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绍侯《中国古代史》名词解释笔记

点赞(0) 反对(0) 本站小编 免费考研网 2018-01-10 22:13:02 阅读(0)

27、合市:汉朝,民族间由官方组织的定期(或不定期)的商业交换关系,叫做“合市”或“互市”。合市在西汉已出现。东汉时期,汉和匈奴之间,定期“合市”。每次合市,汉商以巨量的铁器、丝织品和其他手工业品,交换匈奴的数以万计的牛马。汉和羌、乌桓、鲜卑以及西南各族之间,也定期合市。合市这一交换形式在促进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28、班超经营西域:汉明帝时,北匈奴屡屡胁迫西域各国出兵,寇掠汉河西等地。73年,明帝派窦固、耿忠等出酒泉塞,入伊吾庐(今新疆哈密),进行屯田驻兵。明年,又进军车师(今吐鲁番、吉木萨尔一带),置西域都护,驻乌垒城(今轮台县东北小野云沟)。窦固派假司马班超率吏三十六人,与南道诸国联系。班超得到鄯善、于阗、疏勒的支持,杀掉匈奴使者,控制了南道。然而,此刻匈奴却已控制了北道。班超留在西域,先击败为匈奴控制的姑墨(今阿克苏)和莎车,全部控制了南道。后又击退了大月氏贵霜王国七万人的入侵。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北道的龟兹降于班超,汉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今库车县东郊皮朗旧城)。永元六年,班超又控制了焉耆。至此,西域五十余国又摆脱了匈奴的奴役,纳于东汉都护的统辖之下。他从明帝永平十六年到西域,至永元十四年,奉召回到雒阳,在西域三十年,对巩固我国的西部疆域,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于八月回到雒阳,九月病故,年七十一岁。东汉恢复在西域的统治,保卫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和中、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29、清议:东汉后期,宦官专权严重侵夺了士人的仕进之路。他们仕进无门,便于官僚结合,在朝野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其中司隶校尉李膺、太尉陈蕃、尚书令王畅是反宦官势力的领袖,名士郭泰也是其中的著名人物。他们评论人物,议论朝政,这就是所谓的清议。清议在当时确也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
30、党锢:西汉末年,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们不仅在舆论上抨击宦官,还在政治上打击宦官势力,宦官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皇帝,镇压官僚士大夫反对派。双方的斗争愈演愈烈,最终爆发了“党锢”事件。党锢事件共发生过两次:
166年,宦官党羽,术士张成教唆其子杀人,为司隶校尉李膺逮捕,处死。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士人官僚“共为部党,诽讪朝廷”,桓帝大怒,下令逮捕李膺等两百余人,后虽赦免,但却禁锢终身,不得入仕为官。
167年,桓帝死,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与太尉陈蕃辅政,重新起用李膺等人。次年,窦武与陈蕃合谋诛除宦官,事泄被害。被诬告“党人”,李膺等百余人被捕,死于狱中,受牵连者六七百人。175年,灵帝下诏,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以及五服之内的亲属一律免官党锢。这次党锢维持了十几年,直到184年黄巾大起义,东汉政府才宣布赦免“党人”,起用他们去镇压农民起义。
31、今文经:秦朝不仅“焚书坑儒”,还下“挟书令”,藏有儒家经典者治罪,因之在秦代无传授和学习儒家经典者。今文经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很不重视儒学。至惠帝时,废除“挟书令”,儒家思想言论这个禁区开始松动。从这时起,到文帝时期,一些尚存的老儒依靠记忆,口头传经。弟子们因找不到书籍,就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将老儒背诵的经典本文和解释记录下来,这样的经典就是所谓的“今文经”,释文谓之传。文帝时,开始设置经学博士,由今文经学家充任,以备顾问。武帝时,置五经博士,亦由今文经学家充任,在太学教授弟子。从此,今文经学得到广泛的传播。今文经来自老儒的记忆,因每个老儒的记忆有出入,解说有差异,于是出现了一经有几家说法的情况。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一些学术流派。宣帝时,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二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为十四博士。
32、古文经:古文经是用秦统一以前的篆书抄写的经典。秦在焚书时,人们将这样的经典和其它一些古书埋藏起来。西汉前期,由于拆除老房,相继发现了一些古书。武帝时,下令献书。成帝时,设官负责收集古书,并着手进行整理。西汉末年,刘歆在整理古书时,发现古文经典不仅经文与今文经互异,而且篇章也多出不少。如《礼》多三十九篇,《书》多十六篇。《毛诗》和《左氏春秋》等则为今文经所不载。这些新发现的经典就叫做“古文经”。刘歆对于古文经很赞赏,建议在太学立学官,但却遭到今文经学博士们的激烈反对。刘歆批评这些博士“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可是由于执政大臣也反对,刘歆的建议未被采纳。平帝时,王莽专权,为了利用古文经进行“改制”,就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左氏春秋》四个博士。东汉初,又被取消。古文经虽不得立学官,但在民间却广为流传。古文经中固然有些内容是经过两汉学者窜改或增加者;但总的说来,古文经学家是按字的形、音、义解经,极力恢复经的本义,不作任意发挥。于是形成了系统的训诂方法。古文经学家贾逵、马融、郑玄兼通今文经。郑玄破除各家传统,广采众说,遍注群经,得到经今、古文两派的赞许,号称“郑学”。
33、张仲景:名机,南阳人。东汉末年,南阳一带伤寒流行,病死者很多。他为了给人治病,钻研《内经》、《难经》等古代医书,并广泛收集有效方剂,著《伤寒杂病论》一书。至北宋时,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前者论述当时属于“伤寒”的若干病症,后者论述妇科、内科等多种常见病。 张仲景还从临床实际出发,吸取当时医学上的新成就,把《内经》以来的病因学说,脏、腑经络学说同四诊(望、闻、问、切)、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等辩证方法,有机地联系起来,并且总结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疗法则,还论述了一些处方用药的加减变化规律。这些都是对祖国医学发展的重大贡献。张仲景为后世医家尊为医圣。
34、上计制:秦朝施行郡县制,各郡每月九月必须定期地向中央报告本地的租税收入、户口统计、治安情况。
35、材官、骑士、楼船:秦朝是兵种有三种,材官是步兵;骑士是车兵和骑兵,楼船是水兵。如调动军队,必须有皇帝的兵符或盖有御玺的命令,这种军事制度显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特点。
36、文景之治: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面对社会经济衰弱的状况,推崇黄老之术,采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汉王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37、五均、六筦(guǎn管)——五均是管理市场物价的官署。王莽改长安的东市令、西市令和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的市长为“五均司市师”。其下置交易丞,掌管平抑物价;又置钱府丞,掌管征收工商农桑之税和赊贷。贫民为谋生活向官家借贷,年利什一。各郡、县也设司市,职掌和司市师相同。六筦是官府专营盐、铁、酒、铸钱,征收渔猎樵采之税,五均、赊贷,共六事。
38、光武中兴:东汉初年,经济凋敝,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大小割据势力存在。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为了较快地稳定社会秩序,以汉家“中兴”相标榜,废除王莽时期制定的制度和政策,采取措施,以“柔道”治天下,学习刘邦“一切从简”的做法,巩固统治,进一步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史称“光武中兴”。
39、司隶校尉:西汉武帝时置司隶校尉,至成帝时废除。东汉又复置,兼领一州事,秩比二千石。设从事史十二人,主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本部各郡事务。司隶校尉既是京官,又是地方官。参与议论朝政时,位在九卿之上,朝贺时,处于公卿之下。监察权之大,“无所不纠,唯不察三公。”在公卿朝见皇帝时,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会同并专席而坐,号曰“三独坐”。
40、沉命法:汉武帝时,官僚和豪民富商争相兼并土地,造成了许多土地的农民沦为流民或奴婢。土地与奴婢成为当时社会矛盾的焦点。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流民,无法生存,纷纷铤而走险,起义反抗。汉武帝实行“沉命法”,规定太守以下大小官吏辖区内的农民起义不能及时发觉镇压者处死。
41、昭宣中兴:汉昭帝和汉宣帝时期,霍光辅政,继续推行武帝晚年的政策,减少徭役或赋税,放弃酒榷政策,归民营;又在长安和各郡、县广置常平仓,控制物价,还“假民公田”,就是将国有土地出借给贫苦农民耕种,不收租税,这些办法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史称“昭宣中兴”。
42、门生故吏:东汉豪族地主的核心是开国功臣集团和刘氏皇族、外戚。朝廷用人是从豪族中选取,豪族基本上把持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累世尊贵显达。许多人为了仕进显达。投依于豪族门下,称为“门生”,以求荐引。一旦被辟除为属吏,就称为“故吏”,一个豪族官僚往往有许多门生故吏,他们相互援引,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
43、都会:西汉时期,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在全国形成了十几个的经济区,每个经济区有一两个经济中心,这些经济中心当时叫做“都会”。京师长安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专门设有东市、西市。商人活跃,商业十分兴盛。
44、辜榷:东汉时,商业交易中的一种包揽政府买卖的独占行为,出现于西汉末年,在东汉很有市场,因为这种向官府包揽式的买卖,从中可以获得垄断性的高额利润。
45、昆阳之战:西汉末年,绿林军立刘玄为帝。23年,王莽派大司徒王寻和大司空王邑率兵四十二万,号称百万,围攻义军于昆阳。起义军当时守卫昆阳的只有八九千人,苦战坚守。刘秀等十三人突出重围,调集外地援军。六月,刘秀带领援军从外围向王莽发起猛攻、王莽军大败,王寻为乱军所杀,起义军大胜。此战为“昆阳之战”。
46、白登之围:前201年,冒顿单于发兵围攻马邑,韩王信投降。次年,又攻晋阳。汉高祖率三十万大军迎战,结果被围于平城白登,七天七夜,和主力部队断绝联系。后得陈平用计,才解了“白登之围”。
47、昭君出塞:西汉末期,汉匈战争,汉损失严重,无力进行大规模战争。匈奴也损失惨重,分裂为五部,互相攻杀。其中一部的首领呼韩邪单于,投降汉朝,要求与汉和亲。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汉元帝以宫人王嫱(字,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汉元帝亦改年号“竟宁”。汉、匈从此友好相处,之间未再发生大的战争。
48、文景之治: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面对社会经济衰弱的状况,推崇黄老之术,采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汉王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了,史称文景之治。
第四部分 魏晋南北朝
1、官渡之战:公元199年,袁绍灭公孙瓒,地跨青、冀、幽、并四州,势力很强。曹操挟持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豪强之一。袁绍决定趁灭公孙瓒之余威,率精兵十万,一举剿灭曹操,统一黄河下游地区。当时曹操能够用于迎敌的士卒不过两三万人。然袁绍虽兵多,但内部矛盾重重,军心涣散,纪律松弛,其人亦优柔寡断。而曹操内部人心齐整,能用谋士良将之言。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十月,曹操采袁绍谋士许攸之计,以五千奇兵,夜袭袁绍军于官渡(今河南中牟)附近的乌巢,全烧袁军粮食、辎重一万余车,袁军大乱。他又乘势以万人,大破袁军主力于官渡,全歼袁军七万余人,袁绍仅率八百骑兵逃回河北。这就是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之一“官渡之战”。官渡之战以后,袁绍病死。曹操在巩固了他在兖、豫地区的统治之后,又进兵河北,消灭了袁绍的儿子袁谭、袁尚、袁熙等势力。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又北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打败与袁氏勾结的乌桓头人,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的北方。
2、赤壁之战:曹操统一北方后,欲南下一统中国。于208年,挥师南下,意图攻取荆州。时荆州刘表拥兵十余万,根基雄厚。然其于当年病故,其子刘琮不能守,降于操。附表之刘备退至夏口,遣诸葛亮结盟于孙权。孙权亦担心曹操先图荆州,再图东吴。于是,乃成孙刘联盟。孙权使周瑜率水军三万,合刘备两万人。共计五万人,于赤壁,以迎曹操二十万大军。曹操兵多北方人,不习水战,乃用铁环将船相连。遭周瑜火攻,招致大败。此一战后,曹操退居北方,三国形势初成。
3、夷陵之战:赤壁战后,刘备又占据益州,遂留关羽镇守荆州。公元219年,关羽于樊城大败曹军。曹操采纳司马懿、蒋济之计,利用孙刘矛盾,使孙权攻取荆州,以缓和关羽北上之压力。荆州关系东吴政权安危,又为兵家必争之地。于是孙权乘关羽战于樊城,令大将吕蒙夺取荆州治所江陵,斩杀关羽。刘备为夺回荆州,于221年,不顾反对,断然伐吴。七月,刘备亲率大军东进,初战告捷,随即占领秭归。翌年正月,蜀水军屯驻夷陵,占领长江两岸。孙权命陆逊为大都督,率军五万迎战。刘备连营数百里,前锋屯驻夷道和猇亭。陆逊利用地形,不予出战。双方对峙数月。直至六月盛夏,刘备欲退入密林,秋后再战。招致火攻,蜀军大败。刘备率残兵逃至白帝城。夷陵战后,孙吴占据荆州,将蜀汉遏制在三峡之内,稳住了西边的屏障;蜀汉战败,据险立国。曹魏仍是吴、蜀大敌,客观上孙、刘仍需联合抗曹,不久,双方重修盟约。因此,魏、蜀、吴三方鼎峙的形势得以继续维持。
4、唯才是举:曹操的用人政策就是所谓“唯才是举”,这是用人政策的一大改革。他反对东汉时期的把所谓“门第”、“道德”作为用人的主要标准,而主张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不论品德如何,都可重用。
5、屯田制:屯田制是曹操为了发展经济,推行的政策。所谓屯田。屯田又分民屯和军屯两类。民屯采用军事组织方式进行管理,将招募或强制迁徙的流民“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司马之上逐级屯田都尉、典农中将或典农校尉,中央则是大司农总领,自成一系统,不属郡县。政府则对屯田民收取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田租。军屯,则主要是由士兵和他们的家属进行生产。基本单位是营(60人),之上有度支都尉、度支中郎将或度支校尉等官职。
6、领兵复客制:三国时期,吴国豪族势力进一步发展。孙吴政权是依靠“朱、张、顾、陆”等大族支持建立的,为保障大族的特权地位,吴国实行了领兵制和复客制。领兵制允许大族建立私人部曲并可世袭。复客制是政府将土地上的农民一起赐给豪族作为其私属,使士族势力进一步膨胀。
门阀、庶族:门阀世族是以宗族纽带所形成的封建贵族特权的集团,形成于魏晋之际,鼎盛于东晋,从东晋末至南朝逐渐衰落,士族享有特权,把持政权,世代为官,严格等级,标榜门第,构成了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门阀政治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特征。而门阀之外的地主阶层通称庶族,他们政治社会地位低下,只能任低级小官,被排挤在世族上层社会之外。东晋末至南朝,士族门阀衰落,庶族兴起,逐步执掌军政大权。
7、九品中正制: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魏文帝曹丕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220)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以魏晋之制为例,其主要内容为:选择“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本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县散处在各地的士才,作“品”、“状”,供吏部选官参考。所谓“品”,是综合士人德才、门第品定的等级,共分九品,大致二至三为高品(一品为虚设,无人能达到),四至五品为中品,五至九品为下品。在德才、门第中,定品时一般依据后者,叫“计资定品”。“状”是中正官对士人德才的评语。不过九品中正制发展到后来,“状”形同虚设。九品中正制度是继承东汉官吏选拔制度又加以改革的结果。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了隋代,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此制终被废除。
8、占田制:占田制是西晋武帝时户调式政策中的一项,也叫做占田课田制,是把占田制和田税制结合在一起的。“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占田”数是国家准许农民占有田地的数量,“课田”数是国家征收田租(税)的亩数,每亩纳粮八升。曹魏之制,田租每亩四升,西晋的田租高出曹魏一倍。
9、户调制:户调制是西晋武帝时户调式政策中的一项征收户税的制度。“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还对边郡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户调”作了具体规定。边郡与内地同等之户,近的纳税额的三分之二,远的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近的每户纳賨布(税名)一匹,远的纳一丈。户调不分贫富,以户为征收单位,这对广大劳动人民是很不利的。曹魏之制,每户纳绢二匹,绵二斤。西晋的户调额比曹魏增加了二分之一。
10、品官占田荫客制:品官占田荫客制是是西晋武帝时户调式政策中的一项一种保障贵族、官僚们的经济特权的制度,但也有为贵族、官僚们的占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立“限”的用意,以制止土地兼并和隐瞒户口的情况。庇荫户和佃客,为私家人口,归主人役使,不再负担国家徭役。晋武帝的占田制是以西周的井田制为模式的。在当时的土地私有制下这是行不通的。其限制兼并的用意也难实现。所以此制自公布之后,文献再也未见记载此事。
11、八王之乱:公元290年,晋武帝死,晋惠帝即位。惠帝白痴,皇后贾后是个政治野心家。贾后召楚王入京,杀惠帝外祖辅政杨骏,然杨骏死后,朝廷推举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guàn灌)共同辅政。贾后遂以惠帝名义,密令楚王杀汝南王亮和卫瓘,之后贾后又以“擅杀”的罪名杀掉玮,从而夺得大权。此后,赵王司马伦又捕杀贾后,废掉惠帝而自立。齐王司马颙在许昌,成都王司马颖在邺(今河北临漳),河间王司马颙在关中,相继起兵讨伦。于是战火从洛阳迅速燃遍大河南北和关中地区。在战争中,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乂、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先后被杀。东海王司马越于永兴三年(公元306年)毒死惠帝,另立皇太弟司马炽为帝,是为怀帝。前后混战了十六年的“八王之乱”至此结束。“八王之乱”是一场大破坏,再加上天灾不断发生,瘟疫流行,广大劳动人民或死于战火,或流离失所。
12、永嘉之乱: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汾河流域起兵,自称汉王。晋怀帝永嘉二年(308年),刘渊称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国号汉。永嘉四年,刘渊死,其子刘聪立。次年,派其族弟刘曜攻破洛阳,俘晋怀帝。晋在关中的官僚又拥立秦王司马邺为帝,是为愍(mǐn皿)帝,都于长安。建兴四年(316年),刘曜又攻入长安,俘愍帝,西晋灭亡。
13、永嘉南渡:永嘉(307—313年)是西晋怀帝司马炽的年号。在这期间,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羯、氐、羌、鲜卑等相继起兵,匈奴贵族刘渊、刘聪等相继称帝,还连续攻破洛阳、长安,俘虏晋怀帝、愍(mǐn皿)帝,灭亡西晋。史称此事件为“五胡乱华”。当时的战争带有严重的民族仇杀的性质,所以十分残酷。汉族官民纷纷南逃,史称“永嘉南渡”。西晋末年,琅邪王司马睿(ruì瑞)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驻建邺。江南战争很少,社会稳定,在永嘉及以后的时间中,北方的贵族、官僚及士族、大地主纷纷携眷南逃。随同南逃的还有宗族、部曲、宾客等等。同乡同里的居民也往往随从大地主南逃。
14、王与马,共天下:公元316年(建兴四年),西晋灭,南方的官僚和南逃的北方士族的首领们于次年拥立司马睿为晋王,又次年立为帝,是为元帝,建都建康,史称东晋。
司马睿在洛阳时,就与王导“秦相亲善”,“契同友执”。王导属琅邪王氏,是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他随司马睿到建邺(建康),建议睿从南来的士族中,“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争取“侨姓士族”的拥护。又建议拉拢江南“吴姓士族”。司马睿果然得到“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的拥护。司马睿称帝,王导和其族兄王敦的功劳最大。他以王导任丞相,掌大权;以王敦任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几乎包括当时东晋全境)诸军事、江州刺史,所以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司马睿登帝位,接受将吏朝拜时,他让王导“升御床共坐”,可见王家在东晋政权中的地位之高。朝廷和地方官吏,几乎都由侨姓和吴姓士族及其子弟充当。
15、侨置:永嘉南渡及以后的一段时间中,中原地区的人口南逃的极多,仅登录于官府户籍的,就约有七十万人。还有相当数量被控制在大地主手中,作为私家奴役的人口,未登于户籍。也有不少漂流不定的人口,叫做“浮浪人”,亦没有户籍。这些南渡的人口叫做侨人、侨户。侨人的绝大多数是按照宗族、乡里相聚而居的,侨姓士族、地主往往是侨人的自然首领或主人,他们以拥有侨人作为自己的势力。东晋统治者为了控制侨人,也为了维护侨姓士族的利益,在侨人比较集中的地区,暂时借地重置了许多侨人的原籍州、郡、县,并仍用旧名,叫做侨州、侨郡、侨县,简称“侨置”或“侨立”。
16、土断:是东晋和南朝废除侨置、将侨人的户口编入土郡县的办法。东晋设侨置,本来是一种临时措施。侨置设立后,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一、版籍混乱——侨置某个州、郡、县,本来是为某原州、郡、县的南来人口而设。可是南来人口都是流民性质,在同一侨置中,往往杂居着来自不同州、郡、县的侨人,因之侨置郡县林立。许多土郡县内也有或多或少的侨人散处。又由于侨人居处并不固定,经常流动,致使侨置郡县也常改变。二、影响财政——侨置郡县或侨人是不征租税徭役的。士族地主们乘机广占田地,大量地隐瞒户口,时间已久,这就严重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徭役的征调。晋成帝(326—342)时,已开始推行“土断”。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64年)三月庚戌,又大规模地实行“土断”,称作“庚戌土断”。土断由桓温主持,严厉清查户口,对隐匿(nì昵)户口的豪族地主也给予惩处。这次“土断”的成果很大。“土断”之后,国家控制的户口大量增加,赋税收入也增多了。
17、祖逖北伐:刘曜攻陷洛阳时,士族出身的祖逖率亲族邻里百家南迁。祖逖上书司马睿要求北伐。当时朝廷穷困,且司马睿只图苟安,故仅给祖逖一千人的口粮和三千布匹,以作军费,令祖逖自招兵勇。永嘉七年(313年),祖逖率原有部曲北上,招募兵马两千人,进军今河南地区,破石勒军。然就在祖逖准备继续渡河北上时,司马睿调戴渊牵制祖逖,北伐乃止,祖逖忧愤而死,收复失地重又失去。
18、桓温北伐:桓温是龙亢(今安徽怀远)人,晋明帝之婿,任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公元347年(永和三年),他率军入蜀,灭了賨人李氏的汉国,声威大振,他后来曾三次北伐。第一次是在公元354年(永和十年),他亲率步骑四万余人,连败氐族所建的前秦,直抵霸上。然因军粮不继,未能攻克长安,退返襄阳。第二次北伐是在公元356年,桓温击败羌族贵族姚襄,收复洛阳。桓温向晋穆帝建议还都洛阳;又建议自西晋末年以来南迁的士庶人等,一律返回故乡。可是这时自皇帝下至达官贵人,均安于江南一隅,不愿北还。桓温的建议未被采纳。后来桓温返回江南,洛阳和其他已收复的土地又相继失掉。第三次北伐是在公元369年(太和四年),桓温率步骑五万人大破前燕军,进抵枋头(今河南浚县)。可是前燕得到前秦的支援,截断了晋军的粮道,桓温只得退兵。在退兵途中,晋军遭到前燕骑兵的追击,死者三万余人。桓温北伐,虽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可是东晋统治集团内部却钩心斗角,破坏北伐,所以很难成功。
关键字

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