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视野广阔，广泛吸收世界各国文学的优秀成果。明确提出“世界文学”的思想，预告民族文学必将终结。他同时也是自然科学研究者，有“最后一位文艺复兴式的伟大作家”的称誉。 
《浮士德》以诗剧的形式写成，分两部，12111行。全剧以浮士德的思想发展为线索，写他探求真理的一生。魔鬼靡非斯托与上帝以浮士德打赌，浮士德本来是蜗居斗室的学者，老年时发现自己所学的知识毫无用处，正想自杀时靡非斯托乘虚而入，答应带他去经历人生，条件是他一旦满足，灵魂归魔鬼所有。在魔鬼的带领下，浮士德经过了与美貌少女玛格莉特的恋爱，玛格莉特为浮士德献出一切，最后身陷囹圄。第二部浮士德来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宫廷，不久对政治生活失望，转向古代，追求古典美。浮士德与海伦结合，生下欧福良。欧福良坠地身亡，海伦痛苦离去。浮士德看到汹涌的大海，产生征服大海的雄心，命令魔鬼驱使百姓移山填海，此时浮士德百岁老人，在满意中死去，魔鬼正想夺去他的灵魂，上帝却派天使带走了浮士德的灵魂。
《浮士德》取材于德国16世纪的民间传说。整部诗剧内容可概括成为两个赌赛与五种追求，即《天上序幕》中魔鬼与上帝的赌赛，《书斋》中魔鬼与浮士德的赌赛，争论的都是人生的理想问题。五种追求即学者智慧、爱情享受、事业成就、古典美和改造大自然。
浮士德形象反映了歌德对人性、人的精神内涵与境界的深刻洞察和把握。其性格具有鲜明的两重性，兼有神性与魔性，沉沦和进取的双重引力在浮士德身上并不对等，他的神性要强过魔性，其本质主导性的一面是自强不息、发奋进取、永不满足、积极向上，这就是所谓“浮士德精神”。然而魔性在浮士德追求过程中也起到巨大推动作用，恶的作用并不全是破坏。浮士德的一生是神性与魔性斗争的辨证过程，浮士德不断地寻求真、善、美，体现了肯定的精神。靡非斯托体现了恶和否定精神。
一般认为《浮士德》一部悲剧作品，运用了多种诗歌艺术体裁，包容有多种艺术形式，并将其有机融为一炉，兼有戏剧与诗歌的特点。从人物原型、故事模式到文学意象，歌德大量使用象征、典故与比喻手法，使作品极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矛盾对比也是作品的艺术特色，体现了歌德的哲学思索。 
歌德的《浮士德》是德国文学史，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笔珍贵的遗产。浮士德形象和浮士德精神不断激励后人锐意开拓，从事社会实践。在文学史上也广泛启发了后来的文学家。
 
第二部分
第一篇 唐璜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是英国19世纪初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出生于伦敦一个没落贵族家庭。
拜伦在抒情诗、叙事诗、剧诗、政治讽刺诗等领域，都取得显著的成就。《当初我俩分别》、《雅典的少女》、《她走在美的光影里》、《我们将不再徘徊》等，是拜伦抒情诗中的精品。拜伦的叙事诗有《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唐璜》以及以东方为背景的浪漫主义组诗《东方叙事诗》等系列作品。
《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是拜伦除《唐璜》外最重要的作品，写英国贵族青年恰尔德·哈罗尔德在欧洲大陆的漫游和随感，在浪漫主义文学中第一次以政治和社会问题为题材，抒发对欧洲历史的沉思，揭露神圣同盟统治下的欧洲黑暗现实，表达诗人反暴政、反侵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同时成功塑造了两个人物形象，即哈罗尔德与抒情主人公。
拜伦诗歌中塑造了“拜伦式英雄”。孤独、忧郁、叛逆的哈罗尔德形象，是 “拜伦式英雄”的雏形。“东方叙事诗”里有进一步的发展，主人公多是异教徒、海盗、叛逆者等社会边缘人物，孤独忧郁，与社会格格不入，纯粹个人式的反抗。“拜伦式英雄”在剧诗《曼弗雷德》等作品中发展到顶峰。曼弗雷德是一个超人的形象。
拜伦具有卓越的讽刺才能，政治讽刺诗中有集中体现，其矛头指向欧洲政治和社会现实，对统治阶级的镇压民族民主运动的倒行逆施给予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
未完成的长篇叙事诗《唐璜》是拜伦的代表作，可以被称为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最出色的作品之一。主人公唐璜出生于西班牙贵族之家，年轻时因爱情风波逃离故乡，遭遇海上沉船，后来在希腊岛上和海盗女儿海蒂倾心相爱，但被海盗粗暴拆散。唐璜在土耳其奴隶市场被卖到苏丹后宫，从后宫逃离后参加了1790年俄军围攻土耳其伊斯迈尔的战斗，因作战有功被送往彼得堡，最后作为俄国女皇的使节来到英国。
《唐璜》体现了拜伦极强的叙事能力，写唐璜的冒险和奇遇，情节跌宕起伏，场景变化多端，极富异域色彩。在场景的安排上，张弛有度，常有峰回路转之感。
《唐璜》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这表现在故事的传奇性以及拜伦刻意营造的传奇性氛围：离奇的故事、异域情调、层出不断的戏剧性场面，它超越了细节的真实，以绮丽的想象、炽热的主观抒情表现作者的浪漫主义追求。而这在现实主义看来，是不可信的。
唐璜性格具有蓝本唐璜的登徒子色彩，表现在长诗中，即所描写的唐璜众多的情爱经历，但是唐璜并不纯粹是浪荡子，他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的热血青年，满怀热情，见义勇为，坚守人性底线，从本质上来说，不失为正面人物。同时，唐璜的性格也并不是向高处发展变化的。
《唐璜》的积极性主要在于抒情主人公与唐璜同时的存在。叙述者的轻松闲适语调是与唐璜的漫游相适应的，而且在叙述过程中不断加以睿智的评论，深刻地讽刺和批判了欧洲社会的许多方面：暴君的专制、后宫的淫荡、战争的残酷、社会的虚伪、道德的沦丧等。拜伦本人的气质充分反应在长诗中，亲切风趣与尖酸刻薄议论并存。
长诗的基调是讽刺挖苦的，作品反映的哲学思想交杂着悲观和乐观的成分。
 
 
第二篇 叶甫盖尼·奥涅金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赞誉他是“俄国文学之始祖”，“伟大的俄国人民诗人”，一语中的。
普希金出身于俄国一个世袭贵族家庭。作品有反对专制暴政、歌颂自由的政治抒情诗，如《自由颂》、《致恰达耶夫》等。南俄期间的作品有《高加索俘虏》、《强盗兄弟》、《茨冈人》以及大量抒情诗，并开始创作《叶甫盖尼·奥涅金》。1830年在波尔金诺，诗人完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三章、短篇小说《别尔金小说集》、四部小悲剧等，达到创作的又一高峰。
普希金对俄国文学的发展意义重大。首先，为俄国的诗歌语言做出规范化努力，将俄罗斯民间口语锤炼成诗歌语言，真正实现了语言的民族化。普希金的小说创作真正继承了欧洲小说传统的杂语体式，使不同叙述声音在同一文本中的并存。其次，展现了真正的俄罗斯的民族生活。他创作了一系列真正具有俄罗斯特色的人物形象，使俄罗斯文学开始真正地转向民族现实生活。再者，奠定了俄罗斯文学基于宗教精神的人道主义创作基调，对小人物的关怀，对善的理解等均是体现。
彼得堡贵族青年叶甫盖尼·奥涅金厌恶了贵族社交生活的空虚无聊，为继承叔父的财产来到乡下，结识了女地主的女儿达吉雅娜，达吉雅娜对奥涅金表示热烈的爱情，他却冷淡拒绝。不久，奥涅金出于恶作剧调戏了达吉雅娜的妹妹奥尔加，这导致他同奥尔加的未婚夫同时也是他挚友的连斯基决斗，并杀死了连斯基。发生了这样的惨剧后，奥涅金不得已离开庄园，四处漂泊。后来回到彼得堡，发现达吉雅娜嫁给一老公爵，成为社交界的贵妇，他对她的感情热烈起来，不断追求达吉雅娜，达吉雅娜虽仍爱着奥涅金，但以自己必须忠实于婚姻拒绝了奥涅金。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的代表作，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次展现了广泛而纯粹的俄国民族生活，被别林斯基称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是俄罗斯民族文学成熟的标志。
主人公奥涅金由于其典型性成为俄国文学中一类独特形象的代表，即“多余人”。普希金敏锐觉察到当时俄国社会存在的一类青年，即感知到时代风暴，又找不到合适的出路，只能陷于彷徨无措之中，因此，奥涅金是具有时代性的矛盾人物。出身贵族，却又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奢靡，试图改变现实，却缺乏行动的勇气，有进步思潮的感染，但又摆脱不了贵族习性，因此，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空有才智却无法找到社会的地位，成为不容于所有阶层的“多余的人”。
奥涅金是真正属于时代的、民族的成功艺术形象。奥涅金不同于哈洛尔德的幻灭、于连的反抗、莫尔索的弃世，他对生命一直有希冀，只是缺少行动能力，玩世对待，但他一直在寻找自我存在的感觉，反映了俄国19世纪20至3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在改革失败之后所陷入的悖谬性处境。
达吉雅娜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丰满的拥有“俄罗斯灵魂”的女性形象，带有浓厚的民族性同时又是理想化的。达吉雅娜的心灵是丰富的，生活在现实中，灵魂却又超越了现实。受民间文化和西方感伤小说的影响，她纯朴善良美好，富于幻想而又耽于浪漫。
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在长诗体裁的基础上，采用了小说的杂语对话风格，即作者、抒情主人公、叙事主人公的声音并陈，构成了类似复调式的杂语形态，而且他们的立场并不大一致，在彼此的对话与争辩中使交谈渗透到内部，构成对话，巴赫金称之为“他者风格”。
 
第三篇 红与黑
司汤达（1783－1842）是19世纪中期法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一生崇敬拿破仑，长期追随拿破仑的军旅生活，为以后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司汤达的作品有文学批评著作《拉辛与莎士比亚》，小说《阿尔芒斯》、《红与黑》、《巴马修道院》和《吕西安·娄万》（未完成），中短篇小说集《意大利遗事》等作品，其作品深刻揭露19世纪法国复辟时期复杂的阶级矛盾，表现出鲜明的进步思想倾向。
《拉辛与莎士比亚》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个纲领性理论文件，提出文学要适应时代潮流，反映时代生活，感动同时代的人。被认为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个纲领性理论文件。《巴马修道院》是司汤达重要的作品，法布利斯一生的经历和理想幻灭的过程，实质上反映了王政复辟时代法国的现实。
于连是维立叶尔小城一家锯木工厂小业主的儿子，酷爱读书，崇拜拿破仑，但因王政复辟的现实，转而学习神学，以求扬名。德·瑞那市长请于连给孩子当家庭教师，于连出于报复市长和锻炼自己胆量的冒险心理，与市长夫人发生暧昧关系。事情败露后不得不进入贝尚松神学院学习，后又因院内党派斗争离开省城，到巴黎给木尔侯爵当私人秘书，并博得侯爵女儿玛特儿的好感。正当于连沉醉在暂时的成功时，市长夫人的告发信使一切希望成了泡影，于连在愤怒下枪杀市长夫人。在监狱中得知夫人是教士强迫下下的，悔恨不已。于连不愿申诉，最后上了断头台，三天后，市长夫人也抱着孩子离开人世。
《红与黑》成功塑造了于连这个平民知识青年个人奋斗的典型。受法国大革命和启蒙思想的影响，于连认为个人才智是社会竞争的唯一准则，通过个人奋斗可以在社会上出人头地，这种思想支配着他所有的感情和行动。于连身上体现着以个人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这决定他和封建社会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于连的悲剧是时代错位造成的必然结果。
于连的悲剧也有自身性格的原因。自尊、勇敢、真诚而又自卑、怯懦、虚伪的矛盾统一体决定了他一方面岌岌于功名，甚至为向上爬而不择手段，另一方面又为自己出卖灵魂的行为而痛苦，这使他在个人奋斗的路途上进退维谷，犹豫不定。同时，于连身上的浪漫激情，个人价值绝对化，遇事易冲动，也是造成悲剧的原因。
于连的悲剧在哲学层面上反映了人类在自我发展中经常面临的悖论。人人渴望实现自我价值，但自我价值的实现不应该以丧失本真的自我为代价。
司汤达对社会洞察敏锐，又能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红与黑》深刻反映和批判了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社会现实，着力描写的贵族复辟势力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权和经济领域展开的激烈斗争。司汤达虽坚守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理想，但他对资本主义化也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态度。
《红与黑》作为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艺术成就突出。 
首先，深入广泛地反映了复辟时期法国社会的现实生活，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红与黑》反映了1814-1830年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法国社会现实。“红”象征拿破仑时代法国大革命的热血和丰功伟绩，“黑”代表复辟时期王朝和教会的黑暗。司汤达描写环境制约下人物必然采取的行动，动态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及其发展。