著作,它继承了二程的思想,论述了道、理、性、命、心、诚、格物、致知、仁义礼智等哲学范畴,并加以阐释发挥,提出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
  《四书章句集注》刊行后不久就风行天下,并逐步取代了《五经》在教育中的独尊地位。南宋时,《四书章句集注》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到了元代,更规定以该书取士。
  从此《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各级学校的必读教材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影响中国教育达数百年。









11、“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提出的这一看法即以道德伦理纲常去克除私欲的教育的最终追求。
  宇宙万物都是由“理”和“气”两种因素构成。“理”是精神性的范畴,是创造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物质性的范畴,是构成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理”是最高最完善的,“气”有清浊、昏明的差异,理和气结合在一起,就体现为“气质之性”,所以“气质之性”有善与不善。清明至善者为“天理”；混浊不善者为“人欲”,这就要通过教育将“气”与“不善”排除干净,这个过程是“存天理,灭人欲”。
  此外,朱熹还认为人心也与人性有关,就一般人的内心而言,都有“人心”和“道心”两种成分。“道心”体现天理,“人心”体现人欲,道心是被包在人心里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存天理,灭人欲”,使“人心”服从“道心”。这个过程也是“明人伦”的过程
 


12、随人分所限及
  王守仁在对儿童教育的论述中认为,儿童时期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儿童的精力、身体、智力等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
  教学必须考虑到这个特点,儿童的接受能力发展到何种程度,便就这个程度进行教学,不可躐等。
  他把这种量力施教的思想概括为“随人分限所及”。如果不顾及儿童的实际能力,把大量的高深的知识灌输给他们,就像用一桶水倾注在幼芽上会把它浸坏一样,对儿童毫无益处。




















第六章 早期启蒙教育思想

1、公其是非于学校
  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应具有培养人才改进社会风俗的职能,而且应成为议论国家政事的场所。
  “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在学校中共同议论国家政事之是非标准。学校议政可以逐渐养成普遍议政的社会风气,不再以天子的是非为标准,天子也就不敢“自为非是”。
  “公其非是于学校”思想的基本精神,在于反对君主专制,改变国家政事之是非标准由天子一人决断的局面。这是对中国古代关于学校职能理论的新思想。



2、实才实德
  “实才实德之士”,即是品德高尚、有真才实学的经世致用人才。颜元有时也称这种人才为“圣人”或‘圣贤”。具体来说,“实才实德之士”有两种：一种是“上下精粗皆尽力求全”的通才；另一种是“终身止精一艺”的专门人才。
  颜元主张学校应该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冲破了理学教育的桎梏,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特征,反映了要求发展社会生产的新兴市民阶层对于人才的新要求。



3、漳南书院
  颜元毕生从事教育活动。62 岁时,应郝公函之聘,主持肥乡漳南书院。他亲自规划书院规模,在漳南书院设置六斋,规定了各斋教育内容,开展实学教育,并制定“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办学宗旨。
  颜元在漳南书院的办学实践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主张。颜元一生培养了众多的学生,其高足李塨（gong5）继承和发展了颜元的学说,形成了当时较为著名的学派,后人称为“颜李学派”。













第七章 中国教育的近代转折

1、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最初是作为外语学校设立的,是近代中国被动开放的产物。1862年6月11日,中国近代第一所外语学堂,在总理衙门内正式上课,定名为同文馆。
  1898年维新变法高潮中,京师大学堂成立,同文馆的科技教育部分归于京师大学堂。1902年1月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京师同文馆是洋务学堂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京师同文馆的设立,表明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开始有由观念变为现实。



2、“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即根本的意思,“用”即具体的措施。“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命题,也是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
  主张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基础上,以中国传统伦理纲常为根本,辅以西方科技,采用西方技术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达到自强求富。
  “中体西用”思想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后期成为清朝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中体西用”作为中西文化接触后的最初结合方式,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整合方案和教育宗旨,又是粗糙的,实在没有克服中西之间内在矛盾下的直接嫁接,必然会被新的形式取代。



3、幼童留学
  幼童留学始于1872年,最早提出建议的是容闳。1871年,曾国藩,李鸿章在容宏“教育计划”的基础上,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拟选送幼童,每年30名,4年计划120名赴美留学,15年后每年回华30名。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30名幼童赴美。随后第二、三、四批幼童也按计划出发。
  幼童在美仍须兼学中学,派出随行中学教师督教；设立专门管理机构主持管理留美幼童大小事务。
  1881年,清政府全部撤回留美幼童,他们大都未完成学业。培养方式与目标之间难以克服的矛盾决定了此行的必然夭折。但他们接触西方文明,学到近代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知识,成为一批新型知识分子,是中国第一代科技人才。





4、洋务教育
  19世纪60年代至1894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中国洋务派推行的旨在拯救清朝封建统治的洋务运动的重要方面。
  主要活动分两个部分,一是兴办新式学堂,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起,先后办学22所,分3类：同文馆或广方言馆（外国语学校）；武备、水师学堂（军事学校）；船政,机械,电讯学堂（技术学校）。
  二是办理留学教育,派遣学生往西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1872年,第一批官派的留学生赴美学习。随后洋务派还奏请派遣留学英、法、德等国的留学生。洋务派官派的留学生,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洋务派举办的学堂,洋务派办的这些新式学堂与传统的中国学校有显著的差异,在教学内容上,以学习“西文”,“西艺”为主,课程包括外语、数学等和各自专业相关的科学技术课程。
  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理解,反对死记硬背；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多数学校都安排有实践性课程。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洋务学堂普遍制定有分年课程计划,确定了学制年限,采用班级授课制。洋务派的办学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肇始阶段。



5、《劝学篇》
  张之洞是晚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对清末教育思想和实践都产生过重大影响。1898年著成《劝学篇》 ,提出“中体西用”的理论体系,并由此受到朝廷的重用。
  张之洞的《劝学篇》 是对洋务运动的理论总结,并试图为以后的中国改革提供理论模式。
  《劝学篇》 共24 篇,分内篇和外篇。内篇9 篇,外篇15 篇。内外篇各有主旨：“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而通篇主旨归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内篇专从“中学”发题,外篇专从“西学”发题,但所论常兼及中、西学的关系。《劝学篇》 还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策略和措施,成为张之洞规划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



6、福建船政学校
  福建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是福建船政局的组成部分。船政局位于福州马尾,由左宗棠于1866 年创办,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也是洋务运动时期最大的专门制造近代轮船的工厂。
  为了逐渐摆脱设备、人才、技术都只能依赖外人的局面,左宗棠明确将设厂造船和培养人才紧密结合起来,负责船政局的沈葆祯也一再强调“船政之本在于学堂”。
  1867 年1 月,在校舍尚未建成之际,船政学堂借寺院为校舍开始正式上课。学堂由前学堂和后学堂两部分组成,学制五年。
  前学堂专习制造技术,又称造船学堂,以法国人担任教习,目标是培养能够设计制造各种船用零件并进行整船设计的人才。
  后学堂学习驾驶和轮机技术,以英国人担任教习。1862 年,前学堂内又添设培养生产用图纸的制作人员的“绘事院”和在职培训学校“艺圃”。
  这种通过工读结合形式有计划地培养生产和技术骨干的做法,开我国近代职工在职教育的先声。
  福建船政学堂在近代中国海军事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为近代中国海军输送了第一代舰战指挥和驾驶人才,也为近代中国船舰制造业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尽管进人19 世纪80 年代后,相继成立了多所海军军事学校,但福建船政作为同类学堂的先驱和办得最久的一所,为这些学校输送了一批教师和管理人员。就所培养人才的数量的层次而言,是任何其他一所同类学校所难以比拟的。福建船政学堂无愧于“近代中国海军人才摇篮”的称誉。



7、马礼逊学校
  1835 年,澳门、广州等地的外国人在广州美国商馆正式成立了“马礼逊教育协会”。与此同时,协会的一项重要事务中筹备成立马礼逊学校。
  1835 年,马礼逊学校先期招生的男童2 名,附读于伦敦会女传教士郭士立夫人1834 年在澳门创办的女塾。后来对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作出重大贡献的爱国人士容闳便是其中之一。
  此后的四五年内,协会招收的学生虽有所增加,但没有独立设校,一直附读于女塾。1839 年女塾停办,1939 年11月,独立的马礼逊学校在澳门成立,由美国人布朗主持并担任教师。
  1842年11月,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成为香港开埠后的第一所学校。马礼逊学校是一所专门为华人开办的学校。
  在马礼逊学校接受教育的学生中,容闳、黄宽、黄胜等三人于1847 年在教会资助下随布朗赴美,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而容闳则于1872 年促成了中国近代史是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第一批幼童留美。
















第八章 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

1、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全国最高的行政教育机关。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在《定国是诏》中特别提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随后总理衙门委托梁启超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对大学堂的性质、办学宗旨、课程入学条件、学成出身、教习聘用、机构设置、经费筹措及使用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得到光绪帝的批准,并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
  “戊戌政变”后,京师大学堂是维新运动仅存的硕果,并于同年11月正式开学。1900年京师大学堂毁于八国联军战火,1902年复开,并纳入清末学制系统,规模也逐渐扩大。



2、癸卯学制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主持重新拟订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统称为《奏定学堂章程》。因公布时在农历癸卯年,又称“癸卯学制”。
  这是中国近代由中央政府颁布并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较“壬寅学制”更为系统完备。“癸卯学制”主系划分为三段七级,即初等教育,分为初等小学堂5 年、高等小学堂4 年。初等小学堂规划为强迫教育；中等教育,设中小学堂5 年；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 年,大学堂3-4 年,通儒院5 年,为研究院性质。主系之外尚有实业类、师范类学堂。



3、废科举
  1898年百日维新中已出台设立经济特科、取消八股考试的措施,但因变法失败而告终。1901年拟行新政后,又重新确立了这两项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