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合市：汉朝，民族间由官方组织的定期（或不定期）的商业交换关系，叫做“合市”或“互市”。合市在西汉已出现。东汉时期，汉和匈奴之间，定期“合市”。每次合市，汉商以巨量的铁器、丝织品和其他手工业品，交换匈奴的数以万计的牛马。汉和羌、乌桓、鲜卑以及西南各族之间，也定期合市。合市这一交换形式在促进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28、班超经营西域：汉明帝时，北匈奴屡屡胁迫西域各国出兵，寇掠汉河西等地。73年，明帝派窦固、耿忠等出酒泉塞，入伊吾庐（今新疆哈密），进行屯田驻兵。明年，又进军车师（今吐鲁番、吉木萨尔一带），置西域都护，驻乌垒城（今轮台县东北小野云沟）。窦固派假司马班超率吏三十六人，与南道诸国联系。班超得到鄯善、于阗、疏勒的支持，杀掉匈奴使者，控制了南道。然而，此刻匈奴却已控制了北道。班超留在西域，先击败为匈奴控制的姑墨（今阿克苏）和莎车，全部控制了南道。后又击退了大月氏贵霜王国七万人的入侵。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北道的龟兹降于班超，汉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今库车县东郊皮朗旧城）。永元六年，班超又控制了焉耆。至此，西域五十余国又摆脱了匈奴的奴役，纳于东汉都护的统辖之下。他从明帝永平十六年到西域，至永元十四年，奉召回到雒阳，在西域三十年，对巩固我国的西部疆域，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于八月回到雒阳，九月病故，年七十一岁。东汉恢复在西域的统治，保卫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和中、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29、清议：东汉后期，宦官专权严重侵夺了士人的仕进之路。他们仕进无门，便于官僚结合，在朝野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其中司隶校尉李膺、太尉陈蕃、尚书令王畅是反宦官势力的领袖，名士郭泰也是其中的著名人物。他们评论人物，议论朝政，这就是所谓的清议。清议在当时确也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
30、党锢：西汉末年，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们不仅在舆论上抨击宦官，还在政治上打击宦官势力，宦官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皇帝，镇压官僚士大夫反对派。双方的斗争愈演愈烈，最终爆发了“党锢”事件。党锢事件共发生过两次：
166年，宦官党羽，术士张成教唆其子杀人，为司隶校尉李膺逮捕，处死。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士人官僚“共为部党，诽讪朝廷”，桓帝大怒，下令逮捕李膺等两百余人，后虽赦免，但却禁锢终身，不得入仕为官。
167年，桓帝死，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与太尉陈蕃辅政，重新起用李膺等人。次年，窦武与陈蕃合谋诛除宦官，事泄被害。被诬告“党人”，李膺等百余人被捕，死于狱中，受牵连者六七百人。175年，灵帝下诏，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以及五服之内的亲属一律免官党锢。这次党锢维持了十几年，直到184年黄巾大起义，东汉政府才宣布赦免“党人”，起用他们去镇压农民起义。
31、今文经：秦朝不仅“焚书坑儒”，还下“挟书令”，藏有儒家经典者治罪，因之在秦代无传授和学习儒家经典者。今文经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很不重视儒学。至惠帝时，废除“挟书令”，儒家思想言论这个禁区开始松动。从这时起，到文帝时期，一些尚存的老儒依靠记忆，口头传经。弟子们因找不到书籍，就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将老儒背诵的经典本文和解释记录下来，这样的经典就是所谓的“今文经”，释文谓之传。文帝时，开始设置经学博士，由今文经学家充任，以备顾问。武帝时，置五经博士，亦由今文经学家充任，在太学教授弟子。从此，今文经学得到广泛的传播。今文经来自老儒的记忆，因每个老儒的记忆有出入，解说有差异，于是出现了一经有几家说法的情况。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一些学术流派。宣帝时，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二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为十四博士。
32、古文经：古文经是用秦统一以前的篆书抄写的经典。秦在焚书时，人们将这样的经典和其它一些古书埋藏起来。西汉前期，由于拆除老房，相继发现了一些古书。武帝时，下令献书。成帝时，设官负责收集古书，并着手进行整理。西汉末年，刘歆在整理古书时，发现古文经典不仅经文与今文经互异，而且篇章也多出不少。如《礼》多三十九篇，《书》多十六篇。《毛诗》和《左氏春秋》等则为今文经所不载。这些新发现的经典就叫做“古文经”。刘歆对于古文经很赞赏，建议在太学立学官，但却遭到今文经学博士们的激烈反对。刘歆批评这些博士“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可是由于执政大臣也反对，刘歆的建议未被采纳。平帝时，王莽专权，为了利用古文经进行“改制”，就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左氏春秋》四个博士。东汉初，又被取消。古文经虽不得立学官，但在民间却广为流传。古文经中固然有些内容是经过两汉学者窜改或增加者；但总的说来，古文经学家是按字的形、音、义解经，极力恢复经的本义，不作任意发挥。于是形成了系统的训诂方法。古文经学家贾逵、马融、郑玄兼通今文经。郑玄破除各家传统，广采众说，遍注群经，得到经今、古文两派的赞许，号称“郑学”。
33、张仲景：名机，南阳人。东汉末年，南阳一带伤寒流行，病死者很多。他为了给人治病，钻研《内经》、《难经》等古代医书，并广泛收集有效方剂，著《伤寒杂病论》一书。至北宋时，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前者论述当时属于“伤寒”的若干病症，后者论述妇科、内科等多种常见病。 张仲景还从临床实际出发，吸取当时医学上的新成就，把《内经》以来的病因学说，脏、腑经络学说同四诊（望、闻、问、切）、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等辩证方法，有机地联系起来，并且总结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疗法则，还论述了一些处方用药的加减变化规律。这些都是对祖国医学发展的重大贡献。张仲景为后世医家尊为医圣。
34、上计制：秦朝施行郡县制，各郡每月九月必须定期地向中央报告本地的租税收入、户口统计、治安情况。
35、材官、骑士、楼船：秦朝是兵种有三种，材官是步兵；骑士是车兵和骑兵，楼船是水兵。如调动军队，必须有皇帝的兵符或盖有御玺的命令，这种军事制度显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特点。
36、文景之治：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面对社会经济衰弱的状况，推崇黄老之术，采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汉王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37、五均、六筦（guǎn管）——五均是管理市场物价的官署。王莽改长安的东市令、西市令和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的市长为“五均司市师”。其下置交易丞，掌管平抑物价；又置钱府丞，掌管征收工商农桑之税和赊贷。贫民为谋生活向官家借贷，年利什一。各郡、县也设司市，职掌和司市师相同。六筦是官府专营盐、铁、酒、铸钱，征收渔猎樵采之税，五均、赊贷，共六事。
38、光武中兴：东汉初年，经济凋敝，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大小割据势力存在。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为了较快地稳定社会秩序，以汉家“中兴”相标榜，废除王莽时期制定的制度和政策，采取措施，以“柔道”治天下，学习刘邦“一切从简”的做法，巩固统治，进一步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史称“光武中兴”。
39、司隶校尉：西汉武帝时置司隶校尉，至成帝时废除。东汉又复置，兼领一州事，秩比二千石。设从事史十二人，主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本部各郡事务。司隶校尉既是京官，又是地方官。参与议论朝政时，位在九卿之上，朝贺时，处于公卿之下。监察权之大，“无所不纠，唯不察三公。”在公卿朝见皇帝时，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会同并专席而坐，号曰“三独坐”。
40、沉命法：汉武帝时，官僚和豪民富商争相兼并土地，造成了许多土地的农民沦为流民或奴婢。土地与奴婢成为当时社会矛盾的焦点。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流民，无法生存，纷纷铤而走险，起义反抗。汉武帝实行“沉命法”，规定太守以下大小官吏辖区内的农民起义不能及时发觉镇压者处死。
41、昭宣中兴：汉昭帝和汉宣帝时期，霍光辅政，继续推行武帝晚年的政策，减少徭役或赋税，放弃酒榷政策，归民营；又在长安和各郡、县广置常平仓，控制物价，还“假民公田”，就是将国有土地出借给贫苦农民耕种，不收租税，这些办法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史称“昭宣中兴”。
42、门生故吏：东汉豪族地主的核心是开国功臣集团和刘氏皇族、外戚。朝廷用人是从豪族中选取，豪族基本上把持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累世尊贵显达。许多人为了仕进显达。投依于豪族门下，称为“门生”，以求荐引。一旦被辟除为属吏，就称为“故吏”，一个豪族官僚往往有许多门生故吏，他们相互援引，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
43、都会：西汉时期，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在全国形成了十几个的经济区，每个经济区有一两个经济中心，这些经济中心当时叫做“都会”。京师长安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专门设有东市、西市。商人活跃，商业十分兴盛。
44、辜榷：东汉时，商业交易中的一种包揽政府买卖的独占行为，出现于西汉末年，在东汉很有市场，因为这种向官府包揽式的买卖，从中可以获得垄断性的高额利润。
45、昆阳之战：西汉末年，绿林军立刘玄为帝。23年，王莽派大司徒王寻和大司空王邑率兵四十二万，号称百万，围攻义军于昆阳。起义军当时守卫昆阳的只有八九千人，苦战坚守。刘秀等十三人突出重围，调集外地援军。六月，刘秀带领援军从外围向王莽发起猛攻、王莽军大败，王寻为乱军所杀，起义军大胜。此战为“昆阳之战”。
46、白登之围：前201年，冒顿单于发兵围攻马邑，韩王信投降。次年，又攻晋阳。汉高祖率三十万大军迎战，结果被围于平城白登，七天七夜，和主力部队断绝联系。后得陈平用计，才解了“白登之围”。
47、昭君出塞：西汉末期，汉匈战争，汉损失严重，无力进行大规模战争。匈奴也损失惨重，分裂为五部，互相攻杀。其中一部的首领呼韩邪单于，投降汉朝，要求与汉和亲。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汉元帝以宫人王嫱（字，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汉元帝亦改年号“竟宁”。汉、匈从此友好相处，之间未再发生大的战争。
48、文景之治：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面对社会经济衰弱的状况，推崇黄老之术，采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汉王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了，史称文景之治。
第四部分 魏晋南北朝
1、官渡之战：公元199年，袁绍灭公孙瓒，地跨青、冀、幽、并四州，势力很强。曹操挟持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豪强之一。袁绍决定趁灭公孙瓒之余威，率精兵十万，一举剿灭曹操，统一黄河下游地区。当时曹操能够用于迎敌的士卒不过两三万人。然袁绍虽兵多，但内部矛盾重重，军心涣散，纪律松弛，其人亦优柔寡断。而曹操内部人心齐整，能用谋士良将之言。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十月，曹操采袁绍谋士许攸之计，以五千奇兵，夜袭袁绍军于官渡（今河南中牟）附近的乌巢，全烧袁军粮食、辎重一万余车，袁军大乱。他又乘势以万人，大破袁军主力于官渡，全歼袁军七万余人，袁绍仅率八百骑兵逃回河北。这就是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之一“官渡之战”。官渡之战以后，袁绍病死。曹操在巩固了他在兖、豫地区的统治之后，又进兵河北，消灭了袁绍的儿子袁谭、袁尚、袁熙等势力。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又北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打败与袁氏勾结的乌桓头人，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的北方。
2、赤壁之战：曹操统一北方后，欲南下一统中国。于208年，挥师南下，意图攻取荆州。时荆州刘表拥兵十余万，根基雄厚。然其于当年病故，其子刘琮不能守，降于操。附表之刘备退至夏口，遣诸葛亮结盟于孙权。孙权亦担心曹操先图荆州，再图东吴。于是，乃成孙刘联盟。孙权使周瑜率水军三万，合刘备两万人。共计五万人，于赤壁，以迎曹操二十万大军。曹操兵多北方人，不习水战，乃用铁环将船相连。遭周瑜火攻，招致大败。此一战后，曹操退居北方，三国形势初成。
3、夷陵之战：赤壁战后，刘备又占据益州，遂留关羽镇守荆州。公元219年，关羽于樊城大败曹军。曹操采纳司马懿、蒋济之计，利用孙刘矛盾，使孙权攻取荆州，以缓和关羽北上之压力。荆州关系东吴政权安危，又为兵家必争之地。于是孙权乘关羽战于樊城，令大将吕蒙夺取荆州治所江陵，斩杀关羽。刘备为夺回荆州，于221年，不顾反对，断然伐吴。七月，刘备亲率大军东进，初战告捷，随即占领秭归。翌年正月，蜀水军屯驻夷陵，占领长江两岸。孙权命陆逊为大都督，率军五万迎战。刘备连营数百里，前锋屯驻夷道和猇亭。陆逊利用地形，不予出战。双方对峙数月。直至六月盛夏，刘备欲退入密林，秋后再战。招致火攻，蜀军大败。刘备率残兵逃至白帝城。夷陵战后，孙吴占据荆州，将蜀汉遏制在三峡之内，稳住了西边的屏障；蜀汉战败，据险立国。曹魏仍是吴、蜀大敌，客观上孙、刘仍需联合抗曹，不久，双方重修盟约。因此，魏、蜀、吴三方鼎峙的形势得以继续维持。
4、唯才是举：曹操的用人政策就是所谓“唯才是举”，这是用人政策的一大改革。他反对东汉时期的把所谓“门第”、“道德”作为用人的主要标准，而主张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不论品德如何，都可重用。
5、屯田制：屯田制是曹操为了发展经济，推行的政策。所谓屯田。屯田又分民屯和军屯两类。民屯采用军事组织方式进行管理，将招募或强制迁徙的流民“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司马之上逐级屯田都尉、典农中将或典农校尉，中央则是大司农总领，自成一系统，不属郡县。政府则对屯田民收取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田租。军屯，则主要是由士兵和他们的家属进行生产。基本单位是营（60人），之上有度支都尉、度支中郎将或度支校尉等官职。
6、领兵复客制：三国时期，吴国豪族势力进一步发展。孙吴政权是依靠“朱、张、顾、陆”等大族支持建立的，为保障大族的特权地位，吴国实行了领兵制和复客制。领兵制允许大族建立私人部曲并可世袭。复客制是政府将土地上的农民一起赐给豪族作为其私属，使士族势力进一步膨胀。
门阀、庶族：门阀世族是以宗族纽带所形成的封建贵族特权的集团，形成于魏晋之际，鼎盛于东晋，从东晋末至南朝逐渐衰落，士族享有特权，把持政权，世代为官，严格等级，标榜门第，构成了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门阀政治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特征。而门阀之外的地主阶层通称庶族，他们政治社会地位低下，只能任低级小官，被排挤在世族上层社会之外。东晋末至南朝，士族门阀衰落，庶族兴起，逐步执掌军政大权。
7、九品中正制：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魏文帝曹丕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220）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以魏晋之制为例，其主要内容为：选择“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本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县散处在各地的士才，作“品”、“状”，供吏部选官参考。所谓“品”，是综合士人德才、门第品定的等级，共分九品，大致二至三为高品（一品为虚设，无人能达到），四至五品为中品，五至九品为下品。在德才、门第中，定品时一般依据后者，叫“计资定品”。“状”是中正官对士人德才的评语。不过九品中正制发展到后来，“状”形同虚设。九品中正制度是继承东汉官吏选拔制度又加以改革的结果。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了隋代，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此制终被废除。
8、占田制：占田制是西晋武帝时户调式政策中的一项，也叫做占田课田制，是把占田制和田税制结合在一起的。“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占田”数是国家准许农民占有田地的数量，“课田”数是国家征收田租（税）的亩数，每亩纳粮八升。曹魏之制，田租每亩四升，西晋的田租高出曹魏一倍。
9、户调制：户调制是西晋武帝时户调式政策中的一项征收户税的制度。“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还对边郡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户调”作了具体规定。边郡与内地同等之户，近的纳税额的三分之二，远的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近的每户纳賨布（税名）一匹，远的纳一丈。户调不分贫富，以户为征收单位，这对广大劳动人民是很不利的。曹魏之制，每户纳绢二匹，绵二斤。西晋的户调额比曹魏增加了二分之一。
10、品官占田荫客制：品官占田荫客制是是西晋武帝时户调式政策中的一项一种保障贵族、官僚们的经济特权的制度，但也有为贵族、官僚们的占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立“限”的用意，以制止土地兼并和隐瞒户口的情况。庇荫户和佃客，为私家人口，归主人役使，不再负担国家徭役。晋武帝的占田制是以西周的井田制为模式的。在当时的土地私有制下这是行不通的。其限制兼并的用意也难实现。所以此制自公布之后，文献再也未见记载此事。
11、八王之乱：公元290年，晋武帝死，晋惠帝即位。惠帝白痴，皇后贾后是个政治野心家。贾后召楚王入京，杀惠帝外祖辅政杨骏，然杨骏死后，朝廷推举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guàn灌）共同辅政。贾后遂以惠帝名义，密令楚王杀汝南王亮和卫瓘，之后贾后又以“擅杀”的罪名杀掉玮，从而夺得大权。此后，赵王司马伦又捕杀贾后，废掉惠帝而自立。齐王司马颙在许昌，成都王司马颖在邺（今河北临漳），河间王司马颙在关中，相继起兵讨伦。于是战火从洛阳迅速燃遍大河南北和关中地区。在战争中，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乂、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先后被杀。东海王司马越于永兴三年（公元306年）毒死惠帝，另立皇太弟司马炽为帝，是为怀帝。前后混战了十六年的“八王之乱”至此结束。“八王之乱”是一场大破坏，再加上天灾不断发生，瘟疫流行，广大劳动人民或死于战火，或流离失所。
12、永嘉之乱：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汾河流域起兵，自称汉王。晋怀帝永嘉二年（308年），刘渊称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国号汉。永嘉四年，刘渊死，其子刘聪立。次年，派其族弟刘曜攻破洛阳，俘晋怀帝。晋在关中的官僚又拥立秦王司马邺为帝，是为愍（mǐn皿）帝，都于长安。建兴四年（316年），刘曜又攻入长安，俘愍帝，西晋灭亡。
13、永嘉南渡：永嘉（307—313年）是西晋怀帝司马炽的年号。在这期间，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羯、氐、羌、鲜卑等相继起兵，匈奴贵族刘渊、刘聪等相继称帝，还连续攻破洛阳、长安，俘虏晋怀帝、愍（mǐn皿）帝，灭亡西晋。史称此事件为“五胡乱华”。当时的战争带有严重的民族仇杀的性质，所以十分残酷。汉族官民纷纷南逃，史称“永嘉南渡”。西晋末年，琅邪王司马睿（ruì瑞）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驻建邺。江南战争很少，社会稳定，在永嘉及以后的时间中，北方的贵族、官僚及士族、大地主纷纷携眷南逃。随同南逃的还有宗族、部曲、宾客等等。同乡同里的居民也往往随从大地主南逃。
14、王与马，共天下：公元316年（建兴四年），西晋灭，南方的官僚和南逃的北方士族的首领们于次年拥立司马睿为晋王，又次年立为帝，是为元帝，建都建康，史称东晋。
司马睿在洛阳时，就与王导“秦相亲善”，“契同友执”。王导属琅邪王氏，是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他随司马睿到建邺（建康），建议睿从南来的士族中，“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争取“侨姓士族”的拥护。又建议拉拢江南“吴姓士族”。司马睿果然得到“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的拥护。司马睿称帝，王导和其族兄王敦的功劳最大。他以王导任丞相，掌大权；以王敦任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几乎包括当时东晋全境）诸军事、江州刺史，所以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司马睿登帝位，接受将吏朝拜时，他让王导“升御床共坐”，可见王家在东晋政权中的地位之高。朝廷和地方官吏，几乎都由侨姓和吴姓士族及其子弟充当。
15、侨置：永嘉南渡及以后的一段时间中，中原地区的人口南逃的极多，仅登录于官府户籍的，就约有七十万人。还有相当数量被控制在大地主手中，作为私家奴役的人口，未登于户籍。也有不少漂流不定的人口，叫做“浮浪人”，亦没有户籍。这些南渡的人口叫做侨人、侨户。侨人的绝大多数是按照宗族、乡里相聚而居的，侨姓士族、地主往往是侨人的自然首领或主人，他们以拥有侨人作为自己的势力。东晋统治者为了控制侨人，也为了维护侨姓士族的利益，在侨人比较集中的地区，暂时借地重置了许多侨人的原籍州、郡、县，并仍用旧名，叫做侨州、侨郡、侨县，简称“侨置”或“侨立”。
16、土断：是东晋和南朝废除侨置、将侨人的户口编入土郡县的办法。东晋设侨置，本来是一种临时措施。侨置设立后，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一、版籍混乱——侨置某个州、郡、县，本来是为某原州、郡、县的南来人口而设。可是南来人口都是流民性质，在同一侨置中，往往杂居着来自不同州、郡、县的侨人，因之侨置郡县林立。许多土郡县内也有或多或少的侨人散处。又由于侨人居处并不固定，经常流动，致使侨置郡县也常改变。二、影响财政——侨置郡县或侨人是不征租税徭役的。士族地主们乘机广占田地，大量地隐瞒户口，时间已久，这就严重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徭役的征调。晋成帝（326—342）时，已开始推行“土断”。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64年）三月庚戌，又大规模地实行“土断”，称作“庚戌土断”。土断由桓温主持，严厉清查户口，对隐匿（nì昵）户口的豪族地主也给予惩处。这次“土断”的成果很大。“土断”之后，国家控制的户口大量增加，赋税收入也增多了。
17、祖逖北伐：刘曜攻陷洛阳时，士族出身的祖逖率亲族邻里百家南迁。祖逖上书司马睿要求北伐。当时朝廷穷困，且司马睿只图苟安，故仅给祖逖一千人的口粮和三千布匹，以作军费，令祖逖自招兵勇。永嘉七年（313年），祖逖率原有部曲北上，招募兵马两千人，进军今河南地区，破石勒军。然就在祖逖准备继续渡河北上时，司马睿调戴渊牵制祖逖，北伐乃止，祖逖忧愤而死，收复失地重又失去。
18、桓温北伐：桓温是龙亢（今安徽怀远）人，晋明帝之婿，任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公元347年（永和三年），他率军入蜀，灭了賨人李氏的汉国，声威大振，他后来曾三次北伐。第一次是在公元354年（永和十年），他亲率步骑四万余人，连败氐族所建的前秦，直抵霸上。然因军粮不继，未能攻克长安，退返襄阳。第二次北伐是在公元356年，桓温击败羌族贵族姚襄，收复洛阳。桓温向晋穆帝建议还都洛阳；又建议自西晋末年以来南迁的士庶人等，一律返回故乡。可是这时自皇帝下至达官贵人，均安于江南一隅，不愿北还。桓温的建议未被采纳。后来桓温返回江南，洛阳和其他已收复的土地又相继失掉。第三次北伐是在公元369年（太和四年），桓温率步骑五万人大破前燕军，进抵枋头（今河南浚县）。可是前燕得到前秦的支援，截断了晋军的粮道，桓温只得退兵。在退兵途中，晋军遭到前燕骑兵的追击，死者三万余人。桓温北伐，虽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可是东晋统治集团内部却钩心斗角，破坏北伐，所以很难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