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之花》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为文学史构建了新的价值体系，而且为文学史构建了新的美学观念。
在思想内容上，诗集广泛而深刻地描写了资本主义大城市的丑恶现象和人的精神状态。《恶之花》在法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描绘了巴黎的城市生活，发掘了其中所隐藏的种种罪恶，并把它们上升到诗意和美的高度去表现，其中也有对巴黎底层民众的同情。
《恶之花》流露了诗人难以克服的忧郁情结和颓废情绪，这是贯穿作品始终的一个主题。《恶之花》本身就是一株病态的花朵，而病态正是源于忧郁和罪恶，写出了小资产阶级青年一代找不到出路而陷于悲观绝望的心境，“表现现代青年的激动和忧愁”。
《恶之花》还表达了诗人独特而奇异的爱情追求，他对异域女人的东方学偏见。《恶之花》包含三十多首爱情诗，分别献给他所爱的不同的女性：黑发美人让娜·迪瓦尔、白美人萨巴蒂埃夫人和绿眼睛女郎、演员玛丽·迪布朗。爱情诗歌的突出特点是灵肉分裂。
在艺术上，《恶之花》对浪漫主义有所继承但更多超越。诗歌中浸染着浪漫主义“世纪病”感染而来的悲观忧郁，其对理想境界以及爱情的歌咏意识浪漫主义传统的继承。但是在表现自我、自然、美女以及爱情，《恶之花》都出现了去浪漫化的趋势，体现出现代主义的色彩。《恶之花》也吸收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和创作成分，“恶”本身是现代社会和大都市中实际存在的现实，而正确的写作态度是不能够逃避这种现实的。
《恶之花》以丑为美，化丑为美，为现代主义文学确立了重要的和基本的思想原则。他创造性地提出了通感理论，系统采用了象征、寓意、暗示等手法去表现和挖掘人的精神世界，为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文学确立了重要的美学原则。
此外，《恶之花》还使用对比手法表现美丑、生死、神魔的相克相生关系和世界的二重性；在体裁上，许多诗篇使用十四行诗体写成，具有谨严的格律和明晰的结构；语言上大量使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产生奇特的艺术效果。
 
第八篇 悲惨世界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法国浪漫主运动领袖，在文论、戏剧、诗歌、小说、政论等方面均有建树。
雨果是共和派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克伦威尔〉序言》（1827）奠定了法国浪漫主义的理论基础，戏剧《欧那尼》引发了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之间的剧烈冲突。重要小说有《巴黎圣母院》、《海上劳工》、《笑面人》、《悲惨世界》、《九三年》等，雨果的创作反应了19世纪法国的重大历史进程和文学进程，表现作者一贯的人道主义高于一切的社会理想。雨果还是杰出诗人，尤以政治诗和抒情诗见长。
《巴黎圣母院》以15世纪的巴黎为背景，以艾斯梅拉达的不幸遭遇为主要线索，谱写了一曲反封建的悲歌。艺术上充分实践浪漫主义的对照原则。《九三年》集中体现人道主义思想，“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是作者的代表作，共5部——《芳汀》、《珂赛特》、《马吕斯》、《卜吕梅街的儿女情与圣德尼街的英雄血》和《冉阿让》。主人公冉阿让是贫农出身的工人，因偷了一块面包，在监狱蹲了19年，释放后受主教米里哀感化，立志为善。冉阿让化名为马德兰，当了企业家，并被推为市长。不久因暴露了过去的身份被警探沙威追捕下狱。冉阿让逃出后从坏蛋手中就出已故女工方汀的遗孤珂赛特，前往巴黎，在沙威的追捕下继续行善，并将方汀抚养成人。在1832年街垒战斗中，冉阿让释放了被起义者逮捕的沙威，沙威在感动与自身责任间矛盾自杀。革命青年马吕斯与方汀真诚相爱，但在得知冉阿让的身份时对其误解，冉阿让孤独离开。结尾处马吕斯谅解了冉阿让，冉阿让在年轻夫妇的怀里幸福死去。
《悲惨世界》记录了法国大变革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堪称史诗性作品。作品表现了雨果的历史态度：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代表着人类的正义和理想。雨果以满腔热情，抒写拿破仑遭到败绩的滑铁卢之战，歌颂1832年共和党人起义的壮丽景象。小说以马白夫、伽弗洛什等革命形象为代表，表现人民是实现理想社会的本质力量。
《悲惨世界》反映了广泛的法国现实社会生活。雨果用全知全能的笔法，多角度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作品中多达百人的人物群像共同形成社会画卷。序言中“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是理解小说主题的钥匙。
小说成功塑造了冉阿让这个人物形象，表达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理想。通过莫里哀主教的仁慈博爱，冉阿让从一个愤世嫉俗的形象转变成仁爱之人，甚至几乎是完人，沙威对他的不断迫害使冉阿让的形象更加完美。同时，冉阿让超人的体魄和传奇般的命运经历、以及对财富的毫不吝惜，也给这个形象增添了无穷的魅力。沙威的形象是变化的，他是法律的鹰犬，以责任和法律正义压制人性，但最后被冉阿让感化，沙威并不是个恶人，而是可悲的社会化异人形象。
《悲惨世界》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在现实主义层面，具有反映现实的真实性、广阔性和对现实的批判性。小说题材重大，画面广泛，人物形象的塑造基于社会现实。冉阿让、珂赛特的遭遇是当代社会的真实缩影。小说还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特性。首先人物关系和情节充满奇遇和巧合。其次，表现人物奇迹般的行为。再次，作者喜欢展示人物之间强烈的善恶对比关系。最后，对于所爱的人物，作者不惜使用充满热情和富于抒情性的语言来热情讴歌。
雨果还用大量处于游离状态的叙述、议论与抒情，达到宏大叙事效果和史诗般的风格。
 
 
第九篇 草叶集
瓦尔特·惠特曼（1819－1892）是19世纪美国杰出的诗人，其创作具有鲜明的民主色彩和乐观精神，反映出美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人民的情绪和愿望。《草叶集》是美国现代诗和现代文学的开山鼻祖。
《草叶集》是惠特曼的诗歌总集，1855年最初面世时，受到爱默生赏识，但由于内容大胆直率和形式过分新颖受学院派批判。从第一版到第九版，从最初的12首到最后400多首，诗集既是惠特曼自我心灵发展的史诗，又是美利坚民族发展、成长的历史。以“草叶”为题，寓意深刻。草叶是生命力、民主、发展的象征，与诗人的自我形象、上升时期的美国合而为一，体现了诗人关于民主和自由的理想。
《草叶集》的结构是以一个“生命有机体”的成长历程来设计的。
《铭言集》是整部诗集的总纲，点出歌唱的对象――生命有机体及其精神实质。《自己之歌》是《草叶集》中的扛鼎之作，诗人从歌唱自我开始，遍及大千世界、万物众生。
《亚当的子孙》和《芦笛集》这两辑诗，写生命体在体验异性爱情和同性友谊，象征生命体的成熟和创造。在《我歌唱带电的肉体》中，诗人认为灵肉一体，不可分割，都处在崇高的地位。《斧头之歌》讴歌普通劳动者开拓新大陆的伟大劳力，表现了诗人的民主意识。
《候鸟集》、《海流集》、《路边之歌》是生命体的发展，以旅行和游历为特征，表现了美国以及世界各处沸腾的生活。《桴鼓集》主要写生命体在战争中经受考验和锤炼，而《林肯总统纪念集》也纳入到相同的构思中，使之超出了单纯“悼念之作”的范围，提升了它的意义。《秋之溪水》、《神圣的死的低语》和《从正午到星光之夜》等辑中的生命体由中年进入老年，心境渐趋宁静，同时开始思考即将来临的死亡。
诗集中最鲜明的生命体是诗人自己，“自我”形象是一切的发端，一切的核心。
爱与死亡是自我生命体最深切的体验。《草叶集》中性爱的表现有相当分量，它与性行为、怀孕、生殖等联系起来。而死亡主题在诗人笔下是庄严神圣的。
劳动者和开拓者的形象也是自我的体现。诗人认为劳作是人的力量和潜能的巨大发挥，是这块新大陆的最实在的伟力。《桴鼓集》和《林肯总统纪念集》的内容关涉南北战争，而自我则作为战争的参与者、观察者和歌唱者。自我还是活跃的旅行者。
自我并不局限个人，诗人通过“自我”的超自然性和强烈的认同欲望，使“自我”获得更普遍的涵盖性，小我扩展为大我。自我也并不局限与特定民族，而是扩大到整个人类。
自我形象不仅是美国历史和精神的体现，还真实反映了这个民族的若干本质因素。首先是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其次是青春时代昂扬向上的豪迈精神。诗人将历史机遇与宗教想象联系起来，认为美利坚民族是上帝的选民，美洲是新天新地。
惠特曼诗歌的最大特色是绝对而完全的独创性。他开辟了自由体诗的新天地，采用词语反复、句型反复、诗段反复的手法，将一连串类似的形象、动作、场景以递进、平行等逻辑关系排列在一起，从而实现最大限度的铺陈排比。
诗人从意大利歌剧，莎士比亚戏剧，圣经朗诵以及古希腊罗马演说词的辞藻、形象、句型和声调中吸取灵感，使这种依靠内在逻辑的新节奏和韵律，产生极强乐感，雄辩色彩和磅礴的气势。
惠特曼还极大地扩展了诗歌的表现范围。在诗中大量采用日常用语，也不避俗语口语，他甚至故意使用污秽词语，使诗获得了特殊的力量。
《草叶集》是惠特曼一生心血的结晶，它的出版，标志着诗歌中美国本土风格的诞生。
 
第十篇 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俄国19世纪杰出的作家，在思想和创作上存在复杂矛盾。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充满悲剧性经历，贫穷、死刑前一刻获释、流放西伯利亚、癫痫等在他作品中留下深刻印记。代表作品有《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群魔》以及长篇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等，此外还有大量政论文章。作品中反映了作家的“根基主义”思想，即以俄罗斯民族的基督信仰为基础、以俄罗斯村社理念为指导的社会思想。
在小说艺术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小说的杂语体式发展到了极致，巴赫金将其命名为“复调小说”，即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各有不同的思想立场，以此形成多种声音，多种音调，而作家本人并不直接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心理描写的高手，把人物置于事件高潮的“门槛”上，精细描绘激烈的心理波动和思想矛盾。其心理描写是更高程度上的人类灵魂深处的状态——“人”的本质与上帝面前经受的考验中所展现的精神活动，因而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通过写人物的思想交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形象塑造达到了新的层次，使人物具有探讨终极价值的意味
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因贫穷而辍学，生活困顿，妹妹为了救济他，准备和卢仁结婚。一次在酒馆喝酒时，邻人的对话刺激了他，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了为富不仁的放高利贷老太婆，并失手杀掉老太婆的妹妹。杀人后拉斯柯尔尼科夫陷入罪恶感中，但又觉得杀高利贷是为民造福。拉斯柯尔尼科夫认识了小公务员马尔美拉多夫，并与公务员的女儿索尼娅相识相爱。索尼娅为了全家走上卖身道路，但内心纯洁而善良，对上帝信仰坚定。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索尼娅的感化下终于去警察局自首，索尼娅跟随他流放到西伯利亚。
从社会学批评角度看，小说真切描写了生活在都市底层的民众生活，拉斯柯尔尼科夫和马尔美拉多夫家的遭遇，是城市平民在沙皇俄国专制统治下的生存境况的典型。但是，这种解读仅是表面的，从文化诗学的角度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要揭示的是人在心灵中与上帝的关系，以及在与上帝关系之中所获得的价值。根据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看法，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一形象目的在于展示世界上的恶是如何产生的，真正的“罪”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犯罪，而是指精神意义上的犯罪，即对上帝的背弃与僭越。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形象反映了作者所处年代的“人神”化倾向，即人抛弃神而自己成为神。这类人忽视与他人平等的权利，自认为是天赋异秉的特殊人类，有权跨越现实的规约，甚至有终止他人生命的权力，从而走向犯罪。 
陀思妥耶夫斯基重点在写“罪”，然而却寄希望于“罚”。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罪的泥淖中并未丧失自我惩罚的能力，灵魂陷入极度恐慌和痛苦。法律的惩罚并不能真正结束精神上的危机，真正的救赎之路是皈依基督。陀思妥耶夫斯基坚信，卑微中存在伟大品格，这种品格不仅是人的神性的标志，也是启示身在“罪”中的人走向“罚”的拯救力量。在小说中，这种品格集中体现为索尼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